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才與厄運
如果說李澤厚還只是“想當”思想家，那么，顧準則無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說顧準是近五十年來中國唯一的思想家，還有人說“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請參看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這些說法或許可以討論。但不管怎么說，早在1974年便已 “蓋棺”的顧準，都將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論定。
不過，我想談的卻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這個人。
我從來就認為，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許更有意思或意義。思想總是有限的，再說我們也并不一定都打算當思想家或別的什么家，但我們卻無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顧準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是一個曠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歲時，他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以后又多次與會計學泰斗潘序倫合作出書甚至捉刀代筆，成為會計學界一顆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歲時，他一面擔任高級職員，一面從事地下活動，同時還兼任圣約翰、之江、滬江三所教會大學教職，流暢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課，讓那些一貫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學學生深為折服。中年從行政領導部門轉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后，更是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他精通數學、歷史學、經濟學，在哲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諸領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圍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譯著、論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稱作“中國的哈耶克”（奧地利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果他象陳寅恪、錢鐘書那樣，有著家學淵源、留洋經歷倒也罷了。然而他卻出身不過學徒，學歷不過初中，少年為生計困擾，青年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癥折磨。如此艱難困苦，卻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以至于被認為“后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嘆服。
顧準又是一個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斗爭，并于1935年入黨，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據地，在“沙家浜”當專員，在延安當學員，在山東當游擊司令。1949年，三十四歲的顧準，作為中共高級干部掌管了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財政稅務大權，與陳毅、潘漢年、方毅等同為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并成為顯赫的副市長候選人。這時的顧準，真可謂意氣風發，光彩奪目，前程似錦。上海多少領一點世面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無論按照舊社會的眼光，還是新中國的標準，年輕的顧準都是男性羨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儀的“白馬王子”，光是求愛的情書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說真有什么“天賦”和“運氣”的話，那么，命運對顧準似乎不薄。孔子說：“吾十五而有志于學，三十而立”。顧準呢？十五歲當校長，三十歲當局長，豈非“天資聰穎”又“少年得志”？
二、才氣與骨氣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會歷史方面的“客觀”原因或者說“大氣候”就不去說他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就連章乃器這樣的黨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連彭德懷這樣的元帥元勛都要被置于死地，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都保護不了自己，遑論其他？問題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厲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開始都挨整。不整別人偏偏整你，就必定還有個人方面的原因。
建國初期即在政治運動中翻船倒臺的中共高干，無非兩種人。一種是確有罪行、錯誤和問題的，如劉青山、張子善，如高崗、饒漱石；另一種就是為了“完成任務”而拉出來湊數的了。當時毛澤東親自督戰，下令“限期展開斗爭”，并具體下達“打老虎”的指標：各大軍區、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幾百只，而上海的指標則是“上千只”。天曉得這些數字是怎么估算出來的！但沒依據歸沒依據，該完成還得完成。因為你如果完不成這個數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沒法子，為完不成指標而苦惱狼狽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嶄新概念。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開展了。因為定“思想罪”是不要證據的。所以，盡管所謂“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盡管顧準既未貪污（相反還很廉潔），又沒浪費（相反還很節約），更沒有官僚主義（相反還十分聯系群眾實事求是），仍然被當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為可以很便當地說他思想上貪污、思想上浪費、思想上官僚主義么！
