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法哲學家拉德布魯赫曾說：“很多詩人都是從法學院出走的學生。”舒曼、西貝柳斯和柴可夫斯基這3位音樂家雖不是詩人，但他們自法學界出走的人生卻有著詩的張揚與隨性。
掙扎在音樂與法律之間
羅伯特·舒曼的法學導師是朱斯塔斯·蒂堡---他和薩維尼的論戰(zhàn)舉世聞名：1814年，朱斯塔斯·蒂堡撰寫了《論統(tǒng)一民法對于德意志的必要性》一文，文中點名挑戰(zhàn)薩維尼之學說；同年，薩維尼發(fā)表了他著名的《論立法和法理學在當代的使命》一文。他們的論戰(zhàn)直接主導了德國民法典編纂的進程與方向。不過，對于那位時常在課堂上走神、海德堡大學法學院學生舒曼來說，這一切似乎都遠不如他的"音樂與法律之爭"來得重要。
舒曼，1810年出生在德國小鎮(zhèn)茨維考。童年時期，舒曼最大的興趣是文學，喜歡寫小說和散文。7歲開始學習音樂，12歲曾經(jīng)組織過一個小型管弦樂隊。13歲時已有了第二本詩集，并且翻譯了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許多名篇。他還熱衷于社團活動，曾經(jīng)創(chuàng)立過劍術(shù)體操社和文學社團。盡管他多才多藝，舒曼的母親仍然認為，任何一門藝術(shù)都既沒保障又難有成就，遂將18歲的舒曼送到萊比錫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
在萊比錫，舒曼認識了鋼琴老師弗里德里希·維克和他9歲的女兒克拉拉·維克。那時他還未想到，這個女孩會讓他和恩師反目成仇，他和她要通過法院的干預才能結(jié)為夫妻；也未想到，這個女孩會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他精神崩潰、胡言亂語時，也從未拋棄過他。
此時的舒曼最初還對法學有過一絲興趣。他寫信給母親說，他經(jīng)常去聽課，盡管是在機械地做著筆記。他對自己的監(jiān)護人則說："我已確定以法律為職業(yè)，打算用功研讀，不管一開始感到多么乏味。"不過，后人分析這種說法，是因為舒曼內(nèi)向抑郁的性格，使他并未主動去交友，而是以上課學習作為逃避的手段。他在家書中寫道："法律冰冷的文字使我與外界隔絕，我不愿學醫(yī)，又不能讀神學，我不停地與自己掙扎，徒然尋求他人指引，但我別無選擇，只能念法律。"
1829年，舒曼轉(zhuǎn)學到海德堡大學。蒂堡教授在此講學，是他轉(zhuǎn)學的一個原因---蒂堡除了是民法學家，還是一名音樂家、美學家和詩人。舒曼在家書中寫道："我生活勤勉、規(guī)律，在蒂堡和米特邁耶的指導下暢游于法學之中。直到現(xiàn)在，我才了解到它真正的價值，以及它如何幫助人類獲得最崇高的利益。天啊，萊比錫的教授講課像上了發(fā)條的機械玩具，喋喋不休，毫無口才或啟發(fā)性可言；而蒂堡呢，雖然年紀大他兩倍，卻洋溢著生命力和理想。"
然而，實際上舒曼并未真的喜歡上法學，課也沒有去上幾節(jié)，而是悠游在蒂堡家的音樂聚會里。蒂堡每周都召集音樂聚會，合唱亨德爾、巴赫的曲子，他自己則彈琴伴奏。舒曼在這種聚會中展現(xiàn)了自己即興作曲的才華，技驚四座。復活節(jié)期間，他和朋友到法蘭克福聆聽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演奏，心靈受到巨大震撼，最終決定在法律和音樂之間作出抉擇，遂給母親寫信：
"這兩年來，我一直掙扎在詩與文之中，或者可以說是音樂與法律之間。我的才能傾向藝術(shù)，我也逐漸確信，走這條路才是對的。親愛的母親，這是一場對抗，我本身的戰(zhàn)爭也愈演愈烈。至于蒂堡，他一直都支持我從事藝術(shù)。我得立刻返回萊比錫，那里有我信任的維克指引我、教導我。然后我才能重新出發(fā)，無怨無悔地追求我人生的目標……"最終，母親同意了他的選擇。1830年9月24日，舒曼終于放棄了海德堡和法律，重回萊比錫和音樂海洋之中。
