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美歡老師走了，那么突然，沒有一聲道別，她走了。
她曾稱自己是“前線教員”。誰想，她就如一名奮戰(zhàn)中的士兵，在前線仆倒，在同學們坐進教室，在最后一課開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說。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學梁球銶琚樓。當年的法律學院，可算是大英帝國的最后一塊“殖民地”，僅有七個本地老師，我是第一個內(nèi)地籍教員。頭一天報到，她來辦公室看我，進門便自報家門。然后三言兩句，把“殖民地”須知關照一遍，并要我多喝開水，當心冷氣。我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藍色薄毛衣——香港的寫字樓，冷氣世界第一——日后便學她，放一毛背心在辦公室。冬天，則遵照她的“貼士”（tips），備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護嗓子。
比起美國和內(nèi)地現(xiàn)時的大學，港大的老師教課要認真細致得多，趕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風氣。而Betty是其中最為認真，給分最嚴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學生極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這一點，我印象很深。因為在哈佛，九十年代開始，學生拿個B-，弄不好會吃藥看心理醫(yī)生。故而好些老師改卷子是能放一馬就放一馬，分數(shù)便節(jié)節(jié)攀高“通貨膨脹”了。我想，Betty在學生中間享有崇高威望，與其說因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權威，精通合同、代理、擔保、公司、證券等各個領域的判例法理，不如歸功于她對工作極端負責，對學生盡心竭力。跟著這樣一位好老師讀書，誰還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兩大官僚主義政治傳統(tǒng)的交匯之地，公立大學跟政府機關一樣，少不了繁文縟節(jié)。大事小事有事沒事，都要開會；完了，還得做成文字記錄。法律學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時候就比別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卻是一分鐘也不肯浪費的人，對文山會海自然避而遠之。凡是可開可不開的會，她便提議別開；開了，她也不來。
她把心血都花在教書和著述上了。當然，也有放松的一刻。周末，偶爾在樓里碰上——我也是“工作狂”一族——就一塊兒下到薄扶林道吃個簡便的午餐，海闊天空聊聊。有一次她問我，文革中怎樣自學外語。我說：不開會，不參加政治學習，就學會了。她聽了哈哈大笑。后來，就常談起六六、六七年香港的學潮和工潮，以及在美國念大學，如何設法追蹤國內(nèi)動蕩的局勢。這時，她的聲調(diào)便有點激動，仿佛憧憬著什么。
談得更多的是文史。她英美文學的底子好，看書極快，說是在律師樓練出來的。一厚沓文件，眼睛一路掃去，要點、主張、理由和關鍵數(shù)據(jù)，都可以抓住。但那習慣一旦養(yǎng)成，就沒法欣賞小說了，讀著讀著得告訴自己，慢點，再慢點。有一陣子，她用抄書來換腦筋，干累了，拿起毛筆抄幾段錢賓四（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因此，她對歷代王朝的興替和中國的政治傳統(tǒng)也有精辟的見解。和她一起，總能得到知識的啟迪。
漸漸地，我明白了她的志向。她熱心參與跟內(nèi)地院校的學術交流，為公司、證券、金融制度立法做顧問而從不計報酬；直至放棄港大的“鐵飯碗”，離開家鄉(xiāng)便利的生活環(huán)境，移居北京，投身中國法律教育改革的艱巨的事業(yè)，作出卓越的貢獻——這勇敢的選擇的根基，便是那高潔的志向。
君子務本，是Betty的箴言。但那務本，乃是出于一種深切的社會關懷與歷史責任，是以全中國為事業(yè)而劃定前線的。
三
