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一周前的2月11日，我最后一次收到北大法學院籌辦“沈宗靈教授九十華誕慶典”的通知�；顒訉⒃诒驹�25日舉辦，要求確定參加者回函。我立即回復，告知我早已訂好機票，將于2月23日回國、24日抵京、25日準時參加。自從寒假到紐黑文以來，每逢這里的朋友們問起歸期，我都會主動延伸解釋一下理由，說我的北大導師沈宗靈先生將年滿89周歲，按照中國男計虛女計實的傳統，他多年指導過的學生們商計好要為老師作九十暖壽。每一位朋友聞言，無論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都笑逐顏開，連稱難得。我明白，不用再多說什么，這樣一種完滿的人生展現，是很容易傳達且感染與人的。很多年了，一直都記得弘一法師那則甚似偈語的詩句：“問余何適，廓而王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笔堑�，春滿、心圓，何等境界，不唯佛家既有�；貒虝迥陙�，我內心里一直隱隱地、殷殷地期待的這個情境，也終于就要真實地來到了。
美國東部時間2月15日晚上，或許真是冥冥之故，我突然想收拾行李，上樓找出箱子，把衣物書籍藥品等等悉數裝點好，還稱了重量。妻子曉寧覺得奇怪，因為我的多年習慣，是臨行前一晚才做這些事的。次日上午，我先是接到陳睿從日本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從北大網站上看到沈老師去世的消息，時間是2月16日9點多。北京與美東有13個小時的時差，算起來我收拾行裝的時間，正是沈老師彌留和離去之際。放下電話，我打開電腦上網查詢，看到郵箱里有楊昂幾個小時以前發的一封郵件：“齊老師，沈宗靈老師去世了，您見信趕緊和強世功老師聯系。”接下來，又陸續收到多封我在華工的同事和帶過的研究生發來的郵件，標題都是請老師節哀順變。我按照楊昂留下的電話號碼給世功打過去，向他了解情況。世功告訴我，治喪委員會已確定20日上午舉行追悼會，原定25日的祝壽聚會也改為20日下午的追思會。對我來說，時間很緊迫。
我馬上給曉寧打電話，告訴她我準備改簽機票，爭取第二天動身回國，趕上參加沈老師的追悼會。曉寧聞訊也很愕然和傷感。她做過多年的腦內科醫生，連嘆說高齡老人真是不能懷有強烈期待，否則很容易等不及，本來多好的一件事，就差這么幾天啊。我解釋說，賀壽活動是沈老師的學生們自行安排的，雖然一年多以前就征詢過老師和師母的意見，但是遭到沈老師反對后，還沒有把我們已在進行籌備的事明確告訴他，只是師母知情而已，所以沈老師臨終前，都應該還不是很清楚這件事。曉寧提醒我有兩個重要之約：20日要去波士頓看望賽德曼教授夫婦，他們也都是九十來歲的高齡老人，早就在熱切期盼這次見面；21日要去醫院體檢復查，醫生要根據血檢和超聲結果做診斷，還要開處方拿下個學期的藥帶回國。她還擔憂，我在這樣的季節、境況和情緒中倉促成行，輾轉奔波，萬一自己再出什么意外就麻煩了。掛了電話，我反復考慮良久，還是決定提前回國，暖壽不成，也要為導師作最后送行。
我這次往返沒有像以往那樣選乘國航，而訂了價格相對便宜的東航機票，從紐約到上海后，還要次日轉機去北京。然而事情偏偏難遂人愿。我撥打原來所知的東航電話全部無效，而它聲稱的唯一對外服務熱線95530，撥打后也沒有任何反應。由于時差原因，這里的白天正是國內的夜晚，我也不便打擾和委托國內的親朋代勞。無奈之下我上百度搜索東航網站，然后撥打網站的客服電話。這樣的事情我以前在國內做過，是有效的正面經驗。但是這次卻很不幸，我前后花了十多個小時改簽機票，未料情急之中卻落入網上黑代理的詐騙圈套，支付了改簽差價后，卻被告知無法“激活”機票。勞民傷財還在其次，重要的是耽誤了本來已經很緊迫的時間，而且還冒上了兩頭落空的風險：原訂機票被改變而新訂機票又不能用，到時候就走不成了。緊急情況下，我只好打電話給原來在北大的學生包桂蓮，說明情況后，桂蓮判斷說我被騙了，她馬上直接和東航聯系，要求對方必須Hold住我的機票，無論哪個代理都不得在上面改動。東航方面愿意配合，并建議我們報警挽回損失。我委托桂蓮代我和治喪委員會聯系，代致悼念花籃。
如此一大番折騰，使我精疲力竭。這次寒假回來身體有些狀況，一直在這邊調理和檢查。參加導師的賀壽盛會，本是我自己的重要內心支持，卻在多年夙愿將成之際倏然散落，在遭逢巨大的心理失落和感傷的同時，再被人性的險惡卑劣一面如此趁火打劫，我需要喘息。晚上是早就訂好與兩家友人一起吃飯的，他們正好還都是沈老師的杭州同鄉，讀過我的那篇舊文。因為我需要抓緊時間處理改簽機票的事，也只好由曉寧一個人開車去了，向人家道歉并解釋，期間打電話告訴我，舉座婉嘆唏噓。我把心神安頓下來，計算了一下所余時間和航班行程，確認已經來不及再改簽、也來不及處理提前回國必須處理好的各項事務，我只好接受這樣無奈的現實。這時已近北京時間的17日中午，我給老師家里打了電話，家里的阿姨說家人都去醫院辦手續了。幾個小時后我再打師母的手機，她們還在外面，背景嘈雜，師母接電話后聽不清楚，我請沈老師的女兒代接，說了我這邊的情況，慰問師母一家人。
此時這里已是深夜了。我上網查看郵件，其中有楊瑛的一封，說已經與治喪委員會聯系好，花籃的事已經辦妥。還有趙曉力群發的一則通知，說已經和張琪等建立了一個悼念網站，放入訃告和相關的紀念回憶文章及照片等�？吹轿夷瞧f文已首先在列，我即給曉力回復，請他用我附上的《北大三題》置換《受教燕園》，曉力馬上應允了。我這樣做的緣由是，這三篇紀念性舊文都是應當時聚會主辦者要求的作業，主題分別是我在北大的老師、同學與學生，恰好構成一個完整系列。我對曉力解釋說，三篇是一體的，第一篇是紀念沈老師，第二篇的主題也是悼念，第三篇雖然關乎學生，卻有薪火之意，在紀念師者的意義上也是本質相關的。其實我在前些天還與曉寧商量，為沈老師賀壽帶什么禮物。商量了半天莫衷一是，小寧建議說買些老年人保健藥品吧，我說沈老師的兒子女兒都在美國，會不會和人家帶重復了呢。我想來想去，最后決定除了保健藥以外，再把《北大三題》用大號字體打印出來，做成一本書送給老師，相信老師會樂見。多謝曉力他們的盡心，使我能夠把禮物以這樣的方式獻給沈老師。我也囑咐曾經跟我看望過沈老師的陳睿和趙冬，盡快把對沈老師的追懷寫成文字。這樣忙碌了整整一天，夜里我還是無法入睡。起來繼續上網閱覽相關信息，然后把二十年前在耶魯讀書時沈老師給我的信件翻找出來，再翻看我保留的八十年代與沈老師的一些合影。一下子，天又亮了。
