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憲義先生是我國著名法學家、教育家。在曾憲義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我以追思他對中國法學教育的卓越貢獻為主題表達對先生的深切懷念和繼承先生遺志推進中國法學教育改革發展的信念。
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經歷了引進初創（1949-1957）、遭受挫折（1958-1966）、恢復重建（1978-1991）的艱難歷程，經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改革和發展，已經形成了具有龐大規模、而且結構比較合理、整體質量穩步提高的教育體系，并在世界法學教育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曾憲義先生經歷了這一全部過程，并主導了90年代以來我國法學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曾憲義先生對中國法學教育的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為八個“致力于”：
一、致力于法學教育思想理念的創新
曾憲義先生指導法學界、法學教育界開展了轉變和變革法學教育思想和教學觀念大討論。通過討論，實現了思想觀念的大轉變，諸如，從知識傳授的教學觀轉向能力培養的教學觀，從教育終身的觀念轉向終身教育的觀念，從專業對口培養的觀念轉向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相結合的觀念，由單一的知識傳授轉向全面素質教育觀念，由學生是客體的觀念轉向學生是主體的觀念，由偏重共性的教學觀轉向兼顧共性和個性、因材施教的教學觀。教育思想和教學觀念的轉變為法學教育和教學改革提供了輿論準備。特別是曾憲義先生強調法學教育要注重對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法律觀、中國優秀法律文化傳統、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教育。
在第二十二屆世界法律大會“新世紀的法學教育與續職法律教育”專題論壇上，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發表的主旨講演，集中表達了他的法學教育思想。具體來說，法學教育應當做到五個適應：
第一，與法治社會相適應。21世紀是走向法治社會的時代。依法治國，走向法治社會，是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這樣一個美好的社會。法治社會有很多重要的標志。諸如，社會主要經由法律來治理；社會整合應通過法律實施和實現；立法政策和法律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制定；法律必須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礎之上；法律必須具有極大的權威性；法律必須具有穩定性；法律必須有連續性和一致性；法律必須以平等地保護和促進一切正當利益為其價值目標；法律應能有效地制約國家權力，防止國家權力的失控與異變；法律應力求社會價值的衡平與互補，力求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中國的語境下，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基層民主更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在法治社會，法律人應當樹立立法為公、執法為民的職業宗旨，追求真理、維護正義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堅定信念，認同職業倫理、恪守職業道德的自律精神；應當成為尊重和遵守旨在維護秩序、保障公正、促進效率、實現自由的法律規則的模范，成為抵制和監督一切違法行為、捍衛法律尊嚴和神圣的英雄。法學教育應該擔當起培養這種法律人的歷史責任。
第二，與知識經濟相適應。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是繼工業經濟之后出現的經濟形態，是以人類知識精華和最新科學技術為基礎，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與使用為主導內容的經濟形態。其主要標志在于：第一，知識資本、知識資源、知識產權、知識產業、知識創新、知識交易成為最基本經濟概念，是經濟運動的表征。第二，知識資源成為所有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和財富增加方面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第三，作為知識資源的主體和載體，人力資源構成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核心競爭力；第四，知識信息化，信息網絡化，網絡大眾化。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代的知識形態顯著不同，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形態往往表現為信息，而且信息的傳播、采集、整合、信息的資源化等往往通過網絡形式進行，以致有人把知識經濟稱為信息經濟或網絡經濟。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提供的數據表明，2004年中國境內通過網絡進行購買的消費者數量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隨著世界范圍內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經濟知識化的進程空前加快，知識經濟不僅將推動生產力的加速進步，而且將引起生產關系的巨大變革，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進步和變革相適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須不斷創新。因而法學教育應當高度重視和研究知識經濟引發的法制變革和制度創新，培養更多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知識經濟理論基礎的法律人才。
第三，與權利時代相適應。21世紀是走向權利的時代。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在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層面，最主要的標志就是權利的張揚和彰顯。具體表現為權利倍受關注和尊重，人們越來越習慣于從權利的角度來理解法律問題，來思考和解決社會問題；權利話語越來越彰顯和張揚，權利話語成為越來越占主導地位的話語系統，在社會生活、經濟交換、政治交往、法律論辯、聽證協商中，人們把自己的經濟主張、政治要求、精神需要紛紛提升到權利的高度，納入權利甚至人權的范疇，試圖說服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承認其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權利問題正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經典的權利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衍生出許多新的具體的權利問題，而新的社會關系要求在權利大家族中添列新的成員，新興權利與日俱增；人的權利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動物的“權利”、植物的“權利”以及其他自然體的權利已被提到日程；法律權利與“道德權利”、“習俗權利”，國內法的權利與國際法的權利等“權利”形式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維權成為訴訟的強大動力，以往那種基于倫理道德訴求、討個說法的情緒、顯示抗衡能力的訴訟已經讓位給基于維護權利和謀求權利救濟的訴訟。面對權利時代，法學教育應當注重幫助受教育者和整個社會樹立民主的、理性的、科學的權利觀，懂得權利的正當性、可行性、界限性，在法定范圍內主張和行使自己的權利，勇敢地捍衛自己的權利，但是不可無視社會所能提供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以及社會的、他人的承受能力而盲目主張權利和超越法定權利界限而行為；同時，對一切合法的權利（包括個人的、集體的、國家的、人類的權利）給予同等的尊重和維護。同時，權利的所有者應當承擔起與自己的權利相對應的義務和責任。為此，法學的理論體系和法學教學內容將進一步創新和調整。
