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學界的一代宗師、敬愛的馬克昌先生離我們而去了，但我總覺得馬老仍在我們身邊，仍在指導、關愛和呵護著我們。在馬老剛逝世時，我匆匆寫就了《兩位刑法學大師間的深情厚誼》一文，對馬老予以沉痛的悼念，對馬老與我的恩師高銘暄先生間的深厚學術友誼予以衷心的頌揚。這篇文字，則打算大體按照我的經歷順序分四個部分略述我與馬老近30年間的忘年交誼的一些片段，以此表達我對馬老的緬懷追思和無限景仰。
一、研究生時代
研究生時代是風華正茂的年代。我于1982年至1987年師從我國著名刑法學家高銘暄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里度過了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六年美好時光。由于馬老與高老是20世紀50年代初研究生時期的前后屆同學和改革開放以來親密的學術合作伙伴，因而我自然也格外關注馬老及其論著。首次見到馬老，大約是在1983年我讀碩士生二年級時，當時馬老在導師高老的系主任辦公室里，我正好來給高老送自己的文章稿，高老給我們作了介紹，因為二老在談事，我只是簡單向馬老問候而沒能交談。在1984年5月碩士生三年級時與馬老的第二次見面，得以與馬老有了進一步的交往。當時我們同年級幾位刑法碩士生在人大刑法教研室魯風老師的帶領下到外地進行畢業論文調研，武漢是我們的第二站。因我們是馬老的摯友高老和王(作富)老的弟子，而且魯風老師也與馬老很熟，加之當時碩士生數量很少，所以武大法律系對我們的來訪很重視，馬老更是召集了武大法律系的全體刑法教師與我們座談，幫助我們修改完善碩士論文提綱。馬老和武大的刑法老師們還熱情地請我們吃飯，使我們這些年輕學子受寵若驚，記得席間還觀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藝節目，馬老也因得知我和他同為河南籍而對我鄉情有加。
在博士生階段我得以較多地參與了學術活動，而且自1986年起開始參加全國刑法學術年會，因而與馬老見面機會較多也更熟悉了，也就時常向馬老請教一些專業問題，馬老總是予以耐心的解答。記得1987年冬天一次馬老來京出差住在人民大學招待所，一天晚上我去看望馬老得知他還沒吃晚飯，那時已經過了飯時而周圍又沒有餐館，于是我就力邀馬老到我的博士生宿舍，用煤油爐為他煮了一大碗面條，馬老吃得津津有味，而且很多年過去了他竟然還記得我給他煮過面條，其平民作風和感恩之心令我難以忘懷。導師高老是新中國首位刑法專業博士生導師，我是高老指導的首屆兩位博士生之一且被安排第一個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所以我也就榮幸地成為新中國首位刑法學博士。刑法學界對我們首屆刑法學博士論文答辯很重視，馬老應邀專程從武漢來北京參加我們的博士論文答辯，在答辯時馬老對我的博士論文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問題和意見，特別是在我通過答辯后，馬老又把我約到他下榻的人大招待所，專門指出了我博士論文中存在而在答辯時并未提出的有關問題供我修改論文時參考，他善待學生的用心及要求學術嚴謹的態度令我感動和敬佩，他的相關意見對我后來出書前修改完善博士論文頗有助益。
研究生時期與馬老的相識和交往，使我親身感受到了馬老誨人不倦的高尚師德和敏銳深刻的學術見解。由此而言，雖然馬老不是我的授業導師，但他無疑也是我學生時代曾給予我實際指導的恩師，師恩難忘。
二、人大任教歲月
我1987年12月博士生畢業留校任教，2005年8月離開人民大學而加盟北師大，期間在人大度過了近18年的任教歲月。在人大任教的這18年，是我人生成長和學術發展的重要階段，我也從而立之年邁向了知天命之年。這一階段，我與馬老的交往進一步增多和加深。
