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何美歡老師被發現昏迷而被送到北醫三院搶救已經整整一個星期了，我雖然不是第一時間得到消息，但在當天晚上就在郵件里得到消息，立刻趕往醫院探望。這是驚心動魄的一星期，清華法學院和清華大學的領導和相關的老師快速高效地行動起來，積極聯系腦血管方面的專家進行診斷，并且動員各種資源和力量，希望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何美歡老師的康復的可能性。何美歡老師在京工作和學習的學生，自8月21日起，就聚集在北醫三院久久不愿離去，并且快速地行動起來，安排同學值班，在外地甚至國外工作或學習的同學，也紛紛地趕來北醫三院，希望能夠守護在何老師的周圍，隨時聽候召喚，為何老師渡過難關盡一份心力。
何老師在北醫三院的重癥監護病房不能做CT，由于何老師的血壓不穩定，因此從重癥監護病房移動到CT室，存在很高的生命危險，因此許多同學就自發地在互聯網搜尋移動CT的消息，硬是從互聯網上找到了美國的一家移動CT生產商的資料，發現其在北京曾經賣出一臺移動CT機，并且很快查到購買這臺移動CT機的醫院是北京軍區總醫院，而清華大學法學院的領導得知這一消息之后，也馬上動用一切資源和力量，和北京軍區總醫院取得聯系，希望能夠借用這臺移動CT機。當學生們得知借用移動CT機很困難時，又自發地聯系保險公司，希望通過保險公司提供運輸保險的方式來增加借出移動CT機的幾率，并且很快地聯系好了愿意提供保險的保險公司，甚至短時間內就拿出了一份很漂亮的保險合同。在確定借出移動CT機無望的情況下，經過何老師家屬和法學院的強烈要求，北醫三院決定冒險移動何美歡老師去CT室做CT，因為這是進一步治療必經的步驟，也是不得不冒的風險。幾個學生得到消息之后，為了減少何美歡老師在移動過程中顛簸的危險，又馬上行動起來，到處借地毯鋪在地上，從而能夠使得何美歡老師從重癥監護病房到CT室這一小段路走得更加平穩。當法學院的領導和醫生們推著何老師走出住院大樓，看到門外地上鋪著地毯時，也感覺很意外和感動。何老師最后順利和平安地做完CT返回病房，與鋪著的地毯是否有聯系，這個不好推斷，但是學生的心意，也許何老師是感受到了。所以何老師雖然處于昏迷之中，無法說話，但是何老師仍然很堅強地在和病魔抗爭著，沒有放棄，打破了北醫三院某些醫學專家的斷言，不斷地創造著例外和奇跡。
何美歡何許人也，為何能夠得到學生們和清華大學法學院如此之深切而熱烈的尊重和愛戴？這個瘦小的女人，又是有著什么樣的神奇，居然能夠讓中國這批最頂尖的大學里最優秀的年輕人如此地感念和敬佩？她有什么重大的貢獻，值得學生們那么虔敬地每天為她祝福，那么隆重地天天守護在她住院所在大樓大廳里，每天不厭其煩地通過手機和網絡，互相之間傳遞關于她的病情的最新消息？許多人看到了發生在何美歡老師周圍的這些事情，看到了網絡上的一些情況，難免會發出這樣的疑問。這雖然不是我寫這篇短文的目的，但是卻也給了我一個機會，說說我心目中的何美歡老師和我所接觸到的何美歡老師。
我第一次見到何美歡老師，是我在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應邀到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參加的一次以法學教育為主題的小型討論會。何老師應該是那次會議的一個主要的發言人。那時候何美歡老師應該是剛到清華法學院開設普通法精要課沒多久，之前我也私下聽到有關她的許多信息，例如她放棄了在香港大學的教職和高薪的律師工作，全心全力地投入到了中國大陸地區的普通法教育工作。很明顯，清華法學院所開出的薪酬雖然在大陸地區是很高的，但自然和何美歡老師原來的收入是無法相提并論的。我之前也對何老師的普通法精要課非常感興趣，曾經想過去旁聽，但是詢問之后，說這門課的方式，根本無法旁聽，只好作罷。后來郭銳仍然不甘心，跑去聽了她的另外一門課“銀行法”。那天何老師發言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大概記得的內容，就是她的“理想的法學教育”那篇文章里的內容。只記得其中一位北大的年輕老師的發言，大概說像他們這些北大清華里的教師所提供的教育，對于那里的學生，只是起到了一個輔助和次要的作用——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對于他們的成材，基本上起不到根本的作用。