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實上，沒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標，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問題是即便要湊數，也多少要有點“譜”。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運動員”。把他揪出來，無非是把“死老虎當活老虎打”。那時的當務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員兼市委秘書長，可以算是“大”；“歷史上一貫犯有嚴重錯誤”，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來，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無話可說，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認倒霉。又比如《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將報社資金借給他人辦企業”，算是有“貪污”嫌疑；市府副秘書長曹漫之，“用美國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墻壁”，算是有“浪費”嫌疑；市總工會黨組成員程公琪，“一貫家長式作風，影響干部團結”，算是“官僚資本主義嚴重”，馬馬虎虎好歹還算交代得過去（其實這幾位都是深受黨內外尊敬的優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顧準有什么呢？既無“前科”，又無“現行”，既無“罪言”，又無“劣跡”，為什么要拉他出來湊數？更滑稽的是，顧準所受的處分，在市委的檔案里，無案可查，無跡可尋，沒有半張書面正式文件，當然也就沒有半點“正當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實在太離譜了一點。
事出有因。一種猜測是：某些方面對顧準很有意見，早就想干掉他，這一回不過有了機會而已（《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即持這種觀點）。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為什么來頭這么大，又這么強硬，連陳毅也不得不勉強同意他們的意見，但要說顧準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則完全可能。
顧準實在太“扎眼”。
顧準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顯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樹大招風，此其二；才氣逼人，此其三。顧準實在太聰明了。當會計，他能一邊雙手“打飛歸”（兩只手在兩只算盤上同時計算），一邊和人閑聊天；當局長，他能在主席臺上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同時對別人的發言做摘記，親眼目睹的干部都驚呼“顧局長有三個大腦”。唯其思路敏捷聰穎，才能在建國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數職，也才能在無論是當學徒、當教員、當領導、當學者時，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籌。
有才氣的人多半都有傲氣，而顧準的“不服管”在上海、華東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掛了號的。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他不敢頂撞的人。他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資產重估，上級部門嚴厲申斥，被他頂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遜，語帶譏諷；他參加中蘇聯合考察，蘇聯專家蠻橫霸道，也被他頂了回去，而且語氣強硬，毫不恭順。他甚至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斗爭”諷刺挖苦，頗有微詞，當著許多人的面說什么“現在老和尚要認一下錯，也不可能了”。這就不但是“反黨”（頂撞上級部門）、“反蘇”（頂撞蘇聯專家），而且是“反毛”了。因為1957年5月初，毛澤東在動員“大鳴大放”時曾幽默地說過：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意見多，也可以對大和尚提意見么！如此“三反”（反黨、反蘇、反毛），難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 “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干事徐雪寒說：“你同顧準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作黨的領導，只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準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這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準“看不起”，不等于別的干部沒在他那里吃過癟挨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干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準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準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準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盡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于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著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么個“像”呢？還不是平時說話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說！
的確，顧準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干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什么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干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么改革農具和磨子？這也是一場蠻干！”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干！”全然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準翻到溝底了還這么“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么樣！
所以，要整治顧準，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擔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么“入閣以后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么話！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制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當成什么人？如此胡說八道，不下拔舌地獄才怪。
