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任上海光華大學法律系兼職副教授時的潘漢典。
9月7日，著名法學家潘漢典的《潘漢典法學文集》出版。“潘漢典法學之路”懇談會同時在法律出版社舉行。現(xiàn)年92歲高齡的潘漢典先生來到現(xiàn)場。他說：“我僅僅是一個勤奮的學者，希望通過我的努力能夠讓域外更多的知識和制度為我們所用，最終建立起一個法治的中國。”
潘漢典，號宗洵，1920年出生于廣東省汕頭市。他的祖父潘文鐸獲翻譯進士(翻譯科為清朝科舉科目之一)，官至五品。他的父親潘澄修，清末畢業(yè)于廣東法政學堂，后成為當?shù)赜忻穆蓭煟贿x為汕頭市律師公會的會長。家世背景影響了潘漢典一生的法學之路。
潘漢典從1948年開始任上海光華大學副教授，先后輾轉(zhuǎn)上海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及中國政法大學，迄今已從事法學教育與研究工作達64年之久。如果從潘漢典1943年的獲獎論文“中國古代法學思想初探”算起，潘漢典的學術(shù)活動已經(jīng)持續(xù)了近70年。
潘漢典為人低調(diào)，極少談論自己。但他一生的法學之路卻極為豐富：他的諸多作品，見證了法學在現(xiàn)代中國的足跡；他的曲折經(jīng)歷，以個案的方式折射了現(xiàn)代中國法學的歷程。
東吳法緣：奠基法律人生
潘漢典從小學到高中，大部分時間就讀于廣州名校——培正學校。它創(chuàng)立于1889年，是由中國本地的基督教浸信會募捐興建的。培正學校的西學內(nèi)容，如數(shù)理化等，幾乎都是用英文教授。潘漢典的英語訓練就是在培正學校完成的。畢業(yè)時，他獲全校個人社會科(歷史、地理)單科獎、國文特別獎，并以總成績第一獲成績優(yōu)良特別獎。
1940年6月，潘漢典高中畢業(yè)，面臨著前途選擇。以他的學習成績，本可以保送到燕京大學，但當時北京被日寇占領(lǐng)，無法進入燕京大學。另外一種可能是父親曾任中國銀行汕頭分行法律顧問，他憑學習成績可往印度加爾各答的中國銀行工作，此種選擇可以避開日寇，經(jīng)濟收入可觀。但潘漢典的母親明確表示：祖國淪陷選擇逃避不是男兒所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應該學父親求學上進，為祖國富強出力。是年7月，在父親故友潘君勉承諾予以經(jīng)濟資助的前提下，潘漢典考入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系，離別母親前往上海求學。
東吳大學法學院(以下簡稱東吳法學院)是美國的律師和傳教士、當時在東吳大學教授政治學的查爾斯·蘭金(Charles W. Rankin)于1915年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時稱“東吳法律專科”。1927年該學院更名為“東吳大學法律學院”，1935年又更名為“東吳大學法學院”。
根據(jù)東吳先賢盛振為教授的概括，東吳法學院的教育方針是：“原以英美法與中國法為依據(jù)，而旁參以大陸法，繼應時勢之需求，改以中國法為主體，以英美與大陸法為比較之研究。俾學生對于世界各大法系之要理，皆有相當認識。”為此，東吳法學院堅持施教重質(zhì)不重量，訓育以校訓“養(yǎng)天地之正氣，法古今完人”為宗旨，學校行政居超然地位，課程以切于實用為標準，教授選任以專門學識為要件。正是這種高標準，東吳法學院被譽為培養(yǎng)近代法律家的搖籃，民國法學界也素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稱。
20世紀40年代，潘漢典求學時的東吳法學院不但課程多，而且大部分用英文講授，教材也用英文原版。不僅如此，東吳法學院還運用英美法的“判例法”教學方法，通過這樣的訓練，可以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這是東吳法學院學生的一個特點。也因此東吳法學院學生的學習壓力相當大。據(jù)東吳先賢倪征 回憶，他們那一屆學生入學時40多人，畢業(yè)時僅剩13人，主要原因是備課壓力太大。與潘漢典同一屆入東吳法學院的有71名同學，1944年畢業(yè)時獲得學士學位的25人。即使將內(nèi)遷重慶的部分學生計算在內(nèi)，1944屆學生畢業(yè)時獲得學位的學生人數(shù)與入學時的人數(shù)之比，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正是這種高標準、嚴要求，保證了東吳法學院學位的高質(zhì)量。