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老師是我由衷敬重和欽佩的前輩。因為他不僅是一個學者，而且是一個思想者；不僅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實踐家；不僅是一個學界前輩，而且是一個同行好友。你可以仰之恭之，又可親之近之；你可聽之從之，亦可忤之逆之；你可追之隨之，亦可遠之望之。但無論怎樣，你都會發現，你是一個受他影響的人，你是一個為他折服的人，你是一個能夠不能夠都想以他為楷模的人。他對你來說雖然高高在上，但又近在身旁。為什么？因為他是一個有人格、有氣節、有魅力、有風范、有大智慧、有大胸懷的人。聽他講話，不能不被感染；聽他布道，不能不為之動心；讀其文章，不由不擱筆拍案；看其奔走，不能不為之感動。在學界，像江老師這樣的學者，雖不好說絕無僅有，但也是屈指可數。我私底下和許多人說過，以江老師的學術、思想、智慧和能力，做個大官也綽綽有余。可惜，他的書生本質，文人氣節，向善人格，他只向真理低頭的做人底線，又注定了他與某些東西不能同流與共，與某些世態格格不入的命運。但與此同時，也決定了他能夠廣受愛戴，步履風云的生涯。在江老師八十華誕之際，作為晚學，我不好對老師做什么評語，只能既懷有對他個人的尊敬，又懷有對社會的惋惜的矛盾心情含含糊糊地說，江老師雖然可能是生不逢時，但也畢竟有時代的一個縫隙讓他確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世界上的事情此一時彼一時雖然沒有常道，但也畢竟有那么一種任何時候都不會被人們忽略或否定的正道。就此而言，江老師既是一個棄民，又是一個選民；既是一個人間的棄兒，又是一個老天的寵兒；既是一個失意者，又是一個得意者。人生壯麗高尚，何過于此乎？晚學之輩，望之莫及！為慶賀江老師八十華誕，學界欲出文集，意不以學術論文為必要，而以平生側記為主要，國棟兄幾次叮囑。作為江老師身邊知近晚學，我自然也愿借此機會，記述往事之一二，或能傳達些許老師之人格、氣節與精神，期既能表達對老師的敬意，又能與學界同仁共勉。
初識江校長
1985年元月的一天，我剛從廈門大學研究生畢業到政法大學報到后不久，有人通知我說江平副校長要見我。那時，我雖然讀過江老師的文章，知道江校長，但并不認識他本人，他何以召見我這個新來的年輕教師呢？但不管怎樣，校長召見，多少有些驚寵。于是趕緊整肅狀態，應命前往。記得我和江老師第一次見面是在前些日子剛剛拆掉的七號樓二層他的辦公室里。靠南的小小辦公室里，陽光明媚。初次見面，江老師爽朗親切，不拘上下禮節，讓我本來晉見校領導的緊張心情一下子放松許多。他開門見山，說知道我是從廈門大學畢業，而且師從羅馬法學家陳朝璧先生，非常高興，接著詢問了我研究生時間的學習情況，問了我到政法大學工作的想法，我一一作了回答。令我很受感動的是，雖然我和江老師第一次見面，但他親切真誠，關心愛惜之情溢于言表。對我這個第一次見面的年輕教師，已經可以感到他的開誠布公，推心置腹。他諄諄教導我說，一個大學教師首先要多講課，講好課，必須贏得學生，這是他在大學生涯的立足點。慚愧的是，恰恰在這點上，我至今沒有做得很好。緊接著，江老師給我布置了我到政法大學的第一個教學任務，就是接替他講羅馬法課程，這讓我頗感有壓力。因為我雖然師從陳朝璧先生，但我剛去廈門大學時，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承蒙陳先生親自授業，他就因腦溢血去世。我去廈門大學參加的第一個法律系全系活動，就是陳先生的追悼會。此后，為了不影響我們的學習，我們三個報考羅馬法專業的同學轉為外國法制史，跟隨胡大展老師學習，那時還有人民大學的林榕年老師是我的兼職指導老師。不過，我的畢業論文又是民法中的侵權行為法，故又受李景禧先生指導。最終，我是以民法專業，外國民法方向畢業，羅馬法對我來說是彼名之下，其實難副。于是，我趕緊向江老師解釋，說我不能勝任這項工作，至少，要給一段時間準備，我也好借此先聽聽江老師的課。