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次憲政運動中，他都能和共產黨人密切合作。作為民盟的創建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抗戰勝利前后的一段時期內，他基本上也能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支持共產黨的正確主張。1946年初他60歲生日時，周恩來親自給他送了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歷史上人才輩出的時代之一。張君勱學貫中西，一生循著一個傳統儒者的德性，主張以傳統中華文明為根基，吸納西方先進文化，力圖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建成一個與本民族傳統相適配的民主憲政國家，并畢生為這一目標而奮斗。但隨著國共內戰日見分曉，張君勱意識到他無法選擇在國共任一方的庇護下生活，只有飄零海外，徹底地轉入儒學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兩岸仍是一個陌生的存在。
“其必為我邑之人杰”
張君勱，名嘉森，字君勱，一字士森，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出生于江蘇嘉定縣一個儒醫兼商人的家庭。6歲私塾啟蒙，從小讀書用功，悟性過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錄》，這滋養了他溫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可能因為家道中落的原因，12歲時，張君勱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廣方言館接受教育(當時風氣未開，社會還以科舉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會送孩子上這種學校)。
在廣方言館，每周4天上午讀英文，張君勱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訓練。他大量閱讀了譯書局翻譯的書，對西方典籍的接觸，極大地開闊了他的學術視野。正是在這里，張君勱開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國固有的國粹外，還有若干學問”。與此同時，廣方言館也極其注重國學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則誦習國文，國文的主要訓練是讀“三通”，即研究傳統中國制度之學不能繞開的《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教張君勱國文的袁觀瀾(希濤)是一位博洽的學者，在他這里，張君勱對政治制度的終生關注得到啟蒙。不僅如此，由于廣方言館還教授策論，也就是政論，張君勱后來擅長寫政論文章，最早也是在這里發蒙的。課余時間，張君勱還花了大量精力閱讀《資治通鑒》、《日知錄》和《曾文正(國藩)公全集》，中國傳統士人憂國憂民的道德觀也浸潤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廣方言館，張君勱學業優異，在中西學方面都得到極好的訓練。獨具慧眼的袁觀瀾已經看到這個年輕人的廣闊前途，他回憶說：“(張)君勱天生奇質，博聞強記，我不病其易于沖動，且喜其必為我邑之人杰。”
留學日本和德國
1902年，張君勱在寶山應試策論，對此駕輕就熟的他輕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馬良(相伯)在上海創辦震旦學院，當時剛從美國返回日本的梁啟超不但將震旦學院的招生啟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叢報》上，還特別在同期撰寫《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國之有學術自震旦學院始”。看到這篇文章的張君勱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進入了這個學院，然而半年以后，因經濟困難而輟學。1904年，17歲的張君勱考入南京高等學校，但由于他在上海參加了當時抗議俄國非法侵占中國東北的義勇隊，最終被勒令退學，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紹赴湖南任教于中學。據說，他在湖南授課時，有次論及國際形勢以及列強對華的侵略，語調激昂慷慨，竟使得學生當場號啕痛哭，甚至暈倒在地。我們可以想見，若不是張君勱愛國情緒的深沉激烈，斷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1906年，上海寶山選派8人赴日本留學，張君勱和他的弟弟張公權(嘉后為近代中國極為著名的金融家)雙雙入選。同年3月，還在蜜月期的張君勱告別新娘，啟程東渡日本。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學經濟科。按照清政府的規定，只能資助張君勱學習理化，然而他卻選擇了他感興趣的法律和政治學，于是半年以后，資助便終止，隨后給他提供撰稿費的《新民叢報》停刊，張君勱被迫在清苦的環境下堅持學習。早稻田當時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張君勱見識了諸多英文政治和法學典籍。除此以外，張君勱的老師們經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學方面的德國學者及其著作。筆者臆測,德國(于1871年)艱難統一并迅速崛起的歷史給德國學者積淀下的深沉情感在他們著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定給他這顆關心深重國難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總之，張君勱從此下定了去德國留學的決心。
在日本，張君勱以立齋的筆名翻譯并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這是英國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今天也譯為密爾)的名著《代議制政府》的摘譯。張君勱為它專門寫了一段“小引”，并不時在文中添加按語，比較了中國的民族關系，反對革命派的“排滿”，而主張民族寬容。從中可以看到的是，張君勱反對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張改良立憲。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來就強調政體必須和國民的性情相適宜，而這樣一個政體最終必須靠它的國民，政府才能運轉，而且其國民也愿意。因此，這不僅是如有的學者所說的，這個學說適合為當時中國的改良立憲派張本，而且也應該符合張君勱的一貫堅持。事實上，他以后的政治活動無論是斗爭還是妥協，都圍繞著相近的思路進行。所以，有學者指出：“就某個意義上來說，《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奠定了張君勱一生政治思想的一個里程碑。”