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的1942年年初，學校遭遇不幸，部分師生在盛振為院長率領(lǐng)下前往重慶，留滬師生面臨失業(yè)失學的困境。費青教授臨危受命，帶領(lǐng)留滬師生暫避租界以“董法記”名義(“董法記”貌似商號名，以此避開了日偽的注意和迫害，但“董法”又是東吳法學院的諧音，表明東吳人數(shù)典沒有忘祖)恢復上課。其間因戰(zhàn)亂四遷校址，直到1942年秋校址才穩(wěn)定。費青、鄂森等13人成立院務委員會，根據(jù)東吳法學院英文校名(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以前一直譯為“東吳法律專科”)改稱“中國比較法學院”，使得東吳弦歌不輟。
潘漢典在遭逢家庭和學業(yè)多重變故的情況下，不僅順利完成各門功課，還于1943年以“中國古代法學思想初探”一文參加懸賞學術(shù)論文，獲上海等地大學組第一名。除此之外，潘漢典看到東吳許多書都是日文的，而日本法律是引用德國的，由此萌生直接閱讀德國人著作的想法。懷著做學問要通曉中外的強烈求知欲，他選修了法、德、日等外國語課程。正是語言上的優(yōu)勢，使得他于1944年發(fā)現(xiàn)了日本法學家江家義男翻譯、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蘇維埃刑法和勞動改造法典》，隨后將其譯為中文，并以畢業(yè)論文《漢譯世界最新刑事法典——蘇維埃刑法和勞動改造法》獲學士學位。
大學畢業(yè)后在鄂森老師的推薦下，潘漢典開始在上海中南銀行(鄂森任該行法律顧問)信托部和地產(chǎn)部工作。雖然在銀行工作收入比較可觀，但由于此項工作是為了生計而且有違潘漢典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心愿，潘漢典在此工作期間一直用自己的別名——潘宗洵，離開銀行后才恢復了本名。
1946年，東吳法學院研究所在上海恢復招收碩士研究生，潘漢典和其大學同學程筱鶴、俞偉奕等都成功考取。在學期間，潘漢典以國際私法成績最優(yōu)獲著名國際私法專家郭云觀教授的賞識。1948年，潘漢典以“中國有限公司法論——比較法的研究”為題撰寫了學位論文，順利畢業(yè)，成為東吳大學法學院為數(shù)不多的法學碩士之一(東吳大學法學院共頒發(fā)了31個法學碩士學位，包括1928年至1937年10年間的14個和1944年頒發(fā)的1個)。
潘漢典于1948年6月碩士研究生畢業(yè)。郭云觀老師時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長、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法律系主任。他先是推薦潘漢典進入上海高等法院，許以科長職務并送去一紙委任狀。其時潘漢典已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十分痛恨，不愿參與政治，于是婉言謝絕并告之志愿從事學術(shù)研究且正在考慮別人推薦的江西某國立大學的教職。郭云觀聞之改薦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兼職教授。是年9月，潘漢典就任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法律系兼職教授(后因有老教授認為他學歷尚淺，于1949年改定為兼職副教授)，開始了自己喜歡的教學研究工作。
1950年春季，東吳法學院依照新的課程表要開設(shè)“馬列主義(國家與法)法律理論”，因找不到教員，請潘漢典回母校兼課，潘漢典應約返校已是教師身份。潘漢典三入東吳法學院，與東吳法學院結(jié)下了一生的情緣，也由此奠定了他的法律人生：四年本科教育，為他打下了堅實的英美法和比較法基礎(chǔ)；兩年研究生教育，使得他站在了法學和比較法的研究前沿；走上講壇，已是當時國內(nèi)為數(shù)不多的新法學研究人員。潘漢典談起東吳法學院，總是十分動情，他說自己的法學教育是在東吳法學院完成的，要感謝的東吳法學院師生很多、很多，他也以東吳法學院的校友而自豪。
一九五二年潘漢典與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校部分同班學員合影。
夾縫求生：存中國比較法學余脈于不絕
