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初到廈大，受命主持了5篇碩士論文答辯。未想到竟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由此想起了一些有關(guān)碩士與碩士論文的新舊逸事，謹記于此，以醒后人：
一、碩士論文與我的師兄師姐
山人于1983年本科畢業(yè)后考取西政研究生。在我等之前，西政曾招收過四屆研究生。就年齡與學識而論，其中有的應受我尊稱為前輩，但本著“輩分決定論”，他們都應該是我的師兄、師姐。因該4屆累計也就30來人，故對其記憶深刻，對其碩士論文及其答辯情況，也自然不難回憶。
1、第一屆：第一位碩士論文答辯者失敗者與校長之間的等號
西南政法大學（學院）于1979年招收首屆研究生，入校人數(shù)為9人。其碩士論文成稿后，在圖書館開專柜展覽，所受到重視程度可見一斑（今天的學界巨子夏勇、賀衛(wèi)方、梁治平等人是否曾在此柜前駐足，山人不得而知，但山人曾捧著飯碗、掂著腳跟在擁擠的人群中向這9篇碩士論文行過注目禮，是記憶尤新的）其中，有2人未于當年獲得碩士學位。恰好分為兩種情形：一人未獲導師推薦，另一人答辯未獲通過——5名答辯委員中，2人反對，2人贊成，1人棄權(quán)。未獲導師推薦者，乃我刑法專業(yè)的大師姐，盡管今天早已成為某著名院校的經(jīng)濟法教授，但始終未能戴上碩士帽，原因在于其一去如黃鶴——終身未再申請答辯。也許她的選擇是對的：告別刑法學的夕陽，沐浴經(jīng)濟法學的朝陽。未獲碩士學位通過者，為民事訴訟法學泰斗王老先生錫山教授的開門弟子，畢業(yè)后留校從事行政工作，第二年更換了導師，重新申請答辯后獲得通過，自此仕途順暢，官運亨通，歷任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處副處長、處長、校黨委副書記、書記與校長，退休后繼續(xù)擔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山人雖有與該君長期相處的經(jīng)歷，且?guī)诪橹两唬冀K未敢問及，當年碩士論文未獲通過是否是他終身的痛。然多次看到，在王老先生90高齡之后，身為校長的他攜同為教授的夫人在傍晚前往先生家拜望——顯然，他未敢忘記這位當年反對其碩士論文通過但除他之外還培養(yǎng)了顧培東、張衛(wèi)平（現(xiàn)清華大學知名教授，系王老先生一所帶3位弟子中惟一未在答辯時遭遇來自導師的反對票者）等杰出法學人才的導師。山人不敢妄言，當年答辯未獲通過與后來的官運亨通的強烈反差，是意味著他本不該選擇學問，還是他從自身的受挫中得到了治校的啟迪，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當年答辯未獲通過，并未影響他的發(fā)展。看來，做學問先做人，乃至理名言。
（注：在當年獲得通過的8篇碩士論文中，有一篇全文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創(chuàng)造了直到1999年底才由山人打破的西南政法大學教師在該雜志發(fā)表文章的記錄；另一[篇全文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的內(nèi)刊《未定稿》；前文的作者曾留校擔任副教授職，后留學美國，歸國后辭職至深圳從事律師職業(yè)，淡出江湖；后文的作者即著名法律文化兼孔子學者，曾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重慶市社會科學院院長）
2、第二屆：一半歡喜一半愁
在首開殺戒后，西政的第二屆研究生只有2人，又有1人未獲通過，而其導師恰恰是備受西政學子尊敬的張警老先生。另一獲得通過者為今天的知名法律史學家、國家法官學院院長懷效鋒教授。兩人同專業(yè)，且同導師，平分了通過與不通過的秋色。就本屆的結(jié)果而論,確系喜愁參半。
3、第三屆：吃過反對票的十大法學家
