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圖）
編者按：
在中國當代學術界，鄧正來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睥睨權威，特立獨行，曾長期流浪于正統體制外，歷練出迥異于普通知識分子的俠氣、豪氣、義氣甚至“匪氣”。
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英雄”，是這個時代這個年齡段最有故事的人。他為中國引入了哈耶克，并將學術觸角伸及法學、政治學等多學科。他還是中國少有的學術組織者，以特有的江湖豪氣和包容，將天下英才盡聚旗下。
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告別“小路”進入體制，并與之拉扯和糾纏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圍繞鄧正來的爭論觸及中國本土學術許多根本性問題和方向。學者王焱評價說：“他有點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
“人生揮灑，抽煙喝酒，聚友論道，斗室有天下；學術征戰，闖北走南，著書育人，一人勝千軍”。
1990年代是鄧正來人生的頂峰，他成為民間社會科學的旗手。
進入體制內是鄧正來的發展策略之一，但也為他的江湖氣和個性魅力套上了枷鎖，跟體制的關系糾纏了他一生。
2013年2月4日，北京最低氣溫零下5度，萬泉莊附近的天則經濟研究所，鄧正來追思會正在舉行。
此時距離其逝世已有10天，相比廟堂之上的遺體告別儀式，江湖之下的這場追思更為真實。三十余人擠滿了約50平米的小屋，張維迎、張曙光等十余位學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識分子轉型的過程中，鄧正來起的作用非常巨大、獨特。”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的判斷獲得了普遍肯定。他們中，有的曾與鄧正來一同創辦獨領風騷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下簡稱“季刊”）和《中國書評》，有的因在上邊發表論文而聲名鵲起，有的受其資助完成重要研究，有的則受此感召走上學術道路。
追思會上，學者張維迎這樣總結鄧正來的一生——“人生揮灑，抽煙喝酒，聚友論道，斗室有天下；學術征戰，闖北走南，著書育人，一人勝千軍”。
而在上海，復旦大學發布的官方訃告用59個字定義了鄧正來的身份，包括一個罕見的稱謂：社會科學學術組織者。
上世紀九十年代，名片上空無一銜的“學術個體戶”鄧正來以無可替代的能量接過八十年代理想主義的大旗，成為一眾學人心目中的新“學術英雄”。
體制賦予了鄧正來頭銜，進入體制的嘗試卻成為一道分水嶺。從任教吉林大學，到創辦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擔任院長，“組織者”鄧正來由外而內，獲得的評價漸趨多元。
相比體制給出的定論，伙伴們的結語或許更接近一個真實的鄧正來：“跟體制的關系糾纏他一生。”
鄧正來：法學家、政治學家、翻譯家、社會科學學術組織者。
·1956年生于上海。
·1982年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并于同年就讀于北京外交學院。
·1985年碩士畢業后獨立治學，成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
·1998－1999年，受聘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2003-2008年，受聘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8年加盟復旦大學，創辦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2013年1月24日6時50分逝世，享年56歲。
著有《哈耶克法律哲學的研究》、《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自由主義社會理論》、《規則·秩序·無知：關于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等；編譯有《哈耶克論文集》等。
新旗幟
楊念群說，“老鄧有點克里斯馬（領袖氣質）的味道。”他成為1990年代民間社會科學的代表。
