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百歲華誕剛剛度過，轉眼又將隔海紀念導師執(zhí)教50周年了。50年，即便在現(xiàn)代條件下也是一個足以覆蓋大半人生的長久時期，一個人如此恒久地專注于一項事業(yè)，何其不容易，這紀念不用說是相當難得的。《圣經(jīng)》中將50周年作為具有神圣意義的禧年，《舊約·利未記》中便這樣引述摩西的話說：“第50年是你們慶祝禧年的時候”，“你們要在境內(nèi)吹響號角，這年成為神圣的禧年。你們要釋放所有因錢債而為奴隸的；豁免一切公私債項；賣去田產(chǎn)的要重新得回自己的產(chǎn)業(yè)。”人們大多知道美國費城的獨立廣場上有一座著名的自由鐘，其來歷就與此相關。它本是18世紀的賓夕法尼亞總督威廉賓為上即鑄有《利未記》的如下經(jīng)文：“PROCLAIM LIBERTY THROUGHOUT THE LAND TO ALL ITS INHABITANTS”。自由鐘之名乃由此引申而來。在紀念導師執(zhí)教50年之慶的時候，回想于燕園受教的難忘經(jīng)歷，我也自然聯(lián)想到了自由鐘，并以此引發(fā)一些有關的隨想。我想說的，就最深刻的層面而言，我對沈宗靈老師學術精神的認識，應該就是他對學術自由的極有個性的追求。
此一個性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嚴格地循規(guī)蹈矩。自由、個性、規(guī)范，這些不同概念在沈教師的畢生學術追求中得到了一種富有特色的完美結合。凡了解沈老師的人都會同意，作為一個法學教育家，他堪稱嚴定學術規(guī)范與社會規(guī)范的楷模。沈老師能夠成為這樣的楷模當然有其自身性格、經(jīng)歷與修養(yǎng)方面的特定背景和原因，而這些方面卻是作為學生所不應妄議的。對于我，沈老師這種極有個性的言傳身教是使我受益良多的一個重要存在，它使我由之而切身體會到，僅就學者的個體實踐來說，學術自由是一個需要怎樣的途徑和努力方能實現(xiàn)的境界與追求。規(guī)范與自由的關系是一人很大也很難論證的法哲學題目，學術規(guī)范與學術自由的關系也可以言人人殊，這里姑且不作理論表述。然而以沈老師的學術實踐而論，我們都可以作這樣兩方面的見證：作為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前輩學者，沈老師一方面的確表現(xiàn)出比別人更嚴格的自律（借用哈特的說法就是對規(guī)則更自覺持有內(nèi)在觀點），而另一方面他與同代學者相比較也的確實現(xiàn)了更大程度的學術自由（以得到著述表現(xiàn)的成果而言）。我們多數(shù)人都承認嚴守規(guī)范對于學術自由的重要意義，而與沈老師的區(qū)別則在于我們沒有達到他的嚴格程度。我們今天紀念沈老師執(zhí)教50周年，其意義之一或許就在于我們希望以他為楷模，盡可能像他那樣嚴肅地對待教育、學生和人生。
初識沈老師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記得是在剛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法律系開會，由兩位教授分別向教師和77、78兩級學生作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報告，一位是王鐵崖先生，另一位就是沈老師。沈老師介紹的是他代表中國法學界首次參加世界法哲學大會的情況，他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除了聽來濃重的浙江口音以外，是在看似嚴肅的外表下偶爾流露出平易的幽默感。例如沈老師故意提及，他因故遲到，而到會以后才得知大會主席是一位女士，因而對發(fā)言前的致辭稱謂甚感躊躇，臨時翻檢字典也未找到合適選擇，最后卻在登臺那一刻隨機應變搪塞過去了。