西政第三屆研究生為7人，其中6人系本校78級中的佼佼者——提前考取研究生者，其中包括現(xiàn)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江必新、現(xiàn)最高人民檢察院外事局局長葉鋒、現(xiàn)著名刑事訴訟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王衛(wèi)國\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李建民、首屆十大杰出法學家、身價數(shù)億的律師大亨顧培東、四川大學教授楊遂全等。但即使是如此精強的生源，也未能幸免遭遇反對票——雖然本屆最終沒有未通過答辯者，但也有一人吃了反對票。而且，被投票者恰恰是后來的首屆全國十大杰出法學家、當年公認的西政才子顧培東先生，而投反對票者又是其導師，即投過后來擔任校長的大師兄的反對票的王錫山老先生。如果沒有記錯，王老先生直到評議時仍堅持顧的論文不能通過，幸賴答辯委員會主席、外聘專家——著名民訴法學前輩柴發(fā)幫教授力挺，顧才得以死里逃生。江湖內(nèi)外,給過山人許多外號,流傳最廣者莫過于"鬼才"或''怪才".山人始終將此當成街頭議論,未及深究其由來.但受對山人的此等善意的稱謂的啟發(fā),山人倒是覺得對顧先生培東兄該冠之以"奇才"或"全才"始可表達對其的敬重.論才氣,早在大學階段,年齡不算78級中之上層的他,即屬名副其實的早慧,被師兄師姐妮稱為"金童"(另一今天已為某大學法理學教授的師姐被與顧并稱為"玉女").論做官,其曾居四川省體制改革委員會秘書長之職;論為學,其不但曾法學著作等身,以至其法學水平連以孤傲而著稱的蘇力先生也不得不敬畏三分,而且,在經(jīng)濟學領(lǐng)域,其也曾有一席之地,至少其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所發(fā)表的不止1篇論文,都是純經(jīng)濟學的----有一節(jié)插曲也許能從一個側(cè)面證明培東先生的學術(shù)水準:在辭職做律師之前,其在賓館包房一個月,即寫出了近20萬字的<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一書,而該書至今仍被訴訟法學界奉為上品;論發(fā)財,培東兄做律師不到10年,其家產(chǎn)不下數(shù)億元.山人與培東兄交往甚篤,礙于面子,未問及當年遭遇導師的反對票是否對其一生有過任何影響,但山人也從未感受到其對其導師王老先生所投的反對票有何記恨,至少,在王老先生以百歲高齡仙逝之時,培東先生仍曾驅(qū)車數(shù)百里,從成都趕赴重慶悼念.由此看來,反對票與人的人品、成功和能力似無密切關(guān)聯(lián).
4、第四屆：輝煌與失落同在
第四屆西政研究生，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14人。只需在GOOGLE中鍵入如下名字，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輝煌：前團中央第一書記、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長周強、前司法部副部長、現(xiàn)廣東省委組織部長胡澤君（女）、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杜萬華、國務院法制局條法司司長青鋒、廣東省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李力（女）、西南政法大學前副校長、現(xiàn)美國某跨國公司中國總代理劉曉星、著名民事訴訟法學家、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大）李浩（民訴）、廣西北海海事法院副院長伍再陽、廣州市番隅人民法院院長莫家齊、廣西律師巨子王熒文、廣東商學院法學院院長院長王學佩、四川大學教授（小）李浩（刑訴）、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朱建華、唐忠民。然而，在今天如此輝煌的群體中，也有人當年的碩士論文未獲導師推薦。未獲碩士學位者也與前述那位大師姐一樣，未再從事原來的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而是成為了母校今天的憲法學教授。而不推薦其參加碩士論文答辯者，也正是其導師，深受梁治平、夏勇、江山、顧培東與我等西政學子愛戴的楊景凡老先生。山人在1999-2001年回母校執(zhí)教期間，曾與該位當年未通過論文答辯的師兄多有接觸。言語之間，不但未聽到過其對楊老先生當年未推薦其答辯有任何不滿，相反，其所記得的只是先生的栽培之恩。而且，在楊老暮年，該師兄對楊老生活多有照應。由此，山人對該師兄頗懷敬意。
