一、寫篇小文來賀壽
總覺得時間尚早，再等等，再等等，時間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流水般地遷延過去了。可是今天中午，當我在書架上再一次看到我的碩士生導師楊壽堪教授的六巨冊著作《哲學何為——楊壽堪學術論叢》時，竟驚出一身冷汗來！啊，這2013年過得可真夠快的啊，仿佛還在年頭，轉瞬之間就要到年尾了，猛然想起自己的一個承諾，今年必須做的一件事來，怎么能不驚出一身冷汗來呢？
最近這些年每次到北京去，總要到北京師范大學去看看我當年的碩士生導師楊壽堪教授。每次都高談闊論，相與甚歡。然而，不知不覺間，我也感覺到時間的迫促了。楊老師是1933年生人，人生易過，不經意間楊老師已經是接近八十歲高齡的老人了。前年一次是在冬天，我又到北京開會，事先約好師兄嚴春友教授，一起去看楊老師。言談之間，我覺得楊老師馬上就八十大壽了，我們師兄弟能否聚集起來給楊老師祝個壽怎么的，雖然我們師兄弟沒有干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也算不辱師門。楊老師聽了我的建議，微笑著說，沒有這個必要吧。我揣摸楊老師的意思，大約是我們師兄弟中間既沒有人做大官也沒有人賺大錢，如果真要做起來，難免有花消，楊老師于心不忍。這可能是一個方面。但更重要可能是另一方面，楊老師特別尊敬的北京大學的張世英先生還健在，已經九十多歲了，也許在楊老師看來，要做壽也只能跟張先生做，無論如何是輪不到自己的。我有時想，正是因為楊老師有這樣的想法，楊老師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已經老了。老師尚在，焉能稱老？正是因為楊老師對做壽不表贊同，再加上嚴春友師兄不久即將出國赴意大利利瑪竇故里主持孔子學院事宜，會長期不在國內，此事遂告寢。我當即在心里作出一個決定，等再過一年，到2013年，這一年楊老師八十大壽時，我必撰寫小文一篇，敘述楊老師對我的教誨，以及我與楊老師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交往，以為楊老師的賀壽之禮吧。
2012年，在師妹路淑英博士的協助與努力之下，楊老師一生的學術成果終于匯集成六大冊，取名為《哲學何為——楊壽堪學術論叢》，由廣州出版社出版。次年四月我收到了路淑英博士寄來的書，裝幀十分典雅，令我非常喜愛。封面用的是雅典學園圖，令人恍然置身于智慧的園地里。打開封面，印入眼簾的是楊老師的半身小照，親切近人，中庸平和，目光炯炯，一派哲學人氣象。然后是楊老師精心粘貼的一張宣紙，宣紙上面是楊老師工工整整地用毛筆撰寫的正楷贈言：“茲送上《哲學何為：楊壽堪學術論叢》共六本，請魏敦友學友存正 楊壽堪 二零一二年二月”。外加鮮紅的印章。獲贈此書，深為高興，連忙日以繼夜地一本一本地閱讀，深感楊老師一生在學術上多有創獲，于是深悔自己在二十多年前沒有認真研究楊老師的著作，當時更沒有意識到學術薪火相傳的重要性。想起來，這大概與現代大學制度有關。傳統的學問靠師徒之間口耳相傳，因此師生關系極親密，但現代大學制度似乎將知識公共化了，知識在講堂上流轉，再沒有師生之間的口耳相傳，于是師生之間的親密關系似乎變得無所謂了。雖然名義上存在著導師制度，其實所謂導師大多是沒有學問的人，而就算學生運氣好，碰到了有學問的導師，學生也往往不以為意，不去認真研究導師的著作與思想。我覺得自己運氣好，碰到了楊老師，楊老師是有學問的人，可惜我當時沒有意識到學術傳承的重要性，而今真正是悔之晚矣。現在我身在南疆邊陲，與楊老師相隔千山萬水，不能常聞楊老師親口教誨，不免內心寂寞，然讀楊老師其書，想楊老師其人，仿佛之間又如與楊老師親切晤對，非常愉悅。楊老師在第六冊的最后《我的心愿》中這樣說：
“半個世紀，在整個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不過是一剎那，但對于一個在其中辛勤耕耘的人來說卻又是不平凡的難忘的歷程。半個世紀來，我從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自認為教學上勤勤懇懇，學術研究上不斷探索與追求，但成績平平。每當夜深人靜閉目沉思，常常以自己一生沒有做出偉大業績而慚愧與自責的時候，我想起文藝復興之父彼得拉克的一句名言：‘人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該滿足了。’以此聊以自慰。”
在無數個樹影婆娑、夜深人靜的時刻，我一遍又一遍地誦讀楊老師的這段話，體會楊老師寫出此段話時的心境，猛然感悟到楊老師在年輕的時候必有一番大抱負，那該是何等的書生意氣啊，然而時運不濟，心事終難遂，想到這里，只覺得內心深處有一種大悲愴如潮水般涌來，不知不覺地，禁不住眼淚就流出來了……
二、我賴上了楊老師
