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法律史學奠基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先生，每個側面都是故事，每個故事都耐人尋味。
1979年開始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煌煌十卷本，用字五百萬，歷時十九年，經費僅為十萬元社科基金。據說這部書幾乎集中了國內法律史學界全部學術力量，這意味著數十位學者都愿意跟著他“義務勞動”十幾年。
1957年公開撰文提出“法律的階級性不能否定法律的繼承性”；1963年撰寫教科書《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力圖破除蘇聯教科書理路。這些做法在當時不啻“挑釁”。然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卻從來沒有戴過右派帽子，從來沒被紅衛兵小將武斗，恰恰相反，學生們還主動保護他。談及原因，先生笑言“人緣好”。鐵骨錚錚，不礙君子謙謙。
1970年拖家帶口到江西57干校勞動，采茶、插秧、打石頭，夜晚就著煤油燈寫文章。翻看當時的詩作，偏偏都是這樣的句子：“綠染江南四月天，瀟瀟細雨潤如煙”，“牧童月下歸來晚，柳葉當笛信口吹”。像是度假，也像歸隱，唯獨不像下放。
治學六十載，著作等身。目錄用三號字謄寫在A4紙上，可以打出28頁。2000年70壽誕，卻把自己新出版的文集命名為《未已集》，老人自己解釋這種心境：“在學術道路上，依然‘載欣載奔’。”
收獲倍惜耕耘事，為學何嘗不如斯
1954年8月6日的《光明日報》，豎版繁體，本報記者也是第一次看見。《中國舊民主主義憲政運動的破產》一文是頭條，顯眼。
這是張晉藩發表的第一篇學術文章，那時他24歲，剛剛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研究生班畢業，留校任教。那一年新中國頒布了第一部憲法，憲政研究成為他進入學術領域的門徑。“當年研究憲政是熱點，但后來這成了我一生的研究課題。”從他的著作年表中勾出和憲法史相關的成果，是一條縱貫60年的直線：1955年《舊中國反動政府制憲丑史》，1979年《中國憲法史略》，2004年《中國憲法史》。這是指著作，相關的幾十篇論文不包含在內。
與這條線平行的，是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監察法史等其他專門法史的研究脈絡。當年國家法制草創，每一項努力都是在填補空白。而現在，這些勾畫在28頁A4紙上縱橫交錯的目錄，構成了中國法律史學的學科構架。
最難的是法制通史的撰寫，時間上要上溯到上古的氏族戰爭，門類上要包含刑法、民法、經濟法、軍事法等等諸多項目，每一項都涉及到相關研究成果的梳理集納提煉。這是學術上的“難”，更難的是組織工作，一項大事，人力、物力、財力一時難備，都是問題。
張晉藩決定挑戰這個大部頭。那是1979年，中國學術界春風回暖，在一次學術交流會上，他遇到了美國學者蘭德彰。對方告訴他，在1979年前，國際上已經組織了三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但從未邀請過任何大陸學者參加。美國學者的語氣帶著遺憾——他們從來不知道中國內地還有張晉藩這樣的法制史學者，也無從了解大陸的學術研究水平。
張晉藩傷了自尊心。“政治氣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作出為世界所矚目的成就。”1979年秋天中國法學史學會成立時，張晉藩提出了編寫多卷本《中國法制通史》的設想。很多與會者都記得這位素來平和的學者在大會上的慷慨陳詞：“讓我們的后代向外國學者學習中國法制史，那豈不是我們這一代法制史學人的罪過！”
由張晉藩主編、集結了當時中國法律史學界所有學術力量參加的《中國法制通史》，于1980年1月正式開始編寫。正值浩劫之后，所謂“法律史學界所有學術力量”不過20余人，起步之艱難，可想而知。“到了1985年，情況好起來。很多大學都恢復了學科建設，博士生們補充上來。最重要的是，我們申請到了社科基金。”
還是一波三折。社科基金十萬元，在當時已是巨資。但著作規模太大，時間戰線很長，在出版了《清朝法制史》和《根據地法制史》后，出版經費又出現了困難，其他三部成稿困在了張晉藩手里。編寫工作再度陷入低潮。
新的轉機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法律出版社表示愿意承擔出版任務，出全十卷本的《中國法制通史》。又一輪編寫工作馬上如火如荼展開，好在中國法學界已經有了充足的人才儲備，編寫效率遠遠高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先前已出版的兩卷本也得到了重新訂正。千禧年之前，這部凝結著張晉藩和法律史學界全體學人心血的《中國法制通史》終于問世，成為法律史學世紀之作。
2000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三位教授訪問意大利名校比薩大學，送給主人的禮物便是這本《中國法制通史》。該書從此聲播海外，被西方同仁譽為中國版的《查士丁尼國法大全》。