二、碩士論文與我及我的碩士同學與同行
關(guān)于山人所在的一屆,即西政第五屆研究生當年與現(xiàn)在的情況，張衛(wèi)平先生在其《知向誰邊》中有過詳述，盡管有一些失實之處，但總的來說，還算全面。這里還是緊扣主題，只說與碩士論文有關(guān)的一些事，以作補充。
1、今天的學者與昨天的學生
我屆同學18人，有3人至今未有聯(lián)系，其情不詳，余者現(xiàn)況如下：夏勇（前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現(xiàn)國家保密局局長）、胡云騰（前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現(xiàn)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譚世貴（海南大學校長）、夏道虎（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舒揚（前廣州大學副校長、現(xiàn)廣州社會科學院院長）、吳衛(wèi)國（重慶市城管局副局長）、陳忠林（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趙萬一（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張衛(wèi)平（清華大學教授）、何力（復旦大學教授）、全理其（日本某大學教授）、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民忠（原深圳市福田區(qū)人民法院副院長，現(xiàn)事專職律師業(yè)）、邱興隆（前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現(xiàn)廈門大學教授）。本屆同學就現(xiàn)況而論，論從政，遠無第四屆輝煌，只有6人擔任副廳級以上職務，但論做學問，在西政研究生史上可以說空前絕后：有8人相繼獲得博士學位（國內(nèi)5人、國外3人），11人有教授職稱，至少7人有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何力與全理其這兩位留日博士，是否取得了這一符號，有待查證；舒揚與譚世貴因所在單位沒有法學博士點，也許無法獲得這一符號。但必須說明的是，他們4人的水平，絕對足以讓其獲得這一符號）；在前四屆共計40位“全國十大中青年大學家”稱號獲得者中，我屆同學3人榜上有名，占獲獎者總數(shù)的近1/10（關(guān)于十大中青年法學家是否名副其實，人們盡可以持懷疑態(tài)度。但值得關(guān)注的是，至今所評出的五屆共50位“十杰”中，沒有哪一屆缺了西政研究生出身者：第一屆有顧培東、夏勇；第二屆有江必新、卓澤淵；第三屆有吳大華；第四屆有譚世貴、邱興隆、左衛(wèi)民；第五屆有孫長永，共計9人，占獲獎者總數(shù)的近20%。這也許又是一種“西政現(xiàn)象”）！而且，尤具特色的是，包括職位最高的夏勇先生在內(nèi)的6位副廳級以上的同學中，竟有4人系學術(shù)官員或由學術(shù)官員出身！寫到這里，山人突發(fā)奇想：假如當年的這“十八棵青松”（張衛(wèi)平語）在今天組建一個法學院，其師資的綜合勢力，完全可以與大陸現(xiàn)今的任何一個法學院相抗衡！
鑒于不同專業(yè)，關(guān)于本屆同學的碩士學位論文及其答辯情況，許多已無記憶，但記憶由新的是，在今天如此豪壯的學術(shù)群體中，當年的碩士論文答辯上，同樣有人遭受了來自本學科導師的反對票。盡管最后仍然獲得了通過，也盡管反對票只在一人身上出現(xiàn)了1次，但其具有強烈的表征意義：它宣示著生命不息，搏殺不止！西政的學術(shù)充滿殺氣，西南的碩士是被殺出來的！
（注：本屆遭遇反對票的同學，是山人很敬重的一位師兄。今天已身在曹營心在漢。正式身份仍然是西政的講師，實際早在其妻舅麾下大展宏圖，開發(fā)房地產(chǎn)。山人曾問及其既已下海，為何仍要當母校的老講師，他很堅定的說：我是西政人，不夠教授水平，當個講師還是合格的！）