第四，與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相適應。21世紀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代。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根據對社會轉型規律的科學認識和轉型后的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綱領。全面的小康社會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相互交融、協調發展、互為表征的社會。四種文明的協調發展將使中國社會步入新的文明階段。全面的小康社會也必將是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的科學內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四大文明的協調發展與和諧社會建構必將深刻地影響到法律的價值體系、制度構成、調整機制，從而對法律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對中國社會的轉型和轉型后的中國社會建設和發展目標以及法律的變革，中國法學教育的自身定位也將相應調整，以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高素質法律人才的需求。
第五，與全球化發展趨勢相適應。21世紀是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是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偉大歷史變革之一。全球化正有力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樣式和生存狀況，也正在深刻地改變著法的存在方式、價值取向、運行模式和發展方向。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貿易一體化、知識產權保護、環境資源合理利用和保護、海洋和空間的合作、世界和平的維護、人權的國際保護、政治領域的對話與合作等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全面融入國際社會，所有這一切都在驅使法律發生悄悄的演化或劇烈的變革。這種時代變化要求法學教育必須樹立國際意識和全球意識，以具有反映全球化時代精神和國際競爭能力的教育理念、課程設置、教育范式、質量體系來應對全球化，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全球意識、全球視野、全球責任、足于應對經濟全球化、公共事務全球化、環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發展趨勢的高級法律人才。
科學論證并堅持中國法學教育“以本為本”。關于法學教育的起點，究竟是美國模式（大學后職業教育），還是歐洲模式（高中后素質教育）。法學界經過科學論證和充分討論，進一步明確我國普通高等法學教育應當堅持以本科為基礎和“以本為本”的原則，以本科教育為起點、積極推進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發展，形成由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以及各類法律職業培訓構成的法學教育體系。這是符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法學教育傳統和當代中國國情的，也有利于吸引優秀年輕人報考法學專業、進而加入法律職業共同體。有鑒于此，曾憲義先生不贊成取消法學本科教育的主張。他認為，一個大學與社會的聯系，最重要的是通過本科生的聯系，本科生來自千家萬戶。社會大眾關注大學的招生、教育質量、校風校貌，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的孩子要升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從這里培養成才，并從這里走向社會。如果取消了法學本科畢業生，就等于割斷了法學院與社會的直接聯系，這對于法學教育來說將是悲劇。在當代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當中，如果取消法學本科教育，將嚴重影響法學研究生的質量，越是重點高校受到的影響越大。
理清高校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的關系，推動良性互動關系的形成。關于高校法學教育與統一司法考試的關系，是法學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二者的關系涉及法學教育的功能和質量，也涉及司法考試的功能和質量；涉及法學教育的理念和法律人才培養模式，也涉及司法考試的理念和制度設計；涉及高校法學本科教育的定位，也涉及到司法考試的定位。二者的關系處理不好將嚴重影響法學教育的質量，也會對統一司法考試帶來負面影響。為此，曾憲義先生將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和法學教育研究會2001年的年會主題定為“統一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經過討論，特別是請當時分管司法考試的劉旸同志（原任司法部副部長、現任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到會講話，參與互動，取得了共識。與會同志認為，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的對接，形成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的和諧局面。司法考試是連接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通道，對法學教育它是出口，對法律職業它是入口，為此司法考試在功能、效力、時間安排、考生資格等方面，要對法學專業畢業生有指導和引導作用，有更強吸引力，并且是方便高效的；司法考試必須適應法律職業需要，法學教育也要充分考慮法律職業需要，這是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的共同前提，在這個前提下二者互相適應、互相促進，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之間不存在誰改造誰、誰指揮誰、誰向誰靠齊的問題，而是互相調整，互相適應。從法學教育的功能出發，不能用司法考試來規范或限定法學院的課程設置、教學方法，更不能把法學教育變成應對司法考試的應試教育；把司法考試作為指揮棒，將司法考試的通過率作為衡量法學教育質量的主要甚至唯一標準，對法學教育將產生嚴重的危害。在法學教育的性質、功能等問題上，應當采用現實主義的觀點，而不是浪漫主義的觀點。后來，曾憲義先生多次參加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會議就二者的關系發表重要觀點，多次組織專家學者與實務部門的領導同志座談討論，多次建言獻策爭取司法考試與法學核心課程教學內容的銜接，推動了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呈現良性互動、和諧發展的良好局面。
二、致力于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戰略研究
法學教育是以實施素質教育、傳授法律知識、訓練法律思維、造就高級法律專業人才和治國理政人才為內容的教育活動。法學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高等法學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法學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我國法學教育中內在的缺點不斷凸現，新的問題日益嚴重。比較突出的缺點和問題是人才培養模式僵化；專業設置過于狹窄；課程體系從科學性看相當零亂，從容量上看卻又龐雜無邊；教學內容陳舊，特別是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嚴重落后于市場經濟、精神文明、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設的現實需要和發展趨勢；教學方法單調，說教式、灌輸式的教學方法仍然是主導的方法，而案例教學、辯論教學、多媒體教學則微乎其微；教師隊伍水平參差不齊，結構失衡，不少院校的法律系僅靠幾個教師支撐，產品質量難以保證；素質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薄弱，學生難以確立法律工作者的職業良知和素質；法理學與部門法學互相脫節，以致出現法學基本理論上的矛盾……面對上述缺點和問題，法學教育、特別是法學本科教育必須進行戰略規劃和改革。為此，2000年初曾憲義先生提出要對中國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進行戰略研究和謀劃。為此，以他為首組成課題組，向教育部申請了《21世紀中國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得到評審專家的推薦和教育部的批準。這個課題是在“面向21世紀法學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改革”系列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
