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法學院復辦
1978年年初的時候,我調到了外國語學校擔任英語老師。在這里待了半年之后,“文革”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北京政法學院復辦的消息也不脛而走。對我而言,這個消息是非常讓人振奮的。
北京政法學院的復辦也經歷了一個過程。根據校史的說法,早在1978年年初,中共中央在批轉《第八次全國人民司法工作會議紀要》時即決定“恢復政法院系,培養司法人才”。
根據這一精神,197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教育部聯合向國務院提出了恢復北京政法學院的請示。國務院批準了這一請示報告。8月5日,上述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國務院批準恢復北京、西北政法學院的通知》,就有關北京政法學院復辦事宜向北京市革委會做了安排。根據此批件,北京政法學院恢復后,仍使用原校舍,學制四年,在校生規模1700人,1979年開始面向全國招生。
就原有的幾所政法院校來說,北京政法學院的復辦算是比較晚的了。我記得在“文革”后最早復辦的應該是西南政法學院,他們在1977年就著手,1978年就開始招生了。在這個時候,西南政法學院就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大學,而且也成為司法部部屬政法院校中唯一的全國重點大學。
北京政法學院要復辦,我作為北京政法學院原來的教師,當然就回來了。
差點去了法學所
在北京政法學院復辦的消息傳開之前,中央各個方面已經有了一些松動的跡象。1978年年初,我還在延慶中學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王家福就曾經打電話給我,他想讓我去法學研究所,我想這是宣告春天將要到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信號。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延慶,比較偏僻,又處于基層,對于國家的大形勢是不太了解的。但對于法學研究所來說,我想他們對這一點是有信息的。王家福要我歸隊來搞法律,到法學研究所去共事,這說明政治上已經是相當的松動了,中央也非常重視法律了,王家福希望我能夠為法制建設服務。
我接到這個邀請,當然很高興,立刻表示非常愿意去,至今也非常感激王家福。王家福也是留蘇的,但比我去得晚一點,我們還不是在同一個學校,他在列寧格勒大學,而我在莫斯科大學,之前我們互相知道,但沒有多深入的交往。他當時邀請我去法學所,可能因為還記得我當年在莫斯科大學的成績、學業還不錯吧。王家福可能覺得我還是個人才,他也希望人才不要被埋沒。
那么,我后來為什么沒有去法學所呢?原因就在于后來恢復北京政法學院,號召以前的教職員工歸隊,也有人專門跟我明確表示,希望我能歸隊。
我當時衡量了一下,到底去哪兒呢?一個是北京政法學院,一個是法學研究所。當時,終究還是對北京政法學院有一些感情吧,一輩子都在這,而且北京政法學院還有學生需要來教,我一直還是很迷戀于有學生的單位,喜歡跟學生交流,所以,最后辭掉社科院法學所邀請,又回到北京政法學院。
為“右派”平反
回到北京政法學院之后,經歷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為“右派”平反。我剛到北京政法學院報到,當時就接到了針對所有“右派”進行甄別的通知。后來,我們學校對“右派”甄別的結果,是把所有“右派”都改正了,沒有任何保留。
最終的甄別,解決了反右時錯劃為“右派”的問題,也糾正了錯誤的處分問題,而且按照中央的精神,把所有與“右派”有關的檔案都退還本人。至于退還本人后,你愿意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你銷毀也可以,保留也可以。重要的就是你的人事檔案里面沒有任何有關“右派”的記錄了,你的個人歷史上不做這個記載,也就不會留下任何“污點”,這對于我來說震動非常大。
1978年12月底,我接到了對我的“右派”問題的“改正結論”。接到這個改正結論后,我的第一個表示,就是申請入黨。我過去在蘇聯留學期間,曾經申請過入黨。但在蘇聯留學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黨支部既不能夠公開活動,更不能公開發展黨員。而1956年回國之后,我還沒在北京政法學院待多久,就被劃為“右派”,更沒有資格申請入黨了。
歸隊之后,我沒有去外語教研室,而是回到了1957年劃“右派”時我所在的民法教研室。當時總的指導思想是,原則上當事人歸隊后還是回到自己原來的編制中。“右派”甄別后,當年我被撤銷了的團員資格、助教資格又都恢復了。
那時候我已經48歲,作為團員,早就超齡了。而這個助教資格,應該說也是很奇怪的。因為北京政法學院在1971年解散以前,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沒評過職稱。也就是說,在20世紀50年代,講師幾乎就是最高的職稱。北京政法學院成立后,一次也沒評過教授。當時講師已經是很高的學術職稱了,哪像現在教授、副教授滿地走。在那種背景下,當時只是恢復了我的助教資格。
我在2000年過70歲生日的時候,曾經為我的文集《民商法縱論——江平教授七十華誕祝賀文集》寫過一篇《自序》,在序言中提到,“上蒼待我總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給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又給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順境。逆境給了我磨難和考驗,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愛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國家民族如此,個人也如此。逆境給了我沉思與回顧,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已經沒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愛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頭’。”如今“右派”帽子一風吹去,由此而起的二十二年逆境戛然而止,國家百廢待興,個人亦心曠神怡,正所謂為“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