會后同學間有一種傳言，說這次大會的中國名額本來是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盡管該所學者對其高校同行一向持評甚嚴，唯對北大的沈宗靈先生頗多優(yōu)禮，所以又將這一名額轉讓給了沈老師。任何傳言大抵皆有失準確，我后來自然也一直沒有就此向沈老師核實，當時姑妄聽之，此時也姑妄言之罷。然而自那時以后，這位使我印象深刻且在傳言中略顯神秘的老師卻一連幾年杳如黃鶴，再也見不到面了。直到本科最后一年，我見選修課中有沈老師講的《現(xiàn)代西方法律哲學》，便毛遂自薦當了這門課的課代表，才算有了多年難得的受教機會。而拜“文革”浩劫之賜，彼時我年已28歲，到了蘇東坡的父親開始發(fā)憤讀書的年齡了。《三字經(jīng)》語云：“蘇老泉，二十七，始發(fā)憤，讀書籍，彼既老，猶悔遲……”。沈老師當可證明，我那時的確也是大有一番發(fā)憤之慨的。
選修西方法哲學課的同時也恰是準備報考研究生的時日，我于是在一次課后向沈老師小心表示了有意投師的愿望，未曾想到沈老師聽罷竟報我以一種相當懷疑的目光，說他從不鼓勵學生報考他的研究生，對我當然也不例外，沈老師還反問我說，聽說你在本年級中是學業(yè)不錯的學生，為什么不選擇國際法或經(jīng)濟法這樣實惠的熱門專業(yè)？年輕人切忌心血來潮，何不為自己今后的職業(yè)生涯慎重考慮？這番表態(tài)令我既覺意外又感挫折，是我與法律系眾多師長的接觸經(jīng)驗中從未有過的特例。而本科期間我學得最有興趣的兩門課就是民法和西方法哲學，民法當年又無招生計劃，我便只好硬著頭皮逆顏而上了。寒假中我與石泰峰同學冒雪逐一拜訪法理教研室的各位老師，面對著我們此番程門立雪的拳拳之心，沈老師卻仍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態(tài)度。當時心想，即使得以忝列門墻，這從師就教的日子恐怕也好過不到哪里去。有此最初經(jīng)歷，所以當我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時，每逢聽到年輕的學弟們紛說沈老師極難接近而我當初卻有幸得免冷遇，我就要一邊解釋事實并非如此，一邊告訴他們：以我自己的體會，所謂親師重道的要訣除了硬起頭皮以外別無他法。
為時三年的研究生學習就是在這種顧慮這下開始的。當時沈老師是與張宏生老師名義上合帶研究生，但實際上二人有所分工，張老師負責81級、沈老師負責82級，因此我與石泰峰和姬敬武便成為沈老師獨自帶的第一屆研究生了。對我們來說，沈老師的外表依舊嚴峻得不可親近，但的確不難感受到他內(nèi)心中對學生的那種極端認真負責，當然這并不表明他當時對我們個人有何好感，而是沈老師一以貫之的職業(yè)態(tài)度。坦率地說，至少在研究生的第一個學期里沈老師仍然對我們抱有某種堪稱冷峻的懷疑和考察態(tài)度，他顯然懷疑我們自稱的法理學興趣是否真誠和強烈得足以耐得將冷板凳坐久，同時也在暗中考察我們各自的理論資質和學術準備是否足以不浪費他的栽培苦心。面對這樣的導師，我們每次上課都不免誠惶誠恐。然而也正是由于“文革”經(jīng)驗的緣故，我們畢竟都已具有一定的人生歷練和獨立見解，自我意識不但不會在導師的威嚴面前被徹底壓倒，反而時時難免出現(xiàn)不同個性與思想的摩擦甚至撞擊。因此隨著接觸的增多，師生關系也逐漸得到磨合，借用社會學的說法這便是“互動”了。大概也是因為我較另兩位同學略為年長些，所以我可能較早感覺到我與導師之間關系的明顯變化，盡管就個人的風格氣質而言，我與他的師生反差或許是最大的。
我記得這種變化的契機是自第一學期的期末論文。我當時有兩篇論文引起了沈老師的注意，一篇是由他指導的經(jīng)典課論文，我的選題是馬克思早期的法哲學與異化理論的關系；另一篇是張國華老師指導的思想史課論文，我的選題是民初思想家朱執(zhí)信的三民主義法律觀。盡管我把整個寒假都賦予了學校圖書館，開學時也只完成了兩篇論文的初稿，每篇卻都將近3萬字，大大超過老師們的要求。沈老師雖不贊同我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格外重視，也不認為青年馬克思不成熟的異化理論值得我如此費力鉆研，但他還是被年輕人對待學術問題肯于追根究底的求索精神和不計價代的非功利態(tài)度所打動了。