要命的還不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開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么！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只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準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打打你的氣焰。這是顧準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別厲害、挨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準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低頭認罪”，至少也做“低頭認罪”狀。再起碼，沉默，不吭氣，什么也不說，哪怕少說兩句，總可以吧？然而顧準不。只要有機會，他就說，而且還要大聲說，當眾說。1961年 11月，顧準剛剛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對歡迎他的家人大聲說道：“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1964年，在批判所謂“張（聞天）孫（治方）反黨集團”的會上，當別人都一邊倒地慷慨陳辭，或劃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時，顧準卻站起身來，以略帶嘲諷的目光，睥睨著大批判隊伍，鏗鏹有力地宣布：“我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等著挨整！”結果怎么樣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頭上。而且，因為他“態度惡劣”，這回定的是“極右”。
是顧準不識好歹不知厲害嗎？否。如果說“少年得志”時的顧準，確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盡了苦頭并被整得死去活來以后，他對自己言行的嚴重后果應該有著足夠思想準備。但在他看來，真理和人格比肉體更重要。因此他決不肯輕易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就是孤立嗎？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嗎？那好，干脆把臉送過去，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實，后面的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個斯文掃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動權威”都緊緊夾著“尾巴”。不少人逢人就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起碼，也要穿得“樸素”一點，“普通”一點，甚至衣衫襤縷，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顧準，不但從不討好任何人，還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爛衫時，身著西方紳士的背帶褲，配西裝背心，戴玳瑁眼鏡，在眾目睽睽之中昂首闊步，一臉對人愛理不理的神態。顧準的傲氣、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斂。
顧準“出格”的事情還很多。“文革”初期，當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顧準卻只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而且，親手貼到布告牌上后還不走，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著逐漸聚攏的眾人。如此公然對抗運動，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沒有一身正氣一身傲骨一身虎膽，豈是做得出來的？
當然，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里，顧準也曾違心地寫過“認罪交代”，但這決不意味著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說，他可以承認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卻斷然不肯承認自己在勞動時“偷奸耍滑”。其實“偷奸耍滑”云云，原不過是“革命左派”為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 胡亂找的借口；而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則是為了表示自己“階級斗爭觀念強”，時時都在注意“階級斗爭新動向”。這類批判會，是最沒有道理可講的。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開，以誰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隨心所欲，心血來潮，無非顯示“革命左派”有權任意處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來，“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惡極、罪該萬死的人。說你“偷奸耍滑”，那還是輕的。然而顧準都認為這是對自己人格的極大侮辱，因為他一生正直認真，從來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憑什么要認帳？不認帳，那就打。打也不認，那就再打。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顧準遍體鱗傷、慘不忍睹。但是，面對法西斯淫威，顧準卻死活不認這個鳥罪。當“革命左派”揪住他，惡狠狠地問“你到底服不服罪”時，顧準高高地昂起頭來，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態度大聲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場的勞改隊員和干校人員，都無不為之深深震撼。
這就不是傲氣，而是骨氣了。正是這錚錚鐵骨凜凜正氣，使我們一想到顧準這兩個字，就肅然起敬，心潮難平。
古人云：“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顧準就是。他一身都是才華，而且都長在外面。一身都是骨頭，而且也都長在外面。在中國，一個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條，便幾乎注定不會有什么好果子吃，顧準卻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難誰受磨難，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三、顧準不是錢鐘書
其實，也并非所有像顧準這樣既有才氣又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會落到他那種下場。
比如錢鐘書。
