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復旦高研院創院院長鄧正來今早在腫瘤醫院逝世，享年56歲。鳳凰網大學問欄目刊發鄧先生2007年在華東政法大學的演講，以示追思。
鄧正來，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輯刊》主編。
人不正則無氣象 無氣象則無學問
鄧正來教授：
親愛的同學們晚上好！刮著臺風，下著雨還要你們前來真是很不好意思。講座本應在六點鐘開始，但也是因為臺風，再加上與你們何勤華教授聊天耽誤了點時間，在這里向大家道歉。
今天講座的主題是如何學習法學，我從兩個角度進行闡述:一是人生角度，二是實踐角度。這兩個角度從嚴格意義上都容易講得教條化，所以我在講座時盡量避免教條化，讓大家覺得有意思。
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方面就是我們無論做學生去學習，還是以后做學問與我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聯系？其實，這就涉及到一個做學問的氣象問題。我總是說人不正，則無氣象；無氣象，則無學問。如果一個人平時做人都是雕蟲小技，那么他做學問也一定是雕蟲小技，不可能有大氣象。另一個方面，我來談談學習和具體實踐問題，我們到底應如何解決學習，實踐問題。
關于這兩個方面，我想結合本人的經驗來和大家做一個交流。
我有一幅圖景：我喜歡在深秋黃昏時靜坐在我北京家里的小魚塘邊上，頭頂藍天，望著這一汪水。這樣就構成了“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廣闊圖景，一個人，一汪水就是一個無限的世界。我這個人講三個“慢”：第一個“慢”講我的生活經歷；第二個“慢”講我的學術研究的“慢”；第三個“慢”我講我參加過的學術活動。為什么講這些呢，因為這與我的人生密切相關。
我的生活經歷：人生核心問題是獨立人格
我先講講我的生活經歷，到今天，嚴格意義上我大致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就是從1985年我碩士研究生未畢業就退學，當了個體戶。在此期間，我完全是想自己的問題，讀自己的書，當然我還做了很多事。這段經歷對于我來說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涉及到了很根本的問題：我如何面對無論是學術界、我個人還是國家的錢。這個關系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1998年至2003年。我結束了個體戶階段（所謂個體戶，就是盲流，三無人員——沒工作、沒房子、沒戶口，只知讀書的人）進入了閉關階段。
我的閉關有三條原則：一是不接受任何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邀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進行學術活動。我出國不用錢，這與體制內的教授不同。他們出國是公費的，國家掏錢.美國人不給錢，或給很少的錢。我出國去講課都是給予可觀的酬勞的，然而我拒絕了。為什么？沒空。二是不參加國內的學術活動，因為沒意思！每天都開會，跑龍套。參加會議的總是同一群人，討論的議題總是相同的。三是拒絕任何出版社、雜志社等媒體的約稿。今年9月，我拒絕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國家最高學術獎金，這在國內是絕無僅有的。這就是我經歷的五年閉關的階段。
2003年我進入體制，成為大學的老師.也標志著我步入了第三階段。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好朋友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張文顯教授邀我去長春看看，順便當作休假。我說那就去看看吧。去了吉大之后我與那兒的教授、學生交流了一番。臨走的前一天，我問“文顯兄，你把我請來總有什么事兒吧？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幫忙？我別的不會，只會讀書。學術上的事可以幫幫你�！彼f：“我不用你幫這個，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大忙，我想調你進吉林大學。”我說：“你膽子太大！北大、清華請我，年薪五十萬。我不去。你把我請去，唉！你開玩笑�！彼f：“是真的。”張文顯教授，你們可能讀過他的書，他懂學問，愛學問，尊重學問。他對我說他們吉林大學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幾乎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我說他很真誠，這個不好推辭。容我考慮一個晚上，你的條件我不考慮，我提出兩個條件，如果你們答應，我就來；如果不答應，我就不來。