1989年秋，教育部學科評議組在杭州進行博士點、碩士點的初評工作。高老任法學組組長，馬老是成員，我是秘書，住在杭州大學招待所。在會議閑暇，我得以與馬老多次聊天，既向他請教了不少刑法專業問題，也首次聽他談起了他自1958年至1979年被錯劃為“右派”期間的苦難經歷，他詼諧地說這20余年總的還不錯，因為其中大部分時間他是在武大圖書館當管理員，他雖遠離了法學的三尺講臺，但得以利用工作的便利讀了不少書，尤其是他喜愛的古典文學詩詞。馬老回首人生重大挫折時的豁達，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馬老的古詩詞功底很快就讓我見識到了：會議期間周末時，會議組織評審組專家們到錢塘江畔觀潮。由于提前到達，馬老與高老便興致勃勃地對起了唐詩宋詞。二老或背誦，或評釋，使我大開眼界、驚羨不已，得知二老在刑法學之外原來還有如此的古詩詞情趣與功底。后來在若干場合，我又聽到過馬老即景即興誦頌古典文學詩詞名作。可以說，馬老的文學素養與情趣為他作為刑法學大師平添了風采。
留校任教兩年多后，經中美法學教育交流委員會選拔和考核，我被批準于1990年10月起赴美國杜克大學作訪問學者近一年。在赴美前夕，一天晚上我到北京大學勺園招待所拜訪了前來北京開會的馬老，希望作為美中法學教育交流委員會委員的馬老給我一些指導。我是晚上8點多到的，馬老當時正在看電視，見我來了很高興，就關了電視和我交談起來。主要是圍繞我出國談的，也談及了人大、武大兩校刑法學學科發展的一些事情。馬老詳細地解答了我關于出國的一些問題，尤其囑咐我到國外要多觀察、開眼界、多思考，學習期滿一定要按時回國。記得馬老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搞刑法學的事業在國內，今后我們國家建設法制任務還很重，你回來才會更有前途和作為。馬老的這番話和此前恩師高老對我的教誨如出一轍，這也是我后來按時回國的重要原因。
馬老對青年學子的鼎力提攜有口皆碑，這是馬老作為學術大師的光環之一。我所知道的馬老這方面的事例就不少，其中我個人經歷的兩件事讓我記憶猶新。其一是馬老支持鮑遂獻做博士后研究人員。1992年下半年，我國將博士后制度由自然科學推及人文社會科學，人大和武大被批準成為首批設立法學博士后流動站的單位。我作為人大法律系副主任當時負責分管人大法學博士后流動站這項新的工作，鮑遂獻是馬老培養的首屆刑法學博士，那時在武大留校工作已一年多而且因才華出眾、品學兼優而深受馬老器重，鮑遂獻博士當時提出想到人大跟隨高老作博士后研究人員，馬老不僅慨然允許，而且向學校爭取將鮑遂獻破格晉升為副教授。在馬老的支持下，我在人大這方面也積極而迅速地為鮑遂獻入站辦理有關手續，結果兩周就辦成了，鮑遂獻博士遂有幸成為全國首位法學博士后而且據說也是全國首位人文社會科學的博士后。這一步為鮑遂獻博士后來的成長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其二是支持李�；鄄┦科聘駮x升教授。李�；墼谥心险▽W院作講師時考取了高老的博士生，1994年博士畢業后又到武大跟隨馬老作博士后研究，是全國第二位刑法專業的博士后研究人員。因他連續5年在外校讀博士生和作博士后而耽誤了在原工作單位評副教授職稱，馬老考慮到他博士后出站時若再從副教授評起那么到教授就至少還要5年以上，根據他的特殊情況和較為突出的科研成果，在他1996年完成博士后研究出站而留在武大法學院工作時，馬老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即讓李�；塾芍v師直接申報破格晉升教授，馬老不僅予以鼎力支持、多方爭取，而且利用到北京開會之機專門找到高老和我，請求高老和我為李�；燮聘駮x升教授寫鑒定意見。�；凼歉呃系牟┦可�，也是我的同門師弟，而且條件也完全達到，高老和我當然全力支持其破格晉升教授，我們也為馬老不遺余力地提攜年輕人而感動。
