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如今優渥的環境之中，鄧正來津津樂道的仍然是當年居無定所的“學術流浪漢”生活。本報記者李飛攝
1956年出生，1982年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后進入外交學院。1985年碩士畢業后未就業，個人獨立治學，被媒體報道稱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2003年被聘為吉林大學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還擔任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中國書評》和《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
鄧正來創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與《中國書評》均被認為是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他是國內哈耶克研究的頂尖學者，出版的論著有《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學研究》、《關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規則·秩序·無知：關于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等。此外，他還是《布萊克韋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主編兼主譯，翻譯了共220萬字的哈耶克著作以及《法理學》等多部經典著作。
一直非常感激一位老“右派”
我小學是在上海讀的，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1969年底，我隨父母去了四川支援三線建設。14歲的時候，通過走后門，我進了內江的西南醫療器械廠當上了工人———這樣就可以不用“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受苦了。
在工廠的時候，我依然喜歡讀書。那時有一個習慣，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要從工廠徒步到內江的人民公園去。第一是去那里喝茶，第二是到公園里那個被封起來的藏書的屋子里去偷書，我每次都是從后窗爬進去偷書的，一般一次偷5本書，看完了以后如數還回去。當時偷回來看的有外國經典的文學名著像《羅曼·羅蘭文鈔》等等，還有就是商務印書館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類學術著作及西方人物傳記。我偷書的事情連爸爸媽媽都不敢告訴，把書藏起來偷偷地看。因為按照當時的說法，這些絕對是“反革命”的書，根本不能看。
在一次“行竊”的過程中，我被看管那些書的一個老“右派”現場活捉。被他逮住的時候，我非�？謶�。我告訴他，我每次看完的書，都還回來了。他不相信。于是我又告訴他，什么書在第幾排書架上了，什么書里面折了頁碼，折頁碼的方式是怎樣的，哪些地方又是我拿鉛筆畫的。結果他發現我說的都是真的。這個老“右派”也是一個讀書人，他見我這么愛讀書，就說，從此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書看完后從正門還回來，我幫你悄悄放進去，但是這件事誰都不能說。事隔多年，我至今也無從知曉這位老人的姓名，但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
沒有戶口、沒有住房的學術個體戶
這種看書的方式一直延續到了1978年我考上四川外語學院。在學校里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把在大學里應該學的東西全部自學完了。大二的時候，我就開始逃課，常常到西南政法學院(現在的西南政法大學)聽課。
1982年，我考上了外交學院的研究生，在老師的教導下，我在上世紀80年代影響最大的“走向未來”叢書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論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時還撰寫了《美國現代國際私法流派》，這本專著后來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1985年，我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的學者。大約是在1987年，《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上發表了一則報道，稱我是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
做學術個體戶要承受的艱辛是常人很難想像的。我在北京沒有居住的地方，屬于“三無人員”———沒有戶口，沒有住房，沒有收入。記得在最初的那個冬天，我整天背一個書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書)到處跑。我把鋪蓋卷放在一個同學的辦公室里，他幫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辦公室鑰匙給我。我就把鋪蓋卷打開，在他的辦公室里看書、睡覺。一大早，我又把鋪蓋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與朋友聊學問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鐵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鐵站里跑步，以抵抗嚴寒。跑熱了，我就坐下來看書，冷了再跑。當時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東西，就是盼著頭一班的地鐵趕緊來，因為進到地鐵車廂里就暖和了。
在那個計劃的時代，與現在很不一樣，做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會被很多人瞧不起。我沒有任何證件，無法去圖書館借書，所以一般都是寫下書名，然后請好友幫忙借。有的時候還會在馬路上被警察攔住查證件，我就謊稱自己是某學校的學生，搪塞過去。