鄧正來曾經說過：“我最困難的時期并不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而是在九十年代初，因為當時做學問的氛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現任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小勁初識鄧正來時，后者正在組織翻譯中國第一部西方政治學百科全書——近千頁的《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
“當時我就奇怪，這么大的項目，很難想象由個人來完成。”張小勁從此開始與鄧正來密切合作，他在“老鄧”身上發現的最大特點是：對事情的把握有天生的敏感。
張小勁記得，1992年“南巡講話”后，大批學者先后下海；鄧正來這時提出辦雜志，既沒錢也沒人，聽來未免荒誕。
張小勁被派去圖書館，借了一堆官辦雜志回來，鄧正來翻閱后，覺得現有雜志的質量很差，便拉了一堆圈內圈外的朋友，籌備季刊。
楊念群屬于編委會核心層，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說，雜志從一開始就立志成為中國最好的社科刊物，既要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也希望從學理角度梳理1980年代的社會科學遺產，提出學術規范化問題。
刊物選在香港出版，實際的編輯工作則在北京萬泉莊一帶的地下室里進行。
“三四間房，一到雨天就漏水，大家不定期去，沒事會去附近小館子喝個酒，還是八十年代的氛圍。我們負責稿件的篩選，老鄧拍板。”楊念群說，“老鄧有點克里斯馬（領袖氣質）的味道。”
1980年代的“文化熱”雖已消散，其中的理想主義精神卻一定程度上在延續。季刊出版的最初幾年，無論編委還是作者，都不拿錢；季刊根本無需約稿，就有足夠的稿源，“而且拿來的都是最好的東西”。
雜志從未公開出售，只放在萬圣書園等書店售賣，卻迅速成為當時民間公認的中國頭號學術刊物。
“這種影響力有時大到超出常理，”徐友漁表示，“官方龐大體制內這么高級的學術建構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也相形見絀。”
北大教授王銘銘1994年回國，看到季刊及其姊妹刊物《中國書評》，驚訝于其國際水準，專門跑去編輯部一探究竟。后者此時已搬到了六郎莊一棟兩層農民房中，不變的是鄧正來的熱情和銳氣。不久，王銘銘就成了鄧的作者。
憑借迅速擴張的影響力，刊物成為了一代學者的舞臺，對接了林毅夫等一批歸國學者的國際化標準。
國內學者在此嶄露頭角的也不少。2011年去世的南京大學教授高華曾發表近2萬字的文章，是為其代表作的先聲；為此，張小勁還專門去南京見了尚有點孤僻的高華，后者的名字隨著文章刊發而漸為人知。
季刊還舉辦各種民間性質的研討會，現在的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徐勇正是在會議上脫穎而出，季刊提供的硬臥車票對當時的年輕知識分子可謂難能可貴。
歸根結底，徐友漁認為，鄧正來和他創辦的季刊呼應了時代和知識分子的轉型。一是他將自1980年代末逐漸流散的活躍分子重新聚集，成為“一桿旗幟”；二是迎合了知識界從美學等人文領域向更能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科的轉變。
“季刊的文章，探討的都是現實問題，把社會科學推到了前沿位置，鄧正來可以說是1990年代民間社會科學的代表，取代了上個十年李澤厚、劉再復的位置。”徐友漁評價。
在江湖
歷史學者袁偉時回憶起1990年代初與鄧下榻同一賓館房間，聽他滔滔不絕講話，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煙，聽他的國罵“三字經”。
1956年，鄧正來出生于上海，上的小學聘了外教，直到中年回顧人生時，他都對此記憶猶新，“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知道了這樣一個道理，即這個世界上的人是用不同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看法的。”
隨著“文革”爆發，1969年底，鄧正來隨父母進入四川，支援三線建設，14歲“走后門”，進入內江的西南醫療器械廠當童工，一干8年。
工廠生活塑造了鄧正來的性格，“真誠、認真、平實和不卑不亢”；他也成了“永遠走在時間前面的人，一年可以干完三年的活”。
1978年，鄧正來考上了四川外語學院，一年自學完了大學課程，大二開始就常逃課去隔壁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聽法學課，曾挑戰西方哲學傳統的休謨成了他的最愛。