考慮一晚之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他來我酒店，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在吉林大學任教期間，終生不擔任任何行政代表的職務，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二是在吉林大學任教期間，終生不擔任實質性學術代表職務。這兩條你如果答應我，我就來。這是我苦思一晚用來刁難他的條件，他竟然答應了。后來喝酒時，我問他：“文顯兄，你為什么會答應這么苛刻的條件？”他說：“正來兄啊，你畢竟是體制外的人��！體制內的人調動，都是要條件。你太傻了！你還‘二不’原則，真是太傻了。”就這樣，我進了吉林大學。我在吉林大學只教書，帶學生，不參加任何活動。只要學校違反其中一條，很簡單，我就走人。
以上就是我生活經歷的三個階段。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這就涉及到一個你們作為學生，作為年青人現在就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我和你們年紀相仿時，我也在考慮我自己的人生問題。
人生問題不是一個非常虛無飄渺的問題，當中最核心的問題，首先是我們是獨立的個人；其次，我們是社會的一員，我們和這個社會的關系到底該如何處理，我們和這個學術體制，你們和這個教育體制的關系到底如何處理，你們和這個國家體制的關系到底如何處理，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你們想學習，如果你們想做學問，但凡這個問題沒有考慮清楚，今后你們的學問是走樣的。這就是為什么要有獨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賴于一方，又不與他對抗——而是非常獨立的人格。
我想，做學生，做學問，如果沒有這個品格的，很少輕易成功，學問是做不好的，你做出來的學問是花里胡哨的，莫名其妙的，會隨著時尚，而走的，不太會變成你自己的真正的學問。這種品格要從哪來？這種品格就由現在培養。這就要你做每一件事，比如對學校的課制，課程設置，考試，都要考慮與它們的關系，都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意識。獨立的人格是要慢慢培養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學術研究：做學問與生命相關
我這一生，大概做過四個問題的研究。我從八六年開始翻譯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翻譯完后為它寫了個緒言，以后我就停筆了。一直到九一年，我才開始重新寫文章。也就是說，有將近五年的時間我只在閱讀，當時我讀了法律哲學的書后，就突然發現，十九世紀以前的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是不分的。所以我就去讀政治哲學的書，讀了大量的政治哲學的書之后，從政治哲學的學習過程中我就發現，人類學及其后來的發展，對政治哲學和法律哲學影響很大，于是我就讀了很多人類學的書。但是讀了人類學的書后，你不難發現人類學和社會學分不開，它們基本上就是雙管齊下，共同發展的。我又去讀社會學的東西，后來又發現它跟經濟學分不開，所以又去讀經濟。五年中我一直在讀書，從九一年開始，才慢慢開始寫東西。
