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他的一生，是與中國共產黨產生和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從參加辛亥革命之時起，經歷了中國現代歷史的急劇演變，經歷了黨內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的反復斗爭，始終站在偉大的歷史變革的前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奮斗了終生。我們滿懷無限崇敬的心情和虔誠的愿望，編纂了《董必武年譜》，力求如實記載董老的崇高的一生，以紀念他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和為黨的偉大事業所建立的功勛。現在，《董必武年譜》由中央文獻出版社特地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７０周年之際出版，以陳情人們對董必武同志的深切緬懷。
一
在中國人民苦難深重的年代，董必武同志耳聞目睹清王朝統治的腐敗和帝國主義列強的瘋狂侵略，視“秀才”、“拔貢”之類的功名如草芥，同當時先進的愛國仁人志士一樣，熱切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到武昌文普通學堂讀書后，與這所學校的革命黨人交往，受到革命團體日知會的影響，在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中，經過觀察比較，逐漸傾向孫中山、章太炎的民主主義思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董老毅然奔赴武漢，滿腔熱情投入辛亥革命，加入了同盟會。由清朝末年的“秀才”轉變成為激進的民主主義戰士。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但革命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人民依然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壓迫。董老經歷這次革命的失敗，仍不屈不撓地為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著。同時也從失敗和挫折中，重新進行思考，繼續尋求新的真理以救中國。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使董老在困惑中獲得極大的啟示。１９１９年他到上海不久，通過李漢俊的介紹，深入了解了十月革命，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對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進行比較，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成功，必須有新興力量的參與，徒知利用軍閥無濟于事。”“中國的獨立，走孫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須走列寧的道路。”他也正是通過總結親身參加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實踐經驗，而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考察中國問題，堅定地跨入了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的行列。
１９２０年，董老和陳潭秋創立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研究。１９２１年他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之后，董老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他以私立武漢中學、女師、一師等校為主要陣地，培養和發展了湖北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他高瞻遠矚，選派他們到武漢的工廠和廣大農村創建黨組織，在湖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種，為迎接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革命失敗后，鄂豫皖、湘鄂西以及湘鄂贛等地區革命武裝斗爭之所以迅速蓬勃發展起來，也是與董老的建黨活動和開展農民運動的功績分不開的。
二
董必武同志一生，為黨為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他貫徹執行我黨中央關于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的業績，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作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駐湖北省的聯絡員，在北伐前后積極進行了建設國民黨湖北省各級黨部的活動，發展了以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國民黨組織。他派出大批共產黨員深入農村，建立了大批農協組織，發展農會會員近３００萬，與湖南農民運動交相呼應，在兩湖地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農民運動高潮，促進了大革命向長江流域的迅速發展。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兩黨實行了第二次合作。董老受中共中央委托，作為中共代表團、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主要領導人之一，和周恩來同志并肩戰斗在國統區達十年之久，始終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列，代表著黨，不屈不撓地奮斗著。他參與領導重建和發展國統區的黨的秘密組織，深入發動各階層群眾，組織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為挽救民族危機而斗爭。他模范地執行黨中央的統一戰線政策，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各階層愛國人士，與民主黨派領導人親密交往，推心置腹，以誠相見，共商救國大計，團結他們同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活動和壓制民主的行徑作斗爭，當民主黨派的朋友們遇到困難時，董老總是登門拜訪，徹夜長談，給以熱情的關懷和幫助。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都把董老當作知心朋友，在斗爭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建立了長期合作共事的基礎。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董老還和周恩來同志用了很大精力爭取西南地方實力派，同我黨建立了較為密切的關系。促使他們在解放戰爭中，在我黨的政策感召下先后率部起義，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的軍事力量。統一戰線工作，對迅速解放大西南，加速解放戰爭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威力。董老在協助周恩來同志同國民黨談判中，對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種種倒行逆施，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多次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贊揚。
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董老仍十分重視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明確指出：“統一戰線問題乃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問題。”又說：“我們應該，而且必須采取各種方式，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士歸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勢力。”他要求黨員和干部必須克服狹隘和驕傲的宗派主義，加強與黨外人士團結合作，完成各項革命和建設任務。董老同周恩來同志一樣，也是我黨善于同民主人士合作共事、以誠相見、以理服人的典范。