鄧正來一生的學術格局幾乎都在那幾年奠定基礎。1982年，他考到外交學院，與眾多國際法大師相識，并開始出版學術著作。
這段經歷絕非全然愉快，在“外交無小事”深入人心的情況下，鄧正來被形形色色的“秘密”包圍。“這種情況已經到了我無法理解的程度，”他后來自述，“正是在與各種體制交往的過程中，我在自己的心里漸漸形成了一種對主流的警醒或批判意識。”
批判的意識和對“學在民間”理念的信奉，促他走上了一條“離經叛道”的路。1985年，鄧正來離開體制，成為一位當時少有的“學術個體戶”。
沒戶口、沒住房、沒收入，鄧正來把鋪蓋放在同學辦公室，平時背著書包到處跑，等同學下班了，就去那兒看書、睡覺。冬天，萬一沒趕上回去，就索性去地鐵站，一邊跑步取暖，一邊等著頭班地鐵趕緊來，“因為進到車廂里就暖和了”。
沒證件，借書要請好友幫忙，偶爾在馬路上被警察攔住了，還要撒謊搪塞。依靠翻譯和兼職外語教師，鄧正來才有了少量收入，輾轉于北京城里七八處地下室，有的甚至緊挨臭水溝。
鄧正來不會想到，當初的艱辛為后來的事業埋下伏筆。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所長楊念群看來，鄧正來徹底的民間身份、靠朋友資助的狀態構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性格構成魅力的另一部分。在他去世后所獲的近百篇悼念文章中，學界同仁總繞不開他特立獨行的性格。
初識鄧正來者，對他的張揚不乏微詞。學者童之偉早在20年前就與其相識，他印象里，鄧正來雖自稱學術個體戶，“卻只愿同名教授把酒論道，說話氣吞山河，將我這樣講師銜的大學普通教師，著實沒看在眼里”，十幾年后上海再相會，才相互視為知己。
歷史學者袁偉時回憶起1990年代初與鄧下榻同一賓館房間，聽他滔滔不絕講話，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煙，聽他的國罵。袁偉時只好建議他先戒煙，再戒掉三五句就夾一句的“三字經”。
大小飯局往往成為鄧正來的“獨角戲”，他甚至會對初次見面的人聲稱，自己在李澤厚回國時“‘訓’了他六個小時”，盡管他早年還曾以《美的歷程》一書贈人。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擎直言，“正來兄的張揚、夸耀和領袖欲望是如此奪目，讓我不由自主地敬而遠之”，直到頻繁交往，劉擎才認識到他身上有兩種看似矛盾的品質：他既有一種自視極高的驕傲，卻也不妨礙他兼具虛懷若谷的開放精神——即使在后來復旦高研院成立的隆重場合上，有學者當眾抨擊他是“黑白兩道通吃”的高手，他也毫無尷尬之色，一笑而過。
對多數人而言，這位總是一身唐裝、腳蹬平底布鞋的學者天生有股俠氣。有學生回憶與老師初次見面，看到其裝束，“急走幾步，上前問道：‘是鄧先生嗎？’先生回了三個字：‘鄧正來’”。
除了擁有過硬的學術背景外，這位“學術個體戶”還難得地兼具了公關能力和判斷力。在他斡旋下，那些由學界下海的儒商不時提供資助；而早在辦刊之初，鄧正來就與伙伴們達成共識，“決不能意氣用事，把它辦成《新青年》”，提出刊物的歷史責任是引領1990年代社會科學的基本走向。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才能把刊物辦成。1990年代初，沒有一個人同時具備那么多的特質和能力。”楊念群總結說。
助天下英雄
“‘天下英才盡入我彀中’的感覺，鄧正來是很喜歡的。”
創辦雜志之前，鄧正來雖曾是1980年代影響頗大的《二十世紀文庫》編委，但畢竟只是眾多“山頭”中的一座；1990年代的獨領風騷令其地位大不相同。
每期都有一位學術泰斗給扉頁題寫“為了中國”四字，陳岱孫、湯一介、季羨林、龐樸、費孝通、王鐵崖、周一良、鄧廣銘、任繼愈，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都曾為之揮毫，季羨林甚至寫了三幅供挑選。
季刊一周年慶祝時，快90歲的陳岱孫堅持打車參加聚會，住院的錢鍾書還專門打來電話祝賀。
再看看季刊創刊號的作者名單——除了老一輩學者外，鄭也夫、林毅夫、樊綱、王滬寧、孫立平、俞可平等后來炙手可熱的學人盡在其中。
除了刊登文章外，季刊還承擔了一部分民間學術組織的功能。當時一位企業家允諾每年給編委會10萬元，如果按10個干具體工作的編委平分，每人可得萬元“巨款”，但編委們最后決定，把錢拿出來創設社科研究項目，且任何一位編委都不得申報。正是憑這筆資助，徐友漁完成了有關紅衛兵的論文。
“他非常敏銳，對選題意義之重大有非常深的認識。”徐友漁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還試圖從上層政治路線中尋找路徑，到了九十年代，我們都認為，中國轉型是整個社會的轉型，必須建成一個堅固的中間階層為主導的市民社會。他做的事情，我有很深的體認。”