我與楊老師的師生緣是我今生最重要的財富。如果從1988年開始算起的話，那么到今天已然有二十五年了，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時間在恍惚之間竟然就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
時光返回到1988年，那年我本科畢業。我們1984年9月進入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的60名學子，經過了四年的哲學修習之后，即將分別了。按照當時學校的相關規定，我們這個班有百分之五的推薦免試研究生名額，這意味著，我們將有三名同學可以留在系里直接攻讀碩士學位。系里按照我們的平時成績排名，最后我成為三名推存免試的學生之一。我本來不想接受碩士推免的，因為我心中一直有一個北大夢，本科時沒有實現，所以很想利用研究生這個方式實現。但當時分管研究生的副系主任袁老師找我談到話，希望我就留在北師大繼續讀研究生。我接受到袁老師的建議，不過我對袁老師說想跟楊老師學習西方哲學。袁老師說今年楊老師不招研究生，最好考慮其他導師。我說我正好想先離開學校出去工作一年，能否上楊老師明年的研究生。袁老師說這可以考慮，只要楊老師同意完全沒有問題，至于先出去工作一年的事情學校可以幫助聯系。
那時候楊老師正好做哲學系系主任，有一天，我就到系主任辦公室去找他。楊老師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總是面帶笑容。他見到我就說，袁老師前幾天已經跟我說過你的事情了，但是你為什么想跟我學西方哲學呢？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很好嗎？也還有其他一些專業可供選擇呀！楊老師是當時哲學系大家公認的最有學問的人，但這個意思我沒有跟楊老師說，我跟楊老師說了另外兩點。我對楊老師說我想學習西方哲學主要是受到兩個人的啟發。一個是恩格斯，一個是李澤厚。恩格斯說過，要想學好哲學沒有別的辦法，最好的辦法就是學習哲學史。李澤厚說過，學習哲學最好學習西方哲學。因為我很早就將哲學作為我的人生追求，所以在專業的選擇上學習西方哲學就是必然的選擇了。何況，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反思與文化批判風起云涌，李澤厚的影響力如日中天，這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我們年青人的思想取向。楊老師聽了我的話，笑了笑，對我說，我同意你跟我學習西方哲學，但是今年已經沒有名額了，那就明年上吧。至于工作的事情等著系里聯系。我很高興地對楊老師說，這正是我的想法，我想出去工作一年，積累一些社會經驗，我就等著系里的消息吧。
我告別楊老師后就等著系里的消息。但是進展不很順利。系里聯系的老師幾次對我說，北京的一些單位對你去工作很歡迎，可是人家一聽到你只去工作一年就走人，立馬就猶豫了。你能否同意碩士畢業后留在工作的單位呢？我說我畢業后大概會回湖北，因此不同意，事情就僵在那里。畢業的時刻臨近了，同學們都在準備著離校，而我的事情沒有著落，難免十分著急，幾次在系里見到楊老師，楊老師總是對我說，好事多磨，好事多磨。聽了楊老師的話，心情好了一些，但畢竟少年不更事，禁不住焦慮不安。系里有不少熱心的老師也幫我聯系工作。印象特別深的是陳仲華老師，陳老師是一個熱心快腸的人，有一次在校園的路上碰到我對我說，知道了你想先工作再讀書的事，這樣很好，先積累一些人生經驗對學習哲學是有幫助的。至于工作的事情，我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陸學藝先生熟悉，前幾天我跟他說到你的情況，陸先生說愿意幫忙，社會學所在山東某地有一個社會調查基地，如果你愿意的話可以去那里暫時呆一年。陳老師的話很使我有些心動。我跟楊老師說了這個情況，楊老師似乎認為社會學與西方哲學畢竟有點遠，不是很贊成，我也就猶豫起來了。正好在這時，系里跟我說，有一所北京醫學專科學校，在當時的順義縣，去年剛開始招生，愿意接收我，問我愿意不愿意去。我連忙跟楊老師商量，覺得這地方離北京城不遠，而且是學校，利于讀書，可以去。于是就決定去了當時的北京醫學專科學校。據當時的同事說，這所學校今天已經不存在了，已并入到首都醫科大學成了順義教學部了。
清楚地記得那是六月底七月初的一個上午，同學們都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在空落落的宿舍里，這時突然接到系里的通知說北京醫學專科學校派人來接你了，要我做好準備。大約九點鐘左右，一輛紅旗牌小轎車停在了我的樓下，來了北京醫學專科學校的兩位人事處的處長。楊老師也來了，當他看到紅旗牌小轎車來接我時，笑著說，魏敦友坐紅旗牌小轎車了，要做大官了。在場的人都跟著笑了起來。因為大家都知道，紅旗牌小轎車曾經是大官們的坐駕，現在已經并不時興了。從這里可以看到楊老師極幽默的一面。
