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中國法制出版社近日結集紀念謝懷栻老先生，筆者不才，但受惠謝老良多，故不揣駑鈍，撰文追憶，以表“崇敬之情”。】
（一）
生來死去的人有如恒河沙數，能夠讓人懷念者可謂鳳毛麟角。謝懷栻先生已經仙逝兩年有余了，然而在我們心目中仍然栩栩如生，如一首永恒的詩。華茲華斯有句名言：“詩起于在沉靜中回味過來的情緒。”
兩年來，我時常會想到謝老，是因為他能夠帶給我一種懷念的情緒。我時常追憶這個瘦小而倔強的湖北老人靜靜地坐在書桌一角，或者在會議上忽然犀利地言說。這時我總會感到一種精神的充滿，然而也體驗到一種缺失。
充滿的是，由于“理智的自信”，這位簡裝的老人晚年竟然可以做到身在斗室與五湖四海的漫游并無二致，時間與空間合而為一；缺失的是，像他這樣“節制”和“靜穆”地存在著又多么稀少，在這個躁動不安的時代，幾人還能操此本分？
（二）
我和謝老的交往不算少，開始主要是在法大導師組和他之間擔任些聯絡工作。1991年我來北京讀研究生，跟在江平老師名下，漸漸知道了有謝老。當時楊振山老師任碩士導師組負責人，我任學生專業小組長，經常受命導師組進行校外聯絡，或接引校外導師來上課、講座、開會，或送取材料、信息之類。那個時候沒有現在交流方便，很多時候要親身往來。其中，便有謝老。如此一來二往，便熟悉了起來。后來在閱讀法學期刊包括一些過刊中，讀到謝老的文章便特別留意，對謝老的認識也具體起來。
1993年底我留校任教法大民商法教研室，作為青年教師加上1994年后開始在職攻讀博士，與謝老交往更頻繁起來。楊老師熱心于對外學術交流，經常組織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少不了我在其中做些協助工作，謝老自然是我經常要去聯系接引的人物。謝老這個時候開始也越來越多地參加法大研究生論文答辯會。1995年之后的時期，謝老在法大師生中獲得廣泛認同，我們都以能夠聽到老先生發言為幸。老先生說話直率，措辭吸引人，又能夠針砭時弊，所以大家特別愛聽，往往是哄堂大笑。有趣的是，由于批評得有趣，連被批評者也樂不可支，不覺為恥，反覺為榮。也是，能夠被謝老評點一下，這樣的機會就是殊榮了。
大約在1996年間，兩岸民商法學者交流密切起來，王澤鑒、賴源河等教授常來法大，謝老因此也常來參與其中。有一回，王澤鑒教授做了一個學術發言，在其中提到人格權問題，表示贊成人格非法定主義取向。謝老頗為支持這一論點，特別加了些議論。當時人格權課題已經熱起來，民法界在此問題上出現反實證主義之風潮。這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人們由此開始注意實證法的局限問題。但是我當時偏偏推崇法律實證主義，以為中國法學主要的問題是還不能實證起來，所以就在這個問題別著勁，在中午用餐的時候有意和謝老坐在一起，與他辯論，來來回回的，謝老說不服我，最后倒笑了，說“小龍這么好爭論嘛”。有好事者還照了張照片，慚愧！我在哪里比劃得臉紅脖子粗，而謝老在微笑著聽，原來謝老的辯風是如此優雅！
有了這個開頭，從此我就常向謝老請教。97年4、5月間我還把拙作《民法總論》第3章權利主體部分給謝老看，但老先生那時正忙，沒有時間細細批閱，認為談話更痛快，干脆把我叫去談了一個下午。這次談話不僅為該章修改打下了基礎，而且也為我的博士論文打下了基礎。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是《民法上主體的一般理論》，1998年5月間答辯。選擇這個題目一方面是要使自己在民法基礎方面下一些功夫，另一方面也是借這個課題系統鉆研一下分析法學理論。寫作過程經常向一些師長求教，其中包括謝老。論文對象是關于民事主體的概念位階、形成、類型和構成元素等基本問題的，核心論點是主體基礎論、主體預定論、主體二元結構論以及主體擬制論，方法是分析實證的。由于研究風格過于抽象，方法立場過于“新異”，加上定稿時間匆忙，自己也有幾分不安。