這應是切當之判斷。隨后，他又撰寫了《論今后民黨之進行》一文，文中他主張提倡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使國民成為真正的公民;同時，他又強調領導人物的作用。他已經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奮斗于上，國民奮斗于下，雙方和諧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張君勱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啟程回國。不久，他參加了學部考試，取得殿試資格，次年經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中國末代翰林。隨后，他積極參加了梁啟超陣營的政治活動，最終由于激烈攻擊袁世凱聽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為暫避袁世凱的迫害，在梁啟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國赴德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這是張君勱第一次赴德國留學。德國的大學充分尊重學生的自由，但這反而給當時德語還不熟練的張君勱出了一個難題，而且他當時志不在做學問。他自己曾確認過這一點，他說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識界那種“求學問是為改良政治，是為救國，所以求學問不是以學問為終身之業，乃是所以達救國之目的”的風氣影響，因此，他“在德國讀書約有兩三年，而自己無多大心得。……雖兩三年中讀書甚勤，但始終站在學問之外，學問與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張君勱第一次留學德國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如火如荼地進行。他學問沒有做成，但顯示了做一個出色的政治觀察家的潛質。自戰爭開始，張君勱一直留意時局，買了不少書籍，并結合報刊，研究戰爭的進展。他還在房間掛了一張大地圖，在地圖上標記戰線，并預測戰局的勝敗。他是如此投入，以致他的房東誤把他當成是來自日本的間諜。終于有一天他被房東大娘抓了個“現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誤會才解開。張君勱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成是“啟發吾人知識之最好教科書”，撰寫了一系列時評刊發在國內的報刊上。他的結論是：只有教育、工業和科學技術都發達的國家，才能在近世戰爭中穩操勝算，打敗敵人，否則就會像俄國那樣被敵人打敗。心系祖國的他，得悉國內袁世凱稱帝的鬧劇正在上演，他決然地放棄了學業，回國參加反袁斗爭。在袁世凱死后，他和梁啟超主導的“研究系”，積極鼓動北洋政府參加對德宣戰，但最終淪為軍閥斗爭的犧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梁啟超和張君勱以個人身份為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出謀劃策，這促成了張君勱二度留學德國。
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慘重失敗，極大地打擊了張君勱，他認識到國際上只有強權，而沒有公理，國家若本身軟弱，所謂外交只是一句空話。這種打擊堅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養強健國民以壯大國力的認識。帶著失望的情緒，他們一行繼續歐洲的游歷。對倭鏗(也譯奧肯或奧伊肯)的拜訪，改變了張君勱的人生軌跡，他最終決定留在德國拜倭鏗為師。倭鏗是現代德國著名的生命哲學家，他主張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義，張君勱發現了他的學說中蘊藏著和孔子相合之處：“孔子之所謂誠，即奧氏所謂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謂以誠盡人性物性者，即奧氏所謂以精神生活貫徹心物二者也。奧氏之所謂克制奮斗，則又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兩者之不同則是，孔子為“抽象之論”，奧氏“則有科學根據”。筆者以為張君勱的這段比較極其重要，它應該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堅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學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國能依靠科技強國;另一方面，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現實，使得他又質疑科學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讓科學造福于落后的祖國，中國又能堅守重視人際和諧的優良傳統。這就是張君勱畢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資本主義之貪婪而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社會主義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現實的政治舞臺。推崇魏瑪憲法、一直試圖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國建成憲政國家的張君勱恰在此時與它相遇，因此，他試圖通過國家社會主義拯救中國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從此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堅定支持者。
張君勱第二次留學德國，由于心系國家的政治命運，再次放棄了博士學位回到中國。這一次他無意間竟在中國引發了一場文化爭論。
一個“玄學鬼”
張君勱深刻地研究了《魏瑪憲法》，對德國人民的服從和奮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這歸為德國能從一盤散沙很快完成統一，并實現憲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種版本的憲法，卻總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實現憲政的可悲現實，他認為問題出在中國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寫成《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統比較了中西政治的異同。他認為要拯救中國，必須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國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建立一個理想的政黨，通過政黨教育人民來達成他為中國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黨成，則理性政治之實現必矣”。思考至此，他認為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1922年1月，張君勱陪同來華講學的哲學家杜舒里回到中國，不期，在實踐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學鬼”。
