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3日，謝懷栻研究員平靜地走完一生，享年84歲。他的辭世給整個法學界、法律界留下的巨大空白，在當時就被敏銳地感知到了：親朋舊雨、門生弟子、莘莘學子、素未謀面的各界人士，都以不同方式表達哀思。余生也晚，從未見過法科教授辭世有此哀榮。一個教授何以會有如此大的影響，他的去世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樣的空白呢？
2002年，謝老應中央政治大學畢業六十年同學回憶錄之邀，寫了極為簡短的小傳《畢業六十年》。他對自己人生的總結是：“60年的生活，歷歷如在目前。這一生的生活，放在這個時代和社會里，真是猶如滄海一滴，沒有什么可說的。”這一簡短的夫子之道中包含的真實人生經歷卻要復雜、曲折、豐富得多。
棄理從文，經世濟民
1919年8月15日，謝老出生于湖北棗陽。1937年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抗戰爆發后，因崇尚“從文報國”，從清華退學，考入中央政治學校（后來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大學部，學習法律專業。因時任系主任的梅仲協教授對學生要求極嚴格（尤其是要求學習德文和日文），200多個學生中只有9人入法律系學習（大學部第10期，1938－1942年），謝老即為其中之一。從此，謝老便于法學結下了畢生的緣分，一切福禍也蓋源于此。
在學習期間，謝老接受了嚴格的法學訓練，這為他后來的法學研究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1942年畢業后，謝老高等文官考試司法官考試及格，次年5月到重慶地方法院實習，10月入中央政治學校公務員訓練部司法官組學習，1944年2月結業。此后謝老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復試及格，分配到重慶地方法院任推事，從此成為“舊法統”下的法曹精英。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地區擺脫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謝老受命與中華民國臺灣高等法院第一任院長楊鵬一道，前往臺灣地區接收臺灣各級法院包括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嘉義、嘉隆等六個地方法院。
臺灣地區光復前實行的是日本法。為了鎮壓臺灣人民的抗日活動，維護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本專門制定了特別刑法，把抗日活動規定為“叛國行為”。謝老一行接收后，國民政府首先就釋放了這些愛國志士。第一份無罪判決書是由謝老簽發的，這是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后的的第一份判決書，意味著中國恢復了在臺灣的司法權。謝老也因此被兩岸稱為“臺灣司法界元老”，贏得兩岸法官的敬仰。
1946年11月，謝老因不滿臺灣當局對民主的鎮壓，對政局頗為失望，遂結束了在臺灣地區的推事生涯，在家鄉閑住近半年時間。1947年6月，謝老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地方法院民庭推事。1948年8月起，謝老在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法學院任教，一直到1949年11月。
舊邦新命之際，謝老的母親與妹妹去了臺灣。他卻謝絕了親友的苦勸，堅持留在了大陸，等待他一片清心的卻是流離多蹇的生活。
因言獲罪，為法蒙難
謝老的小傳中寫道：“畢業后不到十年，我就進入新社會。當時抱著激動興奮的心情，投身于改造和學習。但是舊的東西糾纏著我，我無法與時代一起前進，終于在1957年淪落為右派分子。”這只言片語的背后，隱藏的卻是一段多難的民族歷史和慘痛的個人經歷。
從1951年12月到1958年3月，謝老被作為舊法人員留用，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的教員。在意識形態與“舊法統”完全割裂的新社會，正如我國著名民法學家江平先生指出，“舊法人員”和“舊法觀點”是老一輩法學家和司法人員頭上的兩根“緊箍咒”。
1957年中國已是山雨欲來，黑云壓城。五六月間，時任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會長的吳德峰受中央之命，動員政法界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在北京法學界座談會6月4日第4次會議上，謝老做了題為《立法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肅反運動的法律問題》的發言。謝老指出了立法指導工作中的錯誤傾向，將立法遲緩的現狀歸因于三個方面：“以政策代法律”；“領導同志對審判錯誤的原因沒有很好研究”、“‘經驗爬行主義’傾向”。