這些學生考進北大清華，證明他們已經是非常優秀了，沒有他們這些教師在課堂上所傳授的知識，這些學生出去照樣是頂尖優秀的，照樣是這個社會的精英，照樣混得是最好的。對他們來說，北大清華四年的經歷和同學互相之間的競爭和激發，才是最根本的。當時覺得他講得很精彩，但是后來回來一想，又覺得有很大的問題。如果用這位老師的這種說法來描述當時的現實，倒是很準確的，但是作為一個精英大學的教師，這種想法卻很CD。以我接觸的一些北大法學院的朋友為例，有一兩個對法學根本沒什么興趣，在大學期間也沒有認真學習法律和理論，但是在其他方面確實照樣精彩，并且到了社會之后，也確實干得風生水起，生龍活虎。但是，我也看到，在許多涉及到北大法學院的公共事件中，北大法學院的這些精英學生的發言和行動，又并不精彩，甚至讓人感到他們的智力和推理水平與其他方面的精彩是不相稱的。當然，這還不是關鍵所在，關鍵的地方是，這批從全中國選出的最優秀的學生，在他們經歷了北大清華的四年教育走出法學院后，和同樣優秀，但是經過哈佛耶魯等頂尖名校四年教育的畢業生比起來，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我覺得畢業之后的這種比較，才能夠看得出中國頂尖精英大學的這些教師們的責任究竟是什么，以及這批人是否盡到了責任。的確，當這些學生走進這些頂尖精英大學時，他們已經證明了他們在中國是最優秀的，哪怕這四年他們在大學里什么都沒有學，他們仍然是中國的精英，但是問題在于，這批人是應該代表著中國和美國等其他地區的精英進行競爭的，他們的眼界、素質和能力，在某種程度上關鍵性決定了中國未來在全球競爭中的位置。如果他們經過四年頂尖精英大學的學習和訓練，不但和前面那些國外頂尖名校的畢業生們比起來，他們的能力沒有實質性的提升，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并且反而變成了僅僅是中國比較好精英，但不是最精英的人才，那么我覺得這兩所大學的教育就是失敗的，而且是嚴重失敗。從這個角度來講，北大和清華這兩所名校的教育者的能力和責任，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這就說到了何美歡老師的普通法教育的意義問題。我覺得何美歡老師之所以愿意放棄在香港和加拿大的優裕生活，孤身一人來到清華法學院開辟普通法教育這個戰場，是與她對這個問題的感受和認識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何老師看到了美國精英律所在全球法律市場內攻城略地，所向無敵的局面和趨勢，也看到了普通法教育與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律所的這種絕對優勢之間的正相關性。同樣地，她一定也感受到了近一百年來多災多難的中國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內外交困的局面，許多深層的問題只是被掩蓋起來而顯得若無其事，實質上正在變得更為嚴重。同時，她也一定看到了中國巨大人口所潛藏的源源不斷的優秀拔尖人才的資源，以及這些人才雖然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但是正在大批大批地被中國的教育制度磨平棱角，消去銳氣，最后在死氣沉沉和毫無生產能力的教育中變得平庸的現實。我推測，她或許對中國的年輕人還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對他們的才智，也對他們的激情。所以，她也許覺得憑借她所經歷的完整的普通法教育，在海外長期的法律執業經歷所積累的經驗，以及她的理論家的天賦和她的人格魅力，或許可以在中國開辟一個戰場，提供某種出路和可能性。至于這種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是否真的能夠形成規模效應，未來她所培養的這批學生是否真的能夠找到發揮的舞臺，并且真的發揮她所期望的歷史貢獻，這是一個無法驗證的問題，但是這種可能性本身，就可以為她提供行動的理由和鼓舞她的激情，一個人默默奮斗的激情。