三
１９４７年３月，董老從南京返回延安，不久就轉赴華北。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為常委，在劉少奇同志主持下，進行各項工作。董老受命主持華北財經辦事處，為統一華北各解放區的財經工作，支援解放戰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１９４８年，華北解放區已連成一片。董老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召開了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并被選為華北人民政府主席。正如他曾指出的：“華北臨時代表大會，將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前奏和雛形。”華北人民政府的各項建設，都為不久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奠定了基礎，作出了可貴的貢獻。董老對政權建設極為關注。在華北人民政府期間，所作《論新民主主義政權問題》的報告，精辟地論證了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權性質、基本形式和代表的選舉辦法，是我黨最早全面闡述新中國政權建設的重要文獻。１９４９年６月，董老受新政協籌委會委托，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設計總體方案。起草過程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民主協商，共建國家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國家行政法典。
新中國成立后，董老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對鞏固和加強人民政權、創建人民民主法制，更是嘔心瀝血，日夜操勞。
早在華北人民政府時，董老就把人民民主政權建設概括為“民主建政”，這是一個有明確內涵的科學概念。新中國成立后，他反復闡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形式，是最便利廣大人民參加國家管理的制度。經請示政務院批準，將“民主建政”列為內務部中心工作，負責收集情況，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供黨中央和政務院決策參考，從而加強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中心的人民政權建設，“使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制度更加完備。”為了把這項工作做好，他多次提出要加強縣、鄉政權建設，并就此致信毛澤東同志，得到毛澤東同志的贊同。董老一方面強調黨要對國家政權實施有效的政治領導，認為這是關系政權性質和方向的原則問題，同時又提出要正確處理黨政關系，充分發揮政權機關的作用、克服以黨代政、包辦行政事務，直接向政府發號施令的做法，以保證充分發揮人民政權管理國家的職能。董老關于人民政權建設的思想和主張，對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董老是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法律觀，總結我國法制建設的經驗，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理論。他的法制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董老認為，法制是現代社會文明最重要的標志之一，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他系統地論述人民奪取政權是不依靠法律的，要解放生產力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但當國家的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變為發展和保護生產力，就必須進一步健全人民民主法制。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董老對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了全面的、系統的論述。明確提出“依法辦事”是加強法制建設的中心環節，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論斷。“依法辦事”是董老法制思想的中心內容之一，它的內涵豐富，思想精湛。對“有法可依”，他建議趕快把國家尚不完備的幾種必要的法律（如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制定出來。為此他主持最高人民法院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搜集和整理了１４個大中城市，審理刑事、民事案件的經驗，提供立法機關參考。對“有法必依”，在黨和政府的會議上，他反復論述，應當培養人民群眾的守法意識；強調要使群眾守法，首先就要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者以身作則。強調共產黨員必須成為遵守法律的模范。他還主張黨員犯法，必須從嚴治罪，“黨決不包庇罪人。”再三指出黨必須注重法制思想教育，使黨員知道國法和黨紀同樣是必須遵守的，不可違反的，遵守國法就是遵守黨紀。董老關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精辟論述，對我國法制建設，至今仍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四
５０年代末期，董老感到年事已高，擔心貽誤工作，幾次向中央申請，不要再分配擔任黨和國家的具體行政職務。１９５９年３月，黨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請，但仍希望他為黨為人民分擔一定的擔子。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擔子雖有所減輕，但他仍然勤奮地為黨為人民工作著。除參加重大國事活動外，先后到過２４個省、市、自治區，視察農村、工廠、礦山、水利工程，以及學校，深入了解工農業生產、群眾生活等方面的情況，及時地把了解到的情況，向黨中央匯報，作為中央指導工作的參考。在晚年，他對植樹造林給予了特別關注，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實施辦法，為綠化祖國的宏偉目標，到處奔走呼吁，不遺余力地為子孫后代造福。他的這方面的論述，已由林業出版社編輯成書出版。
董老從創建中國共產黨之時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獻給人民。他常說：“我們的黨是為群眾利益服務的，如果不為群眾服務，還要組織共產黨干什么？”他賦詩吟唱：“革命原非為個人，支持群眾得翻身。”他總是把自己視為人民公仆，以“配角”、“老牛”自勉。他不僅嚴以律己，而且對子女及親友要求很嚴格，教育他們正直做人，勤奮學習和工作，絕不允許有任何特殊的行為。建國后，家鄉的親友以為他在北京作了“大官”，便要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升學以及購買拖拉機、鋼材等等。他一律加以拒絕，并諄諄教育他們：“我受黨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參加國家領導，是各項政策制定的參加者，也是維護者，決不能利用職權給自己的親屬批物資”，“革命不是做官”。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崇高而偉大的一生，是閃爍著偉大共產主義者的光輝的一生，功勛卓著歷來受到黨的表彰，受到人民的敬仰。正如葉劍英同志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７日，在追悼董必武同志逝世大會上，代表黨和國家作的悼詞中所贊頌的：“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輩子做好事，不愧為無限忠誠于黨和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