全國刑法學研究會的工作是我與馬老交往的一個重要方面。馬老自1984年至2001年間擔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的副總干事(后改稱副會長)，自2001年起一直擔任刑法學研究會的名譽會長，他對刑法學研究會學術事業的發展可謂貢獻卓著。我從1988年開始擔任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1996年起擔任副會長，2001年起擔任會長，刑法學研究會可以說是我學術工作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在我長期參與全國刑法學研究會學術年會組織、年會文集編輯、學術活動籌劃的過程中，馬老給了我不少指導和幫助，我也耳聞目濡了馬老與全國同行們的坦誠交往和學術友誼。馬老對同輩老朋友們是親熱有加，對中青年學者和學子們是關愛鼓勵，對實務部門的專家非常尊重。馬老曾對我說，刑法學研究會是個大團體，老中青匯集，人才濟濟，作為研究會的組織者，你既要尊重學界師長同仁，也要尊重實務部門的同志。馬老的言傳身教使我獲益良多，我因此也逐漸養成了與全國同行師長、同輩同仁和更年輕的學者們真誠而友好相處的品行。
身處改革開放的時代，作為刑法學的大師，馬老以國際化的視野注意與國外、境外的學術交流。我擔任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注意開展對外學術交流，并得以多次邀請到馬老參加我們組織的國(境)內外的學術活動。例如，2002年4月間，我們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在澳門共同主辦了“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律研討會”，馬老應邀赴會并提交了《我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芻議》一文，其學術灼見和謙虛待人給與會的港澳臺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2003年8月，為開啟中韓刑法學界定期相互交流合作之機制，以高老、馬老為顧問并由我擔任團長的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代表團一行10人赴韓國訪問，馬老白天認真參加研討會并多次發言，晚宴時則率領代表團為兩位有酒量的中青年學者阮齊林教授、盧建平教授(馬老戲稱為中國代表團進行酒文化交流的老中青“三個代表”)與韓國學者們開懷暢飲、你來我往、談笑風生，當時已77歲高齡的馬老的酒量和豪爽、睿智令韓國朋友們刮目相看。再如，2004年5月，我們與日中刑事法學會在日本京都共同召開第九次中日刑事法學術討論會，馬老、高老、王老和我等數位中國刑法學者應邀赴會，日方有數十位知名刑事法教授出席，這是一次高層次的研討會。記得在會議中日本一位資深學者提出了涉及中國唐律的一個較艱深的問題向中方學者請教，當時我因記不準而不敢回答，我也擔心如果中方學者回答不上來會有損我們的學術聲譽，馬老看無人應答就站起來娓娓道來，回答準確而詳細，博得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在與國外、境外專家學者的交流中，馬老的友好、從容和深厚的學術素養總是令人折服。
三、北師大刑科院創建初期
2005年8月，為了尋求刑法學事業發展更廣闊的平臺，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事離開中國人民大學而加盟北京師范大學，創建了我國首家具有獨立性、實體性體制的北師大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后來又創建了與刑科院彼此獨立但相互協作的北師大法學院，在我國高等院校創立了“一個學科，兩個實體學院”的嶄新體制。針對刑科院這一新事物，馬老和我的恩師高老都給予了不遺余力的支持并積極參與其中。高老由于身處北京又已在人民大學退休，就應邀擔任了刑科院的名譽院長和法學兩院的特聘教授，在刑科院招收博士生、授課并參與指導刑科院的幾乎所有重大事務。馬老由于身處武漢且為武大社科資深教授而無法像高老一樣大量參與刑科院的工作，但馬老也盡其所能地予以支持;馬老是北師大法學兩院的首批特聘教授，他多次應邀前來北師大法學兩院講學和參加學術活動，并積極支持武大刑法學科與北師大刑科院加強學術交流。當刑科院學術事業發展遇到困難時，馬老總是盡其所能地與高老一起幫助我們予以克服和解決;當北師大刑科院學術事業取得成績時，馬老和高老都是歡欣鼓舞，和我們一起分享快樂。