不僅往事歷歷。尤其是，我在不到三個月以前，還帶著趙冬剛剛去看望了沈老師和師母，與兩位老人相談甚歡，和師母私下商量了賀壽的一些細節，還承蒙老師相贈了新版譯著。沈老師是從來不（嚴格說是極少）贈書和題字的，這次卻是主動拿出來送給我們，趙冬捧著書當場激動得無以復加，想獲得題字又不敢張口。我知道這樣的機會對年輕人實在珍貴，便吁請沈老師給他寫幾個字。沈老師終于盛情難卻，強勉而為。我看到老師今天罕見地隨和，判斷機不可失，便想與老師合影留念。之前也恰好有所鋪墊。我前一天剛參加了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學術名著論證會，見到了多年未見的潘漢典先生，老人家年逾九旬了，雖然身患重癥，但是頭腦清楚，精神不錯，席間我們相談許久。他聽說我第二天要去見沈老師，托我代致問候。我把相機里與潘老的合影展示給沈老師，老人細細端詳了一回。臨別時我提出照相的請求，師母體諒我們，接過相機使勁從旁動員，沈老師總算沒有拒絕，我們也很榮幸地成為師母的作品。出得老師家門，趙冬一路上猶很興奮，連說自己太幸運了。我對他說，要珍惜這個緣分哦，沈老師比我年長三十歲，我比你年長三十歲，薪火已經傳遞到你們手上了，你看你照得多豪邁。當時一番話說得趙冬臉上莊嚴起來。因為我的相機還在武漢，連夜讓趙冬傳過來這張三人合影，然后轉發給了曉力。
把這一切做完，我知道我需要動筆了。我不克親身前往參加北大為沈老師舉行的追悼會、學生們為沈老師舉行的追思會，但是我要寫下此時我對老師想說的話，我要把這篇紀念文字放到悼念網站上，也要請人代我把它呈現在追思會上。我還要在25日那天，如期趕到沈老師家里，和師母一起為老師暖壽。畢竟，沈老師離去的時日，距他的九十壽辰僅僅一周。
寫一些什么呢？十四年前，在紀念沈老師執教五十周年之際，我的那一篇《受教燕園》（寫時的標題原來是“Proclaim Liberty”）已經差不多把該說的和能說的都說了。我后來在附識中說明了一下文章的原委（見于這次悼念網站上的《北大三題》），華工出版社的編輯幾年前在審稿時，曾經對附識中的某些欲言又止之處提出疑問，我當時也做了一些口頭解釋（可能下文中會略有涉及這些內容）。當年的紀念活動是羅玉中老師負責的，兩厚冊紀念文集也是他做主編。我把文章打印出來掛號寄出不久，就收到了羅老師的回信，信里有一句話很有分量，他寫道：“能夠教出這樣的學生，沈老師足以欣慰平生了�！贝蟾攀且荒曛�，我接到過信春鷹的電話，她說國內的朋友們看了文章都感慨：過了這么多年，海濱還是一點都沒變啊。于是根據春鷹的反應，我大體測量出了我和發生了巨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怎樣的強烈反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陶淵明這句話對我來說真是傳神之語。因此幾年后我應羅老師邀請初到華工教書時，就公開使用兩個自稱，一個是燕昭馬骨，一個是出土文物。中國文化的典故實在豐富，刻舟求劍也是我喜歡的很有趣味的成語，不過我感覺自己其實無所求，其傳神也就不及于我。面對曾經給我以極大期待和理解的老師，我大概不能回避這個問題。但是我不想一下子就說這么沉重的事，那就先跟著感覺走吧。
已經忙亂一天多了。我坐在電腦前，沉靜心情，體會沈老師逝世的消息帶給我怎樣的心理沖擊。我整理了一下，確認這種沖擊和家人中親長離去的感覺相似。我的年齡和閱歷包含著這樣的經驗，同時也參考了別人的表述。除了在心理上一段時間內不能相信親長離去這種普遍的感覺慣性以外，我還體會到了李敖數年前的一番話。李敖在七十歲那年母親去世，他說這使他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人生的悲涼，因為擋在自己前面的一堵墻頓然消失了�；叵肫饋�，這幾年我每次去見沈老師，師生面對而坐，我的確是感到似有一種心理磁場就在那里，除了讓我感到那種來自舊時光的親切，便是感到在一種精神屏障下的安穩踏實。李敖指說的這堵墻，擋住了什么又提供了什么呢？可以形象地解釋說，這是擋在他自己和閻羅之間、為他提供未來生命庇護的心墻。當然我們也不妨哲學地解釋，這是既阻擋又溝通虛無和實有之間的墻，我們每個生命的肇始皆非自我選擇，而由親長帶來，這種生物學的事實關系提供了試圖闡釋生命意義的一種心理學基礎。當然生命有延續的鏈條，意義也因之獲得連續性的存在傳遞。個體生命從親長獲得對意義的解釋，轉而又從后代獲得對意義的支持。我的老師與我沒有生物學的生命聯系，但是我卻分明感受到了李敖對于生命的悲涼。這種感覺使我意識到，在我自己以教師的社會身份所標識的個體精神生命中，沈老師作為我的授業導師，以他三十多年的言傳身教，給予了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東西，它決定了我的精神歸屬，也提供了對于精神意義的闡釋。我知道，我自己需要這種歸屬和闡釋。
那么，這種東西是什么呢？我在十幾年前那篇舊文中其實提到了，就是四個字：不合時宜。而且我在后來的附識中也特別提到，我回國后第一次看望沈老師，在老師家一起吃飯的時候，師母在一邊不斷地感慨：唉，這樣的老師和學生啊。“這樣”是怎樣，是什么意思，師母沒有說，我也沒有問。師母當然是最了解沈老師的人。這么多年過去，她想必也看出了我和導師精神氣質的相似與不同。我覺得，如果一定要對她說的“這樣”做概念分析，比較靠譜的，就只能是“不合時宜”這四個字了。在師母看來，我與導師的不似盡管多且明顯，但那只是表現風格和方式上的，這是因為我們不同的人生閱歷和性格使然；但是我與導師在精神本質上是相似的，我們都有著不合時宜的強烈精神個性，因此我們都注定要在經歷時代動蕩和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有所自遣、有所遭逢。當然，所有的自遣與遭逢，都來自于有所堅持。