張君勱回國之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知識界對“德(民主)、賽(科學)二先生”的崇拜熱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舒里北上天津和北京講學的張君勱，應著名學者吳文藻之邀為即將出國留學的清華學校的學生做“人生觀”的演講。沒想到這一次偶然的講演，竟在當時的中國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張君勱演講的題目出自倭鏗的一本書《大思想家的人生觀》，其主旨在于說明科學并非萬能的，由于聽講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開始就特別提醒他們不要以為天下的事都受科學因果律的支配，人們熟悉的人生觀問題更是如此。他說：“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這一看法，客觀地說，應該符合張君勱已經成型的思路，而且在今天看來，也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它恰沖撞了當時國內對“德、賽二先生”的崇拜，這篇演講詞刊登在了《清華周刊》的第272期上。
張君勱的好友丁文江這個著名的科學家率先發難，他讀到該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和《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激烈批評了玄學是“無賴鬼”，認為科學方法是萬能的，科學若導致問題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說是“玄學的鬼附在了張君勱身上”。張君勱由是獲得了“玄學鬼”的稱號。
由于張君勱對丁文江做了反擊，并發展成“東方文化救世”的立場，于是這場筆戰的范圍大為擴展，當時眾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這場論戰中，這就是所謂的“科玄論戰”或“人生觀論戰”。熱衷以結果來論成敗的學者通常愿意認為是“科學派”取得了勝利，但實際上，隨著辯論的深入，雙方的觀點都日益走入極端，因此，評價這場論戰的勝負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從當時論戰的各方誰也沒有最終被說服來看，如何評價這場文化論爭需要更復雜慎重的考慮。
中華民國的“憲法之父”
“科玄論戰”其實只是張君勱生涯中的一個插曲，如果說這對他有什么意義，充其量不過是把他的政治主張的思想基礎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憲政國家。他要為中國制定出最好的憲法，然后在政治實踐中去檢證。
張君勱為中國制定憲法的經歷從他1922年回國之初就開始了。自袁世凱敗亡以后，中國軍閥以搶奪中央政權為中心而使全國陷入混戰的局面。當時國內知識階層有鑒于這種危局，不少人主張通過變更國體，通過聯省自治實行聯邦制來挽救時局。在這個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團體國是會議在上海總商會開幕。張君勱作為小有名氣的憲法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應邀出席，并受國是會議的“國憲草議委員會”的委托，草擬成《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兩份，其中甲案代表張君勱本人的意見。在這個憲法草案中，張君勱實際上主張在中國實行結合單一制和聯邦制的政治體制。這是因為若照搬美國的聯邦制，則恰好為當時占地為王的軍閥割據所用;若是實行單一制，則當時的亂局恰由以中央政權為依托的軍閥堅持“武力統一”所造成。因此，綜合中國的國情，他實際上主張在中國實行單一制，但以清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力范圍為前提，而整個憲政框架都以維護人民的自由權利為指歸。
這次制憲是張君勱作為憲法專家在中國憲政史上初試鶯啼。很顯然，這部憲法雖然比較好地反映了張君勱的政治主張，但無法得到軍閥們的尊重。張君勱一直試圖以尊重國情為基礎，以不從根本上違背他的憲政原則為前提而執行妥協路線。此后，他作為憲法專家不停地卷入當時中國憲法問題的爭議中。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需要在這一主要敵人面前空前團結起來，國民黨再堅持一黨專政已舉步維艱，張君勱的制憲才華在這時得到了全面體現。出于抗日大計，國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國民參政會，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召開，結果會議顛覆了蔣介石的預想，演變成一場要求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的會議。隨后，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雖然國民黨萬般阻撓，但隨著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中國的抗日局勢的發展，中國政局也日漸發生變化。在抗日戰爭結束之時，在國內和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強于1946年1月10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此即舊政協。在國內和國際都要求民主、實現憲政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拋出塵封多年的“五五憲草”供代表們審議，結果張君勱提出了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憲政之實的憲法方案。張君勱批評“五五憲草”的國民大會制度是間接民權，不是直接民權。他主張直接起用公民的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權利代替國大;以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限制總統權力，使之成為虛位元首。這一議案矛頭明顯對著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蔣介石，沒想到國民政府負責憲法草案討論的孫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張版提案，而由于蔣介石本人也一時疏忽，竟然成案!