這種同時建立在現實和理念層面的感情，為鄧正來織就了獨一無二的人脈網絡，他也十分熟練地經營著這張網絡。
“‘天下英才盡入我彀中’的感覺，鄧正來是很喜歡的。”學者許紀霖說。
現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哲學系教授童世駿這樣解釋自己被網羅其中的原因——自從1992年相識后，他就落入鄧正來“抓差派活的對象范圍”，“真正有一種加入超越某校某地之學術共同體的感覺”。
鄧正來家里有個特別書柜，專收贈書。他不無自得地在隨筆中列舉了那些名字：從經濟界的吳敬璉到法學界的江平，從政治學界的趙寶煦到哲學界的王元化，從歷史學界的袁偉時到社會學界的孫立平——“這說明我在各個學科都有一批真正可以進行學術交流的好朋友或同道，說實話，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
官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雜志據說曾私下抱怨鄧正來帶來的沖擊，但隨著撥款的改變、雜志本身學術標準的提高，它越來越具備真正的學術色彩。
一個悖論是，季刊帶來的學術規范越是普及、鄧正來推行的匿名評審制度越是被接受，季刊本身就越失去其獨特性。
“中國社會科學逐漸變成了國家體制安排的東西，并且出現回潮，人文、國學慢慢代替了社會科學的聲音。”楊念群說。
1996年，季刊停辦。2年后，鄧正來進入一個5年的閉關期——不接受任何出國邀請、不參加任何國內學術活動、不接受任何國內約稿——以此表態要跟“學術消費”決裂，潛心研究哈耶克。
鄧正來部分著作。 （南方周末資料圖）
到體制內
鄧正來一直羨慕體制內的學者能帶學生，無奈招生由體制統一管理。“學籍、戶籍，畢竟不是孤家寡人了，這些現實壓力在我們看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張小勁說。
閉關歲月，鄧正來翻譯了220萬字的哈耶克著作，再次占據了西學東漸的領軍地位。
鄧正來曾反復強調，自己獨愛這條“寂寞與歡愉”的“小路”，但2003年，他卻結束18年“個體戶”生涯，加盟吉林大學，引來紛紛議論。
面對時任吉林大學黨委書記的法學界同仁張文顯的邀請，鄧正來以他一貫的張揚反問，“你膽子太大了吧？北大、清華請我我也沒去，你有什么本錢請我？”
張文顯開誠布公的解釋令鄧正來動容，最后提出“二不”：任教期間不擔任任何行政帶“長”的職務，也不擔任任何實質性學術帶“長”的職務。
“我本意是刁難他，但他召集老師全體投贊成票。”鄧正來曾透露。
實際上，在鄧正來創辦兩份雜志、試圖建構中國學術傳統的過程中，他發現，這種建構不僅需要每個人的學術努力，也需要有良好的學術制度和評價體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個龐大的學術梯隊，“顯而易見，在當今的社會中，唯一能夠提供這些保障的便是大學”。
張小勁能理解老搭檔的心境。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鄧正來一直羨慕體制內的學者能帶學生，無奈招生由體制統一管理，“所以你看，他進入體制后，帶學生花費的精力非常大，幾年就帶了六七十個碩士、博士”。
另一個促使鄧正來轉變的原因則是家庭。“學籍、戶籍，畢竟不是孤家寡人了，這些現實壓力在我們看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體制仍然控制著許多資源，產生很多你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你的錢畢竟沒多到可以送孩子出國。”張小勁說。
在他看來，老朋友的這個決定，也考慮了策略，畢竟資源逐漸都集中到體制內，不加以利用不太可能；況且，曾經的學術伙伴們也都已投身體制。“當年生活水準比較低，大家都是小年輕，跟老鄧走在一起，可以拋開體制和顧忌，但現在，難度不是一般地小，很多人都做不到，光是住房，就比當年困難得多，最佳策略就是回歸體制內。”
“體制本身也在變化。”張小勁補充說。
性格再次起作用，使他成為一個特立獨行的老師。當學生們因其身體欠佳而“罷課”時，他痛斥道，“你們這是在逼著我變得和那些不上課的老師一樣和體制進行‘共謀’，共同來‘混’你們寶貴的讀書時光！”
這番斥責或許與他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思考有關。2005年，他告訴《中國教育報》記者，1990年代他發起的社會科學規范化運動僅是開始，“現在是將其推向第二階段的時候”，核心是“自主性”，每一個參與其中、不自覺“共謀”的人都應反思。