就這樣，我隨著兩位處長坐上紅旗牌小轎車出發了，先到教育部辦了一點事，然后經過天安門一路向東，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到了北京醫學專科學校。雖然我在這里只不過工作了一年多的短暫時光，但它卻成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頁。因為在這里我極真切地體驗到了人生的快樂、美好、恐懼、虛無、失落、絕望、期待等等情緒。當時我二十出頭，沒想到經歷了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事變。人心惟危，我幾受牽連，最后幸好平安無事，后來知道好長時間楊老師因此忐忑不安，很使我過意不去。通過這次事變，我看到了人性的多個維度，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與邪惡、美好與丑陋、真誠與虛偽。當我終于順利地離開這所學校再次見到楊老師的時候，楊老師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我永遠記得楊老師反復說的一句話，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
三、楊老師教我讀康德和黑格爾
大約1989年10月下旬，我從順義縣回到母校開始了新的生活，雖然坐紅旗牌小轎車去，很風光，坐一個順風貨車回來，很落魄，但心里面還是很高興的，畢竟，又可以很長時間跟楊老師在一起了。
返校后跟楊老師在一起又三年，現在想來最大的收獲是楊老師教我認真研讀了康德與黑格爾。還在讀本科的時候，我就讀過康德和黑格爾，但對康德不太明白，不是很喜歡，而對黑格爾卻感到親切有味，特別喜歡。記得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在圖書館借閱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碰到一位高年級的學長，他跟我說，你現在不能看康德的這書，你看不懂的，過幾年再看吧。我不聽他的，偏要借來看。我當時借的是藍公武先生的譯本，全書幾乎全部用文言文翻譯而成，讀了好長時間不明所以。想起那位高年級學長說的話，覺得他是對的。但我還是很不服氣，心想不就是一本書吧，有什么讀不懂的！于是又讀了好長時期，再結合“西方哲學史”課堂上老師的講解，慢慢明白康德似乎講得是人類知識的邏輯構成，偏向于共時性的要素分析，我因此而對所謂“何為理性”有了一定理解。但這次閱讀康德的經驗增加了我對他的敬畏之心。
因為讀康德不是很愜意，于是改讀黑格爾。先試讀他的《哲學史講演錄》，覺得眼前一亮，時空架構，邏輯排列，字字句句，明白曉暢，令我十分著迷。如他在“開講辭”中開篇就說：“時代的艱苦使人對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為這些利益而作的斗爭，曾經大大地占據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為這種艱苦環境所束縛，并且部分地被犧牲在里面。因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現實，甩以它不能轉向內心，回復到自身。”（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頁。）又說：“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學的第一個條件。”（同上，第3頁。）“哲學不是夢游者的囈語，而乃是清醒的意識。”（同上，第42頁。）黑格爾的著作中通篇都是這樣的句子，于是一本本地讀黑格爾，從《小邏輯》到《大邏輯》，從《歷史哲學》到《美學》，從《法哲學原理》再到《精神現象學》。在大學三年多的時間里，我幾乎每天與黑格爾為伍，腦海里全部被黑格爾的句子所占滿了。但是讀《精神現象學》時覺得有些費勁，很渴望能對它進一步理解。
楊老師是我國德國古典哲學知名專家，尤其在康德和黑格爾兩位哲學家上面用力多，創獲也多。第一學期楊老師給我們開了一門研究課“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研究”。當時聽課的研究生除了楊老師的兩個研究生我和魯路之外，還有其他專業的大概有十多人。記得楊老師是在系里的一個小會議室里講課。因為我在本科階段讀過一段時間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有一些準備，但不明白的地方很多，正好借此機會進一步理解康德。這時楊老師和北京大學張世英教授合著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出版不久，正好作為我們學習的教材。楊老師的講課方法既有宏觀的整體敘述，也有微觀的一章一節的講解。我一邊聽楊老師講理，一邊再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學期過去了，自覺豁然開朗之處頗多，而深感晦澀難懂處也還是不少。但不管怎么說，這次閱讀經歷是在楊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的，腦海里自覺從原先的晦暗狀態逐漸明亮起來了。
