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非常高興來參加紀念韓德培先生誕辰100周年暨武漢大學環(huán)境法研究所成立30周年座談會，實際上我是以三種身份來參加的：第一個身份是韓先生的學生。我是韓先生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也是韓先生為我國培養(yǎng)的第一個國際私法專業(yè)博士；第二個身份是武漢大學的校友，因為我在武大學習、工作、生活了27年，跟在座的很多人過去是同事；第三種身份是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所以我想我應(yīng)該以三種身份來發(fā)言。
首先，借此機會，我想表達對韓先生的深切懷念、感念、紀念之情，也對武漢大學環(huán)境法研究所成立30周年表示最衷心的祝賀，對所有武大的同事、校友，包括武大的同學們致以問候和敬意！大家知道，韓先生生于1911年2月，2011年正好是韓先生誕辰100周年，今天同時也是西方的圣誕節(jié)，所以我們在這樣一個年份，在這樣一個特別的日子齊聚一堂，紀念韓先生誕辰100周年，緬懷先生獻身教育、獻身學術(shù)、獻身國家的法治建設(shè)、獻身武漢大學的豐功偉績，啟迪和激勵后人，繼承先生的遺志，弘揚先生的精神，光大先生開拓的事業(yè)，我認為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世人看來，韓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國際私法的一代宗師、中國環(huán)境法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但在我們學生看來，韓先生更是我們的業(yè)師、良師、親老師、永遠的老師。
先生雖然已經(jīng)離開我們兩年又七個月了，但我自己并沒有感到他真正離開了我們。我現(xiàn)在北京工作，中國政法大學有兩個校區(qū)，一個在海淀區(qū)，另一個在昌平區(qū)。我住在海淀校區(qū)，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昌平校區(qū)上班。每天上下班來回的途中，都要經(jīng)過北三環(huán)旁邊的一棟大樓——遠望樓。每每看到這棟樓，我都會想到韓先生，因為我曾經(jīng)見過一張韓先生的照片，是他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期間在北京參會時在遠望樓照的一張照片。所以，每次經(jīng)過那里，韓先生的音容笑貌自然而然地就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
我真的沒有感覺到韓先生離開了我們。我想，這是因為韓先生永遠活在我們學生的心中。我們今天在這里紀念韓先生誕辰100周年、慶祝他親手創(chuàng)辦的武漢大學環(huán)境法研究所成立30周年，最主要的是要弘揚韓先生的精神，繼承韓先生的遺志，然后把他開拓的事業(yè)延續(xù)下去，發(fā)揚光大。
今天，我們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很多的話要說。在這里，我主要講三個方面，即我們應(yīng)該紀念、緬懷韓先生的地方。
一是韓先生的大師之范。一個人能成為學界的大師、教育界的大師，他必定是為人、為學的典范，也就是說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我覺得韓先生做到了。韓先生應(yīng)該說是為人處世的典范、楷模，是我們學生永遠學習的榜樣。他給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題寫的所訓(xùn)是“厚德博學，敬業(yè)樂群”。他要求我們國際法所的所有同仁都這樣做，實際上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大家都能看到，韓先生不僅是國際私法的大師，而且他實際上還在國際公法、法理學、環(huán)境法等領(lǐng)域，對中國整個國家的法學教育、法學學術(shù)和法治建設(shè)，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韓先生不僅學識淵博，學貫中西，而且還博古通今，他懂英語、德語、法語。我記得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還專門學習了俄語，而且還翻譯出版過一本俄語的法學著作。更重要的是，韓先生睿智，有識見，有通過自己的學問、學識、學術(shù)去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韓先生能夠在1980年在全國高校率先建立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并在1981年提出設(shè)立武漢大學環(huán)境法研究所，這是一般學人所不具有的睿智和識見。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初期，可能幾乎所有的國人對什么是環(huán)境保護還沒有最起碼的意識，但就在那個時候，韓先生就用現(xiàn)在看來也是最先進的方式組建了武漢大學環(huán)境法研究所。當時是由武漢大學和中國環(huán)境科學院合作共建武漢大學環(huán)境法研究所，這種睿智、識見和能力都不是一般學人所能企及的。所以，韓先生的大師之范是要學習的，是要感念的。
二是韓先生的大氣之象。氣象就是一種氣度、氣局、氣派、氣概。在我們學生心目中，韓先生胸懷非常寬闊，非常有包容的氣度，非常大氣。他高瞻遠矚，立足珞珈山，但又同時放眼全中國，放眼全世界。這種氣度，并不因為他在武漢大學這個地方、在珞珈山這個地方而受到局限。他站得非常高，想得非常深，看得非常遠。那種包容之心就像大海一樣，這正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在我跟韓先生接觸得過程中，我知道韓先生對我們法學院一些學生，甚至一些老師，也不是說沒有看法，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也會表露出來。但是，在武漢大學之外，或者在涉及他人切身利益和事業(yè)發(fā)展之時，他總是肯定大家的長處和優(yōu)點，提攜大家，推薦大家，說大家的好話，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把大家團結(jié)起來、凝聚起來、激勵起來，把武漢大學、武漢大學的國際法學科、環(huán)境法學科乃至整個法學學科提升起來，讓其真正成為國內(nèi)一流的國際法學科和環(huán)境法學科、國內(nèi)一流的法學學科。