我在那篇舊文附識中談到了一些事，盡管話說得隱澀，致使華工出版社的編輯以為指涉著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其實我想說的只是關于沈老師的兩件事，或者說兩個問題，而這兩者在我為文紀念時卻無法寫出來。一個問題是關于學術自由。本來文章的主題和開始的段落，已經挑明了我想談的是，沈老師執教五十年，是作為法科教師和學者的五十年，而他個人的學術實踐活動與法學教育和研究中的學術自由之間的關系，是我觀察和體會最深切的部分，也是沈老師最有個性展示的部分。但是就如我后來在附識中所言，盡管是隔海紀念，拉開了時空距離，我仍然感覺到寫不下去，顧慮即使勉強寫出效果也不會好，所以后來就寫成了那個樣子。三十多年過去了，沈老師今已溘然長逝，我自己從青年學生變成了年長教師，中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中共中央甚至已經以全會決議的名義專門推進文化事業改革，然而學術自由的命題仍然顯得過于重大、敏感和難以操作。換句話說，這便是對學者而言的所謂“時宜”。我對編輯說，理工科學者或許對這個問題感受不同，但是人文社會科學就不一樣，那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既然不方便多談，就只能點到為止。以讀者的反應來看，即使文中沒有展開學術自由的命題，其實也還好，它畢竟向讀者們真實傳達了沈老師學術人生的較多側面，有助于外界對不易接觸的沈老師加深了解。
不過另一個問題處理起來就非常微妙和麻煩，而且是雙重的微妙與麻煩，因為它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私人性的。它在政治意義上仍然具有高度敏感和不宜討論的性質，在私人意義上由于沈老師的強烈個性和自尊，又使了解他的人認為，將它保持諱莫如深的狀態更為妥當。我這里講的是發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那一場著名運動，和沈老師在其影響與支配下以后二十多年的屈辱命運（屈辱正是沈老師本人的用辭）。這便是橫亙在沈老師漫長人生之旅中那個最大、且最根本的不合時宜。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居然在三十多年中，一直有意地避免與沈老師哪怕是隱含地涉及這個問題，盡管我剛進北大不久就知道了這件事的一些內情。1978年12月的某個周六，我和陳欣正準備騎車回家，法律系一位領導來到我們宿舍，找我和陳欣、邵景春等人去抄寫文件。去了系辦公室才發現是關于右派改正的材料，當年北大法律系劃了四個右派，各自都有一疊材料。當時分工我抄寫的是王鐵崖先生的材料，好像陳欣抄寫的是沈老師的材料。所以我對王先生的具體情況很了解，而陳欣幾年后說：老齊，早知道你后來讀沈老師的研究生，當初真該讓你抄沈老師的材料。那個下午我們花了不短的時間做這件事，期間陳欣因為一些筆跡問題還多次找我幫忙辨認，所以我也知道了沈老師的一些情況。當然，按照要求，我們隨后都是守口如瓶的，守得久了也就忘記了。
我在十幾年前為文回憶時，幾次感到需要涉及這個要害問題，可我知道那是導師人生的深刻傷口，我認為自己沒有權利觸碰它，即使犧牲所謂的真實，我也不能冒犯，因為我是學生�？墒侨缥以诟阶R中所說，我五年前回國不久，就先后遇到孔治國和強世功分別代表《法制日報》和《中國法院》的相關欄目向我約稿，要我寫沈老師。我授權他們按照報刊篇幅改寫我的文章，結果卻分別出現了與我原文本意不符的一些表述。治國不知何故，將我引錢鐘書先生談他的導師吳宓“尊而不親”的說法，作為文章的標題。我見報后大吃一驚，趕緊打電話告訴治國這絕非我本意，我是說沈老師表面予人冷峻刻板印象，其實內里不然，并在文中舉例說明�？上疽殉芍�，而且治國還專程把報紙給沈老師送到家里了。等到我后來回北京去看望老師和師母時，兩位老人竟然很高興地再三為之感謝我。我怕他們誤解，便解釋說文章其實是孔治國改寫的，標題也是他自擬的，盡管是我授了權，但發表前我確實不知道他這樣處理。沈老師聞言并不在意，這反倒使我自省起來：莫非治國表述的恰是多數人的看法，我自己才是特殊？當然，無論哪一種觀察都是有其道理的。那么沈老師自己比較認可哪一種呢？
世功沒有自己去改文章，轉而交給《中國法院》的編輯來做了。但是我沒有想到，編輯部想要踩那個被我認為是沈老師情感要害的人生地雷。他們和我聯系，說我的原文沒有涉及我認識沈老師之前的部分，編輯部對此不滿足，想要補充。我回答說，須知我認識沈老師的時候，正是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召開、中央組織部糾正“反右擴大化”錯誤的時候，是當代中國新的歷史時期序幕拉啟、從而也是沈老師走出沉冤開始他的人生新旅之時。在此之前沈老師的執教生涯大體分作兩個階段，先是為期不到十年在上海和北京的教書經歷，再是長達廿余年被剝離正常教學工作的屈辱人生。我聽過多位長者談起沈老師作為青年才俊時的意氣風發，也聽過多位早年有幸聽沈老師授課的老校友回憶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教益，但是，我如果寫了五十年代前期的沈老師，怎么跳過中間那一大段歷史呢？編輯說既然是真實的歷史，未嘗不可表述，而且他們也找到了一些相關資料。我堅持說，作為學生我不忍觸及我的老師那段屈辱人生，我也不認為那種觸及真的不可或缺，倘若那樣做是編輯部的確定意見，你們可以根據找到的材料作適當補充，但若仍然要以我的名義來發表文章，我強烈要求你們在發表前務必交給沈老師過目，最好先與師母聯系，由師母先把一下關，看沈老師能否接受，千萬不要傷害了老人。后來編輯告訴我，按照我的要求做了，沈老師和師母都未提出異議。我松了一口氣，知道老人展現了寬容，但日后再見沈老師時，我們都絕口不提此事。編輯部給我寄來的刊物，盡管文章署名是我，我卻一直避而不看。我不忍看。