“你最好還是專心搞音樂吧”
耶安·西貝柳斯是在24歲那年決定從法學界出走的，那時他還叫做約翰·西貝柳斯。他于1865年12月8日出生于芬蘭海門林納鎮(zhèn)。父親是一名軍醫(yī)，家境小康。他的弟弟克利斯蒂安小他4歲，自幼立志成為音樂家，卻最終成為了一名精神病醫(yī)生。而他，從小被家庭規(guī)劃為做一名律師或公務員，卻最終成為芬蘭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音樂家。他的叔叔(名字也叫做約翰)是一名船長，浪跡天涯、居無定所，是家庭中離經(jīng)叛道的角色，對于西貝柳斯有著不小的影響。例子之一是，西貝柳斯的叔叔在旅行時，往往使用名字的法文拼法，寫作Jean(耶安)。西貝柳斯長大后就模仿叔叔，將自己的名字也改作了Jean。
西貝柳斯從小就迷戀小提琴，沒日沒夜地瘋狂練琴，連學校的課也不肯去上。然而他終究沒能成為小提琴手。因為家人認為從事音樂工作算不上是個正經(jīng)的職業(yè)，而只能作為自娛自樂的消遣。他需要另尋更為家人接受和保障未來生活的職業(yè)。于是，他通過考試，進入赫爾辛基帝國大學法律系學習法律。
然而，在一般意義上，西貝柳斯并不是一個好學生。他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書本上，音樂以外的一切事物都令他覺得乏味和無關(guān)緊要。在法律系學習的同時，他也獲準以輔修生的身份在音樂學院學習。在他心中，音樂早已"擊倒"了法律，他把主要的精力和時間都用來練琴和學習作曲，而對法律則提不起一點學習的興趣。
有一次他對某本法律教科書實在感到厭倦，連書本也沒有合上，就把它放在窗臺上面、太陽照得到的地方，隨即也就忘了它的存在。教科書在那兒躺了幾個月，書頁都被曬黃了。后來，他的叔叔來看望這個年輕侄兒，看著窗臺上的課本，嘆了一口氣說："孩子，你最好還是專心搞音樂吧……"
最后，西貝柳斯因為未能通過法律系的第五級考試而無法畢業(yè)。他回憶起法律系的生活，說："如果你問我在大學里學到了什么，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答你，什么也沒有學到。"同年(1835年)，他前往柏林學習音樂，從此開始自己作為音樂家的人生。
盡管未能成為公務員或法律工作者，西貝柳斯卻以音樂為武器，成為一名民族主義斗士。
19世紀的芬蘭處于沙俄統(tǒng)治之下，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沙俄旨在鎮(zhèn)壓芬蘭獨立的《二月宣言》激發(fā)了芬蘭人民更盛的斗爭情緒。多部愛國史詩劇找到西貝柳斯，希望他為之譜曲。他毅然放下手頭所有的工作，創(chuàng)作了《歷史場景》、《芬蘭的蘇醒》等組曲，這些組曲最終改編為名揚天下的《芬蘭頌》。
《芬蘭頌》曾對芬蘭民族解放運動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它在向全世界訴說位于北極圈的這個小國為生存而進行的殊死斗爭，并使全世界確信芬蘭并不是沙俄獨裁統(tǒng)治下的一個附屬國，所起的作用比千萬本小冊子和報刊論文都重要得多。它被譽為芬蘭的"第二國歌"。芬蘭獨立后，為嘉獎西貝柳斯作出的貢獻，政府立即頒給西貝柳斯終身年金，鼓勵他繼續(xù)為芬蘭民族寫作樂曲，并將他的頭像印在芬蘭馬克上，人們尊稱他為"芬蘭民族之魂"。
然而，好景不長。芬蘭很快陷入內(nèi)戰(zhàn)：一方是支持俄國及其革命運動的"紅衛(wèi)軍"，另一方是選擇完全獨立于俄國和瑞典的"白衛(wèi)軍"，雙方就是完全獨立還是親俄聯(lián)蘇，展開了20余年的內(nèi)戰(zhàn)。西貝柳斯主張完全獨立，素來為"紅衛(wèi)軍"所不喜。這位"芬蘭民族之魂"一度遭到"紅衛(wèi)軍"的控制。"紅衛(wèi)軍"搜查了他的房屋，檢查是否藏有"反革命"的證據(jù)和武器。