他大概看得出我的說辭是真誠的，答應了給我一個學期的時間準備。記得非常清楚的是，當我說自己講課沒有經驗，需要先學習鍛煉時，他笑著說：“我看今天的談話不錯嘛，可以給你個85分以上吧”。我不知道在江老師的眼中我后來的教學工作成績是否有長進，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這雖然算不上夸獎，但真是一個不小的鼓勵。隨后的一個學期里，我一邊上江老師的羅馬法課，一邊準備自己的羅馬法講義，我的的確確從江老師的課堂上學到了許多東西。當然，有些東西，江老師的淵博知識、講課藝術、感染魅力是我永遠學不到的，因為這是與生俱來的。
現在回想起來，我和江老師的這第一次見面，實際上左右了我到政法大學后多年的教學科研方向，同時也奠定了我與江老師師生關系的基礎，并從此逐漸有幸成為江老師一個私淑弟子。我在政法大學最初的七八年中，有幸能夠追隨江老師左右，頗得他的關心扶持，我進入講堂，起步法學，著書立說，出國留學和講學，無不得到他的關心提攜。我開始接觸德國法學，也是他鼎力支持的結果。當年我在選擇留學去向時，經過再三思考，并征求了江老師意見，最后決定去德國，而不是去美國。我清楚記得在當時學院路校園教學樓后臨時搭建的帳篷式辦公室里，是他親自打電話給司法部外事司，要求將我轉去聯邦德國。他對于后學的這種殷殷之情，切切之意，恐怕只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到。不僅如此，在生活上，江老師也給予我很多長輩的關懷。我在剛剛拆掉不久的4號樓內住過11年，江老師曾經兩次光顧。那時，看著他沿著臟兮兮的樓梯上到三層，心里的感動是不能言表的。有一次，我在廈門大學的導師李景禧來北京開人代會，順便到我的住處看看學生，江老師聞訊也趕來看望李老。事后，李老對我說，人這一生有個好老師很重要，你到政法大學遇到江平這樣的老師，這是你的幸運。多年過去，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當年李老說這話的意義。時窮節乃見
1989年對于世界，其中包括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整個中國，尤其是思想界和學術界經歷了一次靈魂洗禮。當然，歷史最終怎樣評說這一年，只能留待時日，留給后人。不過，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江老師為了社會、為了大局、為了學生所表現出的氣節與情懷，讓全體政法大學的師生，特別是我們這些年輕的老師和學生，讓整個社會，特別是對社會和國家有強烈責任心的人群，為之感動，為之折服！當然，這也就注定了江老師后來的命運。關于江老師在這一年的那些特別日子里如何為社會、為國家、為學生吶喊呼吁、折腰流淚，已經有許多文字回憶。將來，將這些片段的影像整理連接起來，定能成為一類很好的歷史素材。一個人的人格、品德和氣節在平時是很難看到底的，只有在一些特殊時刻或關鍵時刻才能真正顯現。就像一張曝光后的負片，只有放到顯影液中才能呈現出影像一樣。無論人們怎樣評價1989，但江老師在這一年里為社會、特別是為學生們的所為，卻是無可爭議的。作為一個老師、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校長，他做到了最好。他雖然為此付出了代價，但卻獲得了自己良心的安寧，同時也獲得了許許多多良知的贊美，獲得了尊重，獲得了人心。在人的世界里，還有什么比尊重和人心更為寶貴？江老師的人格、品德和氣節所勾畫的影像在1989年又一次得到定格。