2、國家保密局長的當年：夏勇先生二、三事
在我屆研究生同學中，夏勇先生是典型的學而優(yōu)則仕。在1998年前，夏勇未擔任任何行政職務，而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與博士研究生導師。但自1999年擔任法學研究所副所長（副廳級）開始步入仕途，至2004年以42歲的低齡擔任國家保密局局長（副部級）的要職，期間僅5年！在研究生期間，山人與夏勇先生交往較多，對其碩士論文的寫作等情況，知之不少。記憶最多深刻的有二、三事。
夏勇所攻讀的專業(yè)是外國法制史，但其碩士論文選題似乎超出了其專業(yè)槽而更多地屬于憲法學領(lǐng)域——關(guān)涉的是新聞權(quán)問題。為碩士論文的寫作，夏勇曾遠赴武漢、上海與北京等地收集資料，費時數(shù)月，耗資上千元（相當于今天的萬元以上）。山人曾有幸參觀過夏勇從不同地區(qū)郵寄回校的資料，記得大都是民國時期的資料與英、日文資料的復印件。而且，夏勇為消化所查找到的日文資料，還自學了日語。
與山人一樣，夏勇的碩士論文成稿于1986年的春節(jié)期間。那個寒假，整個研究生宿舍幾乎人去樓空，但有兩間宿舍的燈幾乎總是徹夜長明——一個是夏勇的，另一個是山人的，我們都在做著一件事，即寫碩士論文。因不同專業(yè)，我倆很少就論文進行過討論或溝通。但在我倆之間發(fā)生的一件事，至今難以忘懷。一天深夜，不知是寂寞難忍，還是不耐饑寒，抑或是酒蟲作怪（夏勇的酒量究竟有多大，很多故友都說不清，但有一則傳說似可作為考證其海量的一個參考系數(shù)：據(jù)說，夏勇先生曾當著其所帶博士研究生之面，豪飲近1斤五糧液后，手舞足蹈、一字不漏地背下了滇池長聯(lián)！），披著軍大衣的夏勇敲開了山人的門，帶著幾分詭詐地問山人：喝酒嗎？山人回答道，想是想，那么晚了，到哪里無買酒？夏勇回答說，胡云騰房間里酒菜俱全。一句話提醒了山人：夏勇與胡云騰同一個套間，但不是同一個房間。在胡云騰回安徽老家過年前，幾個同學曾痛飲一頓，好象還剩下了半瓶“綠豆大曲”，而且，還有些吃剩的花生米與鹵菜之類的沒有扔掉。因此，山人問夏勇，胡云騰是否給夏勇留下了鑰匙。夏勇答道：沒有鑰匙，但胡的房間的窗戶沒有關(guān)，可以從他的房間的窗戶爬過去。山人實地考察一番后，認為爬窗戶的方案可行。于是，從夏勇房間的窗戶爬出，緊貼墻壁，一腳跨到胡云騰的房間的窗臺，爬了進去（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后怕。要知道，我是在離地6米有余的三樓窗戶上冒險作業(yè)）。盡管酒只有半瓶，菜也是幾天前吃剩的，但山人與夏勇把盞融融，喝得不亦樂乎。
記憶中，夏勇的論文打印成冊后曾送我一份，但我沒有仔細拜讀過，后來我考取博士后，轉(zhuǎn)送給了與我同一屆的新聞學博士生李海龍，李對該文評價很高。大概是在研究生畢業(yè)后不到兩年，夏勇的碩士論文全文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其責任編輯是今天的著名法理學家張志銘先生。夏勇因而成為在該雜志發(fā)表論文的第三位西政研究生出身者，其碩士論文因而成為了在該雜志發(fā)表的第二篇出自西政研究生之手的碩士論文。
3、我的碩士論文與答辯
我的碩士論文選題形成于研究生二年級，題目是一次“搞掂”的。記得我們當時的培養(yǎng)方案中即有“開題”環(huán)節(jié)，自己選好題目，征得導師同意后，在教研室全體老師參與下做開題報告，獲得通過后，才算定題。我們這屆刑法專業(yè)共5人，我的選題為刑罰功能論、陳忠林的選題為犯罪構(gòu)成中的因果關(guān)系、胡云騰的選題為刑法中的情節(jié)、全理其的選題為刑事責任年齡、杜利（該同學畢業(yè)后分配至甘肅社會科學院工作，后與大家失去聯(lián)系）的選題為類推。
