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1900～1990）上海人。1919年畢業于清華留美預備學堂，赴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和哈佛大學研究院留學。1924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后回國，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以及天津《益世報》主筆等職務。1952年負責籌建北京政法學院并擔任第一任院長。1954年他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任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代表，第二、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委，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工會北京市委員會主席等職。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擔任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交部法律顧問、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學會名譽會長、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國際法學會顧問、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等職。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編輯委員會顧問。198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有《中國的政府和政治》(英文)、《民國政制史》(與人合著)和《比較憲法》（與人合著）等。
在1949年，選擇跟共產黨走，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選擇。這些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亦與各類運動的頻繁程度等等有著緊密聯系，而這其中，若論損失的程度，政法界又無疑是重災區，用謝泳先生的話說，政法界的知識分子無疑是“最容易出事的人” 。錢端升即是留在大陸的法政學者之一，其經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1949年之后政法界知識分子的遭際。
一 1949年之前的錢端升
從1924年游學歸來，到1948年其被評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錢端升就“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 作為一個政治學、法學教授，錢端升無疑是成功的，整整28年間，錢端升先后或同時任職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1947年10月，錢端升應邀赴美，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一年時間。
在任教的同時，錢端升先后撰寫了《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德國的政府》（1934）、《法國的政府》（1934）、《比較憲法》（1938）、《民國政治史》（1939）、《戰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國政府與政治》（1947）等學術專著。這些學術作品中，錢端升本人對于《德國的政府》厚愛有加，認為其“參考德文資料和德文原著較多，在我所著不足稱道的書籍中，尚不失為有價值的一本”。 這本書被列入民國時期的大學叢書系列出版刊行。錢端升與王世杰合著的《比較憲法》至今依然享有盛名。1997年商務印書館百年紀念時，翻印的學術名著中就選了《比較憲法》重新出版。此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編訂“二十世紀中華法學文叢”時，亦將《比較憲法》列為第一號重新出版。
1949年以前的錢端升，在新聞出版領域亦占有一席之地：1927年4月～10月，錢端升是《現代評論》的重要編輯和作者之一；1939年～1941年《今日評論》，錢端升亦積極參與其中；此外最重要的，則是錢端升1934年“脫產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 ，在那里“呆了八個月寫了百七十篇社論后被迫離去”。 此外，錢端升在1947年之后還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志撰稿人之一，寫了不少“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的文字。
除了堅持學術報國、言論救國之外，錢端升亦以實際行動參與救國大計。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上海八?一三戰事驟起，日本侵華勢力大舉進犯。南京國民政府特意派出胡適、張忠紱和錢端升三位北大教授，赴美、英、法等國宣傳抗日，爭取各方的援助，到1938年才返回國內。
面對強權和暴政，錢端升表現出了獨立的人格�！皳f當時在國民參政會上蔣介石最怕四個人起立質詢。這四個人就是錢端升、張奚若、羅隆基和周炳琳。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 抗日戰爭結束后，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和談，錢端升、張奚若、周炳琳、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聯大教授致電蔣、毛，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
應該說，面對國民黨政權的鐵血統治，錢端升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氣，他幾乎從來沒有退縮過。
1948年11月，寄居在費正清家里的錢端升，聞知“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形勢發展令人快慰，” 遂不顧友人挽留，多方設法回到中國。對于其千萬百計回國的原因，美國學者恰末爾?約翰遜認為：“他所以留在大陸，是因為他希望能在國家未來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為�！�
錢端升回國后不久，就被推舉為北大法學院院長�！按藭r，北平即將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準備并配合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同學做好了一切護校準備�！� 在迎接解放到來的過程中，錢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絕了國民黨邀其南下的安排，積極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系，并按照黨的意圖，保護革命學生，做教職員工的工作，維護接管學校，“對北平解放后穩定北京大學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貢獻�！�
在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的同時，錢端升還擔任了北大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爱敃r學校內的一切大事，均經校務委員會討論研究。據那幾年參與校委會工作的同志回憶，在多次校委會上，錢端升先生是最積極發言，而發言又有見地的少數教授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是年上半年，北平各大高校紛紛掀起了學習的高潮。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錢端升衷心地迎接全國的解放，主動地開始了對政治以及形勢的學習。1949年3月9日，錢端升給美國的老朋友費正清寫信，表白了他此時的心跡：“以一個想要適應這個變動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我衷心贊賞這新秩序的創造者。雖然我自己……被誤解�！� 在北大法學院，錢端升等“6月中旬甚至組成了教授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會’，其學習計劃包括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新經濟學、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自發地進行思想改造的同時，錢端升以社會科學界代表的身份，應邀參加了這一盛會。錢氏后來即為“說明人民政協的意義和記錄人民政協的成果”，撰寫了“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一文。
到了1949年10月1日，錢端升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對此，錢端升是感恩戴德、熱血沸騰的：
1949年10月1日，我榮幸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新中國的開國大典，看到象征著中國真正獨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威嚴的聲音，不禁熱血沸騰。我意識到，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將會不知疲倦地從事祖國需要我做的工作。
此后不久，錢端升又當選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和北京市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除此之外，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二 “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
除了擔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北京市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之外，1950年錢端升還被推選為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對外友協副會長等職務。相對于大多數在1949年之后靠邊站的知識分子而言，錢端升可謂順風順水。從1951年9月份開始，由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發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師三千余人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開了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先河。1951年，錢端升參加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團，到四川大邑縣現場觀摩土地改革，回學校后，向北京大學政治系的師生談了心得體會。1951年11月20日，錢端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一文。
錢端升在這篇文章中，全盤否定了自己：
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學工作基本上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著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上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即在解放以后，因為我的舊思想意識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學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現了舊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風。
按照錢端升本人的看法，其“舊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風”，表現在這么五個方面：第一，“我沒有認真將功課教好�！� 第二，“我沒有好好地聯系群眾”。 第三，“我沒有很好地團結同仁”。 第四，“我對法學院院長一職堅持辭去也近一年之久”。 最后，“從我對北京大學的校務的處理中，我也充分表現了舊知識分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風。”
在這篇文章中，錢端升還以較大的篇幅把揭發和批判的矛頭對準了湯用彤、蔡元培和胡適。錢端升指出：“比我負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先生”， “湯先生向來是明哲保身的，與人不爭的，對疑難之事也輕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領導之下，北京大學長期存在著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沒有被糾正的�！� “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 “我們除了宣布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在這種戰戰兢兢的心態下，錢端升是年度的公共生活亦有聲有色。是年，錢端升先后當選為北京大學教育工會主席、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北京市委員會主席。
三 組建北京政法學院
1952年，教育部為了貫徹中央“對政法財經各院系采取適當集中，大力整頓”的指示，按照“每大區如有條件具備時得單獨設立一所政法院�！钡脑瓌t，于1952年暑期，做出了成立北京政法學院的決定。
1952年8月23日，根據中央的命令，由中央政法委員會、華北行政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華北分院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政治系、法律系、社會系等單位代表于振鵬、劉昂、朱嬰、嚴景耀、陳傳綱、夏吉生、程筱鶴、費青、錢端升、戴錚、韓幽桐等組成了北京政法學院籌備委員會�；I備委員會在三個月內召開了4次會議。11月11日，在籌委會第四次會議上，宣告籌備工作完成。
北京政法學院由錢端升擔任首任院長，戴錚任代理副院長，劉昂任教務長，雷潔瓊、費青任副教務長。是時全院共有師生員工863人，其中學生766人。