錢鐘書也是極有才氣的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這八個字，用在錢鐘書身上，那可真是當之無愧，一點含糊都沒有。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鐘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如果硬要做比較，無妨說論“學”，錢鐘書或略遜于陳寅恪；論 “才”，則錢鐘書略高于陳寅恪。比方說，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寫情詩，把那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條變成愛情宣言。如此化腐朽為神奇，連錢鐘書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負地說“自來無第二人”。實際上，當今之世，能在治學與創作之間左顧右盼、游刃有余，而且兩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約也就是錢鐘書了。這就非有過人的才氣而不能為。你看他的《圍城》，寫得何等機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語，多到“美不勝收”或者“擁擠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 “賣弄才情”的批評。賣弄不賣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卻總歸是事實。這樣的書，陳寅恪就寫不出。當然，他也不會去寫。
錢鐘書也是有骨氣的。他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里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市儈、風派、軟骨頭。據說，他曾“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節操”；對郭沫若和章士釗迎合“上意”撰寫《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兩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至于他自己，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獻媚邀寵。甚至，他還會“不識抬舉”。“四人幫”橫行時，上面曾通知他去參加國宴。這在一般人看來，是“賞臉”，應該“受寵若驚”的。錢鐘書卻說：“我不去，哈！我很忙，哈！”來人連忙聲明：“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錢鐘書卻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來人覺得無法交代，便問可不可以說錢先生身體不好，起不來，錢鐘書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反倒鄭重聲明：“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江青也拿他沒辦法。其實，這在錢鐘書，又算什么！當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卻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從貢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卻毫無畏縮惶悚，高視闊步如故。這種風骨氣度，與顧準何異？
錢鐘書也有傲氣。他的 “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顧準相比，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就“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本科畢業后，學校想讓他留下來讀研究院，他卻口出狂言：“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顧準就說不出。盡管1949年以后的錢鐘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只開一條門縫，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準也做不出。
錢鐘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鐘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鐘書，也只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后，錢鐘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云云。話說得很客氣，但誰都能聽得出那“味兒”來。
這也不奇怪。錢鐘書“畢竟是書生”。即便再“深自謙抑”，那一份“書生意氣”，其實是清除不盡的。他和顧準一樣，常常有“忍不住”的時候。實在耐不住，就會罵人。于是，“錢鐘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苯’，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宓是錢鐘書敬愛的老師，她還特意讓人寫下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后是錢鐘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鐘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為那些話那些事，都帶有錢鐘書的風格，就像“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很像顧準的口氣一樣。
的確，無論稟賦、性格、才華、人品，顧準和錢鐘書都不乏相同之處。因此，他們都是“文革”后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最受中青年學者崇敬的人。那時，蟄居在八號樓、還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樣”這個大問題的顧準，身邊聚攏了一批中青年“顧迷”；而正在六號樓撰寫《管錐編》的錢鐘書，身邊也聚集著一批中青年“錢迷”。這不但說明，杜絕思想交流，阻礙知識傳播，讓天下滅絕人性，“只不過專制主義者一手遮天的病態妄想而已”（高建國《顧準全傳》），同時也說明，顧準和錢鐘書兩人，有著怎樣的個人魅力。
然而兩人的境遇，卻也有天壤之別。
1949年以后的錢鐘書，大體上風平浪靜，少有磨難。非但如此，他還頗受“恩寵”。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一說顧問）和《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人，據他自己說，還因此而為“吃一塹，長一智”發明了一句押韻的英文成語。他也可以公然“謝絕”江青的“盛情邀請”，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這種“福份”，顧準連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沖擊，其“最高紀錄”也不過挨了一耳光，比起顧準差點被活活打死，豈可同日而語？
原因同樣是多方面的。比方說，兩人身份不同。顧準是黨員，錢鐘書在黨外；顧準是領導干部，錢鐘書是專家學者；顧準雖然有名，但那是“官聲”，比起錢鐘書的“文名”來，就差得遠了。總之，顧準很容易被看做“黨內異己份子”，錢鐘書則多半被尊為“黨外社會賢達”。這樣兩種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處分也是不同的。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對黨內的處分總是比黨外的重，這也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吧！何況錢鐘書又沒有犯過案。