1989年5月，我從德國進修回來，仍存留于體內的年輕熱血，自然使我不能超然世外。至少，我是有自己的立場、觀察和判斷的。當年夏天，江老師作為仍然的人大常委參加人大常委考察團去浙江考察社會經濟和民情，我則蒙江老師看重作了一回臨時的冒牌“秘書”隨他前往。那是我與江老師相處距離最近，思想交流最多的一次寶貴經歷，同時也是我感觸老師人格，見識老師智慧的一次難得機會。可以說，我因此有機會更多地看到一點兒他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他面對挫折和壓力所表現出的堅定，那種對自己行為立場的自信，那種不愿委曲求全寧折不彎的氣節，那種對于已然出現的逆境的從容，讓我這個當時30歲剛出頭的青年深深感動，敬重日增。他對民族、國家和社會那種流溢于形，深存于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對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深刻認識，他敏銳和清晰的思維，他處理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他的風度和魅力，一路過去，無不讓人欽佩折服。在四人組成的考察團中，除江老師以外還有原國家計委副主任陳先、二炮司令賀進恒、經濟學家董輔礽，江老師每每成為闡釋和分析問題的受人關注的發言人。這也是我為什么說他若是作為一個領導人會綽綽有余的理由，因為他的確屬于人中龍鳳的那一類人。
1989年冬天，整整20年前，一些政法大學學生自發地在薊門里飯店為江老師慶賀60歲壽辰。那天，賀壽的晚宴有一種格外莊重的氣氛，按照江老師的意思，并沒有邀請許多人參加，除了幾個年輕教師，其余都是剛剛畢業和在校學習的政法大學的學生。我想，人這一輩子可能都要過幾次生日，但像1989年冬天江老師的生日晚宴，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即使是對他自己，恐怕也是難得僅有的，也許，這是代表著社會良知的一種無價報答。得到要給江老師過生日的消息，我用了一個幾乎不寐的夜晚填了首百字令，寄意對江老師的百年祝福，并且請了政法大學的書家畢可鷹書成立軸裝裱好。在那天的生日晚宴上，我朗誦了這首詞。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至今惟一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頌詞吟詩。我雖好詩詞，但從來羞于在眾人面前賣弄。但是那一天，我卻用了這種方式表達了我的敬仰和感情。事隔20年，在江老師八十華誕之際，情形已經完全不同。盡管今天慶賀他的生日可能仍有莫名之狀，但20年的時間和歷史已經將江老師推到了他作為社會良心和知識分子的頂峰，他已經是一個象征、一面旗幟、一種寄托、一種希望。如今讀讀自己20年前為江老師寫的詞，雖然不那么成熟，但卻感觸頗多。現在再次拿出來，既作為一種回憶，也作為一種表達：
百字令
金秋瀟灑為江平先生六十壽辰填百字令，以表敬仰祝賀之情1990年12月24日
金秋瀟灑，更可見萬般風情流景。天下桃李，直點級江山春色依舊。炎涼世態，半生憂患，無言一拂過。時窮仗義，敢為逆子淚落。但向丹青寄語，平心論公道，無愧其我。嗟乎箕子浮西海，壯哉比干心破。何曾有恨，罷了烏紗，治法擾報國。學問中西，獨領一方巨擘。
胸懷寬似海
這些年與江老師交往，無論在此在彼，或遠或近，作為晚學的受益，不僅在為人、治學方面，而且還在處世方面。其中，特別值得說的是他的胸懷、樂觀和氣度。我敢說，如果沒有寬廣的胸懷、樂觀的心態，寬容的氣度，江老師可能不會有今天的人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江老師這一生實際非常坎坷曲折，很不容易。他曾少年得意，雄姿英發，正當大有作為之時卻被打入底層；未及解放喘息，又歷文革之劫；大難之后剛剛位至其所，正欲報國為民之時，又陷“風波”之累。如果沒有胸懷，可能早被折騰得身心俱廢了。但是，經歷了那么多的不平乃至劫難，他仍然那么樂觀、積極和滿懷希望。在我和他交往的25年里，從來沒有聽他一味地抱怨過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他同樣也經常會遭遇不平甚至根本不應該發生的誤解，但他從不在意，偶爾提及一些過往或眼前的不快，都是一帶而過。每次和他在一起，更多地是能感受到他的積極、樂觀和大度。和他交流聊天之后，你總會感到輕松愉快，似乎獲取了生活與工作的新的熱情。我想，同行和晚輩們歡喜和他來往，愛戴他尊敬他，可能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經常用江老師的人生經歷和他對人生的態度勉勵自己。有時候碰到一些顯然不平不公之事，我就會對自己說，你這事兒算什么？看看江老師，他的遭遇，他的心態，如果世事總是那么公道，成就總是憑借才智，那么江老師的社會地位和個人作用，何止今天這樣。