隨后的事實是我們所熟知的，蔣介石當然不能容忍這個旨在限制自己的憲法，他選擇食言而肥，但在這樣做的同時，也把自己獨裁的嘴臉賣給了全國人民，在道義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據。最后，雖然蔣介石違背了舊政協決議，修改了張版憲法，多數民主黨派拒絕參加國民政府，修改后的憲法也被視為“偽憲法”，但為了欺誆人民，顯示國民政府“多黨民主”的形式，為了拉攏張君勱的國社黨，蔣介石集團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協。實際上，從學術的立場看，這個修訂過的“憲法”在民國政治體制中形成了半總統制半內閣制的形式，在根本原則上并沒有違背張君勱的憲政宗旨，該“憲法”的主體結構一直延續到蔣介石敗退臺灣一隅之后。
在這個意義上，張君勱是不折不扣的“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黨魁與戰犯
張君勱關注中國憲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他的政治抱負，他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理性的政黨以教化人民，從而能真正確保中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張君勱一貫反對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國，因此早在北伐戰爭之時，他就是國民黨的批評者。經過對國民黨的觀察，他預測在北伐戰爭結束后，國民黨無非選擇三條路：一是召集國民會議;二是實行一黨專制;三是內部分裂，造成全國混亂。他認為第一種選擇在當時國民的民主素質欠缺的情況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縱的故事。換言之，也就是說國民黨只會走后兩條路，而這將阻斷中國的民主進程。從這個判斷出發，他堅決地批評國民黨也就可以想見。可悲的是，國民黨竟然沒有跳出張君勱給它劃出的政治路向，1927國民政府成立后，隨后就是全力清洗中國共產黨，并同時引發了大規模的內部分裂，嚴格地說，一直到敗退臺灣為止，國民黨面臨的這兩個政治困境始終未曾逃脫。
由于批評國民黨，張君勱創辦的政治大學為國民政府接收。隨后他創辦雜志，以政論的方式繼續批評各革命的政黨，尤其是當權的國民黨。他創辦了《新路》，堅決地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批評國民黨以民智未達為借口，始終拒絕實行憲政的卑劣行徑。由于言辭激烈，很快地在1928年《新路》被國民黨政府查封。在國民黨的壓制下，1929年張君勱曾一度第三次短暫赴德國任教，但很快又回到國內。
再次回國，國內外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者明目張膽地蠶食中國東北，而國民黨當政的政府竟然仿佛視而不見，這極大地刺激了愛國的張君勱。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抗爭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他秘密成立了中國國家社會黨，并于1934年7月召開了第一次黨代會，張氏擔任黨魁，此后也一直是該黨的精神領袖，張君勱終于走向了他久已成型的成立“理性政黨”以教化國民的政治實踐之路。國社黨成立以后，以張君勱一貫的政治主張為指導，采取了多面出擊的路線。
隨著日本侵略者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張君勱指出，要救中國，最終必須靠中國的“民族自信力”。他出版了《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把喚起中國的民族主義作為立國的基本原則;1936年8月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國文化》一書，通過全面比較東西文明以及中國古今文明的分期之后，他再度強調了民族自信力對國家的重要性，而民族自信力的來源則是在繼承傳統優秀文化的基礎上勇于創新，我們要通過繼承的創新喚起“民族的自覺”，這樣中國就有希望。可以說，在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張君勱作為黨魁和學者，為抗日事業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七七事變”以后，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國社黨也從秘密轉向公開。此后，張君勱就名正言順地以知名學者和黨魁的雙重身份從事政治活動。1938年年底，他在國家社會黨的機關刊物《再生》重慶版創刊號上發表了一封致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公開信，公然反對毛澤東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既統一、又獨立的獨立自主原則，認為共產黨“自有軍隊，自有特區，自標馬克思主義”，這有礙于在國民黨蔣介石領導下舉國的真誠團結，共同抗戰。