始于1979年，成于1998年，世事變遷，物轉星移。一些學者在編寫過程中去世，一些學者退出了這項似乎遙遙無期的工程。記者問這部書的主編是否有過絕望的時候，老人神色安詳：“從來沒有。”然后笑言，“我就這一點還行，有點韌性”。幾十年過去了，當年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的慷慨陳詞，言猶在耳。
霧霾豈能遮望眼，春來去路在目中
“茶花香處蝴蝶飛，春池水暖魚兒肥；牧童月下歸來晚，柳葉當笛信口吹。”張晉藩寫于江西的絕句之一。在《思悠集》的自序中，張晉藩這樣描述在江西的日子：“春來油菜花和紫云英黃紫相間，把大地裝點成錦繡，滿山盛開的杜鵑花真個是染紅了青山。還有夏夜的嶺上賞月，秋天的烏桕紅葉，冬季的板橋霜雪，本身就是詩。”
不要誤會，這其實是1970年。同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系任教的張晉藩和夫人林中，拖家帶口地來到江西五七干校，在那里“戰天斗地，改造思想”，既非旅游度假，也非田園歸隱。
“采茶、插秧、打石頭，什么都干過。”但他還是能活出自己的情趣來。當時下放的老師按軍事編制分為五個連，他是五連的通信員，白天勞動，晚上編寫干校的小報紙。江西夏天炎熱，農村蚊蟲亂飛，躲在蚊帳里點著煤油燈寫稿子，還有點不亦樂乎的意思。
身邊帶著《紅樓夢》，一本書在幾十人手里傳看。他則專門研究里面“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薛蟠打死馮公子”、“鳳姐打點都察院”等等章節，分析清朝的司法情況。軍宣隊見了訓斥：“你們這些臭知識分子，現在還看《紅樓夢》！”老師們也有對策，在《紅樓夢》外面包了一層書皮，寫上“石公血淚史”幾個大字。再拿給軍宣隊看，對方滿意了：“看憶苦思甜的書，不錯。”
《〈紅樓夢〉所反映的清朝訴訟制度》是張晉藩研究這部“血淚史”的成果，后來刊發在第2期的《紅樓夢》學刊上。
那時他四十歲出頭，對于一個學者而言，治學最好的年紀與學術最低迷的時代相遭遇。1972年，在江西農村的煤油燈下，他寫了篇論文《從政治上層建筑角度看古史分期的問題》，興奮地寄給了郭沫若，不久就得到了這樣的回信：“文章角度很好，但現在不是一個談論學問的時候。”
他清晰地向記者復述這篇文章的觀點，“戰國是界線。戰國之前的夏、商、西周、春秋這幾個時代的上層建筑有一致性。戰國之后上層建筑有很大的不同——成文法出現了，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出現了，從中可以看出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從法制角度看，春秋戰國有一個劃界。”這個觀點并不陌生，十幾年后，它已經寫進了歷史教科書，成為常識。
讓人詫異的是這種心境。一個正在治學成熟期的學者，帶著老人孩子跑到南方農村“戰天斗地”，個人與國家都前途未卜，眼前每一點現狀想來都泄氣。他口里誦的是田園詩、眼里看的是古典文學、腦子里想的是兩千年前的春秋戰國。
“說老實話，當時學理論、學政策，但我還堅持搞法制史。”在“文革”十年中，他沒有機會出版學術著作，但論文寫作從來沒有停止過，成果見諸當時的《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法學研究》。1979年當年，他連發六篇論文，迅速出版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史著作《中國憲法史略》，撰寫的《簡明清史》、主編的《法律史論叢》隨即在第二年問世。從這里大概可以推知，這個看似心境悠閑的學者，在十年浩劫中都在做什么。
記者問他：“您當年如何看待中國的前途？”
老人沒有正面回答，“你知道的，有識之士對一個法治中國的追求，從19世紀的晚期就開始了。最初是改良派王韜、鄭觀應，再往后是梁啟超、孫中山等等。富國強民要求民主和法制，依法治國是中國若干代人的奮斗目標，歷史不能阻擋”。
他比任何人都講效率，但也比任何人都有耐心。一個有歷史縱深感的人，比我們都更懂得時間的辯證法。
但得師生情誼在，天涯處處是鄉關
中國政法大學張中秋教授覺得自己和師兄弟都挺有福氣。1995年他和老師張晉藩參加南京的一個研討會，發現老人白天開會，晚上熬夜改學生論文。他瞟了一眼文章，作者是“金德賢”，一個韓國師弟，漢語說不利索。張晉藩得逐字逐句修改更正，“不然這孩子怎么畢業啊”。
他是天然的師者。在法大，張晉藩很早就提出一切都應以學生為中心的原則，研究生院的所有資源都應該為人才服務。在擔任長達十余年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期間，為了融匯各家之所長，他廣泛聘請學術大家、名人，如瞿同祖、蔡美彪、王鐵崖、韓德培、端木正、李秀林、俞明仁、袁方、王永興、高銘暄、張國華、王叔文、劉海年、佟柔、孫國華等先生為研究生授課，指導研究生進行論文寫作。每個研究生每年都有經費參加至少一次學術會議，學位論文的調研費用全部支付給學生使用，為了幫助學生學好外語，兩人發給一臺收錄機。
他幾十年來廣受學生的喜歡和欽佩。在倒置觀念、踐踏理性的時代，正是這個簡單的原因保護了他。
1958年司法“大躍進”，法學教育“大躍進”，批判舊法觀點運動“高潮迭起”，張晉藩主張的法律繼承性觀點成為批判的重點。“那時有個說法，繼承舊法就等于‘人口安狼牙’，我受到了一點沖擊。有證據啊，《關于法的階級性和繼承性的意見》，白紙黑字。”
他在人民大學任教。當時有個新花樣，批判誰，就把大字報放在圓形的籃子里給人家送去，叫“給老師送西瓜”。1958年3月25日人民大學團委主辦的《躍進快報》里，記載了這樣一條“送西瓜”的消息：