這些年來，我凡有事相請于江老師，他從沒有推辭過，可以說是有求必應。我雖很少向別人談起這些，但我自己非常明白，江老師待我，非但有知遇之恩，私淑之情、更有愛惜呵護之恩。正因為如此，偶爾和他想不到一起任性而為，就會覺得很不安，這的確是本性使然，自己明白但卻沒有辦法。可在江老師那里，似乎從來沒有因為我某件事做得不甚妥當或自以為是而在意過，這就是他的胸懷與大度，就是他的長者之風，仁者之慈。小事不說，有一件事我多年來放懷不下，這就是我當年離開法大，離開江老師身邊去澳門工作。1990年，江老師離開校長之職后，便將全部精力放在學術上，想通過學術和培養學生實現他高遠的抱負。這時他開始第一次招收博士生，為了鼓勵我，他當時拿出一個名額招收德語考生，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這是他特意為我設置的。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得到了通知，澳門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通過當時的教委和司法部，點名邀請我作為中國法律專家去澳門政府工作，協助澳門法律本地化工作，而且待遇非常優厚。于是，我面臨著一次重大選擇，是去澳門還是留在法大。說真的，去澳門工作的確誘惑很大，倒不是因為那里工作一個月可以得到當時北京幾年的工資待遇，因為我自以為不是一個物欲很強的人。但這無疑是一個很具有歷史意義的機會，是一次難得的人生經歷，特別是我乃學歷史出身，遇到這樣的機會確實有興奮的沖動。但我若去澳門，如何向江老師交待？另一方面，留在法大，我可以做江老師的第一個博士生，可以在他身邊做許多事情，可以在學術的道路上有更多的發展。苦思數日，終未能決。最后，我去征求江老師的意見。在校北門外江老師那間小書房內，江老師看了澳門政府的邀請信后，決然果斷地說，你要去，應該去。因為你考我的博士可以今年考，也可明年考，但這樣的機會只有一次，而且只是給你。當時，聽了江老師的話，我內心非常感激。我沒有想到他會這樣為我著想，根本沒提他已經為我作出的鋪墊和對我在他身邊工作的期待。當然，這之后，我仍考慮了很久。因為我實在不愿意放棄攻讀當時還很珍稀的博士學位，何況是江老師的博士。此外，當時接替江老師主持學校工作的陳光中校長也通過江老師轉達，若是留下不去，職稱甚至行政職位都會考慮。我曾努力爭取一邊去澳門工作，一邊讀江老師的博士。可是，由于“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人之常情，這顯然是很難。不過，最終令我主動放棄攻讀博士的，實際是我不愿讓江老師為難。因為如果我不放棄，就要占去一個名額，這就意味著當時報考的人中要有一個失去機會。江老師和我一次語重心長的談話，最終促使我提出放棄。他說，你去澳門，顯然是個很好的機會，將來的發展也未可限量。如果同時讀博士，我同意，可若是這樣別人就沒機會了，這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一生。不過，這事最終要你自己決定。老實說，江老師的一席話是我放棄讀博的關鍵因素。因為一方面我不想讓他為難，另一方面我的確為他總是替年輕人著想所打動。這件事我從沒向人說起過，即使后來有人傳說我為了到澳門掙錢放棄了攻讀江老師的博士。如今事情過去多年，提提無妨。我想說的是，如果知道了江老師當時是如何真誠動情地為年輕人著想，那么受此恩惠的人應該一輩子感激他。