令我和同事們最難忘的一個場景，是2005年10月我們邀請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與會的部分國外著名學者前來北師大刑科院參加的一次座談會上，在我介紹了剛成立不久的北師大刑科院的發展構想之后，名譽院長高老發言，他充分肯定了北師大刑科院的體制創新和發展方向，并響亮地提出北師大刑科院未來的發展要向國際上先進、著名的刑事法學研究機構諸如德國馬普學會外國刑法與比較刑法研究所(簡稱“馬普所”)看齊，要有志向成為“中國的馬普所”。高老剛講完，馬老即連聲稱贊：“講得好!講得好!”并高聲號召大家：“鼓掌!鼓掌!”其澎湃激情溢于言表，哪里像年近八旬的老人?!馬老和高老的殷切期望與事業激情，感染和激勵了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使我們為宏偉事業而努力奮斗的豪情大增，并成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動力。
在北師大刑科院建立后的前幾年，馬老以其年屆八旬的高齡多次到北京、外地乃至境外、國外參加刑科院的學術活動。馬老說，我這幾年是出差、尤其是來北京最多的，其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參加你們刑科院的活動，我要盡力為刑科院的事業吶喊，我希望你們做大做強，早日成為“中國的馬普所”。在馬老來刑科院所做的數次講座中，有兩次最值得提起。一次是馬老談他的人生經歷。北師大法學院于2006年4月建立之后不久，經我倡議創立了一個很有意義的論壇“法律人生漫談系列”，打算邀請一些法學名家給法律學子們漫談他們作為法律人的生涯中有意義的經歷與感悟，我作為院長帶頭講了首場，題目是《人生何處不選擇》，漫談了自己50載人生的八次重要抉擇及心得體會。這個論壇得到了北師大法學兩院學生們的熱烈歡迎。我們有計劃地邀請了多位老一輩法學名家到這個論壇上漫談他們豐富的人生經歷。馬老是我選擇的首批演講者。由于我大體了解馬老20余年的右派生涯及其在逆境中的自強不息，認為馬老的這段經歷對法學青年會很有教益，因此一開始邀請馬老時我給馬老出的題目是《一位法學教授的右派生涯》，想讓他集中講講他被打成右派后這一段。不曾想馬老不接受，他說打“右派”這段是我“走麥城”，我之前尤其是之后還有人生的“輝煌”時期呢，我還是前后都講吧，這樣才是我人生的全面反映，也可以給聽講的同學們以更積極的啟發。我覺得馬老的想法很有道理，于是就建議改為《一位法學教授的人生起伏》，馬老表示贊同，后來馬老果真以此為題作了他的人生漫談演講。這場演講的時間是2006年11月7日晚，地點在北師大一個普通的大教室里，200多人的座位座無虛席，還有很多同學站在教室后面和走道里。在我作簡短的介紹后，馬老以幽默的語言開始演講，他一開始就說是應我之邀的命題演講，并說這個題目符合他的人生經歷，他因此欣然接受。接下去馬老將其人生分為三個階段講述：一是1946年到1957年的求學生涯和早期工作階段，馬老努力學習和工作，成績優異，前途一片光明;二是1958年到1979年初的人生磨難期，馬老被錯劃為右派，先是下放勞動改造，后在武大圖書館當了17年管理員，馬老身處逆境，在忍耐中以豁達的胸懷生活，并努力充實文學素養和理論知識;三是1979年初其“右派”被糾正以來亦即國家改革開放的近30年的事業繁榮階段，馬老協助韓德培教授重建武大法學院，后任12年系主任和院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判中擔任主犯吳法憲的辯護律師，以及與高老一起主持編寫第一部全國統編教材《刑法學》和參與領導全國刑法學研究會等，可謂事業如日中天。馬老的講演樸實而深入淺出，其中穿插了不少具體事例，詼諧而生動，贏得了同學們的陣陣掌聲。另一次是馬老于2006年4月27日在北師大法學院“京師法學名家講壇”第二期上作了題為《中文工具書的利用》的演講，這次演講對同學們和青年教師的幫助很大，馬老也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學術素養。此外，馬老還在北師大法學兩院作過關于我國的刑法學教育、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與貫徹等題目的演講，都受到廣泛歡迎與好評。
