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2013年1月24日），我習慣性地打開微博想瀏覽一下有什么新鮮消息。在我打開微博的一剎那，看到了一個關于鄧正來老師學術貢獻的微博，我心中不禁一緊，聯想到鄧老師這個月以來一直在和胃癌做斗爭，就趕忙去鄧老師的微博看了一下，微博上有一條轉發的鄧老師女兒發的鄧老師去世的消息，瞬間眼淚在我的眼眶里打轉。跟小平等鄧老師門下的學生比，我與鄧老師關系沒有那么近，作為學生和同事只是有機會在一起吃吃飯，偶爾聊幾句。也許是自從我父親因肺癌去世后，我越來越容易流淚了吧。
對鄧老師的知曉是從我上研究生之后開始的。那時候吉大北門的一個小書店里有鄧老師翻譯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與自由》，有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這些幾乎是當時法理學學生的必讀書。我也攢錢買了下來（當時我的母親患有肝硬化，買書的錢只能從每月200多的碩士研究生補助里擠）。當然比較慚愧的是直到今天哈耶克的書我也沒精讀。
2003年，經張文顯老師邀請，鄧正來老師來吉大法理中心工作，當時我的內心很是激動，畢竟鄧正來老師當時譽滿中國，作為學生誰不想接近這些著名的學者，并從他們那里學習知識呢！
鄧老師的到來給吉大法理帶來的一股清新的空氣。他帶領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研讀英文原典，名為“原典精讀”，并組織了“小南湖讀書小組”。鄧老師強調學生一定要“讀書”。這些毫無疑問極大地影響了吉大法理，直到現在。
后來2008年鄧老師離開吉大去復旦成立高研院，鄧老師的離開對于吉大的學生而言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從此沒有人帶領閱讀原典了。由于當時我的興趣主要在形而上學，我更多的是聽吉大哲學的王天成老師講康德黑格爾，私下里看看胡塞爾、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沒有像小平、朱振他們一起跟鄧老師上“原典精讀”，由于興趣愛好的原因，“小南湖讀書小組”我也只參加了一次，更多的時候是給他們拍照（我當時留校負責管理法理中心網站，“正來學堂”我也管理過一段時間，要把中心學術活動的情況發布到網站上），只跟著鄧正來老師讀了沃勒斯坦的《所知世界的終結》，還幼稚地把沃勒斯坦批判了一番。但我深深地認同鄧老師閱讀原典和讀書的觀點，自己也打印和復印一些我喜歡的英文書，拿著字典慢慢地看。
2004年的時候，我在《法制與社會發展》發表了《權利沖突》一文。有一天鄧老師在東榮大廈三樓（當時法理中心在那里）走廊里見到我，跟我說，你的文章很好。當時我的內心很激動，一方面是文章得到鄧老師這樣的學者的認可，另一方面感覺鄧老師真的很關心學生（我當時同時在讀在職博士研究生）。不過鄧老師對我沒有像小平、朱振、張琪、宏偉那樣跟著他讀書、研讀經典可能也是持批評態度的。2010年鄧老師回吉大參加博士答辯，在一起聊起來，我對當時法學界重新回到不讀（西方）書，片面強調中國問題表達了不滿（西方法哲學的文章很難發表，很多雜志都幾乎不發這類文章）；鄧老師說，“你走偏了�！编嚴蠋熣f話的時候，眼神似乎能刺穿我的脊背。我不敢直視他的眼睛。不過，對他的話，我深以為然。鄧老師的話是批評，也是期許。也許我就是一個喜歡劍走偏鋒的人，學著法理看哲學書（形而上學），如果真學哲學，可能就學著哲學看法理書了。
可是現在鄧老師永遠地走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內心是深深地認可并支持他的很多想法和觀點的。
可能我是一個不善于表達的人。鄧老師在開通新浪微博的那一刻起，我就時常上去看看，1月15日之后好幾天沒有更新，我就十分擔心。1月24日，擔心成了現實。唯有鄧老師的微博@鄧正來2013記錄著他與癌魔做斗爭的記錄！真應該早日去上海看望鄧老師而不是僅僅發了一封他可能沒有看到的電子郵件！我心存僥幸，鄧老師能戰勝病魔，或者至少能堅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鄧老師喜歡喝酒，也許鄧老師真的應該早日戒掉這個不良嗜好！
鄧老師永遠地走了，留下了很多計劃沒有完成，很多書沒有翻譯。也許每一個這樣的大人物都會留下這樣的遺憾。
人的一生就是在遺憾中走向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