但在那個年代，“廣開言路”事實上是一種“引蛇出洞”的“陽謀”。知識分子政治正確的準繩成了是否“緊跟”、“保持一致”。潘光旦先生總結的“4S”或可窺一般：Surrender（投降）、Submit（服從）、Survive（生存）、Succumb（死亡）。“無法與時代一起前進的人”必然成為整肅對象，更何況謝老又偏偏喜歡直言。
1957年的6月11日，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斗爭，謝老即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被發配至北京清河農場勞動教養。1962年6月勞動教養結束后，謝老繼續在北京團河農場勞動至1966年7月。此后前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勞動十余年。
著名民法學家方流芳在評價謝老時指出，謝老的道德世界與傳統中華知識分子倫理一脈相承，即知識分子應盡忠報國，一方面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另一方面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謝老的人生軌跡看，謝老年輕時就對“統一思想”這種完全抹殺人的個性的道德烏托邦充滿了反感。謝老有件“從來沒有寫進個人履歷”的往事：1942年畢業后不久，他輾轉步行到延安，在那里生活了一個月。在延安，他感受到革命精神，但對“統一思想”的標語感到困惑，于是悄然離去。謝老以往是民盟黨員，1957年被開除，1979年摘帽后，沒有再入民盟，而選擇了無黨無派的生活。這種立場也許擺脫了各種意識形態之爭，而在各種歷史環境中從容淡定，從普遍的立場尊重各種價值，即便困頓不堪，依然守望理想。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窺知謝老當時的心態，也許明知是空谷回音，依然在盡一個知識分子的天職。這樣的勇氣，正所謂“有恃于內，無待于外”。
今天再看這段歷史，委實感覺滄海桑田，唏噓不已。我國著名法學家江平先生在紀念謝老的文章中指出，所謂“舊法觀點”實際上就是“言必稱法律”，把法律作為統治“工具”。而今，“依法治國”已經成為治國方略，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和追求。江平先生指出，謝老就是“以言獲罪”，“以法獲罪”。翻閱1957年法學界右派的言論集，我們看到的無非就是肯定法治、人權、民主與自由這些人類尊貴價值的觀點，而在當時的年代，這就是學術和言論的禁區。在改革開放后，法學的真正恢復還是始于“法治與人治”這類問題的爭辯。今天在我們社會認為是常識的東西，卻是謝老等一大批法學前輩用畢生換來的！
謝老勞改后，妻子為了孩子的未來，不得不與其劃清界限離婚，女兒謝英只不過是個3歲半的嬰兒。等1979年謝老回來和妻子復婚時，女兒已經25歲。20年骨肉分離、身陷囹圄的磨難并沒有改變他的法治夢，更沒有改變他的任何心性。對這段歷史，謝老看得非常平淡，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但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則遠非如此，如何避免國家和人民再次罹難，這是謝老關注的重大問題。
大愛有聲，仁者愛人
江平先生總結說，謝老的執著一生就是追求“完善的立法”、“完善的私法”。
歷經大難后的謝老，在新時期并沒噤若寒蟬，超然法治建設之外。相反，整個中國和自己的切膚之痛讓他更堅定了法治理想，只有法治才能使國家、民族免受人為的大災大難。因此，他多次參加民盟中央的座談會，建言獻策，倡言法治，赤子情懷，矢志不渝。1993年，謝老寫了《由“法制”到“法治”》一文，指出兩者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異大于同。法治的核心是法律至上，與自由、平等、尊重人民主權聯系在一起；法制則不包含任何價值，完全是統治的工具。從反對“政策代替法律”，到強調“法制”與“法治”之別，謝老的核心關懷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中國的治理實現與人類的核心價值，簡單地說，就是法治與中國。
謝老主要從事民商法研究。從專業角度而言，他最大的夢想就是中國的民法典事業。