西貝柳斯接受他弟弟的建議，前往他弟弟工作的精神病醫(yī)院藏身。然而"紅衛(wèi)軍"很快接管了這家醫(yī)院，對物資進行管制；加之1939年斯大林出兵芬蘭，戰(zhàn)端又起。西貝柳斯的晚年頗不平靜，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許多人勸他出國避難，他卻無意于此，反而通過廣播向美國求援，還自費發(fā)行了一套郵票，以自己的肖像為圖案，上面寫了一行字："我需要你們的幫助！"然而那個時刻，世界各國早已自顧不暇，哪里還來得及關(guān)心這遙遠的北方小島和小島上這個已經(jīng)老去的"民族之魂"呢？
走不出的法學院
1840年5月7日，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出生于俄國烏拉爾地區(qū)的伏特金斯克城。父親是一個冶金工廠的廠長兼工程師。母親亞歷山德拉是位法裔俄羅斯人，愛好音樂。經(jīng)常給小彼得唱法國浪漫曲、俄羅斯民歌，并教導他學習鋼琴。4歲的他瘋狂地喜歡上了鋼琴，不知疲倦地練琴。家人都叫他“小瘋子”。6歲那年，他就成為了一位出色的小鋼琴手。然而當時，專職音樂家的社會地位不高，即使是宮廷樂師也只能與仆從為伴。所以父親并不喜歡他沉迷音樂，在他10歲那年將他送進彼德堡大學法學院附屬的寄宿學校。
當時這類寄宿學校，一般專為大學法學教育作學前準備，教授拉丁文、法語和基本的社會科學知識。寄宿學校內(nèi)的學生，大多來自貴族，未來都打算直升進入法學院，接受法律和行政能力訓練，畢業(yè)后要么成為法官，要么進入官僚系統(tǒng)。柴可夫斯基的父親當時升任彼德堡大學的校長，為兒子設(shè)計的也正是這條路。
14歲時，柴可夫斯基正式進入彼德堡大學法學院，開始法律的學習。他的成績不錯，業(yè)余時間還經(jīng)常跟隨同學到法院旁聽審判。他平素交往的，也都是出身正派、性格恭良的貴族子弟。父親不再擔心他沉迷音樂，允許并資助他恢復對鋼琴的學習。
在法學院學習的4年里，柴可夫斯基重新找回對音樂的熱愛，在法學院的課堂上，還時不時地在練習本上構(gòu)思譜曲。不過此時，家道漸漸中落，父親失勢，母親因霍亂去世。他傷心地為母親譜曲紀念。為貼補開銷，他開始到彼德堡市里的一家地區(qū)法院做法庭書記員。薪金不高，勉強維生。盡管如此，4年后，他仍然以優(yōu)秀的成績從彼德堡大學法學院畢業(yè)，進入一所法院工作。
19歲時，柴可夫斯基得到司法部部長的賞識，被調(diào)進司法部擔任部長秘書。收入開始豐厚起來的他并沒有放棄音樂，而是加入了司法部的合唱團。平時工作、閑時排練的生活過了3年。一邊是枯燥呆板的司法官吏生活，一邊是音樂世界的豐腴美好，柴可夫斯基越來越無法忍受，遂于22歲時辭去職務，參加圣彼德堡音樂學院的考試。通過考試后，他進入音樂家魯賓斯坦的班級學習。
后來的故事世人皆知。從音樂學院畢業(yè)后，他到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作為音樂家的柴可夫斯基完全找到了自我，先后完成了《胡桃夾子》、《天鵝湖》和《睡美人》等名作。然而他的個人生活，仍然是不美滿的。盡管關(guān)于他性傾向的證據(jù)在蘇俄時期被抹去，但越來越多檔案表明，他最親密的伴侶都是同性，其中一位是他的外甥，另一位則是沙皇的遠親。這在當時不但會被處以死刑，還會名譽掃地。
令人心寒的是，當年他在彼德堡大學法學院的老同學們對此反應強烈。他們通過彼德堡法學院校友會，發(fā)起“抵制同性戀”的活動，甚至組織“良心法庭”，對他進行審判，還美其名曰“為了保護柴可夫斯基的名譽”。沙皇也承諾，只要柴可夫斯基自殺，就在他死后100年再公布這一隱情。
于是，1893年11月6日，醫(yī)生宣布柴可夫斯基因霍亂而去世。新的史料則堅持說，他是服用砒霜自盡的。無論真假，這個瘋狂迷戀鋼琴的少年、身著法袍而發(fā)呆的青年以及目睹當年法學同窗爭先前來“審判”的中年，都一直背負著太多與音樂之美好不相襯的苦難，愿他真的已逃離命運之束縛，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