我在九十年代初是做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研究。今天中國的市民社會的研究，我是第一人，不僅做得最早，而且被認為（不是我認為）做得最好。這就是我的政治學研究了。市民社會主要關于以下幾個問題：它關心在市民社會國家的構建以前，中國的學術研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們想問題，首先想國家，首先想領袖，我們希望出個明君，他們好，我們就好，都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改革了，我們好，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們的主導性。市民社會本身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我們不僅要從上而下，我們也要從下而上。扭轉整個思維方式，這是個范式。這種范式的轉型非常重要，經濟學也好，社會學也好，歷史學也好，法學也好，這個范式的影響非常大。
然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我主要是改做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研究。西學東漸以來，我們做學術研究，都是在學西方的東西，在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人到哪去了？我們是不存在的，我們是關心他們的事務，思考他們的問題，用他們的方法——因為他們的東西和我們的一樣——去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的。我們的自主性在這種進程中逐漸喪失。
這個問題又和人生有什么關系呢？有關系，這個問題恰恰就是我14歲時思考的。我14歲當過童工，人們想，人只有14歲大，沒有一米來幾高。我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找人開后門進了工廠，當了工人階級的一員，沒有上山下鄉。當時我就很痛苦，我從小學的老師就告訴我，說你們生長在紅旗下，泡在蜜水中，在新中國，你們享受著幸福，只有在萬惡的舊社會，小孩子在才會在資本家的剝削下，天不亮就打更，天黑了也不能回家。我就覺得奇怪，怎么我生活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也要這樣啊。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我生在沒有階級剝削的社會，也要這樣子干活呢？我就不理解，這種困惑，一直留在我的腦海里，它與生命緊密相關。
盡管這個時候我不懂得理論，我沒有辦法把它當成理論的問題，我也沒有辦法從理論當中來解釋這個問題和回答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恰恰引發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剛才說的這個例子——是誰有這么大的權力，是誰給了他這種合法性，把我這樣一個人，一個活人，一個有意志的人，安排在這樣一種性質的社會秩序當中；或者說，誰有這么大的權力和誰有這么大的合法性，把我們這一代人，放在這樣一種性質的社會秩序當中；或者說，誰有這么大的權力和這么大的合法性，把13億中國人，放在這樣一種性質的社會秩序當中。還可以更明確的問，我們這13億人，誰給了我們權力和合法性，把我們認為可以的，好的，善意的收入自取，強壓于另外一個13億--我們的口袋。誰給了這種權力？這個問題是什么問題？是來源于人生當中最重要的困惑和與生命息息相干的。
請你們一定要記住，做學問、學習并不是書本上的一個概念。那些概念，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跟你們生命相關的。如果和你的生命不相干，你的學問在哪做？沒有一個大師，沒有一個大學問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從蘇格拉底開始，從柏拉圖開始，亞里士多德，古希臘開始，沒有的，沒有一個，你找不出來一個，都是來源于生命當中的困惑，所以你一定要對你自己的生命經驗非常的珍惜，不要覺得你的生命經驗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否被人家重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給你帶來了什么，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的學術活動：學問是普及天下的問題