論文答辯當然要請謝老，不僅因為我不愿錯過謝老批評的機會，也由于謝老是法人實在說的重鎮，而我主張擬制說，甚至認為自然人概念也有很重的擬制色彩，因此極渴望有這樣一個辯論對象。那個時候沒有嚴格的論文送取規范，我自己去給謝老送的論文和評閱書。答辯當天也是我自己租車去接老先生和另一位校外委員。答辯會上，幾位年輕點的委員先發言（贊譽比較多些），在我有點麻痹的時候，謝老開口了。他先來一句“先有徐國棟，后有龍衛球”我搞不太清楚是稱譽還是批評的評價，大體說這種抽象的研究不容易，閱讀起來很累，花了思想功夫等等。接下來話鋒一轉，說今天來主要不是說客氣話的。他首先表示不贊成我那種擬制論的觀點，也不贊成完全拿掉“符應論”，特別是如果說自然人這個概念也出自擬制，是過于極端的。謝老說，難道我現在坐在臺上，作為一個自然人就一點實在的影子都沒有嗎？大家都哈哈笑起來，我也笑起來。
我答辯的時候，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并，簡單作答，但專門就謝老的反對意見展開了長時間的回答，當然主要是方法立場的論證，間或也舉些歷史的例子，意思是生物人什么范疇是自然人，“實在”本身說了不算，得法律點頭了才行。答辯當然很融洽地結束了，謝老給我一個優秀的評語。中午吃飯的時候，還鼓勵我繼續研究這個問題，并說年輕人基礎很好。后來很長一段時間，我仍然頑固抵觸實在說，但是并不妨礙我向謝老求教。若干年之后，我忽然感覺理解了謝老堅持實在說的道理，因為有時對實在的蔑視確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謝老一方面反對經驗爬行主義，但另一方面堅決反對虛無主義。實際上，現在我的看法是，擬制說和實在說都不過是特定時期思想的武器，本身都成不了實證制度的唯一論證方式，功能的不斷調適才是法人制度發展的實際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實在的意義是不能消退的。
經此答辯，在我心中謝老便是恩師之一了。以后的日子里交往密切起來，我開始愛找謝老聊天，心血來潮就給他打電話，或去他家里一坐，有時談正事，有時也閑聊，我覺得老先生也愿意聽我天南海北地亂談，大約也有些寂寞吧。我們聊過有關民法論著的問題，也向他請教過研究中的困惑，偶爾高興了也談點人事掌故。老先生很厚道，不輕易針砭人，但對事情還是愿意發表一些評論的，甚至對作品有時也評上一二。我從中受益非淺。1998年7月1日我啟程去美國訪問一年（項目推薦人之一便是謝老），大約選在6月27、28日的一個中午辭行，本來中午想約請老先生吃個飯，結果謝老不喜歡在外邊吃飯，只好作罷，聊了些舊時閑事，謝老也特別叮囑了一些事情。
回國后，有機會我便去看謝老，他的身體已經開始不好了。這時老先生開始校對拉倫茨的《德國民法通論》，有一次還特別聊了翻譯的問題。拙作《民法總論》出版后奉送他一本斧正，老先生讀后很高興，勉力了我一番，這使我既慚愧就感激。2001年秋天，他應邀來法大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我記憶中是在學術會議上最后一次見他。他那天很高興，會議上還作了一番激勵后進的發言，休息期間我們還和楊老師等一起聊天，他特別談到新生代的成長問題，言語中充滿期望和欣慰。再后來，就是聽到謝老的身體每況愈下，不便打擾，而我也是老出國。2003年春節后謝老病重住院期間，法大學生團體“法評社”的學生想對謝老做個訪談作為珍藏，我聯系他們去了醫院，但謝老那個時候已經不能說話了。接下來就是非典肆虐時期，北京城完全隔離。讓我抱憾終生的是，在謝老臨終前未及一探，便成永訣。5月3日，謝老終于駕鶴西去。當天，我在網上發表悼言，并在自己主持的法學時評網開設專欄，以志紀念，網友們聞訊紛紛跟貼悼念，悲慟如潮。斯人已去，奈何天命！
（三）
紀念謝老，不能不紀念他的學問，正是他的學問，才使他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民法界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按照江平老師的評價，他是民法界的“百科全書”，依方流芳教授的認識，他是青年學子的山外山、樓外樓。我沒有能力評說謝老的學問，但是既然撰文紀念，回顧一下謝老的精彩觀點也是可以的。