這就有意思了。以錢鐘書的個性，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早就發現他這兒子有一種惹事生非的稟性，便特地給他起了個“默存”的字，語出漢代揚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災。現在我們知道，錢鐘書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卻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兩個年輕人（董磊和孫小玲）受托去錢家取校樣，錢先生居然對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接著錢先生講了為什么要謹慎從事的道理：如果對方是小人，可能會把你賣了；如果對方是軟蛋，可能會去做偽證；如果對方可靠，則可能會為了保護你而犧牲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這話說得實在是夠世故的。但如果當真世故，又不會說出來。可見錢鐘書還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對兩個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輕人說。因為倘若惹出事來，還可以賴賬。又可見，錢鐘書還是有點小世故。
說來也是有趣。顧準是搞政治的人，卻書生氣十足。錢鐘書呢，原本是書生，卻比顧準更懂政治。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錢鐘書就沒有掉進去。是年春天，錢氏那有詩云：“駐車輕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鳴忽噤雨將來”，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風不定”而“雨將來”，那就還是閉上嘴巴，不要“鳴”吧！那天意難測的遙空，已然隱隱地碾著雷霆呢！
然而顧準卻聽不到雷聲。其時他正在中蘇聯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風聲鶴唳，專政機器正張開巨網，專等“毒蛇”出洞，“游魚”上鉤，更不知道他的“反黨言論”和“政治問題”在北京已被揭發。心直口快的顧準，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天天發表“右派言論”，弄得自己頭上和維吾爾族姑娘一樣，辮子一大吧。這就和錢鐘書相差太遠。1957年春，錢鐘書也在去湖北省親的旅途中，且反右斗爭尚未開始，不少人鳴得正熱鬧，錢鐘書卻聽得見“隱隱遙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難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錢鐘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于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入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鐘書還不象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也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準）那樣，認為自己腰桿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擔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只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
顧準卻不能超脫。因為他既是讀書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對于他來說，革命比讀書做學問重要多了。如果說，陳寅恪是以學術為生命并拼死力爭，那么，顧準則是以革命為生命并拼死力爭的。他不能夠把自己從這個青年時代就為之獻身的事業中分離出來。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開除黨籍，也要大聲宣布：“我是共產黨員”！
因此，“娜拉走后怎樣”，即“革命成功后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別人可以不思考，作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顧準卻不能不思考；別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說出來，顧準卻不能不說出來。這就是顧準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問題具有不可回避的現實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顧準必定要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哪怕這個所謂“現實問題”只不過是房子怎么蓋，飯怎么吃，怎樣既應付上級又不讓農民吃虧太多等等。
顧準和錢鐘書的區別還在于他們對人的看法不一樣。錢鐘書“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里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所以錢鐘書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別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夠活得干凈、明快、輕松、瀟灑，在明智清醒的同時保持一份幽默感，還能偶爾任性一下。顧準卻相反。在他看來，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這種狀況都是不對頭的，而且是有辦法的。因為不對頭，所以他要革命；因為有辦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閱讀、翻譯、思考、寫作，就是想找出一個使人類避免苦難、得到幸福的辦法來，并把這辦法告知世人。可見，顧準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盡管他主張“經驗主義”；錢鐘書則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盡管他生活在超現實的學術世界里，而且活得快樂。實際上，真正的樂觀主義者是不會快樂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快樂。所謂“樂觀主義”，實際上是相信世界總會變好。他總有一個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實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們痛苦。悲觀主義呢，沒有那個理想模式，也不認為世界當真就會多么好，現在這樣就不錯了。結果他們快樂。