1950年，潘漢典開始利用業(yè)余時間在“蘇聯(lián)僑民協(xié)會”設(shè)立的“俄文專修學校”補習俄文，堅持一年多時間，于1951年夏獲得中級班結(jié)業(yè)證書。至此，他所學外語已達5種。這些語言優(yōu)勢，為他從事學術(shù)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1951年春，潘漢典不再在光華大學和東吳法學院兼課，集中時間閱讀和學習。從30余種馬恩經(jīng)典著作如《資本論》、《反杜林論》等(中譯本)中摘編“馬克思、恩格斯論國家與法律”部分進行翻譯。同時，在和費青的通信時得知北京大學法律系正需要青年教師，費青建議他考慮加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已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的同窗程筱鶴也歡迎他加入北大。
北京大學法律系擬聘潘漢典為講師，這比他在光華大學和東吳法學院的職稱和待遇要低，收入只有原來收入的40%。但面對全國最高學府和夢寐以求的學術(shù)研究工作，潘漢典毫不遲疑地決定前往。是年12月，潘漢典收到北京大學馬寅初校長簽發(fā)的聘書后即刻到任。
1952年1月，剛調(diào)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的潘漢典與樓邦彥教授和李由義(時任北京大學法律系助教)被推薦參加了剛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學校(1952年1月8日中央政法干部學校正式開學。彭真任首任校長)第一期輪訓班的學習。1953年2月，學習期滿在中南海舉行結(jié)業(yè)典禮，毛澤東、劉少奇等國家領(lǐng)導人參加典禮并合影留念。
1952年5月，北京政法學院成立。潘漢典人事關(guān)系隨北京大學法律系并入北京政法學院，任講師。1953年2月，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學習期滿，他被分配至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政法業(yè)務教研室司法建設(shè)組。潘漢典在北京政法學院工作不到兩個月，就于1953年4月被副會長張志讓推薦、會長董必武決定指名調(diào)入新成立的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以下簡稱中國政法學會)，費青教授時任政法學會研究部主任，潘漢典為當時唯一的研究員。
在中國政法學會工作期間，潘漢典先后在研究部、國際聯(lián)絡部工作，還參與了《政法研究》創(chuàng)刊的具體工作。工作之余，他翻譯了恩格斯《英吉利憲法》和《英格蘭狀況》，因當時此類非俄文的政法類譯文相當少見，受到時任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會長董必武的鼓勵和贊揚。
1956年，由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創(chuàng)辦的《政法譯叢》創(chuàng)刊。該刊是“為了適應從事政法實際工作和政法教學工作的同志更多地學習蘇聯(lián)法學研究工作上的新成就和政法工作先進經(jīng)驗的迫切要求而創(chuàng)辦。《政法研究》兩個月一期，每期選擇一兩篇翻譯文章，容納不了更多的翻譯文章，因此創(chuàng)辦《政法譯叢》，作為《政法研究》的姊妹讀物，以便更好地完成讀者‘學習蘇聯(lián)’的要求。”翻開該創(chuàng)刊號的目錄，呈現(xiàn)在眼前的是清一色的蘇聯(lián)法學和法律的譯文。
以此背景閱讀潘漢典發(fā)表于20世紀50年代的譯文，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如1957年第5期《政法譯叢》，12篇論文中一篇英國丹尼斯·普里特的“不列顛殖民地的‘公民權(quán)’”實際上是從俄文轉(zhuǎn)譯的，兩篇非俄語譯文是“短期監(jiān)禁刑的存廢問題”(譯者署名吉蒂，編譯自法國《刑法與監(jiān)獄學季刊》)和法國A·比松的“法國司法制度”，后者正是潘漢典以“勉力”為筆名從法文版《法律為和平服務》雜志中翻譯而來，除此之外，其余都是蘇聯(lián)法學家的文章。兩篇譯文“二十年來美國反動立法措施對公民自由的蹂躪和對美國共產(chǎn)黨的破壞”以及“西德司法機關(guān)中納粹法官充任要職”均載于《政法研究資料選譯》1960年第1期，這是該期目錄中13篇譯文里僅有的兩篇非蘇聯(lián)法學家的譯文。
與此大環(huán)境有關(guān)，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法學研究所獨立創(chuàng)辦的最早刊物——《法學研究資料》與《政法譯叢》和《政法研究資料選譯》的任務、宗旨基本一致，全部內(nèi)容可以說是蘇聯(lián)法學(當然是部分法學)的翻版。