可對于我來說，這卻是個痛苦無奈的選擇和不可彌補的損失。我知道，這個放棄可能意味著我這輩子將與博士無緣。我做事情很少后悔，因為沒有用。但在這件事上，我的確后悔地說了很多次。如果這事放到今天，我絕對不會自己說放棄。其實，這件事讓我久久放懷不下的并非只是因為我沒有讀江老師博士的遺憾，而是我在這件事情上的確有負于江老師對我的愛惜之心，有負于江老師當時對我的期待，為此我至今心存愧疚。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當年沒有去澳門而留在了法大，我的人生軌跡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
江老師八十壽辰，大家都有許多話說。我也寫下一些往事和情感，不為別的，只為祝壽。因為中國人常說仁者壽，江老師是仁者，所以他會長壽；他九十壽辰百歲壽辰時，肯定會有更多的人來為他祝壽。
(2009年12月12日于澳門海明灣畔）
初識江校長
1985年元月的一天，我剛從廈門大學研究生畢業到政法大學報到后不久，有人通知我說江平副校長要見我。那時，我雖然讀過江老師的文章，知道江校長，但并不認識他本人，他何以召見我這個新來的年輕教師呢？但不管怎樣，校長召見，多少有些驚寵。于是趕緊整肅狀態，應命前往。記得我和江老師第一次見面是在前些日子剛剛拆掉的七號樓二層他的辦公室里。靠南的小小辦公室里，陽光明媚。初次見面，江老師爽朗親切，不拘上下禮節，讓我本來晉見校領導的緊張心情一下子放松許多。他開門見山，說知道我是從廈門大學畢業，而且師從羅馬法學家陳朝璧先生，非常高興，接著詢問了我研究生時間的學習情況，問了我到政法大學工作的想法，我一一作了回答。令我很受感動的是，雖然我和江老師第一次見面，但他親切真誠，關心愛惜之情溢于言表。對我這個第一次見面的年輕教師，已經可以感到他的開誠布公，推心置腹。他諄諄教導我說，一個大學教師首先要多講課，講好課，必須贏得學生，這是他在大學生涯的立足點。慚愧的是，恰恰在這點上，我至今沒有做得很好。緊接著，江老師給我布置了我到政法大學的第一個教學任務，就是接替他講羅馬法課程，這讓我頗感有壓力。因為我雖然師從陳朝璧先生，但我剛去廈門大學時，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承蒙陳先生親自授業，他就因腦溢血去世。我去廈門大學參加的第一個法律系全系活動，就是陳先生的追悼會。此后，為了不影響我們的學習，我們三個報考羅馬法專業的同學轉為外國法制史，跟隨胡大展老師學習，那時還有人民大學的林榕年老師是我的兼職指導老師。不過，我的畢業論文又是民法中的侵權行為法，故又受李景禧先生指導。最終，我是以民法專業，外國民法方向畢業，羅馬法對我來說是彼名之下，其實難副。于是，我趕緊向江老師解釋，說我不能勝任這項工作，至少，要給一段時間準備，我也好借此先聽聽江老師的課。他大概看得出我的說辭是真誠的，答應了給我一個學期的時間準備。記得非常清楚的是，當我說自己講課沒有經驗，需要先學習鍛煉時，他笑著說：“我看今天的談話不錯嘛，可以給你個85分以上吧”。我不知道在江老師的眼中我后來的教學工作成績是否有長進，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這雖然算不上夸獎，但真是一個不小的鼓勵。隨后的一個學期里，我一邊上江老師的羅馬法課，一邊準備自己的羅馬法講義，我的的確確從江老師的課堂上學到了許多東西。當然，有些東西，江老師的淵博知識、講課藝術、感染魅力是我永遠學不到的，因為這是與生俱來的。