在課題研究過程中，曾憲義先生強調課題組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改革和發展的觀點，堅持借鑒外國經驗與開發本土資源相結合的觀點，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把理論研究與對策設計有機結合的方法，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法治國家以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和需要為參照，對改革開放以來法學教育發展經驗進行全面總結，對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法學教育的模式、方法、課程體系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對法學教育中存在的普遍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梳理，從理論上提出和解答了法學教育所涉及的基本理論和重大現實問題。
本課題對21世紀市場經濟、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時代條件下法律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模式進行了積極探索，從法學專業的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法學教育中的素質教育、法學教學方法的改革、法學教育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法學教育中的教學隊伍建設、法學教育質量的宏觀監控與評估等方面提出了我國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總體思路、基本方針；提出了新形勢下法律人才培養與法學研究的有機結合、互相促進的模式；提出了經濟全球化、法律全球化、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加強中國法學教育的國際性，擴大和深化中外法學教育的交流與合作的方策；向教育部和有關部門提出了法學教育教學改革的建議和方案；提出了法學教育教學質量的監控與評估的指標體系和程序，為實施質量監控和評估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案。課題形成的結項成果內容主要包括：中國法學教育教學改革的宏觀背景和指導思想、中國法學教育的百年回眸與反思、21世紀初葉中國法學教育的戰略分析與前瞻、中國現代法律人才的培養目標與模式、法學專業的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法學教育中的素質教育、法學教學方法的改革、法學教育中的科學研究、中國法學教育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法學教育中的教學隊伍建設、法學教育質量的宏觀監控與評估。課題的研究成果通過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已經轉化為中國法學教育改革的實踐。這項由曾憲義、張文顯、李龍、吳漢東、韓大元擔任主要完成人的《中國法學教育教學改革實施工程》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這是對這項研究成果及其應用效果的充分肯定。
三、致力于法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實踐
在創新法學教育思想和深入進行戰略研究和謀劃的基礎上，曾憲義先生帶領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和法學教育研究會，扎扎實實地推進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首先是對法學本科教育進行了科學定位。世紀之交，法學教育的屬性與定位成為教育界爭論的焦點。為了凝聚共識，曾憲義先生在聽取一些同志意見的基礎上，提出法學本科教育應當是素質教育，在法學教育的全過程都要注重素質教育。
提出法學教育作為素質教育，乃是因為：第一，素質教育是學習型社會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提出一個嶄新的概念，即“學習型社會”。學習型社會概念是應對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而提出來的。現代科學技術進步呈現四大特點：第一，知識積累明顯加快，知識總量急劇增加。截至1980年，人類獲得的科學知識，90％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50多年獲得的。第二，科學技術急劇變革。第三，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加快。第四，科學技術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每一項稍微復雜的工程或社會問題的解決往往需要多個學科的知識。科學技術發展的這些特點使得知識更新的周期越來越短，我們所傳授的最新知識無論如何都趕不上科技的進步，何況我們所傳授的很多知識本來就是陳舊的、老化的、不中用的。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社會變遷和轉型加快，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大致經過了四、五千年，而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只不過經歷了二、三百年。不僅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會科學知識的積累和進步也呈現出加速度局面。面對知識進步和創新的加速，面對社會變遷加快，我們不得不徹底轉變以知識傳授為本質的教學觀念。傳統的教學觀把教育的本質理解為傳授知識，把教學過程簡單地看作知識傳授的過程，總是立足于最大限度地教給學生足以使他們終身受用的知識。這種觀念出自良好的愿望，但卻脫離現實。
高等教育總體上是這樣，法學教育更應當是這樣。我們知道，隨著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社會對法律的需要不斷增加和變動。與此相適應，新的法律源源不斷地制定出來，舊的法律則接連不斷地被修改、廢止或者清理，有關法律的知識總量日益增加，日益改變。這種情況使得學習成為每個法律人的終身活動，繼續學習成為沒有終結的過程。既然如此，培養學生學會學習、尤其是學會在工作過程中學習，就應當成為大學法學本科教學的重要目標。我們要樹立和強化終身教育的觀念，并用這種觀念指導我們的教學活動。
第二，素質教育是法律專業教育的基礎和核心。職業教育有十分明確的職業定位，諸如石油化工、汽車制造、導彈設計、地質勘探、金融貨幣、國際貿易等，法學教育則沒有這樣的明確定位。正如法律調整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樣，從法學院畢業的學生可能進入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內政、外交各個領域，哪里有法律調整，哪里有法律程序，哪里應該依法辦事，哪里就有法學畢業生。因此，法學教育不能歸結為嚴格意義的、定向型的職業教育。但是，法學教育又確實有自己的專業領域，有特定的知識范疇，有人才培養的基本目標和規格，屬于專業教育。在法學這種特殊的、寬泛的專業教育中，素質教育具有基礎與核心的地位，并貫穿法學專業教育的始終。素質教育的目標是使學生首先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思想素質、道德素質、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學會學習，學會做事，學會做人。在此基礎上，培養和養成良好的職業品質和能力。素質教育的途徑和方法大體上是：立足于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進行課程體系的建構和與時俱進的改革；開設文化素質教育專門課程；組織高水平的學術活動；開展優秀的、健康的校園文化活動。法學教育中的素質教育，內容比較廣泛，其中包括人文教育、科學教育、法律知識傳授、就業和生活能力教育等。但其核心是科學的、理性的、民主的、法治的、不斷創新的法學理論教育。對于一名學習法律的人來說，法學理論素質的提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為重要。首先，部門法學和法律實務所要解決的問題大都是實證性、實踐性、技術性很強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法學理論作指導。這是因為我們不僅要知道有關的法律規范，而且必須知道它們是怎樣成為這樣的法律規范以及為什么是這樣的法律規范；不僅要知道解釋和運用法律規范的技術，而且必須知道解釋和運用法律規范時應當堅持的價值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學習法學理論，培養法學理論素質和法律思維能力，比僅僅習得具體的法律知識重要得多。顯然，具有較高法學理論素質和法律思維能力的人比起那些僅僅掌握法律的某些細節性知識的人，能更好適應法律和社會的進步和變遷。其次，具體法律工作者容易受自身的法律偏見和法律經驗的束縛，容易盲從現行的法律制度。