1945年后，中華民國的法統從大陸延伸到臺灣。但1949年后。隨著六法全書在大陸的廢除，舊法統完全不存在。新中國建國后，很多學者已經意識到立法遲緩問題。謝老晚年感慨數十年光陰“近乎虛度”，更盼望民法典在中國復出。謝老認為，法律的同質性將拉近大陸和臺灣的距離，不僅能促進兩岸統一，而且未雨綢繆，可事先解決統一之后的法律適用問題。海峽兩岸的經貿交流和文化交流帶動了兩岸的法律交流，中國大陸重續民法法典化傳統時，應求大同存小異，盡量吸收臺、港、澳民法的精髓，為日后法律的統一奠定基礎。江平先生稱這是謝老的“大中華民法夢想”：隨著中國的強盛和統一，大陸、臺灣、香港、澳門的私法最終都會趨同歸一，融化在大一統的民法典之中，最終結束“一個國家，四個法域”的法律割據局面。為了踐行這一理想，他從1988年開始帶領一些年輕的學者進行研究，主編了《臺灣法律叢書》共10本。這套叢書系統地介紹了臺灣的民商法律，并且就相關法律領域里兩岸關系中的法律問題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謝老之所以對民法典寄予厚望，并不僅僅因為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標志，更重要的是民法典包含了法治的若干終極價值。謝老認為，制定民法典的意義有二，一是私法自治；二是為大一統之后的法律統一預設基礎。之所以弘揚私法，是因為私法是阻斷國家侵犯個人的法律機制，它可以有效地維護私人空間，使社會和個體保持生機和創造力。同時，為避免國家侵害個人，不可沒有公法和私法的界限。在2000年關于紀念德國民法典10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什么是民法精神或私法精神？承認個人有獨立的人格，承認個人為法的主體，承認個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預的，即使國家在未經個人許可時也不得干預個人生活的這一部分。”
梁慧星先生在紀念文章中寫道，無論討論國家立法草案或最高法院解釋草案，先生的每一發言、每一表態，都顯現出對國家、民族、人民極端負責的精神和絕無媚態的獨立的學術立場。這種對國家、人民的大愛，在謝老的生活細節中也得以踐行。謝老文集中收有一篇題為《從民事訴訟法論日本法院對光華寮案判決的違法性》的文章。在中國勞工在日本法院提出民事賠償一案敗訴后，謝老很氣憤，并兩次打電話給江平先生，希望他向最高法院有關院長反映情況，他認為這是民族尊嚴的大事。
謝老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師，都堪稱典范。1988年謝老的母親在臺灣去世，謝老接到妹妹的來信后掩面而泣，說自己未能盡孝。1989年，謝老在《兩岸關系立法因順天理合人情》一文中寫道：“筆者老母在臺灣逝世，為人子而不能盡生養死葬之道，言之痛心！但是我應該負‘不孝’之責嗎？”直到1999年，在闊別臺灣53年后，謝老才重返臺灣，為母親掃墓，了卻了多年的心愿。
謝老一生提攜后進，注重培養下一代人才。謝老在法學所帶的研究生并不多，但編外學生不少。據方流芳先生回憶，謝老“十年如一日，在法學教育界充當一名義工——一名為他人干活，而無意占有任何‘資源’的大學問家。”每年5、6月，請謝老審閱碩士、博士論文，撰寫“同行專家”評語，參加論文答辯會的邀約紛至沓來，謝老總是有求必應，從來都是成人之美。謝老以他獨有的語言魅力和嚴謹的邏輯思維使答辯人心服口服。他雖然發言尖銳犀利，但從不為難學生。謝老為人謙和誠懇，幽默豁達，民商法學界諸多青年學者都曾請益于他。2001年，老師身患癌癥，還一直給幾個青年譯者翻譯的《德國民法通論》一書做極為細致的校訂工作，有許多部分，實際上是謝老重譯的。
“民法全書”，法儒玉成
1979年底，謝老和全國右派一起，摘了帽子，經過徐鶴皋同志力薦，調入法學所，才得以伸紙濡筆，重理舊業。此后的20來年，謝老的成果驕人，他也被公認為民商法學界的“百科全書”、“國寶級法學大師”。
謝老主要的法學貢獻在民商法。僅其獨著的作品就有《票據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現代中國合同法》（《國際比較法百科全書》（英文）第7卷）、《臺灣經濟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票據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謝懷栻法學文選》（中國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5年）；《民法總則講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其中《票據法概論》獲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1991年度優秀科研成果獎，至今重印十余次。
在其他領域，如經濟法領域與公法領域，謝老也參與編寫了大量的文章，如“西方國家稅法中的幾個基本原則”，還參與編寫了《會議規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讀》、《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讀》、《資本主義國家民權法規極其簡析》等。青年民法學者張谷在研究謝老參編的作品后寫道：謝老參編的作品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凡涉及外國法的，都由謝老擔綱；二是一般人知識修養不足以勝任者。