帶著一貫的銳氣，鄧正來宣布，要揭示、改革塑造了中國社會科學品格的權力關系，他也隨即面臨評價的多元化。
當鄧正來加盟復旦大學、試圖在體制內重新打造一部“知識生產機器”時，批評也超越了學理層面。
新的“野心”
華東師大教授許紀霖在賀詞中說，這“將對上海的學術界帶來很大的變化”，鄧正來有些不高興：“你以為我的志向僅僅是在上海嗎？”
加盟復旦，是鄧正來真正融入體制的一步。
在他向復旦校方表達了加盟意愿后，考察、溝通的任務就落在了時任校長助理的桑玉成身上。
有消息稱，鄧正來聯系了多所高校，之所以要走，與原吉大黨委書記張文顯調任吉林省高院有一定關系。也有人表示，家庭因素仍令鄧正來頭疼。
鄧正來的學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2007年10月起，他們就開始協助老師編制高等研究院的設立計劃；但桑玉成說，加盟復旦前，鄧正來并未提及這一設想。
“從很多方面來看，他都是個有爭議的人物，所以我們相當慎重，我根據學校的指示，親自找了好幾位教授，有年老的，也有年輕的，對他本人的評價不完全一致，但都持贊同意見，年輕學者對他的認同性會更好一些。”桑玉成透露。
幾番溝通后，鄧正來加入復旦，掛在國關學院名下，但提出“要重新搞一套”，不在現有機構中爭資源；具體設想，就是借鑒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模式，打造一個復旦的社會科學高研院。
這一設想恰好搭準了復旦的脈搏。學校本來就意圖促進學科交叉研究，也希望通過高研院來吸納一些高端人才。
一位熟悉高校管理的工作人員表示，“復旦是個整體，但各學院就像諸侯，門戶之見還是蠻深的。有了具備影響力的學者后，再要引進人才就很難，高研院可以像熔爐一樣，提供新平臺。”
對于復旦這枚體制伸出的觸角而言，鄧正來本身的學術能力和1990年代以來積累的能量也充滿吸引力。
據2007年出版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報告（2000-2004）》，總共21個學科的論文引證排名中，鄧正來在6個學科中位居前50名，是唯一一個學術影響力跨越6個一級學科并同時在法學等核心社科學科位居前五的學者。
桑玉成同時表示，“‘學術組織者’概念用在他頭上是再合適不過。比如高研院搞成立大會，鄧正來就憑他自己，請來了國內外那么多學者，在全國學術界，我看很難有人能達到這個水準。”
為引進這樣一個學術大腕，復旦充分發揮了靈活性，不僅提供了整一層的辦公室和大筆預算，還為其協調了博士生名額、解決他牽掛已久的一系列現實問題。
正式投身體制，鄧正來懷著一貫的驕傲和野心。2009年，鄧正來創立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華東師大教授許紀霖在賀詞中說，這“將對上海的學術界帶來很大的變化”，鄧正來有些不高興：“你以為我的志向僅僅是在上海嗎？”
高研院的發展規劃明確指出，要在2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建成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發揮重要影響的中國和非西方國家最重要的社會科學研究重鎮”。
去是正好
“老鄧在最恰當的時間，做了最恰當的事情，在沒最惡化的時候就走了。”
從無到有，鄧正來大刀闊斧地建起了陣地，這種迅速擴張很快遇到掣肘。
“高研院剛開始那陣，活躍程度是上海灘從來沒有過的”，上海的現實氣質曾令張小勁“心有余悸”，1994年在那里召開的一場市民社會討論會上，與會者一度要求為炒股休會一天。
桑玉成對鄧正來的投入程度記憶猶新——飯局后總是回辦公室工作，學生夜里兩三點發來郵件，常能立即得到回復。至2011年，高研院已建起了四大講壇、三個講座系列、兩個暑期班的活動架構，并出版學術期刊五種、學術叢書四種。
高研院的內外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有賴鄧正來個人的能量。
獲邀加盟的副院長納日碧力戈從美國回來，因貨物滯留找老鄧“借點兒銀子”，鄧正來糾正，“不能說‘借’，說‘要’”，立即讓太太提了厚厚幾沓錢前去“救火”。這種感情維系著內部的穩定，當納日的聘期結束、考慮挪動的時候，鄧正來一句“你走了，我怎么辦”就把他留住。
對外亦是如此。學者童之偉回顧了2012年兩次會議前后與鄧正來的多番電訊往來，直到2012年12月22日的晚餐上，已經胃出血的鄧正來還端著一小杯茅臺來敬童之偉，感謝他對會議的支持。在童的勸阻下，這杯酒兩人都只沾了沾唇。