現在回想起來，我和江老師的這第一次見面，實際上左右了我到政法大學后多年的教學科研方向，同時也奠定了我與江老師師生關系的基礎，并從此逐漸有幸成為江老師一個私淑弟子。我在政法大學最初的七八年中，有幸能夠追隨江老師左右，頗得他的關心扶持，我進入講堂，起步法學，著書立說，出國留學和講學，無不得到他的關心提攜。我開始接觸德國法學，也是他鼎力支持的結果。當年我在選擇留學去向時，經過再三思考，并征求了江老師意見，最后決定去德國，而不是去美國。我清楚記得在當時學院路校園教學樓后臨時搭建的帳篷式辦公室里，是他親自打電話給司法部外事司，要求將我轉去聯邦德國。他對于后學的這種殷殷之情，切切之意，恐怕只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到。不僅如此，在生活上，江老師也給予我很多長輩的關懷。我在剛剛拆掉不久的4號樓內住過11年，江老師曾經兩次光顧。那時，看著他沿著臟兮兮的樓梯上到三層，心里的感動是不能言表的。有一次，我在廈門大學的導師李景禧來北京開人代會，順便到我的住處看看學生，江老師聞訊也趕來看望李老。事后，李老對我說，人這一生有個好老師很重要，你到政法大學遇到江平這樣的老師，這是你的幸運。多年過去，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當年李老說這話的意義。時窮節乃見
1989年對于世界，其中包括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整個中國，尤其是思想界和學術界經歷了一次靈魂洗禮。當然，歷史最終怎樣評說這一年，只能留待時日，留給后人。不過，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江老師為了社會、為了大局、為了學生所表現出的氣節與情懷，讓全體政法大學的師生，特別是我們這些年輕的老師和學生，讓整個社會，特別是對社會和國家有強烈責任心的人群，為之感動，為之折服！當然，這也就注定了江老師后來的命運。關于江老師在這一年的那些特別日子里如何為社會、為國家、為學生吶喊呼吁、折腰流淚，已經有許多文字回憶。將來，將這些片段的影像整理連接起來，定能成為一類很好的歷史素材。一個人的人格、品德和氣節在平時是很難看到底的，只有在一些特殊時刻或關鍵時刻才能真正顯現。就像一張曝光后的負片，只有放到顯影液中才能呈現出影像一樣。無論人們怎樣評價1989，但江老師在這一年里為社會、特別是為學生們的所為，卻是無可爭議的。作為一個老師、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校長，他做到了最好。他雖然為此付出了代價，但卻獲得了自己良心的安寧，同時也獲得了許許多多良知的贊美，獲得了尊重，獲得了人心。在人的世界里，還有什么比尊重和人心更為寶貴？江老師的人格、品德和氣節所勾畫的影像在1989年又一次得到定格。
1989年5月，我從德國進修回來，仍存留于體內的年輕熱血，自然使我不能超然世外。至少，我是有自己的立場、觀察和判斷的。當年夏天，江老師作為仍然的人大常委參加人大常委考察團去浙江考察社會經濟和民情，我則蒙江老師看重作了一回臨時的冒牌“秘書”隨他前往。那是我與江老師相處距離最近，思想交流最多的一次寶貴經歷，同時也是我感觸老師人格，見識老師智慧的一次難得機會。可以說，我因此有機會更多地看到一點兒他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他面對挫折和壓力所表現出的堅定，那種對自己行為立場的自信，那種不愿委曲求全寧折不彎的氣節，那種對于已然出現的逆境的從容，讓我這個當時30歲剛出頭的青年深深感動，敬重日增。他對民族、國家和社會那種流溢于形，深存于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對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深刻認識，他敏銳和清晰的思維，他處理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他的風度和魅力，一路過去，無不讓人欽佩折服。在四人組成的考察團中，除江老師以外還有原國家計委副主任陳先、二炮司令賀進恒、經濟學家董輔礽，江老師每每成為闡釋和分析問題的受人關注的發言人。這也是我為什么說他若是作為一個領導人會綽綽有余的理由，因為他的確屬于人中龍鳳的那一類人。