“看，法學史講師張晉藩老師出現在臺上了。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從內心里歡迎同志們給我送的大西瓜。這時臺下頓時喊出：‘西瓜大而甜，送給老師張晉藩。’張老師說，親愛的同學們，送吧，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張老師說，我一定把我的舊法觀念、修正主義、驕氣、躁氣一掃光。同學們喊，‘張老師是好樣的。’”
這條“躍進新聞”看起來相當溫和，如果不把它嵌入“1958”這個年代背景中，它更像是一場師生互動。張晉藩也明白這一點：“還是很溫和的，和批判右派不一樣。我當時只算是老師當中有舊法觀念的人。”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那場反右之風在人大刮得不猛烈，“當時法學系不到100多個老師，揪出60多個右派”。
1966年，在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問世前夕，人民日報整版刊發文章批判一本書——《科舉制度史話》，原因是該書“宣揚入黨做官論”。這部書隸屬于一個叫做“歷史小叢書”的集子，作者是張晉藩，編者是吳晗。
這件事成了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地雷。“學生隨時可能喊我站出來。”張晉藩說。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我母親告訴我，來了三個紅衛兵找我，這三個學生態度都很好，說：‘請張老師吃了午飯之后到我們那里去一趟。’那時學生教訓哪敢吃了午飯再去，馬上就去了。”他心里相當忐忑，已經做好了“站出來”的準備，沒想到等著他的卻是安慰的話：“張老師您怕什么呢，不就是那本書么？”言下之意是，“我們會保護你。”
關于這場批判，法律系總支部給他寫了六份大字報，“但孩子們沒有一個對我不禮貌的”。
30年后，張晉藩的《求索集》問世，國內法律界和法學界的很多知名人士都參加了首發式。先生說，“我始終難忘，‘文革’時有個學生對我說的一句話：‘張老師您怕什么，我們保護你’。這個學生現在就坐在我身邊。”時任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的楊福坤少將站了起來，師生倆感慨萬千。
他在新中國法律史學上創造了多項“第一”：招收了第一屆法律史學博士生、第一屆博士留學生、第一屆論文博士生，創建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學國家級重點學科研究中心。現在活躍在法大講臺上的教師，大部分是他任研究生院院長期間培養出來的畢業生。2005年他和夫人林中教授迎來了“金婚”之喜，包括張中秋在內的50名博士從全國各地趕來，為兩位先生慶祝。當天的法大新聞網以這樣一個題目概括這個美好的聚會——“伉儷五十情愈篤，天下桃李同慶賀”。
他本人則在作品里悄悄寫下這樣一句詩：但得師生情誼在，天涯處處是鄉關。
艱難淬礪英雄膽，慷慨當舒中國魂
從來沒有盛世而法制衰微的王朝。在法制史中縱看古今的張晉藩，深知中華法系重建對于民族復興的意義。上世紀80年代之后，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中國社會，比以往更重視以史為鑒。
1986年，張晉藩應邀在中南海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題為《談談法制歷史經驗的借鑒問題》。講演中提到了這樣一個典故：唐太宗禁止偽造履歷，命令剛下，就又出現了一個偽造履歷的官員。太宗一氣之下要把此人處死，司法官戴胄卻堅持處以“流刑”。太宗質問他為何抗旨，戴胄的回答是：“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這段史料成了那節課的熱點。課間時，陳丕顯、習仲勛等老干部都不約而同地問了一個問題：“后來太宗是怎么處理的？”答案是，“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對于被“法治”和“人治”困惑的當代中國而言，這段短短的記載非常有啟示意義。張晉藩說，“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在歷史上常常可以找到。”
1996年和1998年，他又兩次應邀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法律課，題目分別是《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中華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與近代化的思考》，思路上一脈相承。記者問他當時的提問中是否有比較“尖銳敏感”的問題，先生想了一下：“還真沒有。”他在講臺上素來敢言，但那幾次講課中還有聽眾勉勵他：“還可以再放開點。”
中國已經并正在經歷法制近代化的過程，在“變”與“不變”、“西化”與“中國化”、“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走著鋼絲。張晉藩始終認為，近代化不僅是法律條文和法律制度的近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近代化——人的法律意識、法律思想、法律邏輯的進化。單純法典條文的改變，遠不足以構成近代化的視野。更重要的是，相對于西方，中國應該、也有能力走一條“他選”道路，近代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化，依然要從本國國情出發，放眼大歷史來尋找屬于自己的路徑。