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政法學會停止活動。潘漢典于1969年至1972年赴湖北沙洋最高人民法院五七干校鍛煉勞動。之后，于1973年4月調(diào)入中國科學院法學所，任研究員。潘漢典回憶，在此期間，“在打著反對封、資、修的旗幟下的大批判中，1950年代引進的蘇聯(lián)法學連同早被蔑視的西方法學一道被徹底地否定了。曾經(jīng)在1954年憲法中引進的一些外國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師辯護等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制定的第二部憲法中被取消了”。需要補充的是，在此期間哲學社會科學部法學研究所仍然于1973年起開始編輯出版《外國法學動態(tài)》，介紹關(guān)于蘇聯(lián)東歐各國和美、英、日本、西德、法國的法律和法學的最新信息，只是明確注明“內(nèi)部資料，供領(lǐng)導參考”，未公開發(fā)行。
潘漢典在《外國法學動態(tài)》1975年第3期上發(fā)表了“從美國最高法院院長《1975年司法狀況》報告看美國司法窘境”的譯文。以筆者手頭的該期《外國法學動態(tài)》(復印件)來看，這與其說是一份刊物不如說是一份文件，其首頁格式、紙張大小都與當時的中央文件無異，篇幅也只有區(qū)區(qū)12頁。就該期《外國法學動態(tài)》的內(nèi)容看，除潘漢典的上述譯文外，另有一篇“布科夫斯基揭露蘇修精神病院情況”，剩下的只有兩則簡訊，正好反映了當時既反帝(美帝國主義等)又反修(蘇聯(lián)修正主義等)的政治形勢。僅有的兩篇譯文既無譯者署名，也無腳注或資料來源，簡陋之極。據(jù)潘漢典回憶，當時他還譯有“當代美國國會政黨和議員的構(gòu)成概覽”和“日本犯罪動態(tài)”兩篇文章。
1957年，在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舉行的座談會上，倪征 先生曾呼吁“救救比較法”(他發(fā)言時提出三條具體建議：搶救人——具體提到戴修瓚和李浩培、搶救書和搶救課)。潘漢典的經(jīng)歷和作品表明他在以實際行動回應倪征 先生的呼吁，同時反映了潘漢典在夾縫中求生存，為保存中國比較法學血脈而做的艱辛努力。
翻譯為業(yè)：把外國最好的法律制度和先進的思想介紹進來
2001年3月，潘漢典在接受中國社科院法學所高旭晨教授的訪問時表示，“作為一個中國的法律工作者，我感到自己擔負著一種使命。我要盡我的力量把外國最好的法律制度和先進的思想介紹進來”。他在主編《法學譯叢》和《比較法研究》期間更是殫精竭慮，全力為外國法學和比較法學鳴鑼開道。
1978年，改革開放初始。經(jīng)過十年的慘痛經(jīng)歷，人們普遍要求實現(xiàn)法治和尊重公民權(quán)利。因此在1970年代后期制定的第三部憲法，修改了第二部憲法的一些規(guī)定，例如，重新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基本原則。在此大背景下，社科院法學所決定于1978年試刊《法學研究》，恢復《法學研究資料》并更名為《法學譯叢》。
潘漢典受命負責籌備《法學譯叢》并主編該刊，該刊于1979年1月出版創(chuàng)刊號。他除了在《法學譯叢》擔任8年(1979至1987年)主編外，還于1982年出任社科院法學所編譯室主任。就擔任《法學譯叢》主編的8年工作而言，他不僅承擔了主要的組織工作，而且校對了大量稿件。
概括潘漢典主編《法學譯叢》和《比較法研究》(潘漢典因時任校領(lǐng)導的黨委書記陳卓、常務副校長甘績?nèi)A兩次到家拜訪，于1987年由社科院法學所調(diào)入中國政法大學并于1988年出任該校新成立的比較法所第一任所長兼《比較法研究》主編)12年期間的譯文，筆者將其大致分為以下三類：第一，外國先進的法律思想介紹，如德沃金的《論規(guī)則的模式》、李·溫伯格和朱迪思·溫伯格的《論美國的法律文化》、耶林的《權(quán)利斗爭論》和《當代英國的法社會學》等；第二，將比較法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紹到國內(nèi)，比如其對比較法學界兩部名著《當代世界主要法系》和《比較法總論》的譯介；第三，引介發(fā)達國家的法律制度，內(nèi)容涉及憲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幾乎所有法律部門。