我當時的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稿費收入。在1987年，我與好友翻譯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第一部法理學譯著，給我帶來了相當可觀的一筆稿費。另外，我是學外語出身的，1986年北京開始有了私人辦外語教學的學校，于是我兼職給他們當外語教師。當時是每周上兩次課，每月下來，也可以有一部分收入。
我在北京住過的地下室有七八處，有的緊挨著臭水溝。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許多真誠的好朋友。在我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是他們給予了我無私的幫助和支持。直到1990年左右，我的生活才逐漸有了好轉。
創辦匿名評審、不發稿費的雜志
1989年到90年代初，我與學術界的同仁一起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在主編過程中，我發現，中國學術界連匿名評審制度都不了解，而且大多數學術論文甚至滿篇都是議論，既沒有論證，也沒有注釋，同時剽竊抄襲現象也令人擔憂。這一切都意味著知識生產與學術規范在中國學術傳統建構過程中的嚴重缺失。出于這樣的考慮，我認為有必要掀起一場嚴肅討論中國學術規范化和本土化的運動，所以又在1994年主編了《中國書評》。
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出版的最初幾年中，所有的編委都是不拿編輯費用的，所有的作者也都是不拿稿費的，但是，正是這些作者，卻把他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論文貢獻給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后來，有一位企業家愿意資助《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編委們，他允諾每年給編委會10萬元。如果按當時10個干具體工作的編委平均分，一個人可以分到1萬元。這對于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絕對是一大筆財富了。
但是經過討論，編委最后決定，把這筆錢拿出來創設并資助《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并且明確規定，《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任何一位編委都不得申報這一項目。
徐友漁就是受此項目資助的學者。很遺憾，這項資助因企業方面的原因實際上只延續了兩年。
到吉林大學任教，提出“二不原則”
到1996年，《中國書評》總共出版了10期。因為我個人身體的原因，刊物停辦了。之后，我翻譯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220萬字的著作，對他的理論進行了詳盡的研究。
2003年初，我正好寫完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論的著作，非常疲勞。我的好友、吉林大學張文顯先生邀請我和太太一起去吉林大學走動走動，休息幾天。在吉大期間，我跟那里的教授和研究生見了面，進行了一些交流。最后，文顯兄提出請我到吉林大學去工作。我不忍心拂他的面子。于是，我想提兩個原則把他難住：第一，在吉林大學任教期間終身不擔任任何行政帶“長”的職務;第二，在吉林大學任教期間終身不擔任任何實質性學術帶“長”的職務，我只帶博士生和碩士生，承擔教書的工作。
他們聽了這兩個條件以后很高興。后來我知道，他們覺得，幾乎所有在體制之內進行調動的人都是要條件的，而我的原則恰恰是不要條件。當時我想，對我這樣一個癡心學問的人來說，這個“二不原則”，實際上是“要”了一個最大最大的條件，那就是要有充分的研究和教學時間。
就這樣，在2003年3月份的時候，我結束了18年的“學術個體戶”的身份，進入了體制，成了吉林大學的教授和博導。但是，我知道，我絕不會因身份的變化而放棄我的批判態度、放棄對學術的摯愛以及對“學在民間”理念的信奉，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擔當。
我在做學生的時代，就特別渴望有好的老師能夠指導自己讀書。吉林大學給我規定的條件是：每個學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課就夠了。但是僅在2004年，我就去了13次，幾乎每個月都給學生上課。
2003年的下半年，我身患喉癌，幸虧發現得早。大夫明確告訴我盡量別說話，甚至干脆別說話，但是我做不到。由于我是上課最多的博導，2004年底，吉林大學法學院對我做出的一些努力給予了褒獎，給了我一個“特殊貢獻獎”。
■記者手記
鄧正來的學術脈絡從國際法開始，然后是法律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到自由主義，很難對他從事的學科做一個清晰的劃分。他是法學教授，但是，也有人稱他為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他甚至還曾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當我問他為什么會走上這樣一條學術道路時，他表示，自己做學術研究首先是對知識的愛，更重要的是解決自己的困惑。他有一個根本的困惑是：他14歲進工廠做學徒被認為是很幸運的事，而且要走后門。
鄧正來用今天的學術語言概括了自己當年發問并一直持續的問題：是誰使我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秩序當中?難道我的祖輩給我創造的這樣一種性質的社會秩序就是我應當生活在其中的理由嗎?正是出于這樣的疑問，他穿越于不同的學科，為自己能享受到“寂寞的歡愉”而欣喜。
不僅如此，他還讓自己的女兒嘟兒在上小學時休學一年，自己親自教她。
期間，女兒讀完了《圣經故事》、《希臘故事》、《藝術史》、《宗教史》、《哲學史》，背熟了《三字經》。他是這樣對我述說其中原因的：“我很不愿意讓她受應試教育的限制。她的存在甚至‘命令’我必須去認真思考和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那個問題，即憑什么她必須生活在我給她規定的這種性質的社會秩序當中?這是一個每個人都必須直面的與自己生命相關的問題�！�
口述：鄧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