如我在舊文中描述（當然還有許多事情并不適合寫出來），即便在后來的所謂新時期，沈老師也仍然時時展現他的不合時宜。我不但經常能夠近距離地觀察和體驗到他與外部環境的沖突（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凡沖突必以沈老師一方的理由更正確），有時候也不得不盡量設法從中或代為溝通和調解這些沖突。我知道沈老師看到了這一點，在當時或事后他也表示了肯定的態度。所以從外表看起來，我盡管比導師年輕一輩，當時卻并非顯得不合時宜，甚至可能還相反。然則表面終究不是內里，或者說表面和內里本是一體，只是在特定情境之下張力不同。在那一個著名的年份，我們師生不僅深深地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彼此。
我是在1989年8月按原計劃去美國的，分別在波士頓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訪問學者。出國前的兩個月里，我先是盡力把賽德曼教授夫婦安全送到外地然后返回美國，把我的學生們送回家，他們中還有人到系辦公室要開證明信，說暑假里要社會調查，惹得系辦的老師大喊這都是什么時候了還社會調查。然后我就抓緊時間，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顧埋頭把我參與承擔的兩個國家七五計劃科研項目（“法社會學”和“法經濟學”）已在進行的部分整理出來。前者一直被國家社科基金辦評為樣板項目，課題組和組織的學生們翻譯的相關資料陸續整理編印出十幾大本，還有法社會學研究計劃通訊和比較法所年報。每印出一輯我都會先送給課題組負責人趙振江老師和沈老師，盡管沈老師不是課題組成員。記得是在八月初我臨行前，終于把手頭的一切工作都打理好，匆匆拿著新印出來的幾大本材料送到沈老師家，同時也向他告別。而那時距離參加完張宏生老師的追悼會已經一個半月，那段時間我一直沒有見沈老師。我們已經很長時間、可能是好幾個月沒有交流了。我沒有想到，沈老師接過材料往茶幾上用力一摔，嚴聲發作道：都是這樣的時候了，你還有心情干這個！
我呆坐在那里。我那時認識老師已有十年，還從未見過他對我發火。我當時沒有被老師的激烈反應懾住，一些過去的印象迅速在腦中閃回。記得還是在1981年上《現代西方法哲學》課的時候，有一天課間休息，沈老師居然踱到我的座位前坐下來，征詢我對講課內容的意見。我不但無顧忌地談了，而且還和老師有所爭論，因為我們對分析法學和自然法學兩者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借鑒意義有不同看法。具體情節我忘記了，但記憶的基本刻痕一直提示我，那是我進北大三年來第一次在知識和理論上遇到的關于秩序意義的最強有力辯護。八年過去，我更豐富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老師。我這幾個月都沒有顧得上和老師交流，而以沈老師的性格，他接觸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我愿意承受他這樣的怒火。沈老師把火發了出來，也就好了。我們后來彼此也沒有再多說什么話。告別了沈老師，我騎車返回香山，一路都回想著老師的那句話，想解讀他在那句話背后沒有說出來的內心。我是沈老師的學生，我也有我的學生。師生之間的理解和不理解、被理解和不被理解，在那個風雨時期的北大校園演繹出很多令人難忘的故事。
然而我內心確信沈老師是了解和理解我的，盡管我們那時候沒有更多的語言交流。在個人氣質和表達習慣上，我與導師不同，而多年的相處使彼此都對這些差別非常適應�？绯鰢T，我在日本東京候轉航班去洛杉磯的時候，遇到一隊來自臺灣由中小學教師組成的親子旅行團，交談過后，際遇和積習終于使我將自己的內心以這樣一首詩迸發出來：“初作天涯旅，負笈過扶桑�？托膽n寂寞，沉吟理書箱。知君來大陸，問君去何方？聞聲徐回首，淳樸少年郎。慈父身后立，雙佩旅團章。自云居臺北，家道尚小康。暑期同赴美，度假復觀光。與君嗟幸會，親切轉凄涼。烽火連三月，淚雨早千行。大陸今何似，家小欲何將？聽罷無言對，心事兩茫茫。白云沉碧海，柳色綠他鄉。有情結于內，有淚凝于眶。有血濃于水，手足不可傷。相別登程去，落日照舷窗。陽關一杯酒，誰人路漫長！”這首題為《東京成田機場感事》的詩，和半年后我在洛杉磯寫給即將畢業的北大法律系八六級二班學生們那篇題為《枇杷與郁金香》的散文，在和沈老師后來的通信中是一起附給了他的。沈老師在1992年之前給我的幾封回信，我眼下一時來不及找出來。我記得有一封信里老師很懇切地說，非常希望我能夠早些回去， 但是，如果有不同的打算和選擇，也能理解。
再度和導師見面已是四年后了。1993年6月，我和季衛東在應臺大法學院的邀請訪問臺灣之后，經香港回國。正好那時在耶魯政治系教書的王紹光也到了北京，他和剛從耶魯做完訪問學者回來的胡鞍鋼要在北大附近的中科院某研究所召開一個關于分稅制改革報告的論證會，也邀我參加，會場上還遇到了幾位已在媒體當記者的當年北大學生，相見甚歡。會后我和紹光、衛東相約一起回北大。我們三人正好分別是法律系77、78、79級的學生，一同出現在系辦公室作了一回不速之客。系領導那時剛換屆，魏振瀛老師上任不久，和副主任王晨光、武樹臣一起接見了我們，反復動員我們及早回來。我和衛東也去看望了沈老師（我現在想不起來是一起還是各自去的，留待查詢衛東）。經歷了一番時空阻隔和轉換之后，重新走進老師在中關園的寓所，客廳兼書房擺設依舊，窗外的樹蔭和蟬鳴依舊，人，似也依舊。那一年，沈老師七十歲了。見到我（們），老師的欣悅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言談中所富含的那種特殊的關注、信賴、期待和尊重，令我印象很深。作為學者，沈老師依然三句不離本行，落座不久很快就把話題引向“程序”問題。我知道，應該是沈老師已讀過衛東在《比較發研究》上發表的《論程序的意義》那篇長文，而且看來他還和法學界其他前輩學者為此交換過意見，有共同的問題要和我們討論。
