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年份。就在這一年7月,鄧小平同志復出了。才過了一個月,在8月份,他就排除各種阻力,宣布當年恢復高考制度。當年,全國共有570萬人報名參加高考,最后錄取了二十七萬多人,錄取比例為29:1。
這一年,我擔任公社團委書記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了。1976年時,我曾經向公社黨委提出想讀大學的愿望,因為當時每年都有一些工農兵大學生的推薦名額。黨委就做我的工作,說想讀大學的人很多,尤其是許多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你是干部,這種推薦上大學的名額,盡量讓給他們。
我覺得黨委說得有道理,所以,盡管我很想讀大學,但在心里,已經放棄了通過被推薦上工農兵大學生的想法。然而,國家恢復高考制度,鼓勵每一個青年報名時,我的想法改變了。我想,此時大家都有一個平等的考入大學的機會,我即使考上了,也不會傷害到他人的利益。所以對于這種機會,我不應該放棄。于是,我就和好友左克難(一位比我大四歲的上海知青,同在公社機關工作)一起復習迎考。
經過10月的報名、體檢,12月11日和12日兩天的正式考試(第一天上午考數學,下午考政治；第二天上午考史地,下午考語文),我們就等著公布考試結果。應該說,對政治、語文和史地這三門考試,我是不擔心的。政治的題目,都是我平時搞得很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史地也不難,卷子上的每道題,我都比較輕松地答出來了；語文答得就更加順暢了,那年出的考題是“論‘知識越多越反動’”,是一篇政論文。我結合國家文化教育科技的發展,自己成長的經歷,闡述了知識的重要性,證明了“四人幫”鼓吹這一理論的極端荒謬性,以及該理論在政治上的反動性。我越寫越激動,越寫越興奮,一氣呵成,酣暢淋漓。高考結束后,《文匯報》曾刊登了兩篇語文卷中答得最好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感覺我回答得與其大體相當,考個90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所擔心的是數學這一門考試,當時只做了三分之一的卷子,做到一道求六角鏍絲帽表面積的題目時,我就呆在那里了,想了半個多小時,還是不會做,最后只好放棄了。再后面的題目連看也看不懂,更不用說回答了。進入大學以后,錄取我的一位北大教師告訴我,我的數學成績是28分。
等待錄取通知倍受煎熬
考試結果還沒有公布,公社里又開始了冬天的挖河工程。我被派到工地第一線,參加挖河的勞動。沒有過幾天,工地就收到了縣里下來的第一批我們公社被錄取入大學的名單,當時我還在河里挖泥,來不及回工程指揮部,臨時廣播站的播音員就開始播出錄取名單,我認真聽了,沒有我的名字。那個晚上翻來覆去沒有睡好。
第二天,指揮部總指揮,我的老領導,黨委委員朱錫祥告訴我,昨天公布只是第一批名單,還有第二批馬上要下來,鼓勵我不要泄氣。我想,這肯定是老朱安慰我而已。想歸想,心里還是有所企盼。第三天,我正在河里埋頭挖土時,廣播里響起了宣讀我們公社第二批被錄取入大學的名單的聲音,這次聽得出播音員(他是我的好朋友,叫潘振忠)也特別興奮,終于報到了我的名字。我開始有點不相信,結果第二遍又叫到了我的名字。這時,旁邊一起干活的伙伴都圍了過來,說:小何,你快回去準備準備,剩下的活我們來干吧。這樣我就放下手里的鐵鍬,回到了工程指揮部。
縣里下來的名單,只是寫了錄取的名字,沒有寫明哪個人進哪所大學。我不清楚是否考入了我所填報的大學及所選專業(我當時填了復旦大學哲學系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就托團委委員李上昔,讓她通過其姐姐李上怡(當時是我們川沙縣教育局的一位中層干部)幫我打聽一下我被錄取的是什么學校。李上怡說沒問題。過了一天,她就很興奮地打電話給我,說我被錄取的學校非常了不起,讓我猜一下。我說,是復旦?她說不是。我說是華師大?她說也不是。然后她告訴我,是北京大學,是北大法律系。
我高興得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我才緩過神來,回了她一句:下次一定請你吃飯。我已經不記得那一天接下去的時間是怎么度過的,反正自己一直處在亢奮之中。我們公社,到我為止,還沒有一個考入北大的學生(包括工農兵學員)。我們縣,到我為止,也沒有一個考入北大法律系的學生。1977年的高考,上海只有兩個人考進了北大法律系,一個是我,另一個就是崇明縣的倪振峰,他當時是一個大隊的民兵連長。
(《激情燃燒的歲月》連載之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