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榮根按：2001年8月3日，楊景凡先生仙逝，林向榮先生懷著對自己這位風雨同舟、患難與共36年的老領導、老朋友的篤厚友誼和深切懷念寫下了這則記念文字。在文中，他從三個方面高度概括性地總結了楊景凡先生的一生，用飽蘸深情的筆濃墨重彩地謳歌楊景凡先生“以書為伴”、“不僅勤于讀書，也善于讀書”、“正人先正己”、“言傳身教”、“仗義直言，為民請命”、“不卑不亢，秉公行事”、“倍受白眼，但處之泰然，無怨無悔”以及“薦賢讓能”等高尚人格與品質，贊揚他“是非曲直都分得一清二楚，從不和稀泥”，同時在教師、研究生遇到困難時“關懷備至，不遺余力地幫助解決”的領導風格，抒發了自己“士為知己者死，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的處世原則和“為教育事業奉獻自己的一切”的事業精神。全文樸實無華、邏輯清新、句句到位、沒有虛詞和空話，體現了“林氏風格”。林先生惜墨如金，恪守古老的“文章千古事，不寫一字空”的傳統信條，不輕易為文，圈內同行無人不知。就我所知，這則記念文字是他離休后僅見的作品，所以尤顯寶貴。文章是為記念楊先生寫的，字里行間處處可以讀出記念者本人的情懷和風骨，真可謂是“記念者，記己所記，念己所念哉！”
楊景凡教授是教研室的老領導，至今人們仍親切地稱他為楊主任。從1965年起，我就在楊主任手下工作，三十六年的交往使我們結下了篤厚的友誼。如今老友溘然仙逝，怎不叫人悲痛！生老病死乃不可抗拒之自然規律。好在他走得那么平靜安詳，沒有受到什么痛苦；家人都守候在身邊，而且是在子女的懷抱中安然長眠的；人活七十古來稀，八十有四的人生旅程也算是長壽了。想到這些，心里似乎覺得平靜一些。然而，內疚和惆悵的心情總是抹不掉的。內疚的是，在楊主任生命的最后時刻，我因腿腳不好未能到醫院見上一面，引為莫大憾事。惆悵的是，楊主任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不斷浮現在我的面前，可我們不可能再象過去那樣促膝長談，真是無可奈何。
在和楊主任共事的期間，我曾得到他許多寶貴的幫助，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十年動亂時期，我們被關進牛棚里，可謂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在那血雨腥風的日子，我從他堅定的眼神和自若的態度中汲取了無窮的力量。在學校恢復之后，他從工作、學習和生活等方面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照顧，為我解決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使我得以安心工作。特別是在我的臺灣問題還沒有取得直接證明材料之前，他單憑對我的了解和信任，愿做我的入黨介紹人，幫我實現了多年夢寐以求的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夙愿，所有這一切，現在想起來歷歷在目，感人肺腑。而對這一切，我當銘記在心，沒齒不忘。復校后的最初幾年間，我之所以能在教學工作中做出一點成績，被省、市授予勞動模范稱號，老實說是同楊主任多方面的教育、幫助與關照分不開的。常言道士為知己者死，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在需要的時候，我應該而且必須為教育事業奉獻自己的一切嘛。
在和楊主任的接觸當中，我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三點：
第一，是他孜孜以求的好學精神。楊主任沒有別的愛好，最大的樂趣就是讀書，當他離休之后，擺脫了繁雜行政事務的干擾，就更是以書為伴了。楊主任不僅勤于讀書，也善于讀書，常在日記當中分析和評述所讀到的內容，用以抒發自己的心得和體味。他留下來的日記足有一大摞，現已成為難得的資料了。他閱讀的范圍十分廣泛，計有《論語》、《稱量正義的天平——法律卷》、《權力論》、《西方哲學史》、《懺悔錄》、《資治通鑒》、《史記》、《四書集注》、《諸子集成》、《日知錄集解》等。此外，《魯迅全集》、《巴金選集》、《傅雷譯文集》、《談藝錄》等，他也愛不釋手。楊主任還常看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契柯夫等人的小說。不是說麻將之類的東西不可以玩，只要不超出法律允許的限度，本無可厚非，但同愛讀鴻篇巨著、名家名作相比，品位卻有高下之分。本來，楊主任對孔子的法律思想是早有研究的，而且不乏真知灼見。但他并不以此為滿足，而是徜徉于古籍的字里行間，反復揣摸推敲。在他年逾古稀，視力嚴重下降的情況下，仍然戴上老花鏡伏案精讀《論語》，直到他住院前夕，幾乎天天如此，從未間斷。這就是為什么在安葬楊主任的骨灰時，他的家人把那付老花鏡和讀過的《論語》一書也放入墓穴之中的道理所在。