我把事情的因果背景向沈老師做了說明。衛東1991-92學年在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我在92年3月去洛杉磯開會時，順便去了斯坦�？赐l東一家。在交談中，我發現衛東在京都大學完成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關于程序的系統理論（我稱之為程序主義），與我半年前在耶魯費斯教授的討論課上回答老師和同學關于如何觀察和分析中國問題時的基本思路正相契合。于是我建議在衛東離開斯坦福以前開一個研討會，邀請不同學科專業的旅美學者參加，從跨學科法律研究角度對中國過去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變遷做整理和總結。我們分工準備，衛東負責完成專供會議討論的工作論文，我負責聯系各基金會尋求贊助、邀請各位學者和其他會務工作。衛東在斯坦福法學院的圖書館寫作，圖書館的電腦未裝中文軟件，他每天把完成的手稿郵寄到耶魯，我打印出來再寄回去。我們是6月在洛杉磯開的會，與會者還有周其仁（經濟學）、甘陽（思想史）、崔之元（政治學）、王友琴（文學）、胡平（哲學）、孫紅（法律史）等人，以及一些美國學者。也邀請了王紹光和朱蘇力，二人因時間不便未能參加。會議上討論交流得很充分，效果也很好。衛東會后把論文寄給了《中國社會科學》編輯張志銘，以簡縮版發表，之后賀衛方又以完整版發在他主編的《比較法研究》。
沈老師和其他前輩學者，對我們二人以及這些年在海外形成的理論學術觀點都很看重，但是也有一些疑惑不解，很想知道我們為什么要從這個角度去觀察和總結，問道中國法律的癥結果真是在于程序問題么？我除了略述“程序主義”的內涵意旨以外（衛東的論文已經把這項工作完成得很好），大致地回應說，我們并不是在程序法、訴訟法的意義上討論程序問題，而試圖通過跨學科的整合角度以程序為中心看待當代中國的法律和社會運動。我給沈老師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兩年前我在耶魯上過一門很有意思的課，是費斯和埃里克森兩位左右對立的著名教授共同主持為時一個學期的seminar，課程名為《民主還是資本主義》。在以中國為案例討論時我不得不發言，我說如果觀察這些年中國出現的具有明顯影響和實質性意義的理論或思潮，按照對于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不同邏輯關系可以用二維框圖表示，分別是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新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老師和同學很感興趣，追問我自己更贊同四者中哪一個，我當即在黑板上的四框圖中心畫了一個圈，說作為法律人我克制自己對實質性理論的偏好，我只能贊同這樣一個中心。老師和同學又追問那個圓圈應該叫作什么主義？我說如果非要名之以主義，那就是程序主義吧。如果要找出中國法律的癥結，并不在法律內部，也決非法律人能夠獨力解決。法律人需要設計并說服社會接受作為選擇程序的法律，也就是作為選擇的游戲規則，如何使game players 進入后就不能自拔。我記得，沈老師聽時若有所思，幾度頷首。
那一年以后，主要是由于我自己的身體在很長時間內出了問題，就一直沒有再回國見沈老師了。1998年8月間，衛東回國后給我打電話，通知我北大法律系要舉辦沈老師執教五十周年的慶�；顒�，要求每個學生都寫一篇紀念文章，編輯文集在北大出版社出版。電話中衛東的語調熱情興奮，傳達的事件也意義隆重，我不敢怠慢，認真完成。文稿也給一些在美國的友人和學生看過，他（她）們都喜歡，說寫得既深情又深刻。我在后來的附識講過當時的情況。我是按照我對于類似題材文章的常例去寫的，我本不情愿把我和老師個人之間的過從公示于人，可又想不出其他寫法，只好勉強為之，還假定大家都會這樣寫。等到后來收到編印出的文集，我才發現別人提交的都是學術論文。說實話我當時感覺很糟糕，既不想成為與眾不同的特例，也不愿和不確定的讀者分享本屬作者和導師私人的信息。于是我只好期待這樣的學術性紀念文集不會有多少讀者，此文也就不至于引人注意。果然后來一直都很平靜，除了偶然地聽到春鷹那句評論以外。然而，就在我決定回國教書之前的2006年夏天，我突然發現文章出現在國內多家網站上，甚至像“中國農村網”這樣看似無關的網站。我的第一反應是刪除，卻又不知道該找誰交涉，真叫做望洋興嘆。
我是在當年年底回國的�；厝ヒ院螅虐l現事情與我自己的感覺差別甚遠。陸續見到的很多年輕一代的學者，見到我幾乎都要提及這篇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文章。這使我覺得，當一個出土文物也是有價值的，被我看作與導師之間當年互動的一些個人信息，也成為他們眼中有意思的“學術史材料”。其中關鍵的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孔治國。治國當時兼職《法制日報》理論版編輯，打了好多次電話到武漢輾轉找到我約稿，還專程去了沈老師家。老師和師母聽治國說我回來了，殷切地再三叮囑他轉達思念。此后治國再打電話就不談文稿了，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催我盡快去北京見沈老師，他說實在感動于老師和師母聽到我回國消息時的強烈反應，真受不了老人那種發自肺腑的殷殷之態。我想象不出老師和師母是怎樣的表現，卻也不好向治國多問什么，因為相形之下我深感慚愧。治國每次來電話都一再地說，你快去吧，你怎么還沒去啊。可是我畢竟工作在武漢，寒假中在美國又生病住了醫院，病愈回國后直到春天才有機會去北京。