通過學習法學理論而培養良好的法學理論素質和理性思維能力，能夠幫助人們超越自身的法律偏見和法律經驗的局限性，對現行法律制度保持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再次，任何法律的實踐問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同整個法律制度和社會實踐連在一起的，需要根據法學的理性來把握和解決，這樣才能平衡互相對立的利益，實現各種價值的合成，避免形式主義地對待法律問題，處理具體案件。同時，具體案件的解決固然依據具體的法律、法規，需從具體的法律規定找答案，但是，要能夠找到正確的答案，特別是在疑難案件中做出正確裁決，則取決于對法律精神、法律原則、法律價值、法律系統的深刻理解。美國哈佛大學前任校長陸登庭(Neil L. Rudenstine)在論述法學等專業的教育時非常深刻地指出：“即使在專業學院，對學習法律、商學、教育、醫學、政府管理和其他學科的學生來說，他們也應該集中精力學習這些學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學習非常專門化的專題或培訓內容。所謂基礎學科領域，是指那些能夠提出最根本的和復雜的問題，從而需要認真分析和研究才能解答的領域。再重復一遍，教育的前提是提出問題和集中注意力尋找未知問題的答案。因此，建立在社會需求和人力分析基礎上的本科生和專業教育的概念，根本不是優秀大學的教學方法。”(《中外大學校長論壇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
他還認為，法學的素質教育可以分解為兩個方面：即培養高素質的公民，培養高素質的法律人。就實施公民素質教育而言，法科學生從他（她）報考法學專業的那一天，就立志從事公共事務，無論是做法官、檢察官、警官、公務員，還是當律師、法學教師，其職業選擇本質上都屬于公共事務（既包括政治國家的公共事務，也包括市民社會的公共事務）。從法科學生將來大多數要從事公共事務這個角度，必須注重對學生進行公民教育，將他們培養成為優秀的、高素質的公民。公民教育就是對學生進行公民人格教育和公民能力培養。培養學生牢固樹立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平等意識、寬容態度、法治觀念、義務（責任）觀念、理性精神等等。這些要素是一個優秀公民應當具備的品格，更是作為法律人的公民應當具有的基本素質。一個法科學生只有首先成為優秀的公民，才有可能成為優秀的法律工作者。就培養高素質的法律人而言，從法學院走向社會的畢業生，無論是做法官、檢察官、公務員，還是當律師和從事其他法律工作，他所面對的都是社會，要處理的問題無不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職業的特點要求法科學生比其他學科的學生具有更扎實的文化素質，更寬厚的人文學科知識和社會科學理論，更強的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更高尚的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更健康的心理和精神狀態。所以，法學教育自始至終都要體現素質教育。為此，要研究法學教育中的素質教育的特殊性，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實施素質教育。素質教育的素質包括思想素質、文化素質、身體心理素質等。法律職業者必須具備的思想素質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即：立法為公，執法為民的職業宗旨；追求真理，維護正義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堅定信念；認同職業倫理，恪守職業道德的自律精神。法律人的文化素質包括：（1）廣闊的知識背景。法律與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現象緊密交織在一起，法學與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系。如果不熟悉其他領域、其他學科的知識、理論，就不可能真正精通法律和法學。因此，法學院的學生應當具有廣闊的知識背景。他們不但需要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有較為深入的了解，而且還需要對自然科學知識有初步的、重點的了解。（2）工具性技能。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多的職業需要就業者具備某些特定的工具性技能，法律職業也概莫能外。在這些工具性技能中，外語和計算機知識是最重要、最普遍需要的技能。當今時代是全球化時代。法律事務的國際化、全球化，要求法律職業者、特別是律師具有熟練的外語（主要是英語）交流能力。就律師職業來說，律師如果不能熟練地運用外語處理法律文書，用外語直接與自己的客戶交流，而仍然借助于“翻譯”，那就不僅搶占不到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擠出原有的法律服務市場，那些高級的、報酬可觀的法律服務將被外國律師行壟斷。在計算機與網絡時代，計算機的知識和能力也顯得特別重要。未來的法律事務將越來越數字化、網絡化。以律師而言，律師與當事人之間將更多地是通過網絡聯系，律師將主要通過網絡提供法律信息和咨詢服務。因此，法學素質教育應使學生熟練地掌握外語和計算機這種兩種技能，并且能在實際中加以運用。（3）人際溝通能力。法律職業者都需要具備良好的人際溝通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不能有效地進行人際溝通的人不可能成為好的法律職業者，甚至無法從事這種職業。法學教育應當盡可能地使學生在學校學習期間便初步具備進行人際溝通的能力，至少也應當使他們對人際溝通的重要性和進行人際溝通的基本方法有適當的了解，重視人際溝通，并且作好進行人際溝通的心理準備。在人際溝通能力方面，最重要的是群眾工作方法。
在法學教育中培養學生基本法律素質至關重要。法律素質是法律人應當具備的職業素質（專業素質），其要素包括：法律思維能力，法律表達能力和對法律事實的探索能力。在這三個方面的能力中，法律思維能力是法律素質的核心。（1）法律思維能力。法律思維能力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準確掌握法律概念的能力。法律概念是對各種法律事實進行概括，抽象出它們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權威性范疇。概念雖不規定具體的事實狀態和具體的法律后果，但每個概念都有其確切的法律意義和應用范圍（領域、場合）。能否準確理解和解釋法律概念，是法律思維的基礎。第二，正確建立和把握法律命題的能力。命題是表達判斷的語言形式，由系詞把主詞（主項）和賓詞（謂項）聯系而成的陳述，聯系的方式或者是肯定（確證），或者是否定（否證）。建立和把握法律命題的能力實際上就是形式推理的能力。第三，法律推理的能力。法律推理屬于實踐推理的范疇。所謂實踐推理，是指法律人從解決法律實際問題出發，運用概念、命題，綜合法律因素、道德因素、社會情勢、當事人具體狀況等多重因素進行的法律推理，是一種解決問題（即關于What to do ）的推理，即把法律的規范或原則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使規避法定義務或侵害他人和社會權利的人受到制裁，使正確行使權利或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得到保護。這樣一種推理比科學家的真理推理復雜得多，比邏輯學家關于真實命題的推理困難得多。法律中的實踐推理最能體現法律人的綜合素質。法學素質教育尤其要重視實踐推理能力的培養和訓練。第四，對即將做出的法律裁決或法律意見進行論證的能力。法律工作，特別是就法律糾紛做出裁決的工作，是需要充分說理和論證的工作，一個裁決文書對當事人的說服力和對社會的公信力，往往取決于法律人的論證能力。在理性的法治社會（而不是情感、情緒化的道德社會），法律論證的能力對于法律人來說至關重要，對于健康文明的法治生活來說也是必要條件。（2）法律表達能力。法律表達能力可以分為口頭表達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兩個方面。法律人，無論是法官、檢察官，或是律師、法律顧問，在其職業活動中都需要以口頭的方式與他人進行交流，表達自己對特定事實或問題的認識和看法，也都需要以書面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法律意見，記載特定的法律事實和法律關系。因此，法律表達能力是法律人必備的重要能力。（3）探知法律事實的能力。探知法律事實，即調查、搜集、制作、組合、分析、認證法律事實，是法律實踐活動的重要環節。對法律事實的分析和認定，直接決定著適用法律的最后結果。探知法律事實也是法律實踐活動相當復雜的環節，因為探知法律事實的過程，并非簡單地調查搜集客觀事實的過程，而是法律人運用法律去判斷、分析、確認、選擇事實的過程，是一個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對立統一的過程。這一過程需要法律人有較強的事實探知能力。因此，對于以培養法律人為己任的法學院來說，應當把培養學生探知法律事實的能力放到與培養其他法律職業能力同等重要的地位來對待。然而，對法律事實的探知能力是目前我國法學教育中普遍被忽視的問題，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解決這一問題。