錢端升自述，“作為第一任院長，我的宗旨是全力為新中國培養及輸送高質量的政法人才�！� 1952年11月，北京政法學院第一批學生入學，其中包括華北區參加輪訓的縣級法院正副院長、審判員及公安司法干部和原四校學生以及部分高中畢業生。
在擔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同時，錢端升還參與了不少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和外交事務。1952年，錢端升除了負責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之外，還參加了中國人民第三次赴朝慰問團并擔任第一分團長，還到柏林出席世界和平大會并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這一年，錢端升還在《中國建設》以及《世界知識》上，分別發表了《人民政府如何運作》（英文）以及《為了人民的教育而爭取和平》等文章。1953年4月22日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成立，錢端升又當選為副會長。此后，錢端升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 錢端升在積極參與1954年憲法制定的同時，還和樓邦彥合作寫了一本只有短短的37頁的小冊子《資產階級憲法的反動本質》。 這本小冊子的結論，是錢端升、樓邦彥引用蘇聯《真理報》1954年10月1日針對中國1954憲法頒布而發表的社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文件，它證明：不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獲得了新的勝利，世界歷史的潮流正在堅定地向民主、向社會主義涌進”。 1955年1月，錢端升率中國科學院代表團到新德里出席印度第42屆科學大會，并就新中國憲法作了主題報告。在印度期間，錢端升一行還拜會了印度總理尼赫魯。此后，錢端升一行赴卡拉奇，參加巴基斯坦科學促進大會第7屆會議。1955年6月，錢端升還前往赫爾辛基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會。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率領日本憲法聯盟代表團訪華，錢端升負責接待并主持宴會。1956年春，錢端升同劉寧一、程潛、傅作義等人到斯德哥爾摩出席了世界和平代表大會特別會議。此外，錢端升還赴加拿大，參加了中美英蘇四國科學家在加拿大的聚會。 1956年10月，英國工黨領袖希思訪華，錢端升負責接待，并陪同前往全國各地參觀。
1957年初，錢端升對錫蘭（斯里蘭卡）進行友好訪問。這是錢端升氏在1949年后公共生活的絕唱，錢端升從錫蘭回國后，即被劃為右派，免去了一切行政職務。
四 錢端升在1957年
1957年5月9日，根據中央的統一安排，北京政法學院黨委邀請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舉行座談會，以揭發本院工作中，特別是黨領導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全院揭開了整風運動的序幕。為了加強對整風的領導，北京政法學院成立了以院黨委書記劉鏡西等8人組成的整風辦公室。
“在整風運動期間，學院的一些教職工利用大字報等方式對學院黨委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意見。” 在1957年5月29日的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座談會上，錢端升做了“批評三害”的發言。 應該說，錢端升發言中的感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對于北京政法學院里面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不光院長錢端升深有感觸，其他不少教師亦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這次發言不久，1957年6月，北京政法學院工會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北京政法學院開始進入反右斗爭階段，此后不久，北京政法學院反右斗爭全面展開，錢端升被劃為“右派”，并列入“章羅聯盟”大名單，“錢端升等師生受到錯誤批判”， 連汽車司機們也敢“想打就打！想罵就罵！”。
錢端升等是怎么被批判的呢？筆者手頭有幾篇文章：1957年6月21日新華社發布通稿，題為“首都法學界披荊斬棘搜索右派”，副標題 “以錢端升為首的小集團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另外一篇關于錢端升的報道，大標題則直接指出“錢端升是政法學界的右派陰謀家”，輔以“妄圖幫助羅隆基成立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政黨”的肩題，使得錢端升成為著名的“章羅聯盟”的成員之一。北京政法學院的教師盧一鵬，亦撰寫了一篇“政法界的右派大將——錢端升”。
五 錢端升：“我的罪行”
在連篇累牘的批判之下，錢端升的確“清醒”多了。錢端升在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對著全體人民代表“認罪”。錢端升的認罪書洋洋五千余字，共分為三大部分：“接受章羅聯盟領導”、“在政法學院破壞黨的領導”、 “同美國特務結成‘親密朋友’”等。
在供述中，錢端升亦主要交代了他同外國學者、記者等“美國特務”交往的情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關于費正清的。費正清與錢端升之間的交情非同一般，1948年錢端升赴美做訪問學者時，即住費正清家，錢端升回國之后，依然給費正清寫信聯系�？墒窃诖藭r，這居然也成了錢端升自己的“罪行”。
1987年前后，錢端升在撰寫《我的自述》時，對發生在三十年前的這場災難，簡單評價為“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吁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幸免的多災多難的歲月”。
六 一件“值得一提卻又令人痛惜”的事
錢端升1957年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之后，就鮮有文字材料留世了。這對于我們探尋錢端升的軌跡留下了不小的空白，——畢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錢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樣。
據錢端升的長子錢大都提供的信息，錢端升被打成“右派”之后，其他的職位都被撤銷，但是還保留了政協委員的職位。此后不久錢端升被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昂髞砺牳赣H說起那里的情況，在那里還比較輕松，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每天都開‘神仙會’，就是幾個人沒事在那里閑聊，也基本上沒有什么勞動任務，管理上也是比較松散，”錢大都說，“但是父親很苦悶，因為他是個閑不下來的人，沒事干，對于他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痛苦。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開始�！�錢大都所指將錢端升從苦悶中拯救出來的事，就是在大約是六十年代，錢端升做了一件“值得一提，卻又令人痛惜”的事。錢端升自述：