我覺得何美歡老師八年多的普通法教學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印證了她的這種判斷。首先，我觀察到并且確信，她所教授的這批學生確實是非常優秀和精彩的精英學生，并且這批學生經受了他的普通法精要的訓練，確實大大地提升了對法律的理解，以及分析問題和高效行動的能力。許多普通法精要的學生后來跑到美國法學院（包括哈佛法學院），表現也非常的優秀和搶眼，許多學生畢業之后，在外資所工作，也毫不遜色。而其中有些學生在剛開始學習普通法精要的時候，表現得并不好。我推測這是因為這些學生當時表現不好，并非不夠優秀，而是對法律和法學的理解有問題。何美歡老師病重期間，我曾經在北醫三院的住院大樓值班，和她的許多學生有過接觸。他們的判斷力、分析能力和行動力，都是一流的，前面舉的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有個學生說，在國貿那邊精英律所集中的地方，幾乎每個精英律所，都有幾個律師是從何美歡老師的普通法精要出來的。他們共同分享了一種法律的思維方式和法律理念。我想，這恰恰是何美歡老師當年剛來清華法學院開設這門課程所期望看到的，也是她最后下決心放棄休息時間，在假期回清華法學院高強度地開設普通法精要這門課程的重要原因。她當然希望能夠憑借自己的一己之力，為中國多孵化這樣的法律精英人才。而這些人在何美歡老師病重時，所流露出來的那種發自內心的感激和關愛，自然也變得很好理解了。
我在2006年進入清華法學院學習的時候，還沒有放棄當年的那種想法，跑去何美歡老師的課堂聽課。何老師原先反對博士去參加這個課程，經過一次詳談后，她同意了我加入。我和這幫由本科生高年級和碩士生組成的小弟弟小妹妹們一起參加了一學期的課程，收獲匪淺。我自己并不是那種行動力特別強的人，比較懶散，所以很難成為何老師所期望的那種精英律師，比較適合在大學里做研究和教學。而且，我所關注的問題是整體性的理論問題，屬于帕森斯經常用來自嘲的那種“不可救藥的理論家”。因此，我關注的核心問題仍然是中國法治的建構問題。在我看來，中國法治能否成功建構，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建立起現代意義的司法體系，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中國的判例體系。所以，很長時間內，我在欣賞何美歡老師對中國普通法教育的探索之余，對于這種教育之于中國法治的意義，仍然表示一種謹慎的懷疑。我覺得只有在中國的判例體系建成，教師能夠運用中國的判例體系從事案例教學時，中國的法學教育才能夠真正融入到中國的法治建設中，起到實質作用。在學習了一個學期的普通法教育之后，我發現何美歡老師的思路和我的思路完全不一樣，她秉行的是一種典型的律師的思維。相比較理論家，律師的一個特性，就是行動力，律師遇到疑難問題，當然不可能坐等制度性問題解決之后才采取行動，他們必然是在現有的條件下，馬上展開行動，利用現有可資利用的一切手段，來達到維護正義利益的目的。律師并不掌握權力，而理性的論證和辯論是律師唯一可資利用的手段。因此，何美歡老師非常重視對案例論證邏輯的分析，并且提供嚴謹論證的能力。但是她要教會的并不僅僅如此。她希望教會學生的是，在法官所提供的貌似嚴謹的邏輯中，能夠通過這套案例分析的工具，來看出隱藏在邏輯分析之后的法官的真實想法和意圖。這些真實想法和意圖，包括法官個人的價值觀、國家利益、情感好惡等。法官會巧妙地利用對案件事實的裁取和論證結構的組織，將自己的這套價值觀、利益和情感隱藏其中，并且發揮實質性影響。因此，律師首先就要通過自己的分析能力，將這些深層的東西揭示出來。但是，何美歡老師更想教會學生們的是，哪怕你通過分析發現了這些秘密，你仍然不能像某些心理承受能力太差的法學大教授那樣單純和天真，儼然發現了一個大秘密，四處發表演講和撰寫論文，到處找人說，原來世界就是欺騙，或者法治不過是一場高明的騙局。因為這樣做不會取得任何效果，等于什么都沒有做。何美歡老師教會學生的是，首先，嚴密的分析和邏輯論證，仍然是一個高明律師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他仍然要用這套武器來戰斗。其次，區分哪些是律師可能做的，哪些是律師無論如何努力都做不到的。