那是2007年的五四校慶。我事先給師母打電話約好時間，輾轉來到沈老師遠在西二旗的寓所。十幾年的歲月又過去了，我已是知天命之年，老師和師母也自然都老了很多，都是八十開外的人了。師母對我介紹說，沈老師退休已久，身體還好，但是不運動，以前在中關園時的散步習慣也放棄了，因為住在高層，環境又陌生，所以基本上不下樓，怎么勸都沒有用，又因為離城很遠，外出也不方便，也就極少出門，前些年有過一次中風，大體上恢復得不錯，只是頭腦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墒俏以诤蜕蚶蠋煹慕徽勚校瑓s一點沒有感覺到他的頭腦有任何不清楚，除了說話稍微慢了一些，氣息明顯弱了一些，其他都和八十年代的狀態差不太多。師母笑說，這是因為他看到你來，高興的，過一會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師母還告訴我說，沈老師知道我要來，早就做好了準備，一直期期等待著。師母的話讓我心里更增慚愧。
沈老師引我進了書房坐下。他先是問我怎么去了武漢。我回答說，羅玉中老師2001年應周濟校長之邀到華中科技大學創建法學院，然后幾年來一直通過我的舅兄轉達邀請，希望我回國后去那里工作。沈老師聽罷驚詫道：“羅玉中怎么可能到武漢去了，他不是還在北大嗎？”我說羅老師的人事關系還在北大，在華工只是做特聘教授，現已卸任，我也是特聘，不算那邊的人事編制。接下來沈老師又連發幾個問題：你這次算是徹底回來嗎？回來是真打算長期教書還是有別的職業選擇？你愛人有沒有回國工作的計劃？我說當然是徹底回來，實際上前幾年兒子上大學后我就開始聯系回國的事，因為發生非典，沒有回成；現在他大學已畢業，我也就完成使命回來了。我愛人目前還沒有回來的計劃，她所在的實驗室這幾年還離不開，因為我是一個人回來，所以到哪里都一樣。我回來就是教書的，從進北大開始，我這輩子就沒打算干別的，我“enjoy teaching”，這一點毫無疑義。沈老師得到我這些答復以后，馬上說道：“那好，我對你有兩個希望或者說要求，一個是你要回北大，去找法學院和學校談；另一個是你要把當初的在職博士完成，去找研究生院談�！比缓笊蚶蠋煱言缇蛿傞_在案頭的《中國法學家名錄》指給我看，書頁就翻在“沈宗靈”詞條，在指導的博士生名錄上第一個就是我的名字。我心里一陣感慨，這才明白沈老師為我來訪做好的準備就是這個。
我對老師說，這兩件事都很難辦到。北大的博士資格據說最多保留八年，我已經遠遠超過了。回北大工作也是有各種硬性條件的，我的情況已不符合。沈老師馬上說，吳志攀和朱蘇力都是你的同學吧？找他們幫助解決不就可以了嗎？我說無論學院學校，處理這些事情都是有既定規則的，他們不可能逾越規則，我也不想給老同學憑添這種麻煩。未想到話音剛落，沈老師就激憤地大聲說道：“不要說什么規則、什么規定！現在的情況是只要有人有關系，什么事都可以辦成！哪里還有什么規則規定，那些東西全是假的！你一定要去找他們談，我要求你回北大！”面對老師這樣激烈的反應，我心里感受非常復雜。我當然感動于老師對我的深摯關切，也不能不感慨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何等徹骨的改造，才使我們的沈老師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凡是了解沈老師的人，或者進而說，凡是讀過我那篇記述沈老師舊文的人，都不難體會，這樣談論規則的話從沈老師嘴里說出來，是何等地令人驚心動魄。
接下來我們又說了些別的，不過話題還是與我回來教書不脫干系，因為沈老師關心的只是這個。老師問我有沒有什么具體的研究計劃，我說目前還沒有，我回來之前就跟那邊說好只是教書，別的都不做，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無意做。沈老師問為什么？我說原因在于我自己的心態，我是“no vision, no passion”，既無愿景，也無激情。這個回答讓沈老師沉吟半晌。他反復追問并和我辨析了幾番以后，顯然感覺到問題的復雜和沉重，于是放下了。我注意到老師案頭上還有一本翻開的英文書，問起來，才知道沈老師每天依然是把讀書和翻譯作為生活內容，這是一本九十年代出版的荷蘭學者克爾茲的《當代比較法》，因為反映了冷戰結束后的歐洲現實，所以沈老師從北圖借來閱讀，而且邊讀編譯，已經差不多翻譯一半了。我對老師說，您如果以后不譯了，我來接著做剩下的部分吧。沈老師說他只是隨手譯的，習慣而已，并無出版意求。我后來有一首題為《西二旗訪沈宗靈老師》的詩，記述了這次拜訪，是這樣的：“吾師喚幾回，治國忍相催。入座人三問，飲答茶數杯：激情逐逝水，愿景化塵灰。惟作舌耕樂，江南可贈梅。”
同年暑假結束后，我從國外回來路過北京，又去西二旗看望老師和師母。因為夏日悠長，那次還在老師家吃了晚飯。也就是在吃飯時，師母發出了我前文提到的那番感慨。記得師母還跟我抱怨了一回沈老師，事情的起因是前幾年學生們為沈老師八十賀壽，安排在飯店聚會， 在那樣的場合沈老師居然從頭至尾一點應酬話都不說，讓師母覺得很難堪，生怕學生們有誤解，對不起學生們的好意。我不知道師母在那之后是否對別人談過這件事，但顯然這個感覺她已經憋了很久，在跟我講這件事的時候還帶著情緒。我聽了一點都不覺得意外，反而覺得有趣，這才是我熟悉的沈老師，這樣的性格才具有美學價值，無論外面的世道人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哪怕垂垂老矣都保持著自己的個性本色。我大笑過后對師母說，您是最了解沈老師的人了，您當然知道老師拙于社交，他說不出來那些應景的客套話，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他內心不理解不感謝別人，他有自己的方式。這一點學生們也都了解，否則他就不是我們心目中的那個沈老師了。他要是在那樣的場合突然改變了自己，言行舉止像別人一樣，那大家反而都會吃驚和不習慣的。所以，我相信學生們都不會有誤解，都會從內心愛戴沈老師。師母很欣慰地接受了我的解釋，她知道我說的話確實在理。我也有一首浣溪沙詞《暑假歸來將赴武漢再訪沈老師》，記述了這次拜訪：“正是燕山處暑時，一年兩度見吾師。庭園風寂柳垂絲。 幾畔讀心誰感慨，窗前格物我沉思。夕陽無限又歸遲。”