值得一提，卻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學院奉命主編一部高等教育部擬定的教材，書名是《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其時，按原計劃我從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學者的書籍中酌擇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譯成中文約一百五十萬字，譯后由我最后校閱，并對原著寫簡短的介紹。全書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紹，最后加以編者的長序。此項工程頗大，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已譯一百二十萬言，其中約十分之六七已經經過我最后校閱；我還部分寫出作者個人介紹�？蓢@“文革”伊始，這一小小事業就成了“革命”的對象，譯稿至今不知去向。
1957年后的錢端升很少主動與老朋友們來往。唯一的例外是時任教育部長的老朋友張奚若。錢端升的次子錢仲興寫道，“而那時身為教育部長的張伯伯卻仍然毫無避諱每年定期到我們家來看爸爸，給爸爸精神上以安慰，當然爸爸對這樣的知己也無所顧忌作了回訪�！�
錢仲興寫道，“在爸爸和國家領導人的交往中，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來的交往，我們覺得爸爸最尊重的領導人就是周恩來�！� 錢端升和周恩來大約相識于1945年、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此后錢端升還應周恩來之邀，去上海周公館與之討論國是。被打為“右派”之后，錢端升終日郁郁寡歡。周總理知道李四光和錢端升私交不錯，便于1958年的某日，讓李四光找錢端升談談，安慰錢一下。“他們約在頤和園見面，走在頤和園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書緊緊跟隨，爸爸始終未能把心底話說出來�！�
錢端升被打成“右派”后，除了全國政協委員外被剝奪了所有公職。1960年的一天，錢端升帶了全家去政協禮堂吃飯，飯后一家正在二樓的大廳里，突見幾個警衛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離去，錢端升一家只好加步準備離開。“突然電梯門開了，只見周恩來大步走來，口稱‘端公’，爸爸只能停下�？偫戆参苛税职忠环�，說人應該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對我們在場的家人都一一問及。” 這是1957年之后錢端升首次見到周恩來。
錢端升和周恩來再次見面就在1973年繆云臺自美國來定居，周恩來宴請繆云臺時邀請錢端升作陪。在之后，周恩來決定讓錢端升出任外交部顧問，并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上班。此前，周恩來還授意錢端升到外交部國際條法司參與研究為中美建交所面臨的中美凍結資產解凍問題的談判方案；要喬冠華外長第一次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前，到錢端升家再商討一下。“由于他們的到訪，看到了家中三間房子自文革初期就被以紅衛兵為名的數人擠占，在他們的關懷下，這些不速之客很快就退了出去�！� “爸爸引以為憾的是再一次見總理時，竟會是在向總理遺體告別之時。此后他只是把總理一人的相片掛在客廳中，表示對總理永恒的懷念。”
七 晚年錢端升
1978年，錢端升由于一只眼睛患靜脈血栓，幾乎失明。到了1979年，耄耋之年的錢端升又患結腸癌。好在是時錢端升已經被平反，使得他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解脫，“所以他能克制病痛仍然堅持讀著從北京圖書館借來的及他的學生從美國寄來的書，并一直說要寫作，但是終未能成。”
到了1980年，錢端升又擔任北京大學、外交學院兼職教授、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北大校友會和西南聯大校友會名譽會長、各國議會聯盟大會人民代表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次年，錢端升已屆81歲。然而錢端升亦就在81歲高齡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2年的時候，錢端升不顧他的身體不好，硬是參加了一個追悼會，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動員從美國回來后受到不公正對待而死的學生。錢端升在1984年那年，接受了中國國際法學會、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和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編輯委員會顧問的聘書。次年，錢端升在85歲高齡當選為中國法學會名譽會長。
1986年2月24日，由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外交學院等發起，在全國政協禮堂為錢端升執教60周年舉行慶祝會�！八麄兌几叨荣潛P錢老在教育戰線辛勤耕耘幾十年，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熱情扶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為我國培養了大批人才，堪稱桃李滿天下，不少海內外知名人士都受過他的教益�！�
1988年，錢端升接受了中國政法大學名譽教授聘書。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事件，一個曾經擔任院長的教授，到頭來卻成為這所學校的名譽教授。北京政法學院的經歷是錢端升一生中最有轉折性的，由此他開始了灰暗的后半生。錢端升在其后半生，對于自己“政法學院”這一段人生并不認同。錢端升在八十年代分兩次，把自己的藏書捐獻給了北京大學，而其曾安身立命的北京政法學院卻置若罔聞，這亦可見其終身的抉擇。
1990年1月21日，錢端升在北京病逝�！爸劣谖乙簧�，經歷了不同的時代，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功過是非如何，竊以為還是留待來者評說為好” 。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上舉辦的時事晚會上，錢端升無畏國民黨軍警憲特的威脅，第一個挺身而出，發表演講支持聯合政府的主張。當局出動軍警團團包圍了6000多師生，鳴槍示警，企圖驅散師生；此計失敗后，軍政當局又突然停電。錢端升和6000多師生又點起汽燈開完了會。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學校代表決議全市總罷課，錢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聯合大學教授會，通過公開抗議支持學生的行動。12月1日，國民黨軍政當局制造了“一二?一”慘案，在聯大師范學院大門前開槍并投擲手榴彈，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等4人當場死亡，重傷20多人。12月2日聯大教授集會，推選錢端升、周炳琳、費青、燕樹棠、趙鳳喈5位教授組成了法律委員會，準備起訴。此舉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紛紛響應后，國民黨特務甚至寄給錢端升一顆子彈，以此相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