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生于1953年，法學家、作家，現(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證據(jù)學教研室主任，撰寫、主編、翻譯過多部法學著作，同時還是中國作協(xié)會員，著有《血之罪》《性之罪》等犯罪嫌疑小說。（圖/本刊記者 梁辰）
2012年9月13日，何家弘與來華訪問的法國女作家皮婭·彼得森（Pia Petersen）進行交流對話。何家弘已有4部犯罪懸疑小說被譯為法文，由法國黎明出版社出版
在北大荒那段歲月，他本以為自己會成為文學家。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當紅霞灑滿天空的時候》。結(jié)束知青生活回到北京，他卻學了法律，成了一名法學家，因“證據(jù)法學”和“刑事司法制度”研究而享譽學界。
他寫過許多法學著作，主編了中國第一本《證據(jù)法學》，但仍然最喜歡把自己那幾本犯罪推理小說掛在嘴邊。他曾經(jīng)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電視的法制節(jié)目上，但如今人們提起他，總會奇怪地加上一句——“‘吳法天’的老師。”
越洋視頻電話里的何家弘溫和、謙遜，回復郵件時習慣尊稱對方“XX君”。他的學生、人大副教授劉品新說：在認識何家弘的二十多年里，幾乎沒見過他發(fā)火。
那時候，他正在日本講學，他的學生吳法天（吳丹紅）正因為朝陽公園門口的事件卷入輿論漩渦。那次采訪后，何家弘把采訪的內(nèi)容寫成一篇文章——《我的學生吳丹紅》——在此之前，他只寫過3個現(xiàn)實中的人，一個是“犯罪鑒識大師”李昌鈺，一個是他的碩士生導師、人大教授徐立根，一個是他的博士生導師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喬恩·華爾茲。
兩個月后，他已經(jīng)回到北京，站在人大法學院的講臺上。那是他給2012級的本科生上第一堂“證據(jù)調(diào)查學”課。這節(jié)介紹性質(zhì)的課上，他拿出一張自己在澳大利亞的照片，讓學生們分析鏡頭的朝向，接著又讓學生們破譯一段打亂順序的文字。
那段文字正確的排列是“弘揚法學家精神的可人”，里面隱含著3個字“何”、“家”、“弘”——出正確答案的女生記得，2009年人民大學的開學典禮上，何家弘也曾這樣向?qū)W生們解釋自己的名字。
那一次，他代表全體教師講話。在演講最后，他念了一首自己的詩《我需要一個信仰》。
迷惘的時光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不再迷惘；/從天下大同到共產(chǎn)主義，/從極樂世界到幸福天堂；/一樣的美廬廣廈，一樣的金碧輝煌；/滿懷期盼望夕陽，卻只見斷壁殘墻。
“那時候我很革命，很相信共產(chǎn)主義。”9月2日，英國企鵝出版社為何家弘舉辦了一場《血之罪》英文版新書發(fā)布會，他用嫻熟的英文開場。在這場發(fā)布會之前，這本原名為《人生情淵：雙血型人》的小說，已經(jīng)先后被譯成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并被英國《衛(wèi)報》列為“亞洲十大犯罪小說之一”。
小說里，何家弘講述了一樁發(fā)生在東北的謀殺案。故事的一部分，來自他在黑龍江的那8年知青生涯——那也是一段曾讓他迷惘的時光。
那時候，何家弘很“紅”，紅衛(wèi)兵鬧革命那年，他想要加入他們的隊伍。但因為他爺爺曾是國民黨的東北軍軍官，造反組織都不敢要他。這讓年幼的他覺得自己受了爺爺?shù)臓窟B。
16歲那年，他主動要求到黑龍江農(nóng)場插隊——他覺得這項事業(yè)“不僅是為中國，也為全人類”。那些十幾歲的年輕人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但“為了信仰，必須忍耐”。
只是家庭的“污點”始終讓他抬不起頭。身邊的知青成了營級、團級干部，他還是機務(wù)排的副排長。70年代，當成為一名“工農(nóng)兵學員”的夢想也終于破滅，原本朦朧的文學夢卻逐漸明晰起來。那時他會寫一些“抒發(fā)革命豪情”的詩歌，通過廣播站的大喇叭播放。1971年元旦，在《黑河日報》發(fā)表了一首詩歌，使他在當?shù)刂嘀小懊曅≡搿薄?/span>
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直到林彪事件，何家弘才開始對自己所堅信的“信仰”產(chǎn)生懷疑。何家弘記得，那時候“人心都散了”。當知青們像大逃亡一樣返回城里，走不掉的人就等在北大荒“混日子”。