在定位法學本科教育為素質教育的同時，曾憲義先生大力倡導法律職業教育，親自建議設立法律碩士專業，創立法律碩士培養機制。在他擔任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期間，中國的法律碩士教育蓬勃發展。除了法律碩士這種職業教育之外，曾憲義還積極參與其他法律職業教育，例如國家法官學院、國家檢察官學院的在職培訓等。
與法學本科專業的素質教育相銜接，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目標定位為：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培養具有堅實理論基礎、寬闊知識結構、學術與實務并重的高級法律人才。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宗旨是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培養應用型、復合型高級法律人才。法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目標是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培養從事法學教育與研究和高層次法律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其次，曾憲義先生大力推動法學教育人才培養目標模式的多元化，以適應社會對法律人才需求的多元化。我們需要更多的法律專業畢業生從政、經商、治學，走向各個行業，活躍在黨政法工農商學兵等各條戰線，這對于建設法治社會、實現法律對社會的引導和規范作用是極其重要的；與法律職業比較，培養各行各業的棟梁之材更為重要。面對寬口徑的就業渠道，社會對法律人才的多樣化需求，為此，他主張法學教育應當是基本教育與特色教育相結合。基本教育包括五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教育，包括法理學（法哲學）理論和各個部門法學的基本理論教育，用科學的法學理論武裝學生，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法律觀、法律價值觀，權利義務觀。二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幫助學生樹立先進的、民主的、理性的法治觀，養成信仰法治、踐行法治、維護法治、為法治而斗爭的法律職業精神。三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教育，使學生深刻理解我國法律制度的核心價值和時代精神，把握以憲法為核心構筑起來的法律體系及其各個主要法律部門的基本制度和原則。四是法律程序和法律方法的教育和訓練，培養學生樹立程序意識、熟悉法律程序，掌握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論證、法律明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五是比較法律教育和國際法律教育，即培養學生樹立法律多元觀和國際法治觀，認識國際法在構建和諧世界、促進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并運用國際法律維護中國融入全球化和實施和平發展戰略中的各種權益。法學專業14門核心課程的設置就是為了適應上述五個方面的基本教育。除了這些基本教育之外，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特色的法學院系可以實施法學特色教育和拓展教育計劃，例如綜合性大學的法學院系可以為學生開設中國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社會學、法學方法論等更多基礎性和前沿性的課程；農業院校的法學院系可以為學生開設更多與農業、農村、農民以及土、林、水密切相關的課程；財經類院校法學院系可以為學生開設稅法、會計法、財政法、反壟斷法等經濟法課程；理工類院校法學院系可以開設較多與科學技術和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課程，醫學類院校法學院系可以開設出較多與現代生物醫學技術運用、醫患法律關系與醫療糾紛處理相關的法律課程；師范類院校法學院系可以開設更多與教育、教師、學生相關的法律課程……以適應社會對法學專業人才的多樣化需求。
再次，徹底改革高校法學專業設置。20世紀90年代中期，根據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重應用的專業建設思路，教育部實施大規模的專業結構調整。在曾憲義先生的主持下，經過一年多十幾次的調研、座談，充分聽取各院校以及政法實務部門的意見，認真研究國內外、解放前后、文革前后專業設置的情況，反復進行論證，分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培養目標，最終形成共識，基于法律素質教育的思想理念，形成了把法學、經濟法、國際法、國際經濟法、刑事司法等專業整合為法學一個專業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教育部的批準，成為高校專業設置和調整改革中一步到位的典型。當然，每個法學院校可以在法學專業之下設置不同專業方向。但在專業目錄上和招生簡章上只能寫專業，而不能寫專業方向。
復次，根據法律人才培養成長規律，對課程體系進行改革，實施法學本科共同核心課程。首批確定的共同核心課程一共14門，即法理學、中國法制史、中國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核心課程的確定將有利于加強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有利于學生素質的培養。此后，根據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基本國策和加強社會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執政理念，增設了環境資源法和社會保障法兩門核心課程。在對專業和課程體系進行改革同時，著力更新教學內容，包括刪除重復，修正不當，剔除陳舊，吸納新知。
四、致力于法學教育的規范化建設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發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學教育恢復、重建，到80年代中期達到60多所。第二次高潮是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出現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增大了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所以各地高校紛紛設立法學專業，短短七八年間，新增加法學專業100多家，使設立法學專業的高校達到200多家。第三次高潮是2000年以來高等學校大規模擴招之后出現的。三到四年間新增法律專業的大學達到389所，致使設置法學專業的院校達到600多所，本科生招生規模每隔四五年就翻番一次。與法學本科生招生規模的幾何級數發展同步，法學研究生教育也以幾何級數發展。法學教育出現了速度型規模性發展態勢。于是，速度與效率、數量與質量的矛盾日益突出。這些矛盾教師體驗到了，學生們體驗到了，政法機關體驗到了，司法考試機構體驗到了，社會也看到了。如何應對這種局面，引導法學教育科學發展，關鍵的是加強法學教育的規范化，確立法學教育的準入規則，退出探索退出機制。
在教育部高教司的直接指導下，曾憲義先生親自掛帥、親自調研，與教指委、法學教育研究會會的同志們有的放矢地制定了《高等學校法學專業設置標準》（后更名為“法學專業規范”）、《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價方案》、《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教育優秀評價方案》。這三個方案設定了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這幾個方案構成了法學教育教學質量監控與評估的指標體系。特別是其中的《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價方案》為實施質量評估提供了可操作的標準長程序，被教育部所采納，并得到實際執行。該評估方案定位于合格標準，具體設定了評估指標體系、核心指標、測評標準，解釋了評估指標與核心指標的內涵，并規定了評估方法和評估結果的運用等。該評估方案，還從中國法學教育的實際出發，以基本規格為主，同時體現不同科類院校中法學專業的特點、反映時代發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導向性。
2003年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有曾憲義先生直接掛帥，法學教指委和法學教育研究會組織全國30余名重點法學院校負責人，對抽取的山西財經大學、揚州大學、江南大學、太原重型機械學院、南京理工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等6所高校的法學本科評估專業點進行了合格評估。這是建國后第一次對法學本科專業進行評估，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起到了“以評促建、以評促改”的良好效果，為今后的工作積累了初步的經驗。