楊老師講完“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之后，本來沒有再安排什么課的，一次我在系里見到楊老師，對楊老師說，我很喜歡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本科的時候讀過，但不明白之處很多，你能否給我們開門課“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楊老師聽了我的話很高興，連忙說好啊好啊，下周就開始上課。這次上課的地點安排在哲學史教研室，面積很小，大概只能坐七八個人的樣子，幸好學生就我和魯路兩個人。每周有一個下午，大概三點鐘，我和魯路到哲學史教研室，一般是楊老師早到了，等著我們兩個。這次上課用的是賀麟先生和王玖興先生翻譯的版本。楊老師正襟危坐，娓娓道來，我和魯路兩個，一邊聽一邊做筆記，整個教研室，靜悄悄的。我現在還記得夕陽西下時金色的陽光透過窗戶射進來落在楊老師古銅色的臉上。這時，我就在金色的陽光中凝視楊老師。楊老師的頭發已經全部花白了，顯示出楊老師已經飽經了人世的風霜。但楊老師精神極矍鑠，雙目炯炯，氣象凜然。楊老師的形象就這樣永遠定格在我的心里。每次大概兩個半小時。不過很遺憾，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因為楊老師行政工作忙吧，這個課大約只上了三分之二就結束了。余下的部分，楊老師要我們自己讀。這門課我不知魯路感覺怎么樣，我自己則有云開霧散的感覺。正因為楊老師的這次課，我更加喜歡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一書，而其中的一些句子在我腦海里永難磨滅。如他說：“惟有精神的東西是現實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5頁。）又說：“真理不是一種鑄成了的貨幣，可以現成地拿過來就用。”（同上，第25頁。）又說：“一個不曾把生命拿去拚了一場的個人，誠然也可以被承認為一個人，但是他沒有達到他之所以被承認的真理性作為一個獨立的自我意識。”（同上，第126頁。）又說：“被概念地理解了的歷史，就構成絕對精神的回憶和墓地，也構成它的王座的現實性、真理性和確定性。”（下卷，第275頁。）
楊老師的這兩次課對我的思想影響極深遠，對我如何讀原著具有引領性的作用。其時楊老師的另一部專著《黑格爾哲學概論》出版了，楊老師還親自送了我一本，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本中國極重要的黑格爾思想體系的研究著作，大致上讀了一遍就放下了，實際上也放下了對黑格爾著作的閱讀與研究，因為這個時候我心已他騖，移情到莊子哲學及海德格爾等現代西方哲學家了。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對古典哲學還沒有完全吃透的情況之下就冒然轉移領域必然會帶來很大損失。很多年后，我偶然讀到楊河和鄧安慶兩位學者在《康德黑格爾哲學在中國》一書中針對楊老師的《黑格爾哲學概論》一書這樣寫道：“楊壽堪在該書的‘后記’中，謙虛地表示：‘本書談不上對黑格爾哲學有什么深入研究，只能算做是自己在教學和學習中的一些粗淺的體會和看法。’實際上，該書正是我國學術界對于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深入的一個體現，同時，它也是一個總結，因為該書以它的全面性反映出了過去我國學術界在黑格爾哲學研究上的成果、問題以及作者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楊河 鄧安慶：《康德黑格爾哲學在中國》，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頁。）這一評價令我十分震驚，我本來有很好的條件循著楊老師的學問路徑繼續往前走的，但是我錯過了。后來我從楊老師這里畢業后到武漢湖北大學工作，不久進武漢大學從楊祖陶先生和鄧曉芒教授做博士生，聽過鄧老師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課，再后來到復旦大學聽過俞吾金教授和張汝倫教授的“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課，本來也還有機會循此路徑不斷前行的，但也可以說是時運不濟，我一次又一次地錯過了，以致于后來的學問之路越走越偏了。好在我畢竟以法哲學為志業，算是沒有完全離開楊老師的學問路徑，我多次向楊老師匯報自己的研究心得，也得到楊老師的稱許。