1989年冬天，整整20年前，一些政法大學學生自發地在薊門里飯店為江老師慶賀60歲壽辰。那天，賀壽的晚宴有一種格外莊重的氣氛，按照江老師的意思，并沒有邀請許多人參加，除了幾個年輕教師，其余都是剛剛畢業和在校學習的政法大學的學生。我想，人這一輩子可能都要過幾次生日，但像1989年冬天江老師的生日晚宴，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即使是對他自己，恐怕也是難得僅有的，也許，這是代表著社會良知的一種無價報答。得到要給江老師過生日的消息，我用了一個幾乎不寐的夜晚填了首百字令，寄意對江老師的百年祝福，并且請了政法大學的書家畢可鷹書成立軸裝裱好。在那天的生日晚宴上，我朗誦了這首詞。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至今惟一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頌詞吟詩。我雖好詩詞，但從來羞于在眾人面前賣弄。但是那一天，我卻用了這種方式表達了我的敬仰和感情。事隔20年，在江老師八十華誕之際，情形已經完全不同。盡管今天慶賀他的生日可能仍有莫名之狀，但20年的時間和歷史已經將江老師推到了他作為社會良心和知識分子的頂峰，他已經是一個象征、一面旗幟、一種寄托、一種希望。如今讀讀自己20年前為江老師寫的詞，雖然不那么成熟，但卻感觸頗多。現在再次拿出來，既作為一種回憶，也作為一種表達：
百字令
金秋瀟灑為江平先生六十壽辰填百字令，以表敬仰祝賀之情1990年12月24日
金秋瀟灑，更可見萬般風情流景。天下桃李，直點級江山春色依舊。炎涼世態，半生憂患，無言一拂過。時窮仗義，敢為逆子淚落。但向丹青寄語，平心論公道，無愧其我。嗟乎箕子浮西海，壯哉比干心破。何曾有恨，罷了烏紗，治法擾報國。學問中西，獨領一方巨擘。
胸懷寬似海
這些年與江老師交往，無論在此在彼，或遠或近，作為晚學的受益，不僅在為人、治學方面，而且還在處世方面。其中，特別值得說的是他的胸懷、樂觀和氣度。我敢說，如果沒有寬廣的胸懷、樂觀的心態，寬容的氣度，江老師可能不會有今天的人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江老師這一生實際非常坎坷曲折，很不容易。他曾少年得意，雄姿英發，正當大有作為之時卻被打入底層；未及解放喘息，又歷文革之劫；大難之后剛剛位至其所，正欲報國為民之時，又陷“風波”之累。如果沒有胸懷，可能早被折騰得身心俱廢了。但是，經歷了那么多的不平乃至劫難，他仍然那么樂觀、積極和滿懷希望。在我和他交往的25年里，從來沒有聽他一味地抱怨過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他同樣也經常會遭遇不平甚至根本不應該發生的誤解，但他從不在意，偶爾提及一些過往或眼前的不快，都是一帶而過。每次和他在一起，更多地是能感受到他的積極、樂觀和大度。和他交流聊天之后，你總會感到輕松愉快，似乎獲取了生活與工作的新的熱情。我想，同行和晚輩們歡喜和他來往，愛戴他尊敬他，可能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經常用江老師的人生經歷和他對人生的態度勉勵自己。有時候碰到一些顯然不平不公之事，我就會對自己說，你這事兒算什么？看看江老師，他的遭遇，他的心態，如果世事總是那么公道，成就總是憑借才智，那么江老師的社會地位和個人作用，何止今天這樣。