我到今天為止，主要參加過三個學術活動。這三個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我的推動下展開的。
第一個活動就是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的時候，進入學術界，大家都沒有聲音，不做學問了，不敢說話了，那個時候，我就提倡一種運動，叫“學在民間的運動”。這個運動的主旨就是學問不在官權，而是在民間，在我們個人。當時我主編《中國社會科學輯刊》，這是被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第一期刊，現在的社會科學，沒法和我那個期刊比，今天，在學術界任何一個領域，中國的重要學者，都是當年那個期刊的編錄與作者，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是。上海的著名學者，都是當年的編錄和作者。法學界，當然少一點，因為做這個工作，就是要告訴中國，不是說學問就可以用國家手段來倡導，可以用國家的方式來推進，而是告訴你，靠我們學者個人。
第二個活動，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倡導了一個中國學術規范化的意義，今天你們可能知道，你們的老師跟你們講，不要抄襲，不要剽竊，不要拿鼠標去寫文章，拿鼠標寫文章是要出問題的，寫文章要有出處，要有注釋。過去中國，特別是95年以前，那時的刊物，有注釋的全都出自《馬恩全集》、《毛澤東選集》，全是這些著作。沒有什么其他注釋，第一是不知道為什么要用注釋，第二是不知道這刊物的文章是要匿名評審，就要讀者評價的，不像國家頒獎，教育部頒獎，學校發獎或者是司法部頒獎，不是的，你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頒獎，你根本就不懂。學問是誰承認的，是同行承認的。舉個例子，學生寫篇好文章，同學說了算，當然必須得到老師的承認與認可更好，因為老師有這個能力。在西方沒有聽說過得不到同行的承認居然說這個人很重要。為什么要講引證很重要，在中國，核心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給你所在的大學記一分，所以你就為你的大學創造一分，但是，在引證方面是三分，什么意思，為什么被引證了才重要呢？那是因為同行承認它的重要性，你發表了一篇文章，沒有人引證，誰都不承認你的重要性，你發表干什么，不就是成了一張廢紙嗎。我們的教授寫文章，自己都不看，你怎么希望別人去看，所以說很不規范.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那個期刊就搞個匿名評審，我搞這個評審，就是要批評學術，這是第二個根據學術在民間的模式而搞的一個活動.就是繼續要把學問用在學習上，按照知識生產的邏輯來覆蓋，知識生產與經濟邏輯不一樣.賺錢買賣，我們都知道，最大的原則是什么��？就是利潤最大化，錢賺得越多越好。但是知識這東西不同，你寫10本書，如果不是自己的東西就全是垃圾，沒有用。所以知識生產有自己的邏輯，要按照規律來進行這知識生產。
第三個活動，九十年代末我在學術界掀起了一場學術脫色的運動。中國的學術到了今天為止，實際上是在一個“平面道路”上不斷展開的。你們是學法律的，你們知道過去我們不知道什么叫標的，現在我們知道；過去我們不知道侵權，現在我們知道；過去我們不知道什么叫和諧，現在我們知道；過去我們都不知道的，現在我們在一點點知道（一些理論）。但是我們是在什么意義上知道�。渴窃谄矫娴囊饬x上知道，不是在研究的意義上的。不是研究，只是把別人的東西盜取回來，是知識點。我們不能拿這些東西和西方的學者對話。這些（知識點）都是ABC，你拿這個和人家對什么話？所以整個中國的學術走到今天，要走向一個脫色點，我在學術界掀起了一場學術脫色的運動，要把學術重心推移。我們要真正開始分析，真正開始做基礎性研究。