五、致力于中國特色法學教材體系建設
法學教育離不開教材。教材是教學內容的主要載體，是一個學科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的主要載體，教材也是教學的基本規范。法學教材的水平取決于法學學科的學科體系及其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的直接領導下，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在專業調整的基礎上，對法學課程體系進行了改革和規劃，實施了統一的核心課程。同時，在教育部的統一規劃下，由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組織全國法學界知名專家學者編寫了14門核心課程教材。這套教材出版發行以來，在更新教學內容、轉換教學方法、保證教學質量和法學專業人才基本規格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教材后來還被納入國家精品課程項目之中，作為精品課程建設的主要成果；大部分教材獲得了國家優秀教材獎以及司法部優秀教材和科研成果獎。這些教材又被列入國家“十一五”教材建設規劃之中。
這套教材出版以來，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對外關系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理論的指導下，哲學社會科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創新，我們的教材當然也需要與時俱進，以適應發展變化了的社會和時代需要。同時，從各地法學院系師生反饋的意見看，這套教材在內容、篇幅、風格、文字等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需要改進和提高。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決定由教指委牽頭，對這套教材進行全面修訂，出版新版本。曾憲義先生直接參與領導和組織教材修訂工作。新修訂教材堅持這樣一些原則：第一，以發展著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理論在教材編寫中的指導地位；第二，充分體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創新型國家、促進世界和諧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充分反映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最新成果，包括法律和法規制定、修改、清理、廢止的最新進展，執法和司法改革的成果，以及新做出的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并將它們升華為法學范疇和法學理論并融入法學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第三，在繼承法學教材優秀傳統，保持國家“九五”、“十五”規劃教材原有優點和特色的同時，充分吸納全國各高等院校法學教育改革的成果以及法學教學和研究的成果，總結各地法學教材的編寫經驗，在此基礎上力爭使本套教材在理論上、體系上、風格上具有先進性；第四，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和中華法律文化優秀傳統的前提下，認真研究國外法學教材的編寫經驗，借鑒其具有普適性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集古今中外法學之精華，力爭使新版教材在世界范圍內有較大的影響力；第五，遵循教材規律，創新教材規格，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法學知識體系、法治實踐經驗的有機結合，通過嚴謹的邏輯論證、充分的事實說明、正確的法律闡釋、精到的判例運用，實現法學教材的科學化和現代化。
新修訂教材特別強調以學生為本，從學生的根本利益和知識需要出發。學生是教材這種教育產品的消費者，他們通過教材接受知識思想和方法，他們有權利獲得包括教材在內的優質教育產品。供學生使用的教材必須是高質量的，即具有鮮明的理論觀點、豐富的思想含量、較高的學術品位，貼近學生，貼近時代，貼近社會，貼近生活，對學生具有說服力、吸引力和親和力，并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和興趣。
新修訂教材力求做到內容進步、技術規范、深淺適度。內容進步，意味著要有新的論題，即使原有論題也要有新思想、新語言、新表述，而不是簡單炒剩飯，或者對原有的教材照抄照搬。技術規范，意味著要按照教材的規格寫作，語言一定要規范，要簡明扼要，邏輯嚴謹，層次分明，各種標點符號的使用必須符合國家新聞出版署規定的標準，在技術上與國際出版物接軌。深淺適度，意味著教材既要有較高的學術品位和思想含量，又要與法學專業本科學生的接受能力相適應。
應當提到的是，在十四門核心課程編寫之前，教指委組織編寫了《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基本要求》。在規劃和組織編寫教材的基礎上，鼓勵和支持各個學校根據自己的優長編寫水平高、特色明顯的教材，鼓勵選用高水平教材，以保證和逐步提高教學質量。曾憲義先生主編的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學系列教材就是其中另一套有代表性的教材。
曾憲義先生還直接參加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之中有關法學教材體系建設和中央宣傳部、教育部負責的重點教材編寫的各項工作，協助教育部審定重點教材的編寫大綱和文稿，以他為首席專家提出的《中國法制史》大綱通過了專家評審。
六、致力于推動中國法學教育與世界法學教育的交流與合作
新中國創立初期，由于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敵視和封鎖，使得我們無法開展廣泛的對外交流合作。當時對外的法學教育的交流合作，主要是派遣青年學生和青年教師前往蘇聯以及東歐各個著名大學留學，同時聘請大批蘇聯專家前來授課。后來法學教育不斷萎縮以至中斷，法學教育的對外交流便無從談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面對中國法學教育起點較低的現狀，為了加快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發展，從法學教育恢復重建之初，就把法學教育的對外開放與國際交流和合作作為法學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曾憲義先生全力推進中國法學教育與世界法學教育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中國法學教育走向世界，逐步取得法學教育的發言權和話語權。可以說他是中外法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第一推動者。1997年1月法學學科教指委成立，曾憲義先生擔任主任委員。他深感法學教育的對外開放勢在必行，利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國際影響力和教指委的組織力，大力推動法學教育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形成了全面開放、平等對話、有效合作嶄新格局。在對外交流合作過程中，曾憲義先生強調要一方面要擴大視野，樹立國際觀念和世界的觀念，另一方面要堅持中國特色，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注重對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法學教育教學開展比較研究，包括對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法學教育改革的跟蹤研究，對美國、歐盟各國法學教育最新發展的觀察分析，從中概括出可資借鑒和吸納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方法，以適應法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國際法律人才競爭的局面。
在對外交流與合作中，曾憲義先生組織了一系列具有標志性、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活動。