Betty決定加盟清華前，曾征詢我的意見，還談了具體的工作方案，即創(chuàng)立一套“普通法精要”課程。我覺得，就國內(nèi)法律教育的改革和人才培養(yǎng)而言，普通法的思維方法和技能訓練，肯定是當務之急；而且隨著中國加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經(jīng)濟秩序，感受到美國全方位的壓力與牽制，這需求在今后只會越來越大。所以，她的方案非常到位而現(xiàn)實。只是提醒一點，內(nèi)地的官僚主義與香港不同，人際關系也略為復雜，要有心理準備。她說不怕，只要學生優(yōu)秀就成。當時，北大也在熱情相邀，做了許多工作，但是她考慮清華法學院開辦不久，更需要支持和發(fā)展，便選擇了清華。 二〇〇二年秋，Betty正式就任。來信說，領導跟同仁處處關心，學生尤其好，遭遇復雜的衡平法判例也不畏難。我就知道她有多忙了。〇三年三月，我到清華講課，她的普通話已經(jīng)蠻流利了，連飯桌上的玩笑亦應對自如。我同內(nèi)子參觀了她的新居，只見書房堆滿了從香港搬來的一箱箱書籍資料，一切就緒，準備大干一場的樣子。果然，兩年后便有專著問世，《論當代中國的普通法教育》（2005），全面論證普通法教育在中國的必要性，并系統(tǒng)總結了她在清華授課的經(jīng)驗。
這本書闡發(fā)的核心思想同教育理念，我以為很值得學界深入探討。例如，Betty指出，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發(fā)展不平衡的大國，理應有不同類型的法律人才和法律服務。可是，目前重點大學精英法學院的課程設置、教學內(nèi)容，總體而言跟一般法學院系區(qū)別不大，都不管國情或市場需要。結果，一方面法學專業(yè)的畢業(yè)生過剩，絕大多數(shù)不可能進入法律職業(yè)；另一方面，即使在北京上海，高端法律人才依舊奇缺。Betty看得很準，精英人才的培養(yǎng)，一直是中國法律教育的軟肋。加之這些年來盲目擴招，濫發(fā)學位，師資良莠不齊，嚴重影響了法律教育的制度建設。她說，“精英法學院應該是產(chǎn)生思想的重地，應該以培育產(chǎn)生思想的人才為宗旨”（《理想的專業(yè)法學教育》）。
因此她主張，至少幾所主要的精英法學院開設英美法課程，應把重心放在普通法的思維方法，而非僅僅介紹或比較一些部門法（如合同、財產(chǎn)、侵權或衡平法）的實體規(guī)則。唯有如此，才可訓練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考而擺脫教條，包括洋教條，成為了解并適應中國國情的法律人才。這一觀點極具挑戰(zhàn)性，因為其前提不是別的，恰是質疑學界根深蒂固的一個傳統(tǒng)觀念，即英美法/歐陸法兩分，而當代中國法制屬于歐陸法系的教條。更為實際的是，如果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等于美國化，美國不僅出口法律規(guī)范、法學理論，還出口交易模式、司法策略與法律價值，而中國正處在大量進口的歷史時期；那么，Betty的教育理念和實踐便是一個及時的批判性回應。將來，中國法制經(jīng)過多元化的創(chuàng)新，是可望逐步消除歐陸與蘇聯(lián)教條的影響，展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中國特色的。在此意義上，她的“普通法精要”對于清華法學院，乃至中國法學的成長，都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嘗試。
四
“愛，是眾神與人的老師”，法國思想家葦葉（Simone Weil, 1909~1943）有言。Betty之為人師，便純是愛心的體現(xiàn)，這在清華法學院，一如在港大，是有口皆碑的。
這師表之愛，身教勝于言傳，本是一支悠久的傳統(tǒng)，哺養(yǎng)了我們的民族精神。近年來，卻成了校園里的異數(shù)，抑或一種奢侈的追求。“在今天的大氣候下”，用Betty的話說，那已是每一個有良知的教師備受困擾的倫理問題。因為，他必須按照學校定期派發(fā)的評審表格，“展示最大量的業(yè)績”；否則就通不過考核，甚而危及飯碗。誰能夠，即使愿意，花很多時間教課、輔導學生、培育人才，而把所謂的“科研項目”跟“學術成果”落下不管呢（《普通法教育》，頁189）？確實如此，評審表格上沒有“愛心”一欄。
所以Betty又是幸運的，從港大來到清華，依然可以撇開評審表格，以最高的亦即傳統(tǒng)的教育倫理，獲得領導的支持與敬重。