謝老年輕的時候是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高才生，經歷了嚴格的法律專業訓練，精通2、3門外語，又擔任了民國最年輕的法官，并且成為日本戰敗后臺灣地區法院的接收代表，這些是他的機遇，也是他雄厚的專業基礎所在。所以，盡管政治運動耽誤了他20年，1979年恢復他的法學研究和授課的資格之后，他便立即成為國內罕有的民法通家。此后，他一直安心研究，持續思考，筆耕不輟，成為難得的書桌前的法學家。
謝老流傳最廣之作，我想大概是1990年出版的《票據法概論》。我備課時用過，該書文字簡練，章法井然，重實證有思想，理論精深卻不顯臃腫，實踐性強卻又不零碎，可謂肥瘦合宜，是這一領域罕見精品，至今印刷10余次。謝老其他出色作品多為論文，散見于期刊之間，感謝中國法制出版社做了件好事，由謝老自己選稿，出了一本《謝懷栻法學文選》（2002），這樣，為我們集中學習、理解謝老的法學思想片斷提供了捷徑。
《文選》收錄的論文，與他平常發言的犀利不一樣，文風顯得平易，措辭也相當節制，屬于和順積中的一類，讀起來或許并不很吸引人。但是，他的研究絕對是實然有物的，講求實證，材料豐富，尚事、理、物，而不尚空談，也不隨意發揮。他是一個富有現實正義感的思考型學者，思想獨立，對于時弊又絕對不緘其口。我不敢說謝老的論文均已達到化境，但是我敢說他的每篇文章都是用心之作，至少是不在“穩境”、“醇境”之下。即使是會議應酬，也是反復錘煉。《文心雕龍》的“熔裁篇”中說：“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余于終，則撮辭以舉要。”
以下試舉謝老的部分成果，大致瀏覽一下謝老關于民法學的研究貢獻。在《資本主義國家合同法》（1984），他對西方合同法本質與基本原則以及在當代的發展做了細致的實證研究，提出合同自由原則為貫徹始終的主線、所有權和債權為西方制度兩大支柱而合同法是債權作用的發揮渠道、壟斷時期起合同自由受到限制以及誠信原則、情勢變更原則等開始應用等結論，對合同自由原則內涵、合同法體例等也進行了系統的實證描述。這一研究是恢復法學以來最早的關于西方合同法的系統研究，成為民法界的啟蒙文本，至今許多教科書的內容還沒有走出這個研究范圍。在《從經濟法的形成看我國的經濟法》（1983），謝老針對當時的民法經濟法之爭，獨辟蹊徑，從法律發展這樣一個視角，論證了經濟法是法律發展中的一個新范疇，與民法并無非此即彼的存活關系。謝老在文中還運用這種方法對于經濟法在德國尤其在蘇聯的變異過程進行了實證分析，其材料和結論對于我們肅清一些淺見極為有益。他還對于中國經濟法的定位和范疇做了認真思考。這種能夠在整個法律發展歷史過程來看待法律現象的研究，如果沒有嚴格的學術規范訓練是做不出來的，這種方法在今天也是處在前沿的。在《經濟法的意義和特點》（1990），謝老在繼續堅持經濟法系于法律發展觀的基礎上，提出應注意區分經濟法和經濟法制的這樣一個法律科學常識問題，國內有些學者卻不幸容易犯這種望文生義的常識錯誤。這大概是個學風問題的提醒吧。
《應當認真地重視民法》（1985）這篇論文的標題令我們想到德沃金先生的《認真對待權利》，在當時不僅需要見識而且需要勇氣。在這一吁請之作，謝老批評了維護社會秩序為唯一目標的法治思想，提出民刑區分、民法獨立的意義在于維護“人民的民事權利”。這篇文章算得上民法宣言書，也是《民法通則》的吹風之作。《完善民事立法和民事法學以促進改革的順利進行》（1987），注意到我國民事立法的思維混亂及薄弱性，并把改革條件與民事立法和民法學發展聯系起來，這是我國當代有關民事立法科學的早期篇章。《正確闡述民法通則以建立我國的民法學》（1987）是我國第一篇民法解釋學的論文，通過對《民法通則》第2條、第9條等條文的解釋應用示范，揭示民法體系解釋、規范目的解釋、知識【理論】解釋之于法律適用的意義，這種清醒在今天民法學界還不多見。
