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對中國傳統社會影響深遠，也在某種程度上暗合法治的現代性，如樸素的民主主義思想，對人性道德的重視，對現代法治建設存在著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董仲舒；法律思想；春秋決獄；法治現代性；啟示
董仲舒作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以儒家經典思想為基礎，結合先秦各家學派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西漢時期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并對隨后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法律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分析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并從中尋找可與現代化法治體系對接的因素，對我國現代法治建設不無裨益。
一、董仲舒“春秋決獄”思想的法治現代性因素
董仲舒的學術思想主要集中在《春秋繁露》之中，其中當然包括法律思想。但集董仲舒法律思想大成的，卻是董仲舒政治生涯結束、歸隱家中之后，另著的可作為斷案參考的《春秋決獄考》一書。
據《九朝律考》載：“考《漢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七錄》作《春秋斷獄》五卷，《隋志》作《春秋決事比》，并十卷。是書宋初尚存，后不知佚于何時……應麟《困學紀聞》云，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通典》載一事，所謂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朱彝尊《經義考》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鹿事，今僅見三事而已。”［1］由此可見，《春秋決獄》成書時的案例有“二百三十二事”，可惜流傳下來的不多。
董仲舒作為西漢的儒學大師，其法律思想的鮮明亮點即為揉合各家所長，使“春秋決獄”成為漢代斷獄的一種方法和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直接引用儒家經典《春秋》作為審判的依據；主要目的是運用法律的力量，使儒家的倫理道德真正成為人們各項活動的準則；要旨是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動機，并以其動機有無惡意作為定罪量刑的首要條件，而首犯、從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條件。
從《春秋決獄》目前可考的幾個案例中，仍可見董仲舒法律思想所蘊含的法治現代性因素。
1．以民為本，體現人性關懷
西漢時期的法律因抄襲秦律，對有些問題的規定過于機械，有乖人情，突出表現為對人與人之間的親情沒有過多的重視，不時表現為排斥，這顯然與儒家的仁愛思想格格不入。尊崇儒術的法官們便以儒家思想為工具，借助“春秋決獄”，來消解漢律中所包含的殘酷和冷峻。《通典》卷六十九記載了《春秋決獄》中表達人文關懷的兩個案例：
案例一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坐。’”
案例二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于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案例一說的是兒子殺人，養父包庇、藏匿。按照當時的法律和道德，如果是生父，則不必連坐。那么養父的法律地位是不是和生父相同呢？董仲舒認為雖然是養父，但對兒子有養育之恩，已經有父子的名分，因此，具有和生父相同的法律地位，不應當連坐。
案例二比較復雜，因為案中的父子非一般的關系，兒子是被送養了的，生父對兒子沒有養育之恩。對這樣的父子關系下的子毆父，如果機械地適用漢律的規定，將兒子處死，確實有違人倫。董仲舒認為，甲未養育其子乙，于義已絕，不存在父子關系，乙不當坐。
董仲舒對案件的判斷，相當重視實質意義的追尋，而非單純地引經據典、機械斷案，而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也體現了對人性的重視與關懷，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以人為本”的法治現代性。
2．樸素民主，限制皇權專制
漢代承接秦朝，吸取秦亡教訓，初期采用黃老思想，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經過文景之治，至武帝時，國家逐漸強盛，但武帝驕功恃傲，社會顯出了疲態。
董仲舒如此點評時政：“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強調要順應天道，施行仁政。
董仲舒為此對“天子”與“民”的關系發出極為嚴肅的警告：“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
董仲舒的警告體現了既尊重王權又重民本的思想，帶有樸素的民主性，對封建專制皇權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
二、董仲舒法律思想對法治現代化的啟示
董仲舒法律思想對法治現代化的有益啟示，也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1．以民為本的樸素的民主主義
董
世界各國法治現代化的過程，無不把“民主”、“保障人權”等話語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作為終極目標在追尋。盡管東西方學者對民主的理解、論述民主的方式難免有差異，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殺中國固有傳統文化中的樸素的民主思想。
董仲舒法律思想中寬容仁愛的“親民”情懷，現代中國的民主思潮可以從中吸收有益的養分。
2．儒家的道德修養意識
董仲舒對人性道德的不斷追尋，也值得我們在法治現代化的道路上認真反思。毫無疑問，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迅速地功利化和世俗化，對所有法律制度設立之合法性的設問都是“用處何在”，但這個“用處”又指什么呢？不得不承認，這種功利主義的論調是極為有害的，“如果整個民族都追求物質享樂，就會使這個民族在與其他民族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另外，財富的增長處理不好會造成分配的不均，會在社會內部形成階級對立，從而會削弱民族的內聚力。這顯然昭示現代中國法治的走向應當有普適的道德意識的參與調解，推動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遠。
注釋：
（1）《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保存了二個案例，《白孔六貼》卷二十六、九十一保存了二個案例，《通典》卷六十九保存了二個案例，流傳至今的共六個案例。
參考文獻：
[1]程樹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3：35．
[2]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84．
[3]班固．漢書·董仲舒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42．
[4]蘇輿．春秋繁露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2：107
[5]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M］．北京：中華書局，197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