2008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北師大刑科院組成“中歐死刑改革合作項目學術考察團”，赴英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歐洲三國進行了為期10天的學術訪問。代表團包括了北師大、武大等單位的11位專家學者，我擔任團長，馬老是顧問。在英中協會于倫敦舉行的歡迎晚宴上，我拿上了特意為馬老帶去的15年的茅臺酒，希望他能與英國朋友暢飲。當時馬老因口腔潰瘍久治不愈已遵醫囑基本不喝酒，但看到好酒加之又是與外國朋友歡聚，馬老還是小酌幾口，并和英國朋友笑談中國的酒文化。一路訪問、座談馬老非常認真地參與，并向外國專家學者提了不少問題。參觀名勝風景時馬老總是興致勃勃，好奇心和雅興一點兒也不輸于年輕人。在匈牙利，我們聽取了匈牙利憲法法院大法官介紹的利用憲法解釋而廢止死刑的經驗，馬老予以充分的肯定;在羅馬尼亞，我們看到了在20世紀80年代末東歐劇變中被槍殺的前羅馬尼亞共產黨領袖齊奧塞斯庫的墓地，馬老對他的悲慘結局感嘆不已，并由衷地稱贊中國的改革開放。馬老這次隨團出國考察，提升了代表團的規格，給多位青年團員提供了一次與這位刑法大師密切接觸的機會而使大家深得教益，也向外國朋友們展示了一位中國資深法學家的風采。
2009年8月17日至21日，籍北師大刑科院建院四周年院慶之際暨全國刑法學術年會的召開，北師大法學兩院、武大刑事法中心和全國刑法學研究會在春城昆明高密度地連續進行了五個重要的學術活動，馬老此前腳被開水燙傷而不能行走，但他仍然帶著腳傷飛赴昆明參加了這幾個重要的學術活動。8月17日，北師大法學兩院召開了“京師高銘暄刑事法學發展基金成立座談會”，馬老對高老的基金設立予以高度評價并以“武漢大學馬克昌法學基金會”和他個人的名義捐款支持。8月17日晚，北師大刑科院舉辦了“成立四周年酒會”，馬老欣然出席并熱烈祝賀。8月18日，由北師大刑科院與武大刑事法中心共同主辦了“‘新中國犯罪構成理論60年’學術研討會”，高老和馬老作了主題發言。高老以鮮明的立場堅持我國四要件的犯罪構成理論并回應相關質疑;馬老則對國外三階層犯罪論體系的演變發展作了系統的考察，指出其存在重大缺陷，不應照搬外國的犯罪論理論而取代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二老的主題發言得到廣泛的肯定和認同，來自全國刑法學界的十多位有分量的代表性專家學者紛紛發言，其基調是維護和完善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此次座談會在我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于科學地繁榮發展我國刑法學研究功不可沒。8月19日至20日，由中國刑法學研究會主辦的“第七屆中韓刑法學術研討會”在昆明召開，馬老應邀出席會議并擔任單元主持人。8月19日至21日，“2009年全國刑法學術年會”在昆明隆重舉行，馬老全程參加會議的研討，并在大會閉幕式上以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的身份致辭。是年馬老83歲，正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總之，北師大刑科院創建幾年來，馬老與恩師高老一樣都是刑科院事業鮮明而堅定的支持者，而且馬老不顧其年逾八旬之高齡和身處京外之不便，多次參與刑科院的各種學術活動，令我和同事們深深地感動和敬佩。