他從張老師那里聽到對我的論文的褒獎后，也特意索來讀過，我想這絕非好奇之故，而是有意對我的學術素質作一判估。事后導師很鄭重地專門找我作了一次薪火之談，他肯定我愿意下功夫鉆研學問，同時又誠懇地告誡我，正因為生有涯而知無涯，所以作為學者在選擇論題和分配時間方面不能沒有必要的計劃性的功利性。沈老師還以我本科畢業(yè)論文探討伊斯蘭法為例，指出一個人興趣廣泛求知欲強雖然好，但也要知所節(jié)制，用經(jīng)濟學的話說就是學術資源要講求有效配置。若干年后我在美國讀到數(shù)理學家王浩先生《探索永恒：哥德爾和愛因斯坦》一文，作者總結說哥德爾沒有能像愛因斯坦那樣好好計劃他的一生，而后者則對什么是可行的這一點看得更清楚。我讀后沉吟良久，知此生已不可再造，復又想起導師當日之語重心長。
當然，我所引起導師重視的不止于此。比較起來，沈老師不習慣也不喜歡的是我過強的形而上思辨氣質。在他的指導經(jīng)驗中，像我這樣的學生想必不會后無來者，但確有可能是前無類例。這與極具分析氣質的沈老師顯然很不相合，也曾經(jīng)讓他頗覺苦惱，不止一次地說我“腦子里思辨哲學太多”。此一特點的短長在我后來為比較法和西方法哲學這兩門課寫的學期論文中有鮮明對照：前者關于法系一文雖在《法學雜志》上發(fā)表，但我自覺不好，導師卻相對滿意；后者則評論西方二戰(zhàn)后曇花一現(xiàn)的存在主義法學，發(fā)表于北大校刊后雖然受到教研室重視，沈老師卻無奈地問我何以總選此類論題。盡管我與導師之間的哲學對話不太相投，然而雙方還是自覺達成了某種平衡。一方面，沈老師尊重并試圖積極利用我的這一學術趣味和思維特點，例如他向我建議碩士論文選題做羅爾斯的《正義論》，可惜我后來不幸陷于研究生會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因時間緊迫只好在最后關頭改換了選題。這是最令我日后抱憾之事，作為現(xiàn)代新康德主義的理論重鎮(zhèn)，羅爾斯于我顯然是本應在研究生階段好好打磨的一塊最重要的思想礪石，真是知我者導師而誤我者不知誰也？另一方面，在導師的影響下我也對分析實證方法很用了一番功夫，以致在后來接任西方法哲學課時，我始終堅持把分析法學作為講課的重點。記得大約是在研究生第一學年結束前后，沈老師特意問起我對畢業(yè)去向有無考慮，是否愿意留教研室任教？我回答說那自然是我所愿。我想這次意向探詢標志著導師對我的考察告一段落了，同時也自勉面對此一信任要更加努力。
回顧我的研究生階段，顯然不能不提及對我的學業(yè)有深刻影響的一件大事情，就是我所擔任的北大研究生會的工作。三年的學習時間竟有兩年半捐棄給此一無底洞式的公益活動，沈老師多次提醒這對我個人的學業(yè)將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但我當時卻是欲罷而不能，真應了那句老話“上賤船容易下賤船難”。事情的起因是入學半年后研究生會改選，我擔任了第四屆執(zhí)委會的學習部長，之所以接受這個安排，是我預期學習部的工作應能與自己的學業(yè)有所結合，導師也認為此事利弊參半，希望我能妥善處理兩者關系。然而實際做起來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并非可以“雙肩挑”的那種人，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single mind”。一年下來相當分散了我于本專業(yè)的努力，于是導師和我都越來越期待著任期屆滿之日的到來。然而恰在改選前夕，由于“妾身未明”的研究生會無意中突破了內(nèi)定的活動禁區(qū)，涉嫌與外校串聯(lián)，結果被公安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聯(lián)名發(fā)文厲參，同時在校內(nèi)因工作范圍交叉也與團委的關系空前緊張，在如此強大的壓力下研究生會面臨著被裁撤歸并的命運。執(zhí)委會遂決定推薦我參加下屆改選，以求保持工作延續(xù)并化解各方壓力。當時我正因病在家休息，對此決定毫無所知。待我聞訊趕回學校已是投票當晚，監(jiān)選小組拒絕將我撤出候選人名單，理由是選票已經(jīng)發(fā)下無法收回。但聽說是21人選9，如此之高的淘汰率還是令我安心不小。未料第二天早上我從南北閣學完一套鶴翔樁歸來，正覺神清氣爽準備去見導師重拾學業(yè)，卻被突然告知改選結果已出并得到校領導批準，由我擔任第五屆研究生會主席。我錯愕之下多方推辭無效，不得已勉為其難，沈教師獲悉此事也只好深而為之苦笑。