至于錢鐘書先生，則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骯臟。顧準曾不止一次不無沉重的地說：“我手上沒有血”！錢鐘書的手上又何嘗有血？但顧準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價，錢鐘書卻似乎沒有付出過。這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錢鐘書沒有顧準那么多說不清的關系要交代），卻也與錢鐘書的處世哲學不無關系。錢鐘書基本上是堅守“默默者存” 的誡言，閉門不問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責錢先生，認為像錢先生這樣面對暴政保持緘默，至少在顧準的光照下應感到“無地自容”。依我看這是苛求了。而且，這種苛求并不好。顧準當然是勇敢的、堅毅的、讓人敬仰的，但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顧準。成不了且不說，當真都成了，沒準也可怕。用顧準的話說，就是與其號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認多數是家雀，同時承認家雀的各種權利（《顧準日記》）。世界畢竟是由普通人組成的，對于普通人來說，做人只要有一條底線就可以了。比方說，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說，不能做虧心事。只要能守住這條底線，保全自己也就無可厚非。在這方面，并不普通的錢鐘書倒是為眾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識分子其實有很多類型。有顧準那樣的，也有錢鐘書、陳寅恪這樣的。陳寅恪也沒有像顧準那樣去拿雞蛋碰石頭，明知不可而為之。但陳寅恪同樣堅守著他的底線，那就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就是飯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學問也可以不做，而氣節不能虧。所以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讀《顧準全傳》一樣，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是啊，陳寅恪的底線如此之多，還要公開亮出來，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當然，這里也仍有專業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為學人，較之研究經濟學和哲學（還有數學）的顧準、治史的陳寅恪，錢鐘書更富于文學家和藝術家的氣質。何況他從小就是一個“頑童”。甚至在已為人父之后，他還會做一些頑皮的事，比如大熱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兒肚子上畫一個大花臉（那時女兒還是一個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埋在女兒被子里，聽她驚叫然后大笑。這是我們從季康夫人（楊絳）的文章里得知的。總之，錢鐘書對待人生，多少帶點游戲態度。甚至對待學問，也多少帶點游戲態度，而顧準和陳寅恪是少有這種游戲態度的。他們也開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談笑風生，卻不會游戲人生。只有生性頑皮而又看穿一切，遠于政治而又多談文藝的錢鐘書，才能以游戲的態度藝術的態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四、無情未必真豪杰
顧準其實也是極重感情的人。
1974 年11月11日，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并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準，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 “死路一條”了。對于顧準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于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準卻死不瞑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來看他。
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系，大約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陰歷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從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顧準繼續留在家里，只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考慮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以后不應該再害親人”，顧準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雖斷，絲相連，人還在，心不死。離開家庭孤身一人過著形影相吊生活的顧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妻兒。他甚至癡情到這種程度：剛剛挨完批斗，擦一把臉，便抓緊時間搞翻譯，天真地幻想今后還能用這些稿費補貼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尋，一次次的聯絡，一次次的托人傳話，就更不在話下。現在，他已經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就是想“害人” 也害不了啦！在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呀！
被老友陳易稱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顧準，此刻幾乎只剩下這唯一的一個心愿了。他的另一個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計劃，已無法實現。但不能再寫作，是沒有法子的。再見子女一面，總是可以想辦法的吧？這個念頭如此的強烈，以至于顧準咬緊牙關，又做了一件違心的事。
在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強烈呼吁下，經濟研究所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條件或者說必須履行的手續，則是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這對顧準，無異奇恥大辱，同樣將死不瞑目。因此，盡管來人反復說明，他們完全出于好意，顧準仍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當他聽朋友們說，“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時，顧準忍痛含淚用顫抖的手簽下了這個死都不肯簽署的文件。他流著淚對駱耕漠、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后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這可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顧準的這份癡情實在感天動地，就連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也動了惻隱之心，去信給顧準的幼子，要他們來醫院護理。