2010年，我的書《當代中國法哲學的使命》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后，那時楊老師在北京師范大學珠海校區工作，我還專門到珠海將這本書送給了楊老師并希望楊老師寫一篇序言以便該書再版時用上，楊老師很快就寫出來了，我想在再版時就會用上的。2011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書《當代中國法哲學的反思與建構》，楊老師是我這本書的三個題獻人之一。另外兩位分別是武漢大學的楊祖陶教授和復旦大學的俞吾金教授。我想以此表明我的學問是傳承有自的，而楊老師是我非常重要的學問源頭。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說：“學問向前，在遙遠之進程中，自不免許多意料不及之支節曲折，錯歧復雜，有違初心者。”（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頁。）每次讀到這段話，想起自己的學思進程，總不禁感慨系之矣！
在楊老師招收的碩士研究生里面，我是第四屆學生，其中第一屆是甘紹平和嚴春友，是我最熟悉也是對我最友好的兩位師兄。我本科還沒有畢業的時候，他們兩位就已經碩士畢業了，所以我一般平時都稱他們兩位為老師的。他們當時都留在了北京師范大學工作，甘紹平師兄留在哲學系，嚴春友師兄先在政教系，再后來也調到了哲學系。甘紹平師兄還當我一年的班主任，不過他很快就考上了北京大學張世英先生的博士生，不久又赴德國留學，剛開始我們還有聯系，但后來聯系慢慢少了。因此在國內聯系最多的是嚴春友師兄。本科即將畢業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他住在西北樓二樓，極逼仄，現在難以想象，當時春友師兄已成家，還與另外一教師合住一間房。但春友師兄很淡然，他當時已和王存臻聯合提出宇宙全息統一論學說，在全國很有影響。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兩位師兄在學問上皆已卓然有成。甘紹平師兄在德國十多年，浸淫于德國哲學與文化的輝煌燦爛，并由西方哲學的研究過渡到應用倫理學的研究，今天是我國重要的倫理學家。嚴春友師兄一直在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西方哲學，后由西方哲學的研究過渡到美學的研究，有很多理論創獲，而且是他的文字極優美，詩情畫意，文思合璧，自樹一格。總之，這兩位師兄繼承了楊老師的學問傳統并加以發揚光大，各自分別走出了一條寬廣的學思大道。
最近偶然讀到著名作家余華的小說《兄弟》，他在“后記”中這樣說：“寫作就是這樣奇妙，從狹窄往往寫出寬廣，從寬廣開始反而寫出狹窄。這和人生一模一樣，從一條寬廣大路出發的人常常走投無路，從一條羊腸小道出發的人卻能夠走到遙遠的天邊。所以耶穌說：‘你們要走窄門。’他告誡我們，‘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我想無論是寫作還是人生，正確的出發都是走進窄門。不要被寬闊的大門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沒有多長。”（余華：《兄弟》，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31-632頁。）由余華這段話，我猛然想到自己這些年沒有走窄門，而迷惑于寬門大路，而甘紹平和嚴春友兩位師兄走的恰恰是窄門，他們因此越走越寬，而我卻越走越窄。其實楊老師的學問本身也走的是窄門。他早年一心一心專注于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中晚年學思及于現代乃至于當代思想，我觀覽楊老師的六大冊著作，他繼承了張世英先生和苗力田先生的學思傳統，而以康德和黑格爾為中心，遠溯及于古代希臘哲學，再追蹤到現代西方思想，可見楊老師走的是窄門，得的是大道。念及于此，心中不禁奮發，此后當一意走窄門，冀以未來的學思大道長而寬也。
四、“我的學生魏敦友是中央委員！”
我1992年碩士畢業后離開北京到武漢湖北大學哲學研究所工作，與楊老師的聯系自然就少了一些。這個研究所是北京大學張世英教授創辦的，旨在研究德國哲學，其時有張志揚、朱正琳和陳家琪三位中青年學者在當時的中國學界頗引人注目，我之所以到這個所主要就是因為他們三位的影響力。然而不巧的是，當我到達這個所后，發現他們正在做離開的準備。果然不久，朱正琳回到了北京，張志揚、陳家琪二位則遠走海南大學。所里一下子顯得空蕩蕩的，再加以此時席卷全國性商潮驟起，幾乎無人不商，學術思想一瞬之間頹然掃地矣。彷徨了兩年，幸好如愿到武漢大學隨楊祖陶先生和鄧曉芒教授讀博士生，因此終于免于學問之路上的徹底沉淪與墮落。楊老師得知我的情況，很欣慰。