這一任做得我真?zhèn)�是四腳朝天，研究生會的體制經(jīng)一番艱苦折沖固然保住并得到全國性的正式推廣落實，與外校的聯(lián)系交流也得以合法化并主持召開了全國研究生培養(yǎng)教育研討會，然而我自己的學習和私人時間卻不得不被殘酷擠壓，以致當我最后卸任時，距畢業(yè)關頭僅余兩月，論文都差點泡湯。對此沈老師雖大不滿意，但一直表示新生我自己的決定。只是在我上任不久時，有一次在南校門與導師相遇，他一見我就急切地問，以前對畢業(yè)去向的表示是否因此而有改變？若有變化請盡早告訴他，以便來得及另作安排。我倉促中無法向他解釋被違心裝入彀中的原委，只是連忙保證說：“您放心，我是決不會在這條邪路上走下去的！”話音剛落，沈老師便暢懷大笑起來。我還從未見到導師那樣由衷而欣慰的大笑，我理解，這笑聲其實來自對某種價值的肯定。我想，如同猶太民族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和文明的守夜人一樣，像沈老師這樣具有教師身份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深懷著某種堅定的信仰和驕傲，對教書職業(yè)抱有一種宗教式的虔誠。當然，這信仰既是每個人不斷進行自我選擇和確認的結果，同時也像學術薪火一樣需要師生之間的傳遞。我與導師的心正于此相通。
畢業(yè)后的暑假里，我整理了三年間在導師家里上課時所做的筆記。望著厚厚近千頁用活頁紙裝訂的筆記，心中也是感慨千端。我想，倘若當初不入歧途或及早抽身，將三年寶貴光陰都投入專業(yè)學習，于自身固益莫大焉，對導師也可減少許多愧赧之情。好在雖已畢業(yè)，仍在導師的指導下工作，耳提面命朝夕可也，正所謂東隅已失桑榆未晚。我后來也曾在與導師的談話中有此感慨，沈老師也回顧說，他對我第一個學期的學習狀態(tài)印象深刻，可以說是贊賞的，如果沒有干擾堅持下來成績必然可觀。惋惜之余，沈老師亦以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相囑，而這也正是我留系任教時所抱定的初衷。我所承擔的課程，先后有給本科生開的《現(xiàn)代西方法律哲學》和給研究生開的《比較法總論》，另有給非法律系學生開的《法學概論》和給高級法官班開的《法律社會學》，前兩者都是從沈老師那里所接任。后因留日的季衛(wèi)東同學募得一筆基金，學校報經(jīng)教委同意成立了一個不占編制和經(jīng)費的比較法學與法社會學研究所，我們師徒二人分任子虛烏有的正副所長，接著我又開始從沈老師讀在職博士，直到1989年夏天出國。以此看來，在沈老師的諸多學生中，我應該說是與導師過從較多的一個了。我想這原因大約有二，一是作為沈老師獨自帶出的首屆研究生，多承心血似情理使然，而其中我后來又留教研室工作，相處自然更多些；二是我自認屬于頭皮較硬一類，不會過分在意導師表面上的威嚴之態(tài)，這或許與我當過兵的經(jīng)歷多少有點關系吧。