除了這些專業(yè)著作，人們對潘漢典譯著最熟悉的莫過于商務印書館1985年出版的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這本不算厚的著作(中文字數(shù)不超過10萬字)花費了潘漢典近30年的時間，參閱17種不同版本，涉及意、英、法、德、日五種語言，并且四易其稿，如此行為常人幾乎無法理解。正是潘漢典這種對知識的認真、對學術(shù)的敬畏，才使得該書位列商務印書館經(jīng)典之列。中國翻譯工作者協(xié)會于2002年以“長期從事翻譯工作，成績卓著”授予潘漢典資深翻譯家榮譽證書。
以憲法為重：
為中國法的復興而努力
潘漢典曾說道：“我致力于介紹和翻譯有關(guān)國外法律和法學理論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使它們能夠為建立我們國家的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學體系提供有用的幫助。”在加拿大進行學術(shù)訪問時，他還曾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法的文藝復興”的講演。
憲法始終是潘漢典多年學術(shù)活動的一個重點。在上個世紀50年代，為了配合新憲法的制定和頒布，潘漢典翻譯了恩格斯的《英吉利憲法》和《英格蘭狀況》。在1960年代，潘漢典翻譯了十余個國家的憲法，其中包括《摩洛哥憲法》、《索馬里憲法》和《日本國憲法》等。
上世紀80年代前后，為配合憲法修改，潘漢典先后翻譯了《美國憲法最新修正案：平等權(quán)利修正案》、《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法國)人和公民的權(quán)利宣言》、《日本國憲法》、《法蘭西共和國憲法》、《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基本法》、《1982年(加拿大)憲法法》、《意大利共和國憲法》、《瑞典的新憲法》等。其中，羅馬尼亞、日本、法國、德國、加拿大和意大利六國的憲法均是潘漢典翻譯并發(fā)表于1982年現(xiàn)行憲法公布前。六國憲法中絕大多數(shù)譯注均出自潘漢典之手。
瑞士比較法研究所中國法律專家勝雅律曾說：“日本好像是繼承境外法律的世界狀元，在繼承法律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日本法學者對外國憲法的翻譯熱情而積極，但通常是某一位教授翻譯某一國憲法。1984年，潘漢典前往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進行學術(shù)訪問。當日本同行得知潘漢典是上述六國憲法的中文譯者時，無不感到驚訝，對潘漢典給予了相當高的禮遇。
潘漢典不僅為我國歷次憲法修改提供了大量最新的外國憲法文本和文獻，而且對現(xiàn)行憲法(1982年憲法)有直接的貢獻。現(xiàn)行憲法第32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因為政治原因要求避難的外國人，可以給予受庇護的權(quán)利。現(xiàn)在的“外國人在中國受庇護的權(quán)利”的文本是現(xiàn)行憲法通過前才確定下來的。
對照共同綱領(lǐng)、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相關(guān)條款都用了“居留權(quán)”的概念。在1982年4月28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第三十一條仍然稱之為“居留權(quán)”。王叔文(時任社科院法學所國家法室主任)曾給潘漢典打電話，詢問其他國家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在潘漢典的翻譯著作中，憲法中的相關(guān)條款都譯為“受庇護權(quán)”。
正因為他此前已翻譯了多國憲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因此他明確表示原“居留權(quán)”條款所規(guī)定的內(nèi)容應為“受庇護權(quán)”，原“居留權(quán)”的規(guī)定實為誤譯所致。從最后公布的憲法文本看，憲法工作小組接受了他的建議。
默默奉獻：
東吳余韻譜新篇
潘漢典于1991年12月退休，其時已是古稀之年。他一生低調(diào)，退休后更是默默無聞。2003年，他被中國政法大學聘為“特聘博士生導師”。從2004年起，潘漢典以84歲高齡在中國政法大學招收博士生。至今年，潘漢典已帶了10位博士研究生，其中8位已獲得博士學位。