經過三年多的辛勤努力，完成了博士論文《胡塞爾現象學對實體主義的超越及其意義研究》。這篇東西經過加工整理后準備出版時，我想起楊老師對我的教導，希望楊老師能給我的書寫出一篇序言。楊老師很爽快地答應了，而且不久就寫出一個長篇序言給我寄來，令我十分感動。楊老師不改他的一慣本色，總是很謙虛，他在在序言中說他自己對現象學沒有什么研究，其實他的看法非常深刻，他立足于西方哲學的整個發展過程立論，對我的論文加以評點，使我深受教益。不幸的是，我沒有在這個窄門處繼續往前走，因為偶然的變故，我從哲學到法學，看起來是一條光明大道，其實是一條幽暗的學思旅途。再后來，我離開了學術的主流，自我流放到了學術的偏僻之地，開始了漫長的沉潛幽思之路。
在我的學思之旅左右彷徨之際，楊老師從教學崗位上退下來了。有好長時間楊老師應邀到北京師范大學珠海校區工作。我兩次專程到珠海看望楊老師。其中與楊老師談起自己的學問進程，楊老師對我的法學轉向很寬容，反復說中國的法學理論需要根據時代的進步來構造，囑我利用自己的哲學思想思考法學問題，建立法學理論，而不能滿足于當下法學理論的浮詞淺語。楊老師說話總是很平和，很寬容人，但言外之意很深刻。我想起1998年有一次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看望甘紹平師兄，在所里碰到梁志學先生，梁先生見到我很高興，因為此前不久梁先生看過我的博士論文，有些好評，還專門給楊祖陶先生寫了封信表揚我。當他知道我將轉向法哲學的研究時很興奮，對我說，中國的法學理論首先要掏掉列寧主義的基礎才能進步，并說自己正準備做這項工作，要我和他一起做。梁先生曾經是有名的右派，立場觀點鮮明，我的楊老師是另一種風格。這兩種風格雖然表面上不一樣，但都是真誠之心的自然流露，因此都是我喜歡的。
楊老師的確是很寬容人的，但也可能說是一種基于政治上的謹慎。我清楚記得1990年的一天晚上，大約八點鐘，我有事到楊老師家。正好見到一個顯得很年輕的人在和楊老師說話。我就在旁邊坐下來。過了一會兒，系里面的王德勝老師來了。王德勝老師是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專家，人高馬大，氣勢逼人，當時在國內已很有學術影響力。因為楊老師正和那人談話，所以王德勝老師在我的旁邊坐了下來。慢慢地，我聽明白那人說話的意思了。原來他是想寫一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因為他的副教授職稱還沒有解決。他找楊老師就是想要楊老師指導一下寫出一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并爭取發表在一個好刊物上。這個時候正好是國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高峰期。突然王德勝老師嗖地一下站了起來，對那個人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輪得到你來寫嗎？人家專門有自己的寫作班子！就算你寫了，也發表不了，就算發表了，也不可能因此評上副教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是論文嗎？有理論價值嗎？王德勝老師這樣劈頭蓋臉地對那個老師訓了一頓，氣呼呼地對楊老師說，楊老師，本來來找你是有事的，但你們繼續談吧，明天我到系里去找你了。說完就從楊老師家里揚長而去。這是王德勝老師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可惜以后我沒有與他有任何交往。王德勝老師走后，楊老師對那人說，這個題目還是可以寫的，關鍵在于你怎么寫。那個人有點呆若木雞的樣子，再坐了一會兒就走了。我問楊老師，這個人是誰呀？楊老師告訴我說，他是楊老師五十年代大學的同班同學，現在出版社工作，因為沒有寫什么文章，職稱一直上不去，所以今天來就談這事。我問楊老師，他怎么顯得這么年輕啊？楊老師說，他保養得比較好。聽了楊老師的話，我看著楊老師滿頭銀絲，想到楊老師這些年來勵志苦學，終有所成，而并不自恃，能寬容愛人，感慨不已。
因為楊老師很長時間在珠海工作，我多次去北京就無法見到楊老師，后來楊老師終于從珠海回家，于是又有了許多見面的機會。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利用一個空檔去看望楊老師，正好楊老師剛從珠海回來，楊老師紅光滿面，氣色很好。楊老師這回一見面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不久前在廣東老家的時候，一幫老朋友在一起閑談，有人問楊老師可有什么杰出的學生啊？楊老師告訴他們說，我的學生魏敦友是中央委員！楊老師說完這話，一臉高興的樣子。我馬上對楊老師說，我這個中央委員不比那個中央委員，既無權也無勢的，完全是廣西民進的同志們出于好意推舉我的，并不是因為我有什么真本事。我還告訴楊老師說，因為我姓魏，與偽諧音，廣西同志平時都叫我“魏（偽）中央”呢，也還真巧，我們廣西有一位姓曾的同志也是中央委員，大家都叫他“曾（真）中央”呢。楊老師哈哈笑說，那沒有關系，反正是個中央委員沒錯吧。又對我說，他的廣東的朋友們聽了這個話很羨慕呢。楊老師根本不顧我要他不要叫我中央委員的請求，在大庭廣眾之下，楊老師見到我總是說，啊，中央委員來啦！弄得我哭笑不得。但是看到楊老師幽默開心的樣子，我心里其實又是很高興的。