這段時間馬老還和我多次談到刑科院和武大刑法學科的發展，談到全國刑法學術事業的繁榮，他的許多想法和建議對刑科院和全國刑法學研究會的事業發展都起到了推進作用。我深切地體會到，馬老對刑科院的支持，絕不僅僅是基于他與高老的同窗厚誼和與我的忘年同鄉情誼，更重要的是他對我國刑法學事業繁榮發展、做大做強的殷切期望，他相信刑科院是在開拓我國刑法學的宏大事業。所以我與同事們每每想到以高老、馬老為主要代表的我國老一輩刑法學家對我們的信任與期望，我們便感受到光榮的使命與重大的責任，我們便充滿了為開拓發展我國刑法學事業而努力奮斗的信心和力量。
四、馬老生病住院期間
2010年7月8日，馬老因全血過低而住進了醫院，后來被確診為白血病，但他本人一直不知。馬老在住院治療的近一年期間，我時常通過發短信和打電話問候他并了解病情，有時也在電話中向他匯報全國刑法學研究會暨北師大法學兩院的一些重要工作，征詢他的指導意見。馬老對刑科院和全國刑法學研究會的工作一直非常關心，經常給我以中肯的指導意見。特別是2011年3月底我向他電話匯報了北師大刑科院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和支持申請加入PNI(即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網絡)獲得了接納，刑科院將于4月中旬組團前往聯合國維也納總部與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簽署加入PNI備忘錄事宜時，馬老非常高興、連聲贊揚，說這是刑科院向建成“中國的馬普所”又邁進了一大步。
馬老經歷人生磨難和跌宕起伏，其人生態度豁達、積極、樂觀。在這些年他參加刑科院暨全國刑法學研究會的一些學術活動中，有時晚飯后會安排大家到KTV娛樂，馬老有時也樂于參與其中，也會在大家的鼓勵下甚至主動地來一首20世紀50年代在我國流行的前蘇聯歌曲，或者是把拿手的《小放牛》唱得有聲有色。馬老數年前就會用手機轉發“段子”和信息了;我也曾以此“鼓勵”高老，高老后來居上，不但很快學會了轉發信息，還學會了用手機自己寫信息。為了表示惦念，也因為有些“段子”很幽默、或切中時弊或富有哲理，近年來我知道馬老會收看手機信息后，就把馬老納入了我的密切“信友”的范圍，注意時常選擇一些有質量、有情趣的“段子”發給馬老，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有時因出國、出差或“存貨”不多或太忙而疏于給馬老發“段子”時，還會受到他或者他身邊的同事、學生的提醒。記得幾年前一天我收到了莫洪憲教授的信息，說她和馬老等正在新疆訪問且正在汽車上，馬老和她說“秉志怎么好幾天沒給我發段子了，你和他說一下”。我得悉后連忙接連給馬老發去了多個“段子”，莫老師給我短信說：“馬先生可高興了，正在給大家念你發給他的段子呢。”我猜想馬老這時的形象也大約成了同事、弟子們戲稱的“老頑童”，此時我也頗感欣慰。在生病住院的近一年里，馬老始終豁達、樂觀，不僅堅持讀書、寫作，也一直與我和一些同仁們有“段子”往來。我粗略估算，這一時期我發給馬老的“段子”大約近200條。這一時期我之所以更加頻繁地給馬老發“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讓馬老更快樂一些。直到目前，我的手機里還留存著發給馬老和馬老發來的多條“段子”，還舍不得刪掉，有時翻翻看看，不由得腦海里浮現出馬老的音容笑貌而淚盈眼眶。馬老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也如同他的學術思想一樣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馬老與高老數十年的學術友誼歷久彌堅。在生病住院期間，馬老曾多次在電話中向我問及高老的身體并囑托我要照顧好高老。高老更是時常惦念病中的馬老，他不但多次通過我和武大、北師大的老師們關心了解馬老的病情，還數次致電馬老予以問候和寬慰，并且于2010年10月10日和2011年6月18日兩次專程赴武漢看望馬老。高老兩次看望馬老都是我陪同前往，我親身體會了二老相互的惦念關心之情。