我接下來要講我的學生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教的，這些我也會教給你們，各位大可放心。那么這第三個問題究竟是個什么問題？就是我們作為知識人，作為學習知識的人，必須要知道，知識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我們不僅要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這個概念是什么，我們還要知道，“法律”這個概念是怎么被提出來的，這樣一個知識體系是怎么被建構起來的，否則你就不生產知識。假設你知道法律的知識點，100個知識點，你全部都背，各大科目的教科書你都背得下，但你不會生產知識，叫你自己創造你創造不出來，你最多把他默寫出來，但你不知道這個知識是怎么出來的，它的局限性在哪兒，它的問題在哪里，你沒辦法進行思考。做這一切（探究知識被創造的過程）就是為了讓我們能夠生產知識，讓我們明白我們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識。
那么上面我們講的三個“慢”的中心要務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有作為讀書人的獨立人格。且不談別的事情，至少要有獨立人格，做人的獨立人格。第二點我們一定要謙虛，我們的學問是和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社會生活密切聯系的。第三點，作為讀書人，我們一定要明白，我們不但要知道知識是什么，這些知識的內容是什么，我們還要知道知識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生產我們的知識，這是與我們人生緊密相關的。那么這里面就暴露出什么東西呢？處處透露出一個人的氣量，連這些東西都不關切的人，不可能有氣量。他關心什么？他至多關心自己的考試成績的好壞，他關心不到學問的問題。
學問的問題是什么？那是普及天下的問題。什么叫大學？University，英語中“大學”這個詞匯，就是universal，“普世的，普遍的，世界性的”，大學生到大學來做什么？大學不是旅店，那么你住在這里又干什么？其實讓你們那么多人，聚在一個地方，就是讓你們用最青春、最美好的時間在這里思考、關心人類怎么遍及人類的問題。你沒有這種的品德，你沒有生命的擔當，你沒有知道如何去生產知識，你怎么完成這個任務？沒有這些東西，你們就只是把大學當作一個小旅店，四年以后畢業了，各奔東西，小旅店的錢也交光了，人也該走了，各自的道路各自尋。這不是你們應該有的態度啊。
學習方式與實踐
學習是很有講究的，我有資格和你們講這個是因為在我的課堂里有兩撥學生，一類學生是正式由我指導的碩士生、博士生；還有一類可以算得上“私墅弟子”，他們自愿拜在我門下的，有本科生，還有其他學校的學生，西北大學的、揚州大學的、南京大學的、清華、北大的（學生），本科的、碩士生、博士生，都有。我們的課堂不是你們這種類型的，是圓桌型的，課堂里人都站滿了，什么人都可以聽。我這里本科生很多，二年級、一年級都有。所以我知道我上課的經驗對你們都會有幫助。
我給學生上三門課：第一門叫“原典精讀”，什么叫“原典精讀”？我每個月都去長春，去吉林大學，每天都有學生帶著學生讀原著。我指定一篇論文，英語的，沒有譯文，每次我走之前就告訴他們要讀哪一篇。我回來之前，每一個上這門課的學生，都必須翻譯這篇論文，原文我免費提供給他們。而且翻譯必須獨立完成，學生可以在翻譯時查字典，但是不允許他們交頭接耳和商量，為什么呢？為了防止學生在連自己的錯誤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混過去。學生必須把自己的錯誤暴露出來。那么課程怎么進行呢？在階梯教室里，我先任意抽一個人翻譯第一句，翻譯完以后馬上問同學有無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的就馬上提出來，說出他的翻譯和他反對的理由，讓他們探討，等到已經出現三種觀點之后，就由我來講，應該是怎樣的，為什么是這樣。我這樣精讀的目的是什么？這么精讀的目的不是翻譯，我給你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你們讀中國的書，都是教科書、理論書，其實他們都是論文，你們有沒有一字不落地從頭讀到尾？不要回答我，答案肯定很丟人的，讓你們很難堪的。你們不可能（從頭到尾徹底讀下來的）。我去年就講過，一個做學問的人，怎么可以沒有一字不漏讀書的勁頭呢？這不是靠嘴巴說出來的，不是說鄧先生你在這里講講我就可以做到的。這種勁頭是要靠“規矩”規范出來的，你真的要養成這種品格，要三年才有可能做到，做到看書真的一字不漏。否則你是不出大學問的，因為你做不好學問。這是第一點。第二：每句話，都要細細地去讀，是要養成讀書人的入門習慣，慢慢來品，十年磨一劍。學問要慢慢來，一點一滴，不要著急，慢慢消化，一個字都不能落。這叫做學問的基本品格。也許將來不會有人教你們我所講的這些，因為或許大家急于學習應用的本領，忽略了對做學問的認真態度，甚至很多人與做學問相背離。而這是我給每個學生上的第一堂課。你們可以回去試驗一下，幾個人結成一組一起討論寫一篇英文小論文。