楊老師又對我說，我這些年好像很有名氣呢，都是你們幾個學生促成的。我聽了楊老師這個話感到很奇怪，楊老師本來就很有名氣啊，怎么是因為我們幾個學生呢，應該是我們學生們受惠于楊老師啊。楊老師對我說，不然。并舉甘紹平為例。甘紹平的確是我們師兄弟中對德國思想體會最深的人，他留學德國多年，心無旁騖，終于學有大成。但甘師兄對老師恭敬有加，人人都知道甘紹平是楊老師的學生。楊老師又說有一次到廣州開會，弄會務的其中一個同學接楊老師，問楊老師嚴春友可是您的學生？楊老師說是啊，你知道他？那學生問，嚴春友創立宇宙全息統一論，了不得，那他的老師一定更加了不得了啊！楊老師說到這里又禁不住哈哈笑了起來。慢慢地說到了我。楊老師說有一次走在校園里，在路上無意之間碰到一個年青人，對方自稱是法學院的教師，問魏敦友是您的學生嗎？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里面提到了您是他的老師呢。楊老師說到這里，問我說，你能說不正是因為你們幾個我才有名氣嗎？我忙對楊老師說，我不能跟甘紹平和嚴春友兩位比，我還需要進一步努力呢。
楊老師就是這樣，他為自己學生們的點滴成績而高興，這一次我與他的見面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事情，楊老師簡直高興得象一個兒童……
五、楊老師的三次痛哭
我的碩士生導師楊壽堪教授，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是一個理性平和的人，是一個寬容愛人的人。但這并不意味著楊老師八十來年的個人生活是一帆風順的，恰恰相反，在我看來，楊老師的這些美好品質正是建立在對于生命悲劇性的體驗之上。
2012年3月間，我到北京中央黨校學習了一個月。臨離開北京之前，我聯系好楊老師，要來北京師范大學看看他。楊老師聽了很高興。為了和楊老師多聊一會，我特地訂了當天下午五點多鐘從北京到南寧的火車票。到達楊老師家里的時候，大約十點半，楊老師已經等候我多時了。楊老師氣色非常好，因為楊老師的六大本著作剛印刷出來，所以就拿出來放在書桌上給我看。雖然師妹路淑英博士年前給我電話說要寄書給我的，但這時我還沒有收到，因此興奮不已，趕緊看。電話中路淑英博士對我說過印刷得不好，本來可以印刷得很好的。我本以為質量不太好，但當我看到書時感到非常漂亮，很激動。楊老師非常滿意。并告訴我說目前已經寄給了學術界一些老前輩，包括我的博士生導師楊祖陶先生。我忙告訴楊老師說，我前幾天收到師母肖靜寧教授的郵件，特別囑咐我要我向您表示祝賀和感謝呢。
這厚厚的六大冊著作凝聚了楊老師一輩子的心血，但楊老師覺得不滿意，總覺得人生易過，很多想做的事情還沒有來得及做。說著說著，楊老師的神情不禁有些黯然起來。楊老師告訴我說，你知道嗎？楊百順老師前不久去世了。我聽到很震驚，楊百順教授教過我西方邏輯史，是我國這方面的知名教授。但我跟楊百順老師沒有個人交往。楊老師繼續對我說，他跟楊百順老師同學、共事近六十年，這些年中國的政治形勢忽左忽右，學人受盡折騰，但與楊百順老師從無介蒂，兩個人總是相互支持，因此有著極深厚的感情。楊百順老師可能因為在臨退休之前出版的一本比較邏輯史著作受到別人的批評，從此再不與外人交往，近二十年來獨來獨往。楊老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總想不出什么好辦法幫他解脫。據說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楊百順老師也不愿意去醫院，逝世前囑咐家人一切從簡，甚至連一起同學、共事近六十年的楊老師也不知道楊百順老師已經離開人世了，而楊百順老師的家不過與楊老師的家只隔著一個單元。楊老師告訴我說，他還是從別人那里無意之間聽到楊百順老師去世的消息的。楊老師連忙到楊百順老師家里慰問，楊老師問楊百順老師的夫人，為什么這么重大的事情連我都不讓知道？楊百順老師的夫人連忙道歉說，本來要告訴你的，但楊百順他不讓啊。楊老師告訴我說，在楊百順老師家里，想到近六十年來兩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想到兩個人之間的相互扶持，想到如今的人去宅空，陰陽兩隔，不禁嚎啕大哭起來……