《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1987）一文，大概是我國比較早的關于香港回歸后法制研究的奠基之作，對于回歸后香港適用法律的范疇進行了研究。他依據規范解釋方法澄清了“香港原有法律”的范疇；又從基本法規范與歷史和政治的關系出發，提出應在香港回歸這個特殊語境下將后者引入規范解釋的空間，因此基本法的適用基礎應該理解為是原始而非繼受取得適用效力；“保留香港原有法律”的“保留”，應理解為是指對作為在香港存在多年的社會規范賦予其法律效力，而不是指承認其繼續有效。這些可稱得上他對法律解釋學的新發展，也顯示了作者在區際法、憲法、行政法和法理學方面的深厚根基。論文還對香港立法權的范圍和中央立法權的限制做了精到分析，聯想到若干年之后有關香港的立法權的爭議問題，似乎有先見之明。在《從民事訴訟法論日本法院對光華寮案判決的違法性》（1987），謝老從訴訟法的角度，就日本把“中華民國”列為當事人的違法性做了清晰有力的歸謬分析，對當時日本法院的判決進行了法律技術角度的有力批駁，令人嘆為觀止。這類民法之外的論文雖不多見，但僅此幾篇，便足顯謝老的法學大家手筆，可謂游刃有余。
《聯邦德國調控宏觀經濟的法律》（1988）一組文章，是介紹德國調控經濟的法律情況的，為有關部門制定法律和政策時參考。《國營企業的承包合同和租賃合同》（1988）意在將當時的國企改革實踐盡可能往規范上引導，可謂用心良苦。《西方國家稅法中的幾個基本原則》（1989）介紹了西方稅法中的稅收法定主義、公平主義、實質征稅主義、促進國家的政策的實施等原則，為當時提出的“依法征稅”吁求提供參考。這些論文也意圖闡明法律比較、借鑒的意義，鼓勵一種法學開放心態。《應該研究臺灣的民商法與經濟法》（1989）對于中國特殊的法治歷史問題進行了特別提醒，不計自己在50年代為維護法律繼承問題所付出的代價，對于一直盛行的法律歷史虛無主義，再次發出了挑戰，要求“正確對待臺灣的法律”。這是至今為止中國地域內的關于法律歷史主義的罕見杰作。《海峽兩岸民事立法的互動與趨同》（1993）繼續為這一觀點鼓與呼，并且表達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復歸”的愿望，因為我們不能滿足歷史“分裂的安排”。《現代中國的合同法》（1988）是應《國際比較法百科全書》（1993年出版）之邀完成的力作，收錄在第7卷第6章。謝老以深厚的歷史實證的功夫，對于現代中國的合同法的特殊歷史進行了制度變遷的研究，其實證性、思想能力、歷史意識，其對制度形式的概括技術、分類技術的運用之老道以及他的歸納提取能力，都表明他確實是首堪其任，大家風范。這篇論文無疑成為我國現代合同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完善我國涉外經濟法制的幾個問題》（1991）一文，作者關注了如何改進和解決涉外經濟法制，通過觀察，他指出目前的涉外經濟法制的情況是，法律退居其次，無限期、任意的授權立法成為常態，法律解釋中不講規范，這些都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威信。這個看似不重要的研究，其實是以顯著的個案凸現法源合憲性問題，直指法治基礎問題，是謝老當年反對“政策代法”的思想的一以貫之。在《論著作權》，謝老再次顯示了他的法律解釋學功力，從法意厘定出發，對剛出臺的《著作權法》中的容易被誤讀或者淺解的著作權概念進行了深度闡釋。這也是比較早的關于著作人格權、精神權利這些概念、理論加以比較法說明的論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謝老在關于法人能否成為作者的問題上，進行了基礎性分析，深入到法人本質理論討論上，為國內較早公開力挺法人實在論，其論證方法慎密，有學說分析，有社會實證。在《著作權的內容》（1990），他采取規范分析的方法，就著作權的范圍、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的劃分、著作人身權、著作財產權等，進行了面向法律適用的演繹。