謝老的若干民法觀點，對我國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如謝老強調，民法在調整人身關系中的作用，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都是民法的調整對象，不能有所偏頗。謝老融匯中西法學，糾正了我國理論中的一些以訛傳訛的錯誤，如我國著名商法學家王保樹先生回憶，謝老曾指出，我國法學認為德國法上有無限公司和兩合公司是錯誤的，應該是普通合伙與有限合伙。
謝老不僅有很深的理論修養，而且寓學于用，為民服務。他前后共辦理過數百個仲裁案件。梁慧星先生回憶說，舉凡重要的民商事立法如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海商法、著作權、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正在起草中的合同法、擔保法、票據法、證券法等，無不聽取和采納了先生的重要意見。
謝老在大學期間，就掌握了英、德、日三門語種。在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后掌握了俄語，其程度不亞于德文和日文。在多年的放逐生涯后，謝老還能做譯校工作，確實匪夷所思，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想，謝老在流放期間，恐怕常常還在想方設法強化其專業和外語。謝老翻譯過《蘇聯民法》、《蘇聯民法對社會主義財產的保護》、《德國民事訴訟法》、《德國民法通論》等著作，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濟法典》、《法學導論》、《德國民商法導論》及《債權在近代法里的優越地位》做過譯校。
謝老小傳中這樣描述自己的成果：“在這20年期間，參加的集體編著、譯校作品，以及個人寫作的作品，大都是些應付任務和人云亦云的東西，真正說得上學術著作的極少。” 這樣的定位體現的無疑是謝老的自謙，好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02年謝老被評為法學所終身研究員、終身教授。
法業賡續 火在薪傳
謝老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風起云涌。而他處的時代，也不斷在變化，“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六十年的變遷讓人眩暈，只是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這個社會總有謝老這樣的人，還在堅持著，純粹著。臺灣地區民法學巨擘王澤鑒先生稱謝老為智者、仁者、勇者，確實恰如其分。智者洞察人世，燭照黑暗；仁者悲憫愛人，返求諸己；勇者逆水行舟，絕壁而立。
謝老在其畢業六十年的夫子之道中這樣寫道：“畢業60年，回顧這一生，我給了國家一點點貢獻，國家給了我很大的回報。我感謝養我育我的祖國。”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沈從文在去世前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么好說的”。作為法學家的謝老與作為文學家的沈老，都經歷了類似的磨難，總結人生的語言看似類似，但實有不同。謝老表達的是一個公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這種熱愛以民法中的契約為基礎，在蘇格拉底眼里，還是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無論經受何種磨難，謝老對自己生活的國度都不離不棄，永遠飽含愛的熱淚。
謝老的辭世，某種意義上意味著法學一個時代的終結。我輩學人與老一輩相比，缺少的或許不是知識，而是憂國憂民的胸懷、對法律的信仰、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堅守。謝老的一生或許可以映照我們蠅營狗茍的生活，讓我們知恥而后勇。
2002年，筆者在訪談謝老時，他說，非常高興看到年青學者站在老一輩人肩膀上前進。臨別時，謝老給我留下這樣一句話“制定一部好的中國民法典”。斯業尤未完成，火在薪傳，我輩學人當以此自勉，這也許是對謝老以及那一代法學家最好的紀念。
注：本文系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編的學者小傳叢書所寫，在謝老去世8周年之際，刊發此文，以表示對謝老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