1975年，他給當時在上海的《學習與研究》編輯部投去一篇雜文——《飲酒與做夢》，描述當時青年人的頹廢。那是他第一次收到正式的退稿函——“因本刊面向國外發(fā)行，所以你的文章不宜刊登”。言外之意，是怕影響不好。
那時的他也想回城，卻一直無法如愿。他當了一段時間的子弟小學老師，教學生政治。“其實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我還記得一開始給學生們講課，學生問我，‘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國家大事。’”于是，他就給孩子們念《人民日報》，編一些驚險故事。
走的知青越來越多，何家弘也開始沮喪。那兩年時間，他一邊辦回城，一邊寫小說——在炕頭上一寫就寫了二十多萬字，受到不少冷嘲熱諷。這本描述知青生活的《當紅霞灑滿天空的時候》也未能發(fā)表。
1977年他終于回了北京，分配到建筑公司當水暖工。那時候滿腦子還在想著他的作家夢。他寫了長篇，托人找了業(yè)余作家指點。對方只說他精神可嘉，建議他從短篇寫起。他就再寫，然后寄給文學刊物，結(jié)果除了偶爾收到退稿信，都杳無音訊。
一天天等著文章發(fā)表的何家弘，不經(jīng)意間等來了他人生的轉(zhuǎn)機——愛情鬼使神差地把他帶進了法學殿堂。他認識了醫(yī)務(wù)室一位女醫(yī)生。對方父母提出，如果他能考上大學，就同意他們在一起。1979年，何家弘考進中國人民大學，女醫(yī)生因此成了他的妻子。
那時候，“人大一分校”沒有文學系，何家弘糊里糊涂地選擇了法律系。對于那個剛剛開始重建公、檢、法的年代，“法學是個全新的學科”。而正是那個時候，這個國家被“文革”砸爛的“法治”，開始被人們重新拾起。
法學家的文學夢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獲得力量；/從文學春夢到人大學堂，/從伊甸園景到法治國綱；/一樣的海誓山盟，一樣的慷慨激昂；/激情燃燒終有盡，熱血沸騰難久長。
“經(jīng)歷過‘文革’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越學越覺得法學重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何家弘沒有再寫小說。他順其自然地讀到碩士留校任教，兩次出國訪學，又拿到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93年，何家弘回到中國。劉品新記得，那時候中國只有“偵查學”，直到何家弘訪學歸來，才將其改為“證據(jù)調(diào)查學”，并主編了第一部《證據(jù)調(diào)查》和《證據(jù)法學》。
也在那時候，何家弘的文學夢回來了。他開始寫犯罪小說，“睡覺時都在構(gòu)思，像做夢一樣”。
何家弘的美國教育經(jīng)歷以及有關(guān)證據(jù)和刑事司法程序的研究，讓他區(qū)別于許多犯罪文學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靈感直接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案例。比如他的第一本小說《人生情淵：雙血型人》，就是從當年曾經(jīng)轟動一時的“石東玉殺人案”中獲得靈感的。
何家弘記得，1994年10月，黑龍江省伊春市公安局“石東玉殺人案”復查專案組的人員來到人民大學的物證技術(shù)鑒定中心，向他的老師徐立根教授咨詢對陳舊血痕和人骨進行DNA鑒定的可能性。后來，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術(shù)鑒定部門并未使用DNA方法就解決了問題，結(jié)果表明被告人石東玉的“血衣”上根本沒有被害人的血，當年法醫(yī)的血型鑒定犯了非常簡單的錯誤。石東玉被無罪釋放，然而，他的未婚妻離他而去；姐姐在去看守所探望他的途中被火車撞死；妹妹離家出走，下落不明；父母四處上訪，顛沛流離……
“我想去呈現(xiàn)錯案的問題，呈現(xiàn)錯案重審的困難，對律師、對犯罪者家屬，都不是容易的。就是在現(xiàn)在的中國，還是有很多人在等待翻案，像河北的聶樹彬……”
2004年，已是法學名家的何家弘和張衛(wèi)平等學者在人民大學舉辦“證據(jù)學論壇”系列講座。一年后，他們把論壇改為更加生動活潑的“三人談”，10場下來，幾乎場場爆滿。劉品新覺得，最精彩的莫過于幾位學者對于社會熱點案件的探討。
在那之后，何家弘帶領(lǐng)一些青年學者，在人大成立了“刑事錯案研究小組”。“我們做了實證研究，錯案往往都是多方面造成，不是單一的。老百姓會覺得錯案就是有貓膩，事實上這類案件有，但多數(shù)還是因為辦案人員專業(yè)水平低，也不敬業(yè)。尤其是嚴打、要求限期破案等等。”