然而得到的答復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顧準的幼子顧重之（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系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他們終于一個都沒來。恩斷義絕，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之一例；和“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線”，也是當時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行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勵。問題是，并非所有 “黑幫”、“走資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們斷絕關系。劉少奇的沒有，鄧小平的沒有，陳寅恪的沒有，錢鐘書的沒有，我自己一些親屬、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沒有。就算聲明“劃清界線”、“斷絕關系”，也不過是明斷暗不斷，或者在運動初期揭發批判，運動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彌留之際，總要來盡點人子的義務。正如顧準悵然慨嘆的：“人都快死啦 ，還怕受什么影響？”像顧準子女這樣“絕情”的，還真不多見。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嗎？不是。顧準曾對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說：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鴨——個個好哇！是他們當真來不得嗎？也不是。軍宣隊發了通知，經濟所革委會都希望他們來，政治上還能有什么問題？再說顧準的告別儀式，長女顧淑林和長子顧逸東也去了么，難道活人見不得，死人就見得？到醫院去護理病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參加告別儀式就是“階級立場堅定”？講不通嘛！那么，是他們和父親沒感情嗎？更不是。顧準是不怎么管家顧家。早期工作忙，沒時間；后來當右派，沒資格。何況被隔離審查和送去勞改又有好幾次。但不等于子女們就從未得到過父愛，因此對他們父親的死活無動于衷。參加告別儀式那天，顧淑林和顧逸東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就到了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后，姐弟兩人抱頭痛哭，“心中的哀傷難以言傳”。事后，顧逸東把一切責任都攬了下來：“過去的事情，都是我這個做兄長的的責任，請求世人不要責怪我的弟妹”。可見，他們既非無情無義之人，也非品質惡劣之人，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又實在難以讓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說，顧準也是他們的爹呀！沒錯，當時的顧準確實又“黑”又“臟”，誰沾邊誰倒霉，但也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顧準的弟弟陳敏之、老朋友駱耕漠、弟子吳敬璉等等就沒有回避（顧準病危時他們都在床前陪伴），就連張純音的女兒咪咪（徐方），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也和顧準成為朋友。就在顧準的子女拒絕來醫院看望護理他時，遠在蘭州的咪咪卻給她敬愛的顧伯伯寫信說：“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兩兩對比，難道不發人深思嗎？難怪當顧淑林和顧逸東參加告別儀式時，一位老先生看他們的眼光，會“像刀子一般。”
我們不想責備誰。我們也沒有資格責備誰。我們自己在那個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還少嗎？有什么資格對別人說三道四？但事情卻必須搞清楚。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找出原因并引以為訓。
那就恕我不恭了。
依我的猜測，子女們不愿見顧準，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牽連和影響），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這一點想必他們現在不愿意說出來）。所謂“怨恨”，也未必是因為顧準“害”了他們，而多半是因為顧準“害死了”他們的媽媽。顧準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殺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在家中幫顧準銷毀積存多年的手稿筆記一事被揭發，因此遺書上有“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的字樣。其實，早在1967年她與顧準離婚之前，就已經有了自殺的念頭。“文革”剛爆發，她就受到顧準的株連而被批斗，既是“走資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來又被當眾宣布開除黨籍，而這一切，又無不與顧準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汪壁就是顧準害死的。汪壁被逼死后，幾個頓失庇護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只好姐弟幾個相互幫襯攙扶著，料理了母親的后事。這個時候，那個“害死”他*的顧準在哪里呢？他可曾來看亡妻一眼？可曾來為喪事出一把力？可曾來安慰一下痛失慈母的兒女們呢？沒有。
這當然不能怪顧準。當時，他也在千方百計打聽家人的情況，甚至在為家人攢錢攢糧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點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樣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可惜這些情況子女們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能抹去心頭的陰影。至少是，一邊是很少回家、卻不斷給家里惹麻煩添亂子帶來災難的父親，一邊是受盡驚嚇、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親，做子女的站在誰一邊，將心比心，還不難理解嗎？
子女們毫不猶豫也別無選擇地站在了汪壁一邊。
汪璧的立場，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立場。汪璧也是個老黨員，早在三十年代就參加了黨領導的地下革命斗爭。六十年代她幫顧準“銷毀罪證”時手法熟練動作敏捷，就因為她當年用這辦法對付過特務。對于這樣一個老黨員來說，黨的立場就是她的立場，黨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黨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當一個足以逼死人的兩難問題擺在她面前時，她的內心世界就分裂了。這個問題就是：要革命還是要顧準，跟黨走還是跟顧準走，相信毛主席還是相信顧準？她當然是要革命的。顧準也要革命。這本來不成問題，他們是“革命夫妻”么？問題是，一個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們自己說了算。顧準說自己是革命者，別人卻說他是“反革命”，而這些“別人”又據說代表黨。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樣，不知道該生還是該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樣，連“死路一條”都沒有（請參看本書《懺悔與做人》）。誠如顧準次子顧南之（高梁）事后回憶所說：“她實在是沒有一條好路可走啊？”