因此他要求共產黨將“八路軍之訓練任務與指揮權”完全交給蔣介石，取消陜甘寧邊區政府，“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張氏的公開信發表后，當時正想方設法吃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的國民黨頑固派如獲至寶，“利用他這篇文章到處翻印散發”，產生了極壞的政治影響。同時也理所當然地受到共產黨方面的駁斥和批判。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日趨反動，在加強其一黨獨裁統治的同時，又采取各種手段打擊迫害包括張君勱在內的各中間黨派領導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張于是逐漸改變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敵視態度。用董必武的話說：“他(張君勱)現在不但不反對我們擴充軍隊成立邊區，他還怕軍隊的力量不夠強大和邊區遭受襲擊呢!張已認我黨為在中國實現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軍。”在1940年和1944年的兩次憲政運動中，他都能和共產黨人密切合作。作為民盟的創建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抗戰勝利前后的一段時期內，他基本上也能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支持共產黨的正確主張。所以，1946年初他60歲生日時，周恩來親自給他送了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
張君勱一直堅持反對以戰爭的方式解決中國內部問題。在蔣介石公然撕毀舊政協決議以后，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蔣介石采納的憲法提案沒有根本違背張氏的憲法版本，筆者以為這可能給了他一個錯覺，再加上他要安置其部下，因此他率領民社黨(此時國社黨和民主憲政黨已合并，改名為民主社會黨)參加了當時的國民政府。這一天真的舉措徹底葬送了他和中國共產黨及民盟的友誼，連他的摯友張東蓀都和他劃地絕交。但此后不久，蔣介石又悍然發動了內戰，張君勱本人也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徹底絕望。隨著戰事日趨明朗，張君勱認為他“再造中國”的理想大勢已去，他眷戀的祖國已經沒有了他容身的地方。就在他離開大陸前夕，他在中國共產黨開列的首批43名戰犯名單上，赫然位居第43名!
飄零海外，歸心儒學
1949年3月25日，張君勱移居澳門，期間李宗仁曾邀請他出任行政院長，被他辭謝不就。同年11月5日，應印度教育部的邀請，他赴印度講學。周恩來曾經派張經武赴印度約見他，邀請他回國。1952年他轉赴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祖國的土地。
離開政治、飄零海外的張君勱，選擇了以挖掘中國傳統學術來表現他對中國的熱愛。他仍然堅持相信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建立一個立基于民主憲政原則的新中國”。而要做到這點，就要清理中國的文化遺產，以利于培育適于中國式憲政的國民。為此，他轉向了儒學的研究。最終，他寫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成為當代新儒家當仁不讓的開山之人。1958年，他又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聯名發表了《中國文化與世界》的長篇宣言，宣告了儒學在經過五四以來的詆毀以后“再度活躍于現代中國的思想舞臺;同時，它也反映了現代新儒學力圖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張君勱對氣節和尊嚴身體力行。在飄零海外的近20年間，由于沒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但他堅持拒絕國民黨當局的資助。1961年，臺灣“教育局”聽說他要去德國講學，便給他匯去一筆非常可觀的美金做路費。不料，幾天以后，這筆錢被如數寄返。自1949年離開大陸，一直到1969年去世，張君勱自始至終沒有接受過國民黨當局的一文錢。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時40分，這位曾放言“不因哲學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學”的篤行儒者因操勞過度，在舊金山的一所療養院去世，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