（1）首屆中美著名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暨“中美法學教育的未來”研討會。1998年6月17日—19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行。美國方面有耶魯、哈佛、斯坦福、哥倫比亞、密歇根、印第安娜、紐約大學等10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參加，中國方面有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學院、中南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等24所著名法學院校長參加，教育部、外交部、司法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等部門的領導同志也參加了會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首席大法官肖揚會見了與會中外代表。此次會議是中美兩國法學和法學教育領域內最高層次、最高水平的會議，是江澤民主席成功訪美、中美兩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和克林頓總統即將正式訪華之際，中美雙方第一個啟動的交流合作項目。克林頓總統專門給會議寫來了賀信，他在賀信中稱贊此次會議是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后法律合作的“第一件大事”。國內外媒體作了廣泛報道。此次會議樹立了我國法學教育的良好整體形象，是我國法學和法學教育走向世界的標志，具有深遠的影響。
（2）首屆中國——歐洲著名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和“歐洲一體化和中歐法學教育合作”講習班。這次會議和講習班是應歐盟的請求、經中歐雙方協商，于2000年6月10日—1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來自歐洲6個國家13所著名大學法學院的15位院長（校長）和知名學者，我國40多所著名法學院校長、知名學者以及實務部分的領導同志。
（3）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2000年12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來自世界五大洲132所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校）長、法學家和中國法學會暨各專業研究會會長及國際刑法協會、國際憲法協會等國際法學團體的負責人到會，以李鵬委員長為首的10名國家領導人和40名正副部長出席。李鵬委員長作了重要講話。12月3日—6日又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8個分論壇，就法學教育及“法律與全球化”、“憲政與人權”、“世紀之交刑法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司法改革”、“經濟法在當代”、“診所式法律教育與21世紀法學教育改革”及“中英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等專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國內外各大媒體作了創紀錄的廣泛報道。這次論壇無論在中國和世界都是空前盛大的法學家的盛會。
（4）第二屆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曾憲義先生雖然因病住院治療未能參加這次論壇，但他親自策劃并組織了這次論壇。
（5）第一屆亞洲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暨21世紀亞洲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論壇。2001年12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主題是“21世紀亞洲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來自亞洲12個國家和地區近100所大學的法學院院長及法學家參加了論壇，會議第一次就亞洲法學教育的交流與發展展開全面討論，并取得豐碩成果。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的肖揚同志以及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任建新、羅豪才同志出席論壇并發表了重要講話，本次論壇對擴大中國法治與法學教育的國際影響產生了積極、重大的影響。
（6）“中國―澳大利亞百所著名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2006年7月4日—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首席大法官肖揚和澳大利亞司法部長魯多克等來自澳大利亞和中國近百所法學院校的100多位院長和法學家參加了會議，這是中國與澳大利亞法學教育界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術盛會。
（7）中國法學專家代表團參加第二十二屆世界法律大會，并承辦“新世紀的法學教育與續職法律教育”專題論壇。2005年9月4日至10日，第二十二屆世界法律大會在中國北京、上海兩地分階段舉行。本屆大會圍繞“法治與國際和諧社會”主題，探討法治的深刻內涵及其在建立和諧的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面臨的挑戰。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屆大會。曾憲義教授作為中國組委會副主席、法學專家代表團團長，并擔任“新世紀的法學教育與續職法律教育”專題論壇主席并主持會議，并與我共同發表了題為《中國法學教育的現狀與未來發展》的主旨講演。
此外，有曾憲義親自參與組織的重要會議和論壇，還有2005年在中國政法大學召開的中美法學院院（校）長會議；200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中俄法學教育研討會；“中國—非洲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論壇”。
在中國法學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方面，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還有：曾憲義先生率領中國法學教育代表團成功訪美。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政府派遣的第一個法學教育代表團。代表團先后訪問和考察了耶魯、哈佛、斯坦福、哥倫比亞、密歇根、華盛頓喬治敦、加州伯克利、紐約市立大學等大學法學院，并訪問了美國政府教育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和第11聯邦巡回法院、全美律師協會與美國法學院協會等機構。所到之處，受到美國各方面空前熱烈的歡迎和十分友好的接待。代表團回國后寫出的訪問報告得到教育部領導的充分肯定和表揚。
曾憲義先生率領中國法學教育代表團于2004年10月對歐洲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代表團訪問了英國劍橋大學等歐洲最為著名的8所大學，進一步拓展了國際交流的空間。
七、致力于法學教育研究與組織體系的建設與領導
在中國法學教育的科學發展中，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和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委員會法學學科組起著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曾憲義先生是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指導委員會第一屆、第二屆主任委員，第三屆顧問；是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第一屆和第二屆會長；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核心成員；是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法學學科組召集人。此外，他還曾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
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是1997年1月由當時的國家教委（即現在的國家教育部）建立的，其性質是教育部領導下對全國法學教育進行研究、咨詢和指導的專家機構，主要任務有四個方面：第一、就高等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的重要問題進行理論與實踐研究，為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提供咨詢意見和建議；第二、指導高校的專業、課程、教材和師資隊伍等教學基本建設，推動教學改革不斷深化；第三、受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委托制訂專業教學的質量標準，協助國家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專業教育質量的監督和評估；第四、促進信息溝通，推廣研究成果，推動國內外的交流與合作。