就我而言，以《刑罰功能論》作為碩士論文選題，得益于對大量英文論著的閱讀。因為在我的論文之前，刑罰的功能尚是中國刑法學界的一個陌生概念，我對該問題的認識源于英美學者的相關(guān)論述。在我們所處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正是系統(tǒng)論、控制論與信息論勃興的時代，我對系統(tǒng)論作為方法論的興趣相當濃厚，因此，我的碩士論文《撩開懲罰的面紗——刑罰功能論》，在研究方法上有著明顯的系統(tǒng)論的印痕，即我雖然致力于對刑罰功能本身的揭示，但更多的是在此前提下著力于對刑罰功能結(jié)構(gòu)的考察。論文成稿后長達12萬余字，因為嚴重超出學校關(guān)于碩士論文字數(shù)的上限，不得不部分自費打印。在學術(shù)資源的把握上，山人至今仍堅持閱讀外文書刊，在研究方法上，山人始終堅持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的分析，正是早在研究生期間即已形成的風格。
我們的碩士論文答辯之場景，其正式與激烈程度遠勝于現(xiàn)在的任何一場博士論文答辯。記得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由2名外校專家與3名本校教師組成，分別為中南政法學院的曾憲信、江任天教授，本校的鄧又天教授（山人的導師，當時尚未實行導師回避制）、董鑫教授、伍柳村教授，由曾憲信教授擔任答辯主席。一場答辯歷時一個上午，所提出的問題不下20個。有許多提問現(xiàn)在已回憶不起來了，但有兩個問題，至今印象深刻。一個是由董鑫教授所提，為“蘇聯(lián)關(guān)于刑罰功能論的研究狀況如何”？另一個是由曾憲信教授所提，他針對我文章中所引證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句話，追問我恩格斯在上下文中是怎么說的。這兩個問題是我當時沒有回答上的。因為盡管我國刑法理論來源于蘇聯(lián)，但我不懂俄文，因而對蘇聯(lián)的相關(guān)研究一無所知。至于《反杜林論》，我雖然粗讀過，但除了引證的那句話，上文與下文如何，我確實沒有印象，而我們那個時候的論文答辯是不允許帶資料的，我因而也無法現(xiàn)場查閱。答辯完后，我曾專門請教過董、曾二教授，董教授的答復竟是，他也是因為不知道才問我的！董教授說，其50年代雖然作為研究生跟過蘇聯(lián)專家，但沒有聽說過刑罰功能的概念，不知近年有無新的發(fā)展，所以才問我。曾教授的回答更令我刻骨銘心，他說，之所以問我這個問題，是考考我讀書是否認真，不看上下文，簡單地引證一句話，有可能誤解原作者的真實思想！之所以在20多個提問中，只有這兩個我記憶深刻，是它們讓我體會到了兩個道理：其一是，答辯老師完全有資格提出自己不懂的問題，因為答辯本身可以是教學互長的過程；其二是，斷章取義的讀書方式，是學術(shù)之大忌。
我的碩士論文無論是當時還是現(xiàn)在看來，都應該算是成功的。陳興良教授在我獲得碩士學位15年后的一句話，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外界的公正評價，即刑罰功能論是山人對刑法學的一項貢獻，因為正是在山人之后，刑罰功能論才由陌生走向了成熟，甚至被引入了刑法教科書之中。就學術(shù)進路而言，山人正是以刑罰功能論為敲門磚，磕開了刑罰哲學大廈之門。因此，至今為止，對于碩士論文中的主要觀點，山人仍然極為診視。
4、碩士論文答辯：兩節(jié)聽來的當年的故事
山人在1986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后，即考取高銘暄教授的博士生，離開了西政。對于師弟、師妹們中是否有如往屆一樣，因?qū)煵煌扑]或答辯未通過而未獲碩士學位者，或者是否吃過反對票，不甚知道。但在離開西政后不到1年，曾聽到過刑法專業(yè)的1位師妹與碩士論文有關(guān)的一節(jié)故事。該師妹臨近畢業(yè)之時，已身懷六甲，但仍然堅持完成了碩士論文。然而，其導師董鑫教授認為其論文未達到碩士論文水平，擬不予推薦答辯。該師妹痛苦萬分，以致不顧流產(chǎn)的危險，哭得死去活來，最終甚至當眾在寢室的地上打起滾來！也許是念及這位師妹的特殊情況，董鑫教授最終作出了讓步，讓其對論文進行修改后，勉強推薦答辯，并獲得了通過。山人沒有詢問過培養(yǎng)了熊選國、胡云騰等優(yōu)秀人才的董鑫教授，學術(shù)標準與人性標準發(fā)生沖突時應該如何選擇，但可以斷言，董鑫教授最終的讓步，是基于善良的人性而做出的。在刑法上，孕婦犯了死罪尚應免死，一個孕婦的碩士論文雖差，但不判處“死刑”，無疑也是應該可以理解的。
