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園65號是一所樸實無華的平房，一條窄窄的甬道在芳草綠樹中蜿蜒通向不大的宅門，墻上黑底白字的門牌顯得十分醒目，那就是著名法學家芮沐先生的住宅。
在燕南園如今的居住者中，最年長的自然非芮沐莫屬了。
芮沐祖籍浙江吳興，父輩是經營紙品的商人，常在上海做生意，1908年芮沐就出生在上海南翔。他5歲時便被送到上海的浦東小學上學，中學畢業后，他考入上海震旦大學，學習法律專業。他之所以由此走上以法律為生的道路，說來也是有些特殊緣故的。
上海應屬開放最早的殖民化城市之一，租界林立，洋人橫行，中國人處處受氣，芮沐的二哥就出了很大禍事。據芮沐說，二哥本是一個很斯文的人，就是有些愛管閑事，有一次在街頭看見一些人打群架，他好心上去勸架，卻被打傷致死。最可氣的是，兇手居然無法查尋，二哥白白送了性命。當時租界并非沒有“法庭”，但由外國勢力控制，絕不是中國人說理的地方。二哥的事深深刺激了芮沐，他期望學好法律，將來為受欺負的中國人打官司。
1930年，芮沐從上海震旦大學畢業后，前往法國巴黎大學和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繼續深造。當芮沐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時候，遠在大洋彼岸的祖國正在戰火的熬煎中掙扎。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愛國之心的中國人，芮沐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與同胞們共赴國難。
1938年，芮沐先生到重慶中央大學任教。在那里，一個年輕女孩子闖進了他的生活。她就是芮沐先生的夫人周佩儀。1940年，22歲的周佩儀嫁給了比她年長10歲的芮沐，從此相伴終生。
重慶作為戰時“陪都”，政治空氣極為渾濁，對于性格耿直的芮沐來說，實在難以適應，有朋友動員他去西南聯大工作，說那里的環境要比重慶清潔寬松許多。于是，芮沐便去了昆明。
西南聯大共設有文、理、法商、工、師范5個學院，芮沐去的是法商學院。當時，昆明的生活條件極為惡劣，不要說學生，甚至教授們也經常餓肚子，需要想方設法地找些兼職以增加收入貼補家用。曾有人半帶調侃地說：“最令人羨慕的是芮沐教授，他因為兼任律師，收入頗豐。”其實說“豐”也“豐”不到哪兒去。周佩儀為維持生活和一些教授夫人手繡方巾、手帕之類織品，多少可以賣些錢。
就性格而言，芮沐先生也許并不適合當律師。周佩儀說，他是個悶脾氣，有什么事總是憋在肚子里，從不向別人發火；但是性格又太耿直，為主持公道不怕得罪權貴。有一次竟因替人打官司的事兒一夜間氣紅了雙眼，憤怒得大拍桌子，一心要求個公道！結果得罪了當地的惡勢力，情境很是兇險。恰在這時，他接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于是便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了。
芮沐先生在美國的境況顯然要好得多，但他在那里只待了兩年就執意回國。當時，中國國內的形勢極為復雜，國共兩黨的和談已經破裂，內戰全面爆發。許多朋友勸芮沐不要貿然從事，但他歸意已決。用周佩儀的話說：“他一定要回北平迎接解放！”
1947年，芮沐先生回到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授，重新開始了教學生涯。三年后，他終于與全城人們一起歡欣若狂地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芮沐隨原北京大學法律學系轉到北京政法學院，不久北大又恢復了法律學系，芮沐重新回歸北大。那時北大已經由沙灘遷至原燕京大學校址“燕園”內了。
初進北大新校時，芮沐先在鏡春園住了一段時間，1954年搬到燕南園61號，與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成了同住一棟小樓的鄰居。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芮沐在從事教學的同時還深入進行法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民法方面。“文化大革命”時期，作為法律學系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芮沐難逃一劫。1969年，61歲的芮沐被發配到北大在江西鯉魚洲的“五七干校”勞動。直到1971年9月，北大干校撤銷，芮沐才回到北京。1976年，芮沐一家搬到北大西校門外的蔚秀園17號。
歷經十年動亂，中國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重建一個合理的法制社會也屬當務之急。那些年，芮沐把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經濟法方面，做了大量具體工作。其實早在1960年，他便開設了“西方國家民商法”課程，為全國各高校之先；20世紀80年代初，芮沐又率先在北大開設了經濟法專業和海商法等課程。他的教學生涯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芮沐一家也于1987年重返燕南園，住進65號這所平房。
到2007年7月14日，芮沐先生99周歲。按照中國人傳統的計歲方法，則應是“百歲大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