有人如此評價：錯案是司法的陰影，而何家弘則是用小說透視司法的陰影。1994年到1998年，他一下子寫了5部小說。其中最后一部屬于另一個系列。當時他覺得中國特別需要普法，就在《北京晚報》寫《法院雜談》，后來《貴州晚報》找到他，想仿照《蘇菲的故事》，出一套法學解讀小說。他們找了很多法學家來寫，但最終只出了兩本——一本是何家弘《黑蝙蝠·白蝙蝠：證據(jù)的困惑》，另一本是中國政法大學皮藝軍教授的《在天使與野獸之間：犯罪的通話》。
在這些小說里，他花了很多筆墨設(shè)計小說的主角洪鈞律師。他很注重律師的調(diào)查取證，因為他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律師只熱衷于“在法律上怎么找出毛病”，而“調(diào)查取證需要扎扎實實的工作，很多律師卻不愿意做。”
很多人都發(fā)現(xiàn)，洪鈞從經(jīng)歷到性格，其實都很像何家弘自己。他解釋，“洪鈞身上確實有我的影子，但不能說我就是他，或者說他就是我。他是我小說中的人物，他應(yīng)該是中國律師的一個模范，中國需要這樣道德高尚的律師。現(xiàn)在這樣的律師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很多律師也在倡導‘君子律師行天下’。”
1998年，《人生情淵：雙血型人》在中國公安大學于洪笙教授主持籌辦的“首屆偵探小說大賽”中獲獎。一年后，何家弘接到一封來自法國的信，一個叫瑪利亞·克勞德的法國人，想把他的小說當作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于是，何家弘的4本小說被翻譯成了法語，隨后有被翻譯成其他語言。
直到現(xiàn)在，何家弘的小說名揚海外，有研究者將他與《朗讀者》的作者、同為法學家的本哈德·施林克相提并論。何家弘記得，2004年，他正在國外主持一個研討會。一位葡萄牙女學者找到他，說自己的發(fā)言就是講他的小說的——《從文學看中國的法制》。
大赦天下貪官換取今后的廉政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不再憂殤；/從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從個性壓抑到物欲張揚；/一樣的潮起潮落，一樣的云卷云長；/肅貪反腐再貪腐，清污除垢更骯臟。
完成第五部小說后的許多年里，何家弘沒有再把洪律師的故事寫下去，只是做法學研究、帶研究生，當年的“文學夢”也漸行漸遠。
2006年，最高檢在全國選了3位知名法學家掛職做高級檢察官，何家弘成為其中之一。他被任命為瀆職侵權(quán)檢察廳副廳長，從學者變成了官員。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了解官場。“他們叫我何廳長，開始不是太習慣。但他們覺得你是我們內(nèi)部的人，什么話都跟你講。特別是瀆職案，有時候和腐敗案是連著的，究竟怎么查，查到哪？有時候真的覺得有的地方說‘無官不貪’有點過分，但確實是（很嚴重）。所以我就想，中國怎么辦？”卸任之際，何家弘曾對記者說，“官場經(jīng)歷豐富了自己的人生閱歷，等退休了要寫進自己的小說。”
在1990年代，何家弘就已經(jīng)開始思考中國的腐敗問題，那時候他正在寫他的第四部小說《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在小說里，他提出腐敗是“人生怪圈”的概念：“腐敗、反腐敗再腐敗，不行就垮臺，上來一伙人再腐敗。”循環(huán)往復，仿佛是一個永遠走不出來的怪圈：“反腐敗，你說起來容易，我們以前的基本政策也都是殺一儆百，嚴懲少數(shù)人，教育大多數(shù)。但這顯然是不成功的。腐敗問題大家都知道很嚴重，像擊鼓傳花似的，最后落在誰手里誰倒霉，我覺得這不是辦法。”
2008年春節(jié)前后，何家弘在《法制日報》上講述自己做的一個“怪夢”：他夢到自己成了一個“道德并不敗壞”的貪官，“知道中國必須反腐敗”，但只能繼續(xù)編織關(guān)系網(wǎng)，“千方百計不要讓那反腐敗之劍落到自己的脖子上”——直到他聽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大赦天下貪官’”。
這是何家弘“以半文學的方式”提出的一個破解腐敗怪圈的設(shè)想。他提出國家可以出臺規(guī)定：“凡是在規(guī)定期限內(nèi)如實申報全部家庭財產(chǎn)而且在申報之后未犯新罪的國家官員，其申報財產(chǎn)視為合法財產(chǎn)，不受追查”。同時“成立獨立而且垂直領(lǐng)導的反腐敗調(diào)查機構(gòu)”，嚴格查處此后發(fā)生的腐敗犯罪案。