在被聘擔任“特聘博士生導師”之前，從1994年至2003年的這一段時間，無權(quán)、無錢而且無職的潘漢典與薛波一起聯(lián)合眾多法學學人和東吳學子，編纂出版了《元照英美法詞典》(主編薛波、總審訂潘漢典)，可謂影響甚巨。
2003年，《元照英美法詞典》橫空出世。媒體于詞典出版前夕報道：“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jīng)濟資助，甚至連正規(guī)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jīng)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于接近了尾聲。”
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一部具有國家權(quán)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quán)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tǒng)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盧峻教授很清楚編纂法律詞典的特殊語境：“中國自清末沈家本以降，以東洋日本為跳板與榜樣，在法律制度方面借鑒與學習西洋的基本上是歐陸羅馬法系的概念與學理。現(xiàn)代漢語中許多法律用語，在早期曾直接借用日本人的漢字譯文，歷經(jīng)百年的沉淀，這套法律詞匯已成為我們分析法律概念、進行學理探討的基本語言工具，我們對它的歷史源頭已淡忘而渾然不覺。當我們用這一套法律詞匯來解釋英美普通法系的東西時，它的歷史源頭就鮮明地顯現(xiàn)出來。”
詞典編撰期間，潘教授與薛波一起南下上海，向那些生活在被人們遺忘的角落里的東吳老人們尋求幫助。十幾位老人都欣然應允，他們把審校詞典看成了生命的絕唱。1998年，上海審稿者平均年齡84歲。2003年(詞典出版之時)，多位老人已經(jīng)不在人世。據(jù)潘漢典回憶，他曾與薛波為詞典事三次南下。第一次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他與薛波前往上海、杭州等地，邀請十多位法學前輩出任審訂；第二次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專門參加審訂者之一、他的東吳法學院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雙重同窗俞偉奕的追悼會；第三次已是2003年，攜剛出版的詞典告慰諸位先賢。
詞典開篇列出了長長的致謝名單，詞典中出現(xiàn)潘漢典名字的地方只有“緣起”和“總審訂”。按照薛波的話說，“當年參加東京審判的5個中國人中，有3個參與了我們的工作”。這些早年畢業(yè)于東吳大學法學院的老人，以他們對學術(shù)事業(yè)的忠誠和淵博的學識令后來人感佩。
初步統(tǒng)計，詞典的五篇序言中除美國教授西德爾外，其余四位(倪征 、姚啟型、盧峻、楊鐵 ）清一色地出自東吳法學院。8位學術(shù)顧問有4位來自東吳法學院，占了半壁江山。34位審訂者中18位有東吳法學院的教育背景，占到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
由此也理解了潘漢典在“緣起”的特別致謝：“謹向飽經(jīng)風霜，傲骨依然，不廢所學，報效邦國令人愴然有感，肅然起敬的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1952年)的及其他20世紀前半葉播布平等、正義的各位尊宿和賢良表示深深的謝意！”
中國當代羅馬法權(quán)威黃風在談到這一批東吳人時曾感嘆說：“為什么我們這一代的學問超不過他們？因為我們沒有他們的品行。我們中可以出學者，但出不了大家。”身為比較法學家的潘漢典不僅將比較法視為方法而且以比較法作為生活方式(威廉·特文寧語：“嚴肅的比較法研究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方法”)，是一位單純的學人。惟其單純，在這喧囂的年代顯得彌足珍貴，唯其單純，才值得后人不僅學習其為學之道，更學習其為人之道。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潘漢典教授2008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