第二堂課，我給大家上的是Seminar，翻譯成中文叫“席明納”——席地而坐，明道理，納百家思想，也就是討論課。我的學生來到討論課上，三天之內，我便可以幫助他們明確研究方向。我不同的學生拜讀的是不同的大師的著作。比如，有一位學生讀哈頓，于是我要求他在討論課上做三次有關哈頓理論的報告。這樣一來崇拜并研究與哈頓的理論存在爭論的福特的學生便加入討論，然后，更多的學生和大師都參與了進來。不僅僅是學生們在討論，他們是站在大師們的角度思考問題。同時他們認識到，學術是相互聯通的，是一環扣一環，不再是自說自話。因此，我認為讓學生站在大師的角度去思考，是討論課的關鍵，學生一進課堂，便站在一個思想學術高處。同時，我認為一個好的老師也應該引導學生站在大師的高度思考，而不是庸俗濫俗。這樣，學生的思想境界品格就不同了，看問題的角度也就不同了。這就是我的第二課。
第三課叫做“小南湖讀書小組”。這個課的名稱有個由來。我住在小南湖，并且常去那里讀書。我帶我的學生學習，他們跟我一道去小南湖，每次去我帶領他們讀一本書，留一些課后作業。我常讓他們找清靜的地方思考：自己去掉一切身外之物，與赤條條來到人世時相比，有什么區別。難道僅僅是增重了一百多斤肉體嗎？現在的青年，有一百多斤力氣，卻不足以扛重物，推板車，那能有什么作為呢？如果一個人大腦里沒有東西，空空如也，不去思考，缺乏自己的思想，那他還能干什么呢？然后我讓他們再做一個作業，拿一張白紙，回憶并將自己從小到大看的全部作品的書名，教科書除外，記下來。很多學生到這時感到很愧疚，一張保證寫不滿，甚至有人寫不出幾個。盡管某些學生能回憶出一些，我再讓他們再好好想想，這些書真的看了嗎，收獲了什么嗎？學生們都很慚愧。于是我便成立了這個小南湖讀書小組，帶著他們讀書。但是，我們的書目中不包括法學范疇的書籍，因為很多學生的知識基礎相當弱，他們并不理解，我們現在所學的法學書本的存在，是由于傳播知識的必要性所致，是為了方便這樣一門學科的傳承。但是，當我們研究社會，認識社會，解釋社會的時候，這些書本是遠遠不夠的。沒有一個大師會宣稱自己是專門研究法學的。
羅爾斯是不是法學家？法學書中肯定記載他為法學家，大法學家。但他從來不說自己是法學家，為什么？哲學界說他是哲學家，政治學界說他是政治學家。哈耶克，他也一定不會說自己是經濟學家，為什么？政治學一定說他是政治學家，法學界一定說他是法學家，哲學界一定說他是哲學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我們今天說的很多知識都是為了傳播的必要，這些知識對于認知社會是不夠的。
我的學生我沒有一個學生的名字叫不出來，我沒有一個學生他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我會不知道，這個小南湖讀書小組的性質就是這樣。如果你說我不知道每一個學生，我現在有28個博士，6個博士后，30多個學士，沒有一個我叫不出來。我的學生做我的作業，12點鐘以前不要睡覺。睡不著，完不成，跟本來不及。暑假我的學生你不用勸他，最長的人在家里呆七天就要回到教室來。為什么��？他們知道讀書的愉快�，F在我再交給你們一個我給學生布置的作業，你們能不能做。我有一個學生，二年級開始做霍姆斯，研究生都做不來，他們教授都害怕做這個研究。
第一項做的叫“雙周一書”。就是每周讀一本書。讀什么呢？讀翻譯過來的法學著作，你們感興趣就好，不要管什么學科，為什么？因為你們在法學課里的知識可以用得上，你們去雙周讀一本書，然后寫一份報告。我的學生寫完以后會貼到博客上讓大家去看看你讀得對不對，有沒有讀錯、誤讀。