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是在2001年9月成立的，此前，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籌備。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法學會會長的任建新同志，于2000年1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的“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代表中國法學會宣布關于成立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的決定。2001年9月25日，中國法學會黨組副書記兼常務副會長孫琬鐘同志代表中國法學會主持召開了中國法學教育界代表大會。9月2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隆重舉行了“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暨2l世紀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戰略研討會”，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法學會任建新會長，全國政協羅豪才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祝銘山常務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張穹副檢察長，司法部劉暘副部長，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佘孟孝、孫琬鐘同志、副會長孫在雍同志等出席大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成立以來，在曾憲義先生的精心組織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教育部、司法部、中國法學會的指導和中央各政法部門的支持下，與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緊密配合，依靠和團結全體理事和全國法律院校，廣泛聯系法學界和法學教育界的同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為建立和健全中國特色法學教育體系，更新法學教育理念，推進法學教育教學改革，優化法學人才的培養模式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
身兼教指委主任委員和法學教育研究會會長二職的曾憲義先生，創造性地將“兩會”的工作有機結合，形成了團結合作、共賞發展的良好局面。2001年以來，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會和論壇。例如：2001年在北京召開了“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暨2l世紀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戰略研討會”。這次會議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法學教育界召開的第一次、也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戰略研討會。2002年9月在上海舉行了學術年會暨“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學術研討會。2003年9月在重慶舉行了學術年會暨“法學教育中的素質教育”學術研討會。
2004年12月在海南省海南大學舉行了學術年會暨“高級法律人才的培養與中日韓法學教育改革國際研討會”。2005年9月參加了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舉辦了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新世紀法學教育與續職教育”論壇。2006年在成都召開了學術年會暨“強化專業學科建設，提高法學教育質量”研討會。2007年在南京舉行了學術年會暨“首屆中國法學教育論壇”。2008年在長春舉行了學術年會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論壇。2009年在西安舉行了學術年會暨“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走向與法律人才培養改革”論壇。2010年在北京舉行了學術年會暨“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人才培養”論壇。2011年在上海舉行了學術年會暨“‘十二五’規劃與法學教育發展戰略”論壇。這些學術研討會規模大、層次高，全國法律院校和教育主管部門、法律實務部門共同主辦、共同參與，緊緊圍繞當前法學教育領域的中心問題展開研究和討論，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取得了重要成果，為推進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教育部高度評價法學學科教指委的工作，在2006年換屆之年曾憲義主任委員代表法學教指委在全國各學科教指委主任委員會議上做了專題發言，介紹了法學教指委的經驗，教育部予以推廣。對法學教育研究會的工作，中國法學會給予充分肯定。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劉飏同志“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自2001年成立以來，不負重托，不辱使命，團結和組織廣大法學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實務部門的同志，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法制建設的需要，以培養高素質法律專業人才為主攻方向，深入開展法學教育理論和實踐研究，完成了‘21世紀中國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報告’等一系列重大課題，舉辦了一系列重大的學術活動，對法律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模式、法學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法學專業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法學教學方法的改革、法學教育師資隊伍建設、法學教育質量的宏觀監控與評估等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我國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總體思路、路徑設計，并配合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法學教育的方案和建議，為中國法學教育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確實功不可沒。在中國法學會所屬的各研究會中，法學教育研究會堪稱成果最為豐碩、指導實踐最為有力、效益最為顯著的典范。”
除了上述重要學術組織建設之外，曾憲義還會同法學教育界成立了曾憲義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基金會。曾憲義先生親自籌措基金，親自進行注冊登記等繁雜的事務。基金會主要用于支持、資助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教育研究領域的活動或項目，促進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的研究工作，培養社會高層次治國法律人才有著重要意義。
八、致力于建設中國領先、世界一流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曾憲義先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級教授，在他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期間，他傾注自己全部智慧和精神，帶領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不斷創造輝煌。而今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已經成為國內領先、在國際上知名的法學院，成為中國法學教育的品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建設成就的意義絕不限于人大法學院自身，而是對全國法學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示范意義。這也是曾憲義先生對中國法學教育的重大貢獻。葉秋華教授的文章記述了曾憲義先生帶領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改革發展的業績，這里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