次年，也就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之前，我第三次去西二旗看望沈老師。這一次見面時，師母情不自禁地跟我提到，沈老師年初就滿八十五了，可惜沒有好好過一下。我聽了頓時覺得心里狠狠一墜，深深自責。沈老師生于1923年2月，我印象里正好晚于梁啟超先生五十歲。2008年2月沈老師是八十五周歲了。我上個冬天在武漢生了一場大病，住了一段時間醫院，寒假時還沒有康復，因此沒能出國和家人團聚，也沒能回北京，而是去廣東東莞的朋友家里度過的。我對師母說，是我們失職了，不過不要緊，以后還有機會的，中國傳統是男過虛女過實，沈老師八十五壽辰應該是去年二月，接下來后年就是八八“米壽”，然后再過兩年就是九十大壽了，我們一定為老師好好慶祝。師母說米壽就不講了，就希望沈老師能活到九十歲。我連忙說那肯定能的，我看沈老師的身心狀況都不錯的，而且他的體型和生活形態都是長壽型，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多少還要鍛煉一下，延緩衰老過程。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留心于張羅沈老師的九十壽了。2012年2月23日，距這個日子還有三年半，我們有充分的時間準備，老師也要努力配合我們，圓了師母和學生們的這個心愿。
接下來的兩年里，我就沒有再去北京看望過老師和師母了。原因挺簡單，也挺特殊。我回國后在華南理工葛洪義那里做講座時，認識了他的一個學生陳睿，陳睿后來又到浙大跟孫笑俠讀了碩士。這個年輕人和我很投緣，邀請我去湛江家里去過，他父親還專為邀宴賓朋認了干親，這樣我在國內就有了一個“兒子”。陳睿2009年報考清華王晨光的博士被錄取了，于是我就委托他代表我常去看望沈爺爺和奶奶。陳睿第一次去之前，我給老師和師母打電話作了介紹，他自己還用手機通話加短信給我現場直播。老師和師母都很喜歡這個自稱是我兒子的乖巧年輕人，當然沈老師也沒有忘記從開始就認真告誡他“莫學法理”。自此陳睿經常保持和師母的電話聯系，也多次代我去問候兩位老人，及時向我通報沈老師的情況。這樣一直過了兩年。2010年12月我在上海參加北大校友會，見到了剛從北京回來的李清偉，清偉告訴我，他去見了沈老師，還開車帶沈老師出去吃了飯（我后來才發現我對沈老師的了解有這一大盲點而不及清偉）。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清偉也像四年前的治國一樣轉達老人的思念，再三強烈地催促我去北京看沈老師。我于是明白，我的安排是有些一廂情愿了，對老師來說，陳睿雖然可以代表我，卻不能代替我，即便是以兒子的名義。我告訴清偉，我馬上要去美國，待回來后盡快去北京看沈老師。我們還商量了一年后將要為老師祝賀九十大壽活動的各項準備事宜。
三個月后，我應羅豪才老師之約到北大開會，讓陳睿打電話探詢師母，是否方便看望沈老師，陳睿告訴我兩位老人患了感冒，但還是很歡迎我們去。此時我原來在華工的學生趙冬已進清華讀博，而且也已跟陳睿一起拜見過沈老師了。這次我們一同前往。沈老師和師母已經在一年前搬了家，新居在亞運村附近的惠新西里，仍是高層，但距離比原來的西二旗近了許多。我跟沈老師談了幾件事。一個是在不久前的上海校友會上見到了我原來在北大的班主任吳擷英老師（北大法律系1955級學長），他現在是上海校友會的并列主席，吳老師托我轉達問候。沈老師回應感謝，還問吳老師情況怎樣。另一個轉告也來自上海校友會，也是并列主席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長李國平（1956級學長），在會上發言時特別回顧說，當年在北大上過的課印象最深獲益最多的，就是沈宗靈老師講的《現代西方法律哲學》。我這才知道，原來這門課不是文革后才從我們77、78級學生開始的。沈老師聽后略顯欣悅，笑著說很感謝他這樣講。還有一個是我來北京之前見到沈四寶時聽到的消息，芮沐先生去世了。沈老師聞言一愣，過了好一會兒才表達不滿說：這么多年的老同事去世了，領導怎么也不通知我們一下，讓我們表示悼念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和師母都說，可能是在網上發消息了。不過我記住了沈老師的這個反應，并且隨后在北大開會時轉告了在場的羅豪才老師和法學院領導。
我這次去老師家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和師母商量一年后為沈老師賀九十大壽的事情。我知道沈老師不會輕易贊同這樣做，所以在談話時比較注意回避他，師母也以為沈老師聽不到我們說什么。可是我每次造訪都使沈老師心情高漲，感官也因之比平日警覺得多，居然事情沒有瞞得過，沈老師突然插話了。他說了幾個反對理由，我也適當地解釋了一下。這件事也就此打住了，考慮到老人感冒，我們沒有坐多久就告辭了。師母很希望我能多來看老師，說每次來訪都會使老師之前很期待、之后很欣然。這些話，說得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知道，我們師生都在彼此的生命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痕。老師給我留下的，更多是豐富深刻的教益；而我給老師留下的，又是什么呢？我也有一首卜算子詞《亞運村見沈宗靈老師》記述這次與老師的見面，詞的下闕是這樣幾句：“散木放骸形，法理終堪用。默默回聲幾度聞，心曲聽弦動�！边@里是有好幾個出典的，顯然。回家以后，我又給師母打了電話，仍是說老師九十大壽的事情。我還安慰師母說，聽清偉講老師家前段時間出了意外，我在武漢也幾乎同時出了同樣的事，我們這一對師生真是當得太有緣了。