汪璧一開始也想兩全。但即使她愿意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難道讓他們也淪入萬劫不復的地獄黑牢？倒是作為父親的顧準想得“周到”。1966年，當他看到女兒的思想與自己尖銳對立時，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爽性與汪壁議定，今后就讓子女把他作為“反黨右派”來看待，讓子女和主流文化融為一體。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確保子女和自己劃清界線。由于同樣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決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顧準能逐步向組織靠擾，而組織上則逐步諒解顧準，于是，一切又恢復常態。”
然而她盼來的卻是失望。顧準并沒有“逐步向組織上靠擾”，反而越走越遠；組織上也沒有“逐步諒解顧準”，反倒越整越兇，最后，連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樣的黨的最高層領導都被打倒，她一個“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屬”，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殺了。留下的是無法彌合的裂痕。
從六十年初開始便已和顧準“劃清界線”的子女們，此刻已再也無法理解他們父親，站在他們父親一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來他們已冷凍了十四年，已是 “積重難返”。看來，顧準當年的決定實在是錯了！本來，顧準是可以爭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長女顧淑林，就“一向與父親平等地討論問題”，而且“善于思考，愛鉆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談談？張純音也坦誠地對顧準說：孩子們今天對你的態度，你自己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你以前只對他們說社會上那些‘正面’的話，而我對孩子說真話。我告訴孩子，右派分子其實是受委屈的好人，還帶她去見了幾個右派。結果，張純音養育了咪咪這樣的好女兒。這個好女兒不但沒有和張純音“劃清界線”，還成了顧準的“女兒”。
然而轉念一想，恐怕還是不行。就算顧準和子女們說真話吧，他們能理解嗎？就連汪璧，其實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殺前對顧準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憑直覺相信顧準不是“壞人”，再就是還有改變情況的一線希望。至于顧準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贊同。但顧準是思想家。沒有顧準的思想，就沒有什么顧準。不理解顧準的思想，也不會認為他是“好人”。再說，如果子女們理解并贊同顧準的思想，又該怎么說話，怎么做人呢？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要挨整；不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說主流意識形態的話，回家和顧準說“黑話”不成？那豈不變成兩面派了？以顧準之正派耿直，又豈能把子女培養成兩面派？
顧準同樣兩難。
這樣一想，問題就不在顧準、汪璧和他們的子女，而在于：為什么一個社會只準有一種聲音？為什么一個人“一旦因為說出淺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萬劫不復之地”（王元化《〈顧準全傳〉序》）？高建國說：“倘若要問當年毆打顧準的青年，為什么如此殘忍？他們必定會說，顧準是頭上戴著幾頂帽子的壞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實？他們卻從來沒有看見。”又說，許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至于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還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無需弄清也不許弄清”。我要問的是：難道帽子下的事實證明他是壞人，就可以毒打？難道當真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就該斷絕父子關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顧準是那樣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斷絕父子關系，因為這違背了天理人倫；也不能任意毒打，因為這侵犯了基本*。不能因為現在證明顧準當年思想是正確的，就來翻這個案！這仍然是以思想言論定罪，而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定罪依據的。如果因為顧準思想正確，就說當年不該打他，子女不該和他斷絕關系，那么，如果明天又發現顧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是又可以給他再戴一次帽子，把他從墳墓里拖出來鞭尸三百，然后讓他的子女們登報聲明斷絕關系？不能吧？時至今日，我們實在不能再那樣看問題了？為了確保顧準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大聲地說：思想言論的自由，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任何人都不得剝奪，也不能因為他的思想言論而給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論是錯誤的！
錯誤的思想言論當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對等的討論，并必須保證對方的答辯權，也不能因此就把他關起來，更不能動用私刑。把糧食燒了牛弄死了，當然要處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冊”，讓所有的人都和他劃清界線。這些最起碼的法律常識和*常識，難道還要一講再講嗎？
五、做人實在是很難
文章寫到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實在是很難、很難的呀！在顧準是家國難以兼顧；在他們的子女，則是忠孝不能兩全。難道就沒有一個可以通融的辦法，一條讓大家都能過得去的道路？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準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準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歷次運動和極左路線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準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 “犯忌”嗎？顧準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么“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相爭食，親眼看見一個個老百姓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談，又不能不談，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于知識分子尢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及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里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