這些年來，我凡有事相請于江老師，他從沒有推辭過，可以說是有求必應。我雖很少向別人談起這些，但我自己非常明白，江老師待我，非但有知遇之恩，私淑之情、更有愛惜呵護之恩。正因為如此，偶爾和他想不到一起任性而為，就會覺得很不安，這的確是本性使然，自己明白但卻沒有辦法。可在江老師那里，似乎從來沒有因為我某件事做得不甚妥當或自以為是而在意過，這就是他的胸懷與大度，就是他的長者之風，仁者之慈。小事不說，有一件事我多年來放懷不下，這就是我當年離開法大，離開江老師身邊去澳門工作。1990年，江老師離開校長之職后，便將全部精力放在學術上，想通過學術和培養學生實現他高遠的抱負。這時他開始第一次招收博士生，為了鼓勵我，他當時拿出一個名額招收德語考生，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這是他特意為我設置的。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得到了通知，澳門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通過當時的教委和司法部，點名邀請我作為中國法律專家去澳門政府工作，協助澳門法律本地化工作，而且待遇非常優厚。于是，我面臨著一次重大選擇，是去澳門還是留在法大。說真的，去澳門工作的確誘惑很大，倒不是因為那里工作一個月可以得到當時北京幾年的工資待遇，因為我自以為不是一個物欲很強的人。但這無疑是一個很具有歷史意義的機會，是一次難得的人生經歷，特別是我乃學歷史出身，遇到這樣的機會確實有興奮的沖動。但我若去澳門，如何向江老師交待？另一方面，留在法大，我可以做江老師的第一個博士生，可以在他身邊做許多事情，可以在學術的道路上有更多的發展。苦思數日，終未能決。最后，我去征求江老師的意見。在校北門外江老師那間小書房內，江老師看了澳門政府的邀請信后，決然果斷地說，你要去，應該去。因為你考我的博士可以今年考，也可明年考，但這樣的機會只有一次，而且只是給你。當時，聽了江老師的話，我內心非常感激。我沒有想到他會這樣為我著想，根本沒提他已經為我作出的鋪墊和對我在他身邊工作的期待。當然，這之后，我仍考慮了很久。因為我實在不愿意放棄攻讀當時還很珍稀的博士學位，何況是江老師的博士。此外，當時接替江老師主持學校工作的陳光中校長也通過江老師轉達，若是留下不去，職稱甚至行政職位都會考慮。我曾努力爭取一邊去澳門工作，一邊讀江老師的博士。可是，由于“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人之常情，這顯然是很難。不過，最終令我主動放棄攻讀博士的，實際是我不愿讓江老師為難。因為如果我不放棄，就要占去一個名額，這就意味著當時報考的人中要有一個失去機會。江老師和我一次語重心長的談話，最終促使我提出放棄。他說，你去澳門，顯然是個很好的機會，將來的發展也未可限量。如果同時讀博士，我同意，可若是這樣別人就沒機會了，這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一生。不過，這事最終要你自己決定。老實說，江老師的一席話是我放棄讀博的關鍵因素。因為一方面我不想讓他為難，另一方面我的確為他總是替年輕人著想所打動。這件事我從沒向人說起過，即使后來有人傳說我為了到澳門掙錢放棄了攻讀江老師的博士。如今事情過去多年，提提無妨。我想說的是，如果知道了江老師當時是如何真誠動情地為年輕人著想，那么受此恩惠的人應該一輩子感激他。可對于我來說，這卻是個痛苦無奈的選擇和不可彌補的損失。我知道，這個放棄可能意味著我這輩子將與博士無緣。我做事情很少后悔，因為沒有用。但在這件事上，我的確后悔地說了很多次。如果這事放到今天，我絕對不會自己說放棄。其實，這件事讓我久久放懷不下的并非只是因為我沒有讀江老師博士的遺憾，而是我在這件事情上的確有負于江老師對我的愛惜之心，有負于江老師當時對我的期待，為此我至今心存愧疚。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當年沒有去澳門而留在了法大，我的人生軌跡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
江老師八十壽辰，大家都有許多話說。我也寫下一些往事和情感，不為別的，只為祝壽。因為中國人常說仁者壽，江老師是仁者，所以他會長壽；他九十壽辰百歲壽辰時，肯定會有更多的人來為他祝壽。
(2009年12月12日于澳門海明灣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