在《評新公布的我國票據法》（1995），謝老展現了票據法理論大家的視野，就我國1996年《票據法》的原則性問題的缺失提出中肯的批評，涉及票據使用范圍、票據關系與基礎關系、空白支票等方面，并指出《票據法》存在關涉主旨的誤筆，歸根結底是立法政策的不清楚造成的。在我國現代立法史上，它必定屬于經典的立法批評文本之一。在《論制定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同法問題》（1993），謝老較早正視了我國合同法因為民法經濟法之爭造成的立法分離帶來的散亂、欠缺問題，提出合同法統一的思路。我國1999年統一《合同法》出臺，謝老此文具有先行之功。
《論民事權利體系》（1996）是謝老的抗鼎之作。謝老在歷史變遷、體系處理、具體分析這些方法角度對民法里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問題“民事權利”進行深入研究，這篇論文的研究成果改變了以前我國關于民事權利的研究狀態，更新了關于權利的理論認識。這篇論文的動機，一方面是像謝老自承那樣，要對新出現的權利形式通過基礎框架清理賦予其有效的解釋，另一方面，依我猜測，謝老實際在為民法典的起草打下伏筆，如果以法律關系或權利為線索考慮民法典的體例，那么這個關于民事權利體系的研究將是這一線索的重要理論基礎。《從德國民法百周年說到中國的民法典問題》（2000）、《關于日本民法的思考》（2001）都是借助他國民法典紀念來談私法文化和中國民法典的借鑒和發展問題。《大陸法國家民法典研究》（1994，1995，2002）是謝老持續數年的另一代表作。在這部作品，謝老以自己獨特的歷史觀、比較視野以及抽象歸納與具體分析的能力，兌現謝老自己關于要立法典先苦練內功的倡導，分別對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和中華民國民法典進行不厭其煩的研究、涉及背景、立法精神、思想內容、立法技術、編制、體例和語言、影響等。這一研究的系統性在我國前所未有，其價值不可估量，應該是我國現行民法典起草的必備參考資料。
我反復拜讀過謝老這本文選，每次閱讀都有對謝老的特殊體會。做研究是一件苦差事，謝老60歲重回研究所，已經“衰病不堪”，還能夠堅持坐下來完成這么多成果，這已經足以令人折服了。板凳要坐十年冷，對于一個60多歲的老人，剛剛從長期流放中回來便要經受寂寞的書房煎熬……但是謝老選擇了這條寂寞之路，遠離了伸手可觸的名利場的喧囂。然而，這些研究的意義遠遠不止這些，我覺得實際上也是謝老為他們這一代人對于民法研究做了示范，言傳身教，承前啟后，維護了我國民法共同體的聲譽和香火。在一個百廢待興的時期，這種薪火相傳的工作多么重要，然而做這種工作的人又該多么寂寞。謝老的沉靜或許與他的性格有關，但我想可能更多來自他的旨趣，因為從1948年他執教同濟國立大學開始，他就義無反顧選擇了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這條路。在謝老仿佛“心如古井”的身體里，其實一直燃燒著熊熊的法學理想。2002年，當被返聘為終身研究員，他說“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榮譽了”。這不只是他知足常樂，而是他也懂得捍衛自己的尊嚴。
（四）
生存，對于凡夫俗子而言是個問題，對于哲學家、歷史家來說也是個問題，只是對待問題的方式不同罷了。然而就是這種不同才有了不同的人生形式。那么，謝老的方式是什么呢？在曾經壯志凌云的激情青年，在曾經身陷囹圄的困頓中年，在原本可以氣貫長虹的碩果晚年，他在我們平凡人的生存意識中無疑是充任了另類！
然而，在另一個意義上，謝老又絕非另類。思想家的確可以不去思想，然而我們不能說專注于思想的思想家是另類。謝老是一個法學家，或者說以法律為業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堅持了自己。在因政治風云而波濤洶涌的時代海洋，他不是一只隨波逐流的候鳥，而是一個朝夕不間斷的作業漁夫，彰顯了一個完整法律人的獨特的清醒，因而成為這個特殊時代法律從業者的人格奇跡。