在我看來，若要對沈老師為人治學的品性與風格作一簡練概括，最恰當者莫過“嚴謹”二字了，這突出地表現(xiàn)為他的敬業(yè)和守紀精神。人們都公認沈老師是一個敬業(yè)守紀的模范，有關的故事佚聞已頗多，但作為學生我于此卻不能不再述及一二。回憶我入學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導師恭楷手擬的詳細培養(yǎng)計劃和各門課的教學大綱，英文書目也是他從圖書館一一查閱后自己用打字機打印給我們的（我現(xiàn)在手頭還保留著這樣一份），面對著每次上課都全力以赴一絲不茍的導師，你若不曾認真準備的話一定會慚愧之極。說來也巧，恰在我們畢業(yè)那年沈老師當選為研究生院的模范導師。需要上報典型材料。沈老師極認真地總結了如何培養(yǎng)研究生的實例和經(jīng)驗，為慎重起見還先在教研室宣讀以征求意見。我進北大前已經(jīng)當過近10年的工農(nóng)兵，期間也都做過機關干部并經(jīng)手過許多材料，但我從未見過這樣白皮書式的嚴謹和平這。沈老師勤勉自律和不斷進取的精神也使我每受教益。記得出入導師家多見案頭攤放著英語字典甚至語法書，每每令我自愧不如，明知許多一知半解就因懶于翻字典而造成，卻仍養(yǎng)不成像導師這樣的好習慣。沈老師先后兩次出國訪問，每次回來都告訴我他基本上是在美加各法院圖書館度過的，抓緊一切時間翻閱各種法學期刊，追蹤國外學術動態(tài)。印象最清楚的是沈老師對后一次的觀感，說近些年批判法學在西方法律院校標領風騷大行其道，其學術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多有相通或傳承，令他為之深思不已。
不難想象，在歷經(jīng)“文革”與改革接踵洗禮的北大校園，像沈老師這樣嚴謹敬業(yè)守紀的模范是日漸稀少了。一方面，大家仍然肯定這是一種值得贊賞的學人傳統(tǒng)，所以沈老師不斷地當選為各種先進；另一方面，人們則又越來越自愿地遠離此一傳統(tǒng)，以致行事古板的沈老師越來越不合時宜，在特殊情境下甚至會凸顯出某種荒誕意味來。1984年北大研究生院的成立大會就是一例。院領導原安排我代表學生在會上發(fā)言，而我發(fā)現(xiàn)被選中作為教員代表的恰恰是我的導師，便轉請研究生會的副主席馬伯強代勞。大會的各項準備皆很充分，可萬沒想到時間恰與一場電視臨時轉播且又不幸打滿5局的美蘇男排比賽撞個正著。盡管研究生院的老師和研究生會的干部傾巢而出到各宿舍樓敦請大家準時出席，然而大多數(shù)同學卻仍是看罷球賽才姍姍來遲。丁石孫校長因另有會議事先致歉將晚到半小時，未料他后來竟還在主席臺上干坐了兩個小時才把學生們等來。這次大煞風景的成立大會固然令研究生院顏面掃地，把丁校長也氣得個七竅生煙，但是我看得出，帶著認真準備好的講稿在空蕩蕩的大廳里靜候了3個小時的沈老師，才是內(nèi)心中最而為之沮喪的人，望之恍如隔世。后來沈老師同我談起此事，表示他實在無法理解，如今的讀書人怎么成了這個樣子？這樣下去還得了嗎？幸而沈老師不曾問我若不身為研究生會主席我會怎樣做，否則我真不知該如何作答。
由于嚴謹，沈老師平生最見不得的就是對學問的狂妄態(tài)度。什么是狂妄？用沈老師的話說那就是言過其實。記憶所及，讀研究生期間的首尾兩端都有被導師棒喝的教訓。本科時我們對沈老師平實細致的講課方式印象頗佳，尤其欣賞他從不硬套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申明他相信高年級學生已具備必要的獨立分析能力。沒想到第一次上研究生課時，沈老師卻在介紹完教學計劃以后話鋒一轉，嚴厲指責起幾年前77、78兩級學生發(fā)動取消馬列經(jīng)典課程一事，譏之為狂妄典型，并質詢我們對此事的態(tài)度。我對沈老師這種代人秋后算賬之舉大感意外，辯解說那原無可厚非，因為那些經(jīng)典我們都已讀過多遍，而外語水平卻要從零開始，對課程作相應調整自是理所當然。沈老師聽罷未予置評，只是嚴肅地要求我們對他指導的經(jīng)典課必須認真對待。此后雖說是夾緊尾巴輕易不敢造次，然而在我行將畢業(yè)時一不留神又遇當頭棒喝。我的論文選題是美國法學家德沃金的《認真看待權利》，這部盛名之作篇幅不算厚也不甚難解，我反復讀過以后在一次與導師討論時，自認理解已無懈可擊，因為我相信，當時法學界除了沈老師知道潘漢典先生以外不會有多少人認真讀過此書。與導師眼中前次歷史的集體狂妄不同，這一回可算抓住了現(xiàn)行的個人狂妄，當即指出我對《非暴力反抗》和《倒過來的種族歧視》兩章中的幾處明顯誤解，一番嚴厲批評使我沒齒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