第二項就是，一開始我給他們開“小灶”，我覺得有些學生很優秀，現在這個小灶已經擴展到七八成了，要叫“大灶”了。就是每周讀兩篇文章，不準讀外國人寫的文章，不準讀法學，要讀其他的文章。就是說讀中國人寫的文章，讀錢穆啊、余英時啊等等。讀一篇，推薦一篇，往往讀一篇是我指定的，讀完后寫一個報告，你想寫就寫，不想寫寫一句話也可以，就說我讀了，讀了這篇好，另外你給我推薦一篇，推薦一篇你認為好的文章。有一位學生，他很有意思，讀了篇文章群發，一發七八個人都看見了，他很激動，他說這篇文章內容好，是專門討論法學的理念的。我一看就很生氣，我回復，七八個人也看見了，我說可見這個他的閱讀完全是個示范，他就推薦他都不知道。我要他做的是要推薦好文章，他給我推薦了篇文章，因為他不懂，他就覺得這篇文章關于理念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是個好文章。我就給他開了十幾篇文章，是這個領域的最大牌的學者的文章。我叫他重讀，告訴他這個意思，你不知道那個人寫的文章，只是你不知道，但那文章不一定是最好的。我干什么要布置這個作業？就是要訓練他們分別什么是好學問，什么是差學問。如果一個學生讀書讀到后來連什么是好學問什么是差學問都不知道，連自己的學問差到什么程度都不了解，你做什么學問？你還讀什么書？你根本就做不大。
所以，我總是講什么是好的老師，好的老師不是在課堂上講：“哎，讀我鄧正來的東西��！”“這是我的觀點，你們一定要記清楚，法律這個三個特點，別人講四個特點，我就講錯的，知道我的觀點就行！”這樣的老師不是好的老師，這是一般的“教書匠”。好的老師，注重教給學生最圣賢的東西。你是什么圣賢？你得告訴學生大師的思想，就是要讓學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學問，他才肯追隨你，你連好學問都不知道是什么別人追隨做什么。我們現在的老師本事很大，一上課就我最厲害，你下去問過學生嗎？學生沒辦法，要畢業，考試只考你的東西，假如不考你的東西，沒人會讀你的書。所以老師應該具備一個品格，不是簡單地把知識交給學生，同時也要把如何辨別好壞的知識交給學生。同學們應該知道什么叫圣賢，要學會讀圣賢書。
第三項內容叫做原刊閱讀。我的學生，剛才講了，每個人都做一個大師，你想剛才六十多號人每人只做一個人，所以他們的交流非常激烈，每個學生都進去了，一旦確認了研究的方向，比如說你是研究黑格爾的，好，你要建一個private library你必須把的黑格爾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論文，所有人對他的評論，所有人對他的研究的運用都要記在里面，網上如果搜得齊就在網上搜，他是法國人我就到法國網站搜。如果還搜集不到，我就到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搜不到我就去海外的，我幫忙找專家學者借。每個學生都有一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就是你的研究伙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把其他人對原文的書評全部讀完。這個原刊閱讀第一年是兩個月讀一篇，一年六篇；第二年九篇，第三年碩士就是一個月一至二篇，然后到了博士再讀一年，一年24篇。到了那時候，那些博士生導師是去請教他們問題呢？還是你們提出問題讓他們去答辯呢？這個只能是說是我的注解，所以我的學生出來，他們就是厲害，他們并不是天生麗質，哪里來的？讀書讀來的。對不對？不是他本人聰明。我找學生你有沒有困難都要交，我不管你考沒考上你只要抱了我，我只問你，你想不想真正做學問，不想真正做學問不要來找我，混個文憑，去找別人。為什么？跟我做學生太累了很難啊，所以沒必要，你去找別人。想做學問，這一輩子都做學問來找我，我保證讓你們做好，一點都沒有問題。
第四項內容，我底下有很多讀書小組。比如說法律史讀書小組、西方哲學史讀書小組、西方法律哲學讀書小組。學術方面有五六個讀書小組，這五六個讀書小組，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來分組。我對學生有兩個要求，第一必須把法律書讀好，第二必須把身體鍛煉好。我還成立一個“散步學派”，每天下午集體散步，散步的時候我讓他們討論《論語》，每次討論一句。我大概每個月給我學生三百塊錢，干什么？買乒乓球，羽毛球，買飲用水，買跳繩。剩下時間干什么？每周上兩次課，每此課上安排半小時到一小時，每次一個人，干什么？每次讀論語一句，這個人負責去查典籍，各種解釋，上課的時候我就講，大家也會查，根據自己的解釋討論。什么意思？就是人得扎根點，你到學校來不是把老師上課講的背下來，考試，拿獎學金，這沒用的，要討論，要靠自己的興趣。
我再強調一遍：第一個就是我們一定要有志向，第二一定要有追比圣賢的欲望。那些教授來講課都慌，因為我的學生都是讀書的，你不要亂講。所以一定要用你們在學校中最美好的青春，構筑你們的人生，不只是讀書，謝謝�。▉碓矗悍ㄊ肪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