研究生期間，山人與外校同人交往甚少，對于他們是否也如西政弟子一樣，在碩士論文寫作、評審或答辯過程中受到嚴格要求，不得而知。但有一節(jié)也是聽來的故事，似乎也能反映對碩士論文的嚴格要求，并非西政的特產(chǎn)，而是當時全國性的大趨勢。1987年下半年，為博士論文的寫作，山人外出收集資料與調(diào)研。第一站是武漢，吃住在研究生時的同窗、時任中南政法學院講師的夏勇先生家。經(jīng)夏勇先生介紹，認識了研究生比山人低一屆、自中南政法學院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的N君。聊天中得知，N君在碩士論文答辯過程中也遇到過很大的麻煩。原因在于，其碩士論文主張“殺人罪是行為犯，而不是結(jié)果犯”，遭到了答辯委員會主席、新中國刑法學泰斗之一的馬克昌老先生的盤詰、追問與批判。山人未敢問及該君答辯時是否遭遇了反對票，但N君后來的三次考博經(jīng)歷，似乎證明了碩士論文答辯不順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在研究生畢業(yè)的當年，其報考馬克昌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初試成績名列前茅，但因復試不合格而被淘汰；在山人的力勸下，其第二年改報高銘暄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又因初試專業(yè)成績距及格差1分而落第。此時N君已心灰意懶，幾乎放棄考博的念頭，山人曾給其以鼓勵，而且，曾向高老力薦，在第三年，N君終于如愿以償，考取了高老的博士研究生。此后，N君留學日、德，并留校任教，其學術(shù)水平與地位得到了國內(nèi)乃至國外學界的公認，尤其是其在將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引進中國方面所做的貢獻，在我輩學人中，恐無出其右者。有感于N君今日的成就，山人常私下追問：當年碩士論文答辯的受挫，與N君2次考博落榜之間有無關(guān)聯(lián)？當年的受挫與今天的輝煌之間是否又有因果關(guān)系？
三、碩士論文與作為研究生導師的我及作為我的學生的研究生
山人于1998年12月21日回到母校執(zhí)教,職稱僅為助教,到1999年11月破格晉升為教授,始獲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自2000年才真正開始指導研究生。但因2001年4月即調(diào)入湘潭大學，所分配至山人名下的兩名全日制研究生隨之轉(zhuǎn)入陳忠林先生名下。如果指導在職法律碩士的碩士論文也算一種導師經(jīng)歷的話，山人在母校的惟一的指導碩士論文的經(jīng)歷，是指導過一屆共三篇在職法律碩士論文。因為僅在指導論文環(huán)節(jié)上有所接觸，該三位的姓名與單位，山人已無印象。能回憶起來的發(fā)生在指導論文與參加答辯過程中的事有二：一是在山人所指導的三篇論文經(jīng)山人三次修改后，前往辦公室與該三生談最后定稿意見的途中，巧遇正在散步的著名民訴法學家常怡老先生。當先生得知山人要去與法律碩士談論文修改之事時，讓我把修改稿拿給他看看，當他從山人手上接過文稿，看到經(jīng)山人通篇修改的痕跡后，竟驚訝地問：都什么時候了，你看論文還那么認真啊！此后，老爺子逢人便說山人認真，以致山人的認真被傳遍了西政內(nèi)外。二是在山人擔任答辯委員會委員的一場法律碩士論文答辯中，10多年前在西政碩士論文答辯中被視為正常現(xiàn)象的反對票，重新出現(xiàn)。投反對票者是張紹彥教授。由此，山人體會倒，西政對碩士論文的殺風正在“隔代遺傳”。
山人2001年調(diào)入湘潭大學后,因原來的一位外聘碩士生導師聘期屆滿,其所在帶的2000級2位研究生轉(zhuǎn)入山人名下。該2生的碩士論文初稿經(jīng)山人審閱后認為，其中的一篇從選題到內(nèi)容均不錯，盡管其中有一重要觀點與山人的觀點相左，但尚能自圓其說，山人評定為優(yōu)秀并推薦參加答辯，順利獲得通過。另一篇選題雖有一定意義，初稿從觀點到邏輯，均成為問題，山人對作者提出了限期重寫、是否推薦答辯待重寫的情況而定。后經(jīng)半個月的重寫，山人認為具有可改性，在予以重大修改后，推薦答辯，也獲得了通過。