然后，匆匆地又是大半年過去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到北京商務印書館開會，此時陳睿已在日本東北大學，我叫上趙冬一起去看望沈老師。沈老師的身體和精神狀況看來都挺好的，這次我們坐的時間久一些。由于壽辰將近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師母談好祝壽的事。師母告訴我，張琪已經就此事來過，但是沈老師明確反對操辦，學生們也了解沈老師的個性，怕他到時候真的拒絕出席，所以感到為難。我聽了以后，覺得需要跟老師討論一下反對的理由。沈老師于是講了幾條，大體還是上半年對我說過的那些。第一條是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困難還很嚴重，現在去飯店搞活動不應該也不合理。我回答說不是這樣啊，現在的問題是產能過剩出口下降居民消費意愿不高，我們一大堆人去飯店是拉動內需為經濟做貢獻呢。第二條是祝壽活動沒有什么實際意義，沒有必要搞這種形式。我說必要性和實際意義應該由自愿參加者來確認，學生們都愿意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對老師的祝賀與感謝，您應該允許啊。第三條是大家都有工作有家庭有各自忙于處理的要事，讓這么多人擠占工作或休息時間來祝壽是很麻煩的事情，人家嘴上不說心里也會勉強。我說您怎么知道學生們是這樣想呢？據我所知大家都發自內心地支持這個活動，希望有這樣的聚會，而且我們會盡量安排得少花時間。沈老師沒有再表示反對。我知道這并不意味著他被說服了，說服沈老師沒有那么容易，但是我可以判斷他不再那么強烈反對了，因為接下來我們談話時沈老師的情緒一直很好。
沈老師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新版舊譯馬里旦的《人和國家》送給我們，書是一個年輕編輯送來的，他和師母都搞不清楚這是怎么回事，此書原為四十年前沈老師以化名在商務出的內部發行版，不知何故現在被法制出版社重新刊行。趙冬看到書頁上責任編輯周林剛的名字，說是他的同學，可以代沈老師去了解情況和處理相關事務。我說我與商務館的法律編輯還有約，我會詢問一下以前該書的版權問題怎么辦。我告訴沈老師，昨天開會時見到了潘漢典先生，潘老和我細說了五十年代與沈老師的交往并托我轉達問候。我還講了上個月去臺灣大學開會和交流時的情況，臺大法學院的幾位法理教授都很推崇沈老師，在講座時向同學們特別介紹了沈老師的學術工作。趁著在場氣氛和沈老師的心情都很好，我提出請沈老師在贈書上簽名并且合影。我知道這是沈老師從來都不愿做的事情，可是我也明白這樣的機會只能越來越少了。師母也使勁從旁動員，我們終于如愿以償。我對趙冬說，你今天可大有收獲，實在太幸運了。就是在這最后的一次樂談中，忘了講到什么事的時候師母脫口而出說，沈老師平生最大嗜好是愛吃，所以他們喜歡下館子。我聞聽此言一愣說：�。课以趺磸膩聿恢郎蚶蠋熯�是個美食家呢？我倒是有幾次陪同外賓赴沈老師家宴的記憶，例如鈴木善幸教授和賽德曼教授夫婦。
臨別前我告訴師母，我會先去這里小區附近的幾處營業設施察看一下，如果條件和環境好的話盡量就近舉辦慶賀活動，避免在冬天出遠門。我也會聯系張琪，把今天的安排轉告他，委托他們具體籌備。我們最初設想有三個賀壽項目，一是師生聚會，二是出一本紀念文集，三是成立一個學術基金會。嘗試過勸募的可行性，前景比較樂觀。但是后來看到沈老師對祝壽活動的反對，認為基金會之議絕對是無法被他認可的，所以取消了。我們先聚會，然后根據聚會的情況決定是否出版文集。離京前我給張琪打了電話，張琪還是對沈老師的態度很有顧慮。我說，師母和我們大家都愿意有這個慶賀聚會，沈老師的兒子女兒兩家到時候也要專程回國參加，到時候師母全家人都會用最恰當有效的方式來做沈老師的工作，相信沈老師會理解學生們的心意，會愿意和我們一起其樂融融。我說我可以擔保。接下來，顯然在張琪的安排下，我們開始陸續從北大法學院收到以短信和郵件發來的有關通知。寒假里盡管我在大洋彼岸，也陸續聽到了大家都已準備好束裝就道的消息。華枝蓄春待滿，天心有月將圓。恰恰就在此時，沈老師離去了。老師走得突然，我聽老師的女兒說，也走得安詳�；蛟S，沈老師終竟是遂了自己的初衷，他莫非就是要以這樣一種最不能違背和質疑的方式告訴我們，尊重他“不想給別人添麻煩”的意愿、選擇最“有實際意義的形式”來表達我們的紀念？
我知道這種有意義的形式對我來說是什么，我也從來沒有動搖過這個早已確定在生命內里的選擇。To be a good teacher，做一個好老師，盡可能像沈老師那樣認真和負責任的老師。沈老師年長我三十歲，三十年前的這個時候，我正在北大真實地程門立雪，緊張地備考沈老師的研究生。三十年來，白云蒼狗，滄海桑田，無論時空場景怎樣戲劇性大幅度轉換，我和導師的精神生命彼此交互很深。在和導師最后的一次見面之前，我去過臺灣，在新竹清華的校園里，我在黃昏中尋訪梅園。站在梅貽琦先生墓前，每一個身為教育者的人，很難不想起他的那句名誨：“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蔽译x開北大的教職，以公文手續來算，已經二十年了。這些年幾次回母校，感覺也越來越陌生。昔日錯落有致的美好燕園，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大樓擠占得日漸局促，相應地，同樣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心中的一代大師，也逐一伴風遠行。終于不可避免地，這一次，和我有著最切近最重要關系的沈宗靈老師的名字走進了沉重訃告，融入了蒼茫背景。這個事實使我切切地感知，我和母校之間最重要的那一脈聯系于焉消失。當然，它也使我再一次向自己確認：我在母校所得到的諸多無限寶貴的精神滋養中，最寶貴的靈魂結晶、最富有實質意義的人生價值，來自于我親愛的導師。
在這個意義上，我的北大，就是我的沈老師。
2012年2月17-18日匆匆寫于美國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