1939年秋天，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二年級的謝老，作為近200名學生中的9名之一，選報課程最嚴格學業最繁重的法律系。那是他的立志，開始將一生投入到災難深重的中國的法治事業中。
1944年，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取得第一名，隨后被任命為重慶地方法院法官（推事），成為全國最年輕的法官。那是他的春風得意的時期。
1945年，參與從戰敗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接受臺灣法院的工作，作出中華民國接收臺灣法院后的第一份判決書。那是他的熱血報國，也是他的事業輝煌。
1948年，擔任國立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教授民商法。那是他作為法學家、法律教育家的開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謝老參加了新法學研究所的學習，1951年起擔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的教員。那是他準備繼續投入新中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
1957年，北京法學界座談會上，在政治運動正在涌動的前夕，作反對“政策代替法律”的發言，因而被打成右派。這是他因“法律”而獲罪，開始為法治理想付出代價。
1958年，被開除公職并勞動教養，后又勞動改造，1962年送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持續接受先后20年的身體和精神雙重折磨。這是他為自己選擇的法治理想堅守困頓，漫漫黃沙終未銷骨，腰壓彎了，骨頭還挺著。
1979年，平反回京，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已經60歲了，誨人不倦，筆耕不輟，還作為兼職仲裁員辦理了數百年仲裁案件，然而始終從容恬靜。這是他老驥伏櫪，又是他恪守法學家本分。
這部履歷是謝老個人的，卻也正是中國現代法治的命運歷程。可謂“志與命同”！
但是，既然這種命運是謝老自己立志選擇的，艱難歷程也就不可避免。在這個災難深重的老大國家，在一切都是革命的時期，在政治掛帥的時代，怎么可能有法律人的理想空間呢？怎么能夠不“為法獲罪”呢？正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謝老用盡一生，恪守了自己選擇的志業，捍衛了堅定的職業生命。
“志與命同”！是謝老一生的不幸，卻也是他光輝所在。
正是動蕩不安、風雨飄搖，法律人的理想才成為中國人恒久意志的精神支柱，法律人的堅守才成為中國人安寧生活的唯一希望。因而，謝老的人生也是幸福的，因為他為夢想而存在，所以懂得感激。在《畢業60年》一文，他說：“回顧這一生，我給了國家一點點貢獻，國家給了我很大的回報，我感謝養育我的祖國。”我猜，他想說的還有：“我也感謝我選擇的法治理想”！
有人曾問圣·奧古斯丁：“時間究竟是什么？”他回答說：“你不問我，我本來很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你問我，我倒覺得茫然了。”我想，假設現在有人問我：“死亡是什么？”我也會像奧古斯丁這樣回答的。奧古斯丁這樣回答，是因為他自己是偉大的思想家，而我這樣回答是因為我想到了謝老，他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了不起的老師。
這個了不起的老師，曾經安詳地居住在北京西直門大街20號樓3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