大家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武漢大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段比較輝煌的時期，當時被譽為中國高等教育領(lǐng)域的“深圳”。但是后來，武漢大學的整體發(fā)展，可能跟武大同層次的大學，比如與復(fù)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比較起來，好像別人的進步更快一些，當然武大也在進步。但是，有一個例外，武漢大學的法學院、武漢大學的法學學科一直比復(fù)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發(fā)展得更好。這是什么原因呢？我覺得這跟武漢大學有一批大氣、敬業(yè)的老專家并很好地發(fā)揮了他們的作用有關(guān)。這跟以韓先生為代表的老先生們的這種高瞻遠矚、這種氣派、這種氣度，是分不開的。沒有他們，就沒有武漢大學法學院和法學學科的今天。所以，我們要感念，要學習，要繼承韓先生的大氣之象。
三是韓先生的大愛之情。孔子曾說：“仁者愛人。”韓先生就是這樣的仁者。首先，我覺得韓先生是愛國的，他深愛我們這個國家。韓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通過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考試，獲得赴英公派留學資格。現(xiàn)在想想，那個時候只有中國的頂尖級的人才才能考上，全國只有24個名額，而且國際私法專業(yè)只有一個名額，韓先生就是全國考上的唯一的一個。后來因為二戰(zhàn)的爆發(fā)，他沒有去英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后來又轉(zhuǎn)到美國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2011年11月份，我去加拿大訪問，專門訪問了多倫多大學法學院。跟多倫多大學法學院院長見面時，我跟她講我為什么要訪問多倫多大學法學院，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的老師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曾經(jīng)在這里學習國際私法，這里有他的足跡，有他的身影，他從這里走出，成為中國著名的法學家和教育家。院長聽了，也很感動，為有這樣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驕傲。
韓先生留學后歸國是毅然決然的。我聽韓先生講過，他1945年歸國時是有機會留在國外工作的，但他選擇了回國與家人團聚，報效國家。大家知道，韓先生在1957年蒙受不白之冤，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極右。在這種情況下，韓先生可謂忍辱負重，歷盡磨難。改革開放后，韓先生不計前嫌，不計個人得失，受命于危難之際，擔負起重建武漢大學法學學科的重任。他摯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需要法學教育，需要法律人才，需要民主法治。
其次，韓先生是愛校的。他熱愛武漢大學。韓先生回國之初，他實際上有三個機會，一個機會是他在哈佛大學時，周鯁生校長跟他有個“劍橋之約”，回來后讓他到武漢大學當教授。另外有一個機會是到浙江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和院長。還有其他機會。韓先生說他已經(jīng)答應(yīng)了周鯁生校長，所以放棄了去浙江大學法學院等工作機會。由此可見，韓先生非常愛武漢大學。由于他德高望重，學識淵博，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其實也有機會去北京工作。我知道，北京大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jīng)邀請過韓先生去北大任教，但在時任武大校長李達的勸阻下，留下來了。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大學再次邀請他北上，但韓先生放棄了，堅持留在武漢大學，為武漢大學的教育事業(yè)、為武漢大學的法學學科做貢獻。
再次，韓先生也是深愛武大法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和環(huán)境法研究所的。在這里，我想舉一個例子，是關(guān)于武大法學院大樓的建設(shè)。在武大建一座現(xiàn)代化的法學大樓，一直是韓先生心中的一個情結(jié)。他可以說非常非常地關(guān)心這座大樓的建設(shè)，包括選址、整棟大樓的設(shè)計。我記得當時設(shè)計時好像沒有在大樓里安排教室，主要安排了圖書館、辦公場所和會議室。韓先生因為在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過，他知道法學院大樓是一個師生共同交流的場所，所以，他堅持在法學院大樓里要設(shè)計一些教室。我覺得他這個意見是正確的，設(shè)計人員后來也接受了他的建議。現(xiàn)在大家可以看到，法學院大樓一樓主要是教室，既為師生交流提供了便利，也增強了法學院大樓的生機與活力。
最后，我要講的是，韓先生也是非常愛學生、愛同事的。我想等一會兒很多韓先生的學生都會追憶到，韓先生對我們學生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關(guān)愛，而且是言傳身教。我記得武大國際法所的劉豐名先生曾經(jīng)講過，教書育人重在言傳身教，而“教”的最高境界是“身教”，是不言之教，也就是說師者用自身的風范、自身的行為無形中對學生產(chǎn)生巨大影響，這是教的最高境界。韓先生為人師表、教書育人、言傳身教等方面，做得非常好。年輕人在自己的成長、發(fā)展過程中，有時候順利，有時候不順。在不順的時候，常常會著急，會憤憤不平，會有抱怨。我自己在跟韓先生接觸過程中，當我碰到這樣的困難和問題向他抱怨時，他通常會不厭其煩，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就像顏淵贊揚他的老師孔子那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我記得我在武漢大學工作期間，也曾向韓先生提出過調(diào)到某一個地方去工作。韓先生從來沒說過不行，也沒有堅決地制止。他耐心地講，尊重你的意見，說你要去的話我也支持，但是希望你能留在這里，留在這里對你的發(fā)展、對你的學業(yè)、對你的事業(yè)有什么好處，讓你自己選擇，讓你心悅誠服。所以，我覺得韓先生對學生的關(guān)愛是一種大愛。
在今天這種場合，緬懷韓先生這種大師之范、大氣之象、大愛之情，是有歷史意義的。韓先生的這種大師之范、大氣之象、大愛之情，令我們感恩、感念、感動，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在我們所有學生的心目中，韓先生是一座豐碑，在我們所有學生面前，韓先生也是一座高山。司馬遷曾經(jīng)在《史記·孔子世家》里面對孔子有一段贊美之詞，他是這樣說的——“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想借用這句話，大聲說給在天國的韓先生，表達我們對韓先生由衷的敬仰，表達我們對韓先生真誠的頌揚，表達我們對韓先生深切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