有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鄧正來在1990年代的開創性和領軍地位值得大書特書，但建立高研院后，缺乏實質性貢獻，“還是靠個人魅力在支撐”。
大量活動本身也常遭詬病。張曙光就曾投送名為《業績巨大，不足明顯，佳境可期》的簡評，指出其“戰線過長、精力分散”，且“造勢有余、深度不足”，會議過于頻繁，常出現開會時“各人各講一套”的現象。
張小勁認為，如今學術會議數不勝數，學者們都疲于奔命，活動質量下滑實屬難免；而鄧正來的團隊組織能力大多和他不在一個層次，花費大量精力做基礎性工作，“對他來說是傷害”。
有復旦校內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比較說，學校兩年內先后引進了歷史學者葛兆光和鄧正來，創辦了相似的研究機構，同在光華樓28層，葛在西主樓、鄧在東主樓。前者與多所世界級高校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系，后者則顯得熱鬧有余、后繼乏力。
一位復旦校方人士不同意這種簡單的比較：“兩個人性格完全不一樣，葛兆光非常低調、仔細，一起吃飯時，這個也不能吃、那個也不能吃；鄧正來來了，一塊吃飯，大家還不太熟悉，當時的王生洪校長比較溫和，問他，我們喝點什么酒啊？他馬上高聲回答，‘五糧液！’”
上述人士認為，性格不同，導致研究院風格也大相徑庭，體現在學術上，葛的規劃更有持續發展性，鄧的工作則令學生直接受益。
光華樓28樓的大教室是鄧正來的“主戰場”之一，很多講座都在這里進行，在復旦的4年多時間里，鄧正來陸續請到桑德爾、約瑟夫·拉茲、弗朗西斯·福山、約瑟夫·奈、湯一介、周其仁、鄧曉芒等國內外一流學者來校交流，親歷者表示，常能看到有學生全天站在窗外聆聽大師授道。
王銘銘等學者也認為，相比國內不少浮躁的活動，鄧正來召開的學術會議還算“能討論些真問題”。
高研院的暑期班也相當熱門。桑玉成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寫道，“在如今這個時代，說有人要托人‘走后門’去聽個什么講座的，似乎也難以使人相信。然而，我還真的為這樣的事情到正來那里走過多次‘后門’：我的學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說要去聽高研院的講座，參加他們的暑期讀書班，怕進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輕人要學習是好事，這樣的事情，我總是滿口答應，正來也爽快接納。”
然而，持續發展始終是個問題，尤其在鄧正來的生命倏然而止后。一位高研院的工作人員表示，老鄧的作用“無可替代”，“至今都不想去面對他已離開這個事實”。
對生前的鄧正來而言，更深刻的矛盾依然在于一生糾纏他的體制。王銘銘比較了復旦與普林斯頓的高研院，認為兩者有根本不同，“普林斯頓是利用自己的空間、財力來資助學者，學者獲得資助倍感榮耀，而只要在作品前言里表達感謝即可；在中國體制內，高研院變成實體，招生、培養都有困難，在行政體制那么強大的情況下，很難獲得自主權，高研院的資助也不如教育部的課題‘榮耀’，作品也不知道算誰的，極端的等級主義妨礙了高研院的建設。”
鄧正來也不時與體制發生碰撞。消息人士透露，他曾代表復旦參與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的競爭，并被公示為中標者，有關部門卻因其身份的敏感性向教育部提出異議，后者隨即改變決定。
還有一次，鄧正來費心張羅好了一場國際社科大會，卻被臨時喊停。
對于這些碰撞，鄧正來全都“顧全大局”，未予聲張。隨著體制本身的變化，他的能量越來越多地被吸引其中，甚至開始為上海社聯主編《上海學術年度報告》。知情者稱，“老鄧搞這個報告，搞法跟別人不太一樣。比如新聞學，不是單找一個學者評估一下完事，而是設立好幾個可變的模塊，比如海外學者評價上海學說，他一一請人來寫，再把國內學者找來上海開會等等”，將其民間能量灌注進了體制內。
然而，即使去世后，體制依然包圍著這個上海生養、北方性格的漢子。高研院多位工作人員表示，接到上級通知，不能接受采訪；而復旦的校長、書記也“因為出差”未能參加其遺體告別儀式。
隨著鄧正來離世，人們難免要對這個特別的人做一番最終評價。對于他進入體制的選擇，有學者認為效果并不理想；徐友漁不完全認可，“鄧正來具有民間的活力和生命力，在體制內扎扎實實地做了事。從一生而言，前半期是成就，后半期是風光；風光的東西隨著歲月逐漸淡化，成就的東西卻可以有很多內涵。”
張小勁認同湖南大學教授邱興隆的挽聯，其中下聯稱鄧正來“來是正好去是正好”——“老鄧在最恰當的時間，做了最恰當的事情，在沒最惡化的時候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