2010年10月10日，我陪高老專程由北京赴武漢看望已住院3個月的馬老，我們帶去了一些滋補品和慰問金，更帶去了北師大法學兩院師生們的惦念和問候。在莫洪憲教授等的陪同下，高老和我來到武漢人民醫院馬老的病房。在病房外間的會客室里，馬老看到我們前來看望很高興，握手問候后坐下交談，我們關切地詢問了馬老的病情和身體狀況，馬老告知后一再表示自己精神還不錯，每天除看電視新聞外還讀專業書報并寫作，馬老接著又和我們聊了社會發展和刑事法治改革方面的一些大事，相談甚歡，情意融融，其間醫護人員幾次進來示意會談時間不宜過長，我們也怕影響馬老休息而要告辭，馬老執意要我們再坐一會兒，并懇求醫務人員說;“他們是北京遠道而來的，是我的老友，我精神很好，就讓他們多呆一會兒吧�！本瓦@樣，原本看望要求的不超過10分鐘，我們竟在馬老病房呆了近1個小時。后來我們起身要離去時，馬老緊緊地握著高老和我的手戀戀不舍，此情此景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中。
2011年6月16日，我從來京開會的莫洪憲教授處得知馬老病危已住進了重癥監護室，17日我把消息告知高老并商定次日陪高老前去看望，18日一早我和同事王秀梅教授即陪高老專程飛赴武漢看望馬老。那天武漢突降十多年未遇的特大暴雨，老天也像我們的心情一樣在為無力回天挽救馬老的生命而落淚難過。由于連續暴雨而造成交通嚴重堵塞，我們從武漢天河機場趕到武漢人民醫院用了兩個多小時，到時已是下午1點多了，穿上防護衣，戴上帽子和口罩進入重癥監護室，來到馬老的病床前，馬老剛剛醒來，人非常憔悴，但還清醒也能講話，我們幾位問候著馬老并摘下口罩讓他看清是誰，馬老連聲致謝。當高老說“我是高銘暄，來看你，老馬你要多保重”之后，馬老一下子意識到是高老來看他了，激動地說：“哦，老高你來了”，并試圖要坐起來，醫護人員趕快制止他。就這樣，兩位有著60年學術友誼的老人相互深情地凝視著，高老知道這是永別前的最后一面，而馬老似乎還完全沒有這種意識。五、六分鐘很快就過去了，醫護人員催促著我們離開，馬老抬起了手想和高老握手，高老也情不自禁地伸手向前，醫護人員趕快制止說不能握手，并解釋說馬老因白血球很低，現在已沒有任何抵抗力因而不能接觸任何細菌，高老自然聽從了醫護人員的指示。我們心情沉重地離開了馬老，考慮到惡劣的天氣和嚴重堵塞的交通狀況，為了趕上當天下午4時的飛機，我們沒有顧上吃午飯，從醫院出來就冒雨直奔機場，路上我和王秀梅教授都在有意識地和高老談論其他一些話題，以轉移和沖淡高老的悲傷心情�；爻逃钟昧藘蓚�多小時，匆匆在起飛前半個多小時趕到機場，卻又得知因天氣原因起飛時間大大推遲了，我們辦完登機手續坐下來吃午飯時已是下午4點多鐘了。我因轉道去外地講學而由王秀梅教授陪同高老返京。晚上9點多鐘接到王秀梅教授短信知道她已把高老安全護送回家時我才松了一口氣。6月18日這天，從早上6點多動身去首都機場，到晚上9點多回到家中，83歲高齡的高老一天由北京到武漢往返15個小時(其中包括在武漢大暴雨中車上的5個多小時)去看望病危中的85歲高齡的“學長”馬老，這就是二老間深厚的友誼。我之所以和莫洪憲老師商量并盡快促成這次陪高老前往武漢探望馬老，就是想讓這兩位同為我國刑法學界泰斗的老前輩能夠最后再見一面、再說說話而不要留下遺憾，由于對高老的身體狀況較有信心而僅有略微的擔心，但沒有料到那天武漢的天氣和交通是那樣的糟糕，所幸二老既見了面而高老又安然無恙。
馬老大我整整30歲，我與馬老結交近30年。在近30年的交往中，馬老由中年走向老年，我從青年步入中年，彼此結下了真摯而深厚的忘年情誼�？梢哉f，我是馬老許多編外學生之一，也許我也是與馬老有深交的晚輩之一。我的學術成長有著馬老的關愛與扶持，我為之努力奮斗的學術事業有著馬老的指導與支持。一代學術大師溘然長逝，學生晚輩無限緬懷追思。以上所敘，乃表達此種心情于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