這兩天，我把Betty的著作重溫了一遍。真知灼見之外，最讓我感佩不已的，還是《普通法教育》第七章，她的坦率的自我批評。書中詳細檢討了在清華第一年授課的得失教訓，以供后來者參考。例如，“指定的閱讀材料編排順序不妥”，一上來就布置讀英國衡平法，難度太大，部分學生產(chǎn)生了挫折感。于是總結道：“知易行難”，明明設想了一套課程結構和技能培育理論，卻在實踐中以概念而非閱讀難度來編排判例，犯了一個簡單的錯誤（頁161）。對于課上采用的“蘇格拉底式”疑問教學法，她也做了反省，認為：引導學生在判例中尋找理據(jù)時，進一步要求，將法官（即判例作者）未明言的前提“證明或證偽”，雖可以“刺激批判性思考”，讓話題跳躍而“出現(xiàn)火花”，卻陡然增加了課堂壓力。這么做，對思考慢的學生不利，練習的效率亦不高（同上）。至于學生提交的書面報告，她也找自己的不足：沒給評語就安排口頭報告，結果有的不夠水準，浪費了其他學生的時間。再如課堂活動，“后期變得有點沉悶，幸虧有一個不曾預期的救星——非典——及時出現(xiàn)”（頁162）。嚴格管嚴格，她不乏幽默。
葦葉還說（頁65）：“愛，需要現(xiàn)實。藉一次肉身的顯現(xiàn)才發(fā)覺，那被愛的只是我們自己的一番想象，還有什么比這更為可怕？”是的，Betty的現(xiàn)實便是她的學生，她的中國的教育事業(yè)，并為之奉獻一生。故而，她常為大愛所充盈。
五
然而她還是走了，沒有道別，那么突然。
多年前，在薄扶林道的小飯店里，她說，特別喜歡欽定本《圣經(jīng)》，那雄渾悠遠而委婉的散文文體。后來在清華，學生向她請教如何提高英語，欽定本是她推薦的必讀。她把這事告訴我，要我解釋，英譯跟原文的風格差異。因為我講過，保羅書信一些粗糲的“棱角”被欽定本磨平了，間或還替換同義詞，顛倒語序，但就立起了一座文學的豐碑。你舉一個例子，好嗎？她問。我說，等我翻出來吧，那大寫的“言”是一奧秘。
如今，她已在生者中間，見證著一切奧秘。而我的譯文，我只能希冀，如保羅般粗糲，獻在這必朽的世界面前，成為她——不朽者的紀念（《哥林多前書》15:51以下）：
Behold, I shew you a mystery; We shall not all sleep, but we shall all be changed.
In a momen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t the last trump: for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nd 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incorruptible, and we shall be changed.
For this corruptible must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must put on immortality.
So when this corruptible shall have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shall have put on immortality, then shall be brought to pass the saying that is written, Death is swallowed up in victory.
O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O grave, where is thy victory?
聽著，有一樁奧秘告訴你們：我們并非都會長眠，但全部要變；一會兒，眨眼間，已是最后的號音！是的，那號音一響，死者便要復起，成為不朽，我們也就變了。因為，這必朽的注定要穿上不朽，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當這必朽的穿上不朽，這必死的穿上不死，到那時，便要應驗經(jīng)書之言：
死，已被勝利吞吃。
死亡啊你的勝利在哪？
在哪呀，死亡，你的毒刺？
二〇一〇年九月九日于鐵盆齋，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0.9.19
何美歡：《論當代中國的普通法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何美歡：《理想的專業(yè)法學教育》，載《清華法學》第九輯，許章潤主編，清華出版社，2006。
葦葉（Simone Weil）：《重力與恩典》（Gravity and Grace）, Emma Crawford & Mario von der Ruhr英譯，Routledge Classic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