前一論文的作者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其碩士論文曾獲湖南省百篇優(yōu)秀碩士論文獎，其于2004年考取山人的博士研究生，今年答辯通過，獲得了博士學位。后一論文的作者，順利走上了工作崗位，現(xiàn)供職于浙江某市公安局。此外，山人還指導了2名2000級全日制法律碩士，兩人的碩士論文，受到與法學碩士論文同等要求，其中有一人的碩士論文可稱之為上品，山人評定為優(yōu)秀，答辯委員會也一致認為優(yōu)秀。該生畢業(yè)后最初任職于某直轄市市委宣傳部，后調(diào)入某高校任教，去年已晉升為副教授。另一人的碩士論文山人評定為良好，答辯順利通過。該生最初通過公務員考試，供職于某省級機關(guān)，去年調(diào)入某中級人民法院，任助理審判員。
山人指導2001級法學碩士研究生2人、全日制法律碩士研究生2人，其中有2人的碩士論文山人評定為優(yōu)秀，評審專家與答辯委員會一致評定為優(yōu)秀。該2人畢業(yè)后一人作為湘潭大學死刑研究中心專職助理留校，同時考取著名法理學家汪太賢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今年畢業(yè)并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另一人作為山人即“湖南省芙蓉學者特聘教授”的專職助手留校工作，在山人于2004年離開湘潭大學任專職律師后，其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刑法學家胡云騰教授，頗受胡兄賞識，已在學界嶄露頭角。另兩人的碩士論文經(jīng)修改后由山人推薦答辯，獲得通過。該2人現(xiàn)分別任職于某高校與某市級人民檢察院。
山人指導的2002級法學碩士研究生3人，未指導該屆全日制法律碩士研究生。該3人的碩士論文，山人評定為1篇優(yōu)秀，2篇良好，答辯委員會的評審結(jié)果與山人的評價完全相同。該3生于畢業(yè)的當年全部報考博士研究生，且成績斐然，其中1人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山人的恩師高銘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升格成了山人的師弟，備受高師寵愛，且發(fā)展勢頭強勁。另有人1人，報考山人的博士研究生，考試成績名列同專業(yè)考生之第一，但最后被湘潭大學法學院以荒唐之極的理由拒之門外——其所報考的導師是山人，但山人已走，故不能錄取！該生在山人所創(chuàng)辦的律所邊擔任律師助理，邊復習，1年后以優(yōu)異成績考取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師從高銘暄教授，升格成了山人的師妹，現(xiàn)已獲北京師范大學推薦，將作為聯(lián)合培養(yǎng)生于明年春天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修。還有1位，雖然系高齡女生，但考博成績也上了預選線，僅因指標有限而落選，現(xiàn)任教于某校，已獲講師職稱。
山人指導的2003級研究生系最多的一屆，包括法學碩士4人、全日制法律碩士3人。該7人中雖然只有1人有法律教育背景（但該人僅為法律專科），也盡管最終沒有1人報考博士研究生，但其碩士論文總體說來還算過的去。其中有2篇被答辯委員會評定為優(yōu)秀，系湘潭大學刑法專業(yè)僅有的2篇優(yōu)秀碩士論文。另有1篇，雖然答辯委員會評定為良好，但在山人看來，其確屬優(yōu)秀。另外4篇（主要是法律碩士的論文）雖然質(zhì)量勉強，最終也比較順利地獲得了通過。該7人中，現(xiàn)有4人在高校任教，2人在民辦公司任職，1人在市級人民檢察院工作。
山人所指導的2004級也即在湘潭大學的最后一屆研究生共4人，也許是最失敗的一屆（原因也許在其剛?cè)胄H1個學期，山人即離開了湘大，未對其盡到導師的職責）。其碩士論文中，有1篇因距答辯要求太遠，山人未予推薦答辯，作者自然也未能順利畢業(yè)并獲碩士學位，另3篇，山人雖推薦了答辯，但最終竟同樣被答辯委員會評定為中等。而且，該4生至今均尚在為工作的著落而奔波。此外，該4生中雖有2人報考了博士研究生，但最終無一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