這是楊老師第一次與我講述他的情感故事，我聽了感動極了，淚水也溢滿了我的雙眼。我突然感到楊老師大難過了，這對于一個即將八十歲的老人來說，對身體是不好的。我看時鐘快十二點了，連忙對楊老師說，楊老師別太難過了，我們出去吃點東西吧。于是我們師徒倆人出門在校園里面走走，然后出北門到不遠處的一家小酒店吃飯。吃完飯后我們散了一會步，我問楊老師累不累，如果累的話，就回家休息，我就去火車站。楊老師問我什么時間的火車。我說下午五點的。楊老師說還早呢，回家再聊聊。我們就又回到楊老師家里。楊老師從對楊百順老師的沉痛回憶中走出來了，又對我說，這輩子痛哭過三次，這次是哭楊百順，還有兩次，一次是哭父親，一次是哭自己。我很好奇，父親怎么了，跟楊老師這么多年從來沒有聽楊老師提起過自己的父親。
原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那時的中國人妖不分，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楊老師的父親其實不過是一個善良的鄉村小醫生，但在那場社會巨變的歷史時刻，活生生地被人當成走資本主義的反面教材，老人家實在受不了無休無止的非人羞辱，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出走家門。當人們最后發現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山上的一棵樹上掛了一天多的時間了。這是畏罪自殺啊！強大的社會政治壓力，使得家人無法安身，楊老師的哥哥因此離家出走，不知去向。這時的楊老師已經留校工作，得知遠方的父親自殺、哥哥出走，悲痛欲絕，不禁痛哭失聲。而這時校園里面已經有人寫出楊老師的大字報，質疑北師大當局為何讓一個歷史身份不明而且畏罪自殺的人的兒子留校，大有將楊老師趕出北京師范大學之勢。幸好這種聲音沒有占據主導地位，而楊老師平素為人低調，克己制自，也是逃出一劫的原因吧。
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楊老師恪守本分，待人寬，責己嚴，勵志向學，用內心的精神力量與外在世界相抗衡，終于渡過了漫漫的嚴冬。楊老師對我說，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學術積累，有了一些自己的體會了。當外界發生了變化的時候，自己倒是顯露出來了。所以時間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時候，楊老師在學術上已經有不少的創獲了。楊老師告訴我說，有一次在校園里碰到當時的學校黨委書記，書記對楊老師很友好，忽然對他說，楊壽堪，你為什么不寫入黨申請書呢？楊老師這時想到自己的歷史身份，禁不住心潮起伏，強忍著眼淚告別書記，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場。
聽了楊老師的敘述，深感楊老師是中國大半個世紀社會政治巨變的活生生的縮影，覺得以前對楊老師太缺乏了解了，原來只知道楊老師的學問，現在知道楊老師的學問其實是有個人的血淚作為背景的，益發增加了對楊老師的崇敬之情。
不知不覺之間，時間已經到下午三點多了。這時，溫暖的陽光從窗外透進來，照在楊老師古銅色的臉上，我突然想起當年楊老師給我和魯路講解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情景。這時，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黑格爾所描述的精神的強大力量在楊老師身上的體現。“惟有精神的東西才是現實的。”這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一句話。我想，這句話以及類似的話，給在生活中面臨絕境的楊老師多么真切的鼓舞啊。我喜歡黑格爾，也正是因為自己在生活的絕境中能體會到精神的強大力量。在生活的絕境之中，如果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撐，人很快就會象木偶一樣垮掉了。我這時也想起了曹操《龜雖壽》中的話：“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
分別的時候到了。楊老師要送我下樓，我說楊老師你留步，你好好保重身體，我下次再來看你。但楊老師不肯，一定要送我下樓。下樓了，楊老師還堅持送我到北門。送到北門了，又堅持送我到路邊搭車。到了路邊，我要過天橋，到對面的馬路邊坐車。我對楊老師說，這下你可以回去了吧。但楊老師還是不肯，堅持說我可以上天橋，我來給你叫車吧。我拗不過楊老師，只好扶著楊老師上天橋。到了馬路對邊，車來車往的，楊老師囑我注意安全。我對楊老師說，我早就是個大人了，你要注意身體，注意安全。等了十來分鐘，車來了，我緊緊握著楊老師的手告別，楊老師的手也緊緊握著我,這時我感到了楊老師的不舍。我坐上車后，車開動了，好一會兒，我遠遠地看見楊老師還站立在路邊，望著我的方向。楊老師沐浴在金色的陽光里，是一位真正的哲人，如當年一樣。這時我對自己說，楊老師，到明年的某個時候，我會寫一篇文章，專為你的八十壽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