例如，在分析一個英國涉及航空公司的機場建設費的案件中，何老師最后總結說，這里涉及到英國的國家利益，因此這個案子無論如何是贏不了的，而原來分析水平超一流，邏輯超嚴謹的法官，這個案子判決突然寫得這么差，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在那些律師可以有所作為的案件中，律師就必須采取行動，因此律師在嚴密的邏輯推演的過程中，要適當的通過案件事實的選取和論證結構的設計，在法律邏輯之外，傳達出深層的一個故事結構，而這個深層的故事，應該是能夠打動陪審團或者影響法官判斷的。我記得我們曾經分析過的一個交通事故的案子，就是這樣的。這樣一套方法和思維，律師可以用，法官當然也在用。這里當然有利益的斗爭，但是都是在一種共享的游戲規則下的斗爭。這才是法律故事的完整版本。何美歡老師的這樣一種思路和行動邏輯，同樣也是她選擇在中國從事普通法教學探索行動的邏輯。她選擇在一個有限的可能性空間中，盡自己最大努力地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當然，這不過是我基于短短一學期學習的體會所做出的分析和判斷，未必正確，也愿意接受方家的批評和指正。
2007年，因為要準備去德國交流，以及其他諸種原因，我沒有在何美歡老師的普通法精要課繼續學習，這是我至今感到耿耿于懷和特別遺憾的。如果何美歡老師這次重病康復，出于健康考慮，恐怕也沒法繼續從事如此高強度的普通法教育了。我覺得對于清華大學法學院來說，這是一個難以彌補的損失。我甚至覺得此后清華法學院的本科生教育，已經很難和之前的相比，從那里畢業的本科生們，也很難像從前有機會在何美歡老師的普通法精要里學習和接受訓練的學生那么優秀。從這個角度來講，那些曾經上過精要的學生們又是何等地幸福。這不是對清華法學院甚至中國其他法學教師的否定或者輕視。清華法學院和中國其他法學院當然還有許多優秀的教師。但是，我覺得這些教師中最優秀的，所教給學生的，也不過是一套比較成熟的法律概念體系和基本的法律思維而已，但是他們很難像何美歡老師的精要課那樣，教會學生那種批判性地分析和思考的能力，也教會不了他們那種高效的行動力和判斷力。精英的學生當然也不乏這種高效的行動力和判斷力，但是這種行動力和判斷力是一種天生和自發的能力，需要高明的教師調教，從而使得這種能力穩定下來，而不是隨著年齡的上升而逐漸地消隱。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部分優秀的法學教師，他們更適合培養研究生和博士生階段的人才，并且是學術研究型的人才，本科生教育（這是寬泛意義的本科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和法碩，類似于美國的JD教育），以及這種高效的面向實踐的，具有高效行動力和準確判斷力的人才的培養，他們恐怕是很難做得有像何美歡老師這么好的。
何美歡老師來到清華法學院時，大概是50左右的年紀，按照孔夫子的說法，這是一個知天命的年紀。“天命”這個詞，使我想起韋伯有名的“天職”（calling/Beruf）這個概念。我覺得，來到中國大陸的何美歡老師，不就是以這種類似于清教徒似的天職觀念，一個人默默地奮斗和耕耘在這片土地上，在和時間賽跑，和自己較勁嗎？因此，何老師累倒在自己的崗位上，也有某種宿命的味道。只要她發現自己還能夠再堅持干一段時間，她就一定不會讓自己歇下的。只是，我們沒料想到何老師會累到這個程度，并且會這么嚴重。在何老師重病住院前幾天，何老師剛剛請我們那一屆的學生吃飯，說自己上完這次課后，就回加拿大好好休息二十多天，什么也不干的。她還說到已經好幾年沒有做體檢了，準備找個時間做個體檢。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那時候何美歡老師一定是覺得身體已經非常疲勞了，但是仍然憑個人的毅力強撐著，一直到普通法精要最后一堂課那天，才放松下來，結果身體就嚴重抗議了。
但愿學生們真切的祝福和何老師堅強的意志能夠幫助她渡過這個難關，也希望何老師能夠醒來看到我這個與他交往其實并不深的大齡學生寫的這篇文章。也將這篇文章寫給那些我認識和不認識的何老師的學生們，希望你們能夠堅強和堅持，真正地成為中國法律人的中流砥柱，實現何美歡老師所寄托在你們身上的殷殷期望。
泮偉江
2010年8月28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