其實他的設(shè)想也借鑒了香港廉政公署建立之初的思路。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隊伍腐敗成風，廉署成立的第三年，上千名警務(wù)人員包圍廉署，港督不得不宣布大赦1977年前的警察貪污案，以換取今后的廉政。
這篇文章一出，引來一片罵聲。人們覺得，對貪官就得殺無赦，何家弘的想法只能是“癡夢”。他不甘心，一下子連寫了7篇《怪夢七夕談·反腐敗的心聲》。他的“癡夢”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2012年9月央視的新聞節(jié)目中，一位學者在發(fā)表觀點時，同樣提出了何家弘當年以“妥協(xié)”換取“廉潔”的設(shè)想。
不過，在此之后，何家弘也跟一些人談過他的想法，對方也認為想法挺好，也承認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學者，但說他不懂政治——因為沒有人敢做出“大赦天下貪官”的決策。
“我覺著作為學者有時候也得承認，好像你能做很多事、好像你說了就能管用，但其實即便已經(jīng)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有時候說的話其實什么也不是。因為真正決策的人，考慮的不是你說的這些問題。他們不是不知道你講的道理，但是政治決策不是按照你那個邏輯去思維的。”何家弘說。
當癡則癡，當醒則醒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走向高尚；/從圖騰幻化到神明凡像，/從深山古寺到鬧市圣堂；/一樣的五體投地，一樣的心靈閃光；/上帝佛祖難求見，誠真和美共善。
何家弘人生格言是“當癡則癡，當醒則醒”，現(xiàn)實是醒，文學是癡。法學的現(xiàn)實和文學的浪漫，在他身上共存。他也覺得自己的想法“實有些癡”，便開始在小說中演繹他的夢想。
“我們做法學研究時，發(fā)現(xiàn)中國不是制定點法律就能實現(xiàn)法治。中國人缺少法治的傳統(tǒng)，無論行為還是思維習慣。”
何家弘開始從法學重新走向文學。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決定給他出文集，第一個系列就是把小說重新出版。他開始重寫那些小說，把多年法學研究的心得也寫進去。他把5部小說改寫成了“三罪”“兩無”：《血之罪》是刑事錯案讀本，《性之罪》是證據(jù)調(diào)查讀本，《X之罪》是瀆職犯罪讀本，《無罪貪官》是腐敗犯罪讀本，《無罪謀殺》是刑事證據(jù)讀本。
在文學世界里，何家弘構(gòu)建了一個“烏托邦”：在將第四本小說《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改寫成《無罪貪官》時，描繪了一座腐敗的虛擬城市如何變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在改寫小說的同時，他又在人民大學主辦了“反貪碩士班”，這在2010年一度引起輿論熱議。當時最高檢特意派出了8位廳級或副廳級干部擔任導師——其中最高檢反貪總局局長陳連福、最高檢瀆職侵權(quán)檢察廳廳長李文生，都是他掛職時的同事。
對于自己的雙重身份——“孜孜布道于杏壇的法學家”和“聲名遠著于海外的小說家”——何家弘更喜歡把自己定位為“寫小說的法學家”。他記得他的朋友也曾給他發(fā)過一個短信：當下的中國更需要法學家。
何家弘筆下的文學與法學，都寫于他的書房“癡醒齋”。他的那首《我需要一個信仰》也作于此。后來，他把詩發(fā)上博客，有人給他留言：“讀著你的詩，卻找不到信仰，感到的卻是蒼涼……”
何家弘覺得，自己面臨著“沒有信仰”的困境。但有時候，他也會說他把法治作為一種信仰，雖然這種信仰很難和一般講的宗教信仰相提并論，“如果一定說我現(xiàn)在信仰什么，那可能就是法治，因為它是我的追求。”
其實他還寫過另一篇文章《一個法律人的信仰》：“作為一名法律人，我信仰法治。我信仰的不是法律，因為法律是現(xiàn)實的而且是不完美的。法治是一種理想和追求，是可以也應(yīng)該被信仰的。如果我國的法律人——法官、檢察官、律師、執(zhí)法者、法學教師、法科學生——都能夠真正信仰法治，把它作為一種崇高的追求，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乃至生命，‘痛并快樂著’地踐行法治，那么，法治中國就不再遙遠了。也許，我不該把這些心里話都說出來，但是我想到了那個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