他理想中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法情允諧”的社會，是一個生發于中華法制、倫理傳統的，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社會。這個理想的社會至少要滿足三點：其一，禮樂政刑綜合為治。“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其二，改制與更法互相促進，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配合以立法調整。其三，治法與治人并重，有治法還要有治人。“擇人而授之以法”，幾乎是每個盛世共有的經驗。
這個藏在心中的“理想社會”，大概可以解釋他身上的每一個故事。比如為什么在艱難地完成《中國法制通史》之后，仍然“不長記性”地接下《中國少數民族法制通史》（多卷本）和《中華大典·法律典》的主編工作，即便耗時同樣長，經費同樣少；比如為什么在一個顛沛的時代，仍然不以種種困苦縈懷，反而始終樂觀而充滿信心。張中秋說，“他對事業的熱愛遠非敬業二字能概括，這種熱愛來自于他的歷史責任感，他是把事業當做愛國的途徑。”
張中秋說，他帶著學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態度上從來不卑不亢，學術上定要拿出高水準、高質量的論文；還說，他多次堅定地表示，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中心，必須要從日本回到中國。這個硬氣的學者就是眼前這位好脾氣的老人，或坐或站地隨著記者要求拍照。你表示感謝，他會輕輕拍拍你的肩膀，表情有些不好意思：“要感謝你，要感謝你才對。”
載欣載奔，求索未已。精氣神還是那么好，思維還是那么敏捷，只是眼睛已經看不大清楚字了。這也有辦法，夫人林中就是他的眼睛，每天都會把各種資料讀給他聽。采訪那天他穿著一件粉紅色的polo衫，她穿著一件紅色的馬甲，他把夫人推到鏡頭前，開心地說，“我的著作里，林老師有一半功勞。”
書房里橫著一張長桌，兩把同樣的座椅，兩個同樣的靠墊。賢伉儷并排坐在一起讀書治學，恰如學校里的“同桌”。靠窗的位置是他的，采訪時夜色初上，從這扇窗望出去，明月在天，眾水咸見。
（文中小標題詩句選自張晉藩詩集《思悠集》，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張晉藩，男，1930年出生，現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1983年被評為法學教授，同年被評為中國法制史學博士生導師，1988年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法制史學帶頭人，1991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法制史研究所所長，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特約法學評議組成員，1983年第二屆法學評議組正式成員，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老教授協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理事等。現兼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專業顧問、中國教育家協會名譽會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咨詢委員會成員。曾出版《中國法制史》第一卷、《中國法律史論》、《法史鑒略》、《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中國近代社會與法制文明》、《清代民法綜論》、《中國憲法史》、《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等二十余部專著。此外還主編了《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清朝法制史》、《中國官制通史》、《中國司法制度史》、《中國民法史》、《中國刑法史新論》，《中國行政法史》、《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等二十余部專著和教材，并發表了專業論文二百余篇。其中有些專著和文章已譯成英、日、韓等國文字出版。1986年應邀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1996年、1998年兩次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法律課。1982年以來，多次赴美國、加拿大、德國、以色列、日本、韓國進行講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