第二，是他嚴格要求的工作態度。楊主任在工作中的嚴格要求是出了名的。有的人不愿或不敢到法史教研室來，就因為經不起他的敲打。這種嚴格要求不光是對別人，也包括對自己。正人先正己。讓人們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這成了他的座右銘。在學校復校之初，教研室面臨百廢待興之際，硬是靠著楊主任雷厲風行的作風和嚴格要求的態度，加上當時為數不多的幾位老師的拼搏努力，才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按時完成了開課的任務，而且效果還不錯。楊主任是位原則性很強的人，是非曲直都分得一清二楚，從不和稀泥。他說話不多，言簡意賅，對人的批評往往能一語中的，擊中要害。而受到批評的人又欣然接受，心悅誠服，毫無怨言。批評歸批評，老師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他卻關懷備至，不遺余力地幫助解決。楊主任象是一塊磁鐵石，強烈吸引著教研室的每一個人，他善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使老師們工作起來感到心情舒暢，干勁倍增。楊主任的嚴字當頭，還表現在他當科研處長期間主管研究生的工作上。他從不停留在一般的號召上，而是管理得具體入微，他既有嚴格的要求，又有得力的指導。在他言傳身教的影響之下，研究生吃苦認真的學習精神是非常感人的，指導教師的工作也是很負責任的，這就充分保證了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有幾位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的研究生曾向我表示，楊主任的嚴格要求使他們獲益匪淺，終生受用不盡。
第三，是他一心為公的人格力量。說到楊主任一心為公的人格力量，也是有口皆碑的，在一些吊唁挽聯中都講到了這一點。學校恢復之前，為了糾正上級錯誤的撤校決定，楊主任約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為保全學校和爭取早日復校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在斗爭中，他一馬當先，奔走呼號，仗義直言，為民請命，顯示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大無畏的氣概。心系學校存亡之大事而置個人安危于不顧，這在當時的氣候條件下是何等難能可貴啊。復校之后，楊主任參加過一系列重要會議，為學校的建設發展獻計獻策。在會上，他不卑不亢，秉公行事，從不違心地順水推舟，更不看上面的臉色，而是敢于堅持正確意見。他為此得罪過一些人，甚至被誣為異類，倍受白眼，但處之泰然，無怨無悔。有一幅對聯是這樣寫的：上聯——從來青松傲霜雪，下聯——自古超凡多孤直，橫批——西政一人。這用在楊主任身上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據我所知，楊主任在法史學界享有極高的聲望，而這種聲望的形成大都來自他的人格魅力。楊主任離休之后，因為很少參加外面的活動，曾幾度請求辭去法律史學會副會長、學術顧問的職務，以便讓更多的優秀年輕人進入學會的決策層，但都因沒有先例而未被接受。法史學界的老一輩人在對楊主任的舉動感到驚訝之余，莫不對他薦賢讓能的高尚境界給予高度評價。
1987年楊主任離休的時候，他的一位學生曾寫下一首詩：
曾播馬列渠江東，
又向學園作耕翁，
道德會通孔顏樂，
文章直追魏晉風。
拳拳師心化慈雨，
錚錚鐵骨屹傲松，
是非毀譽尋常事，
不為一己但為公。
寫得鏗鏘有力，寓意深遠，可以說是對楊主任光輝一生的最好寫照。
可以告慰楊主任的是，你的有關做人、做事、做學問的教導，已為教研室的同志們所牢記，老師們決心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你的遺志并加以發揚光大。
謹以此文獻給楊主任的在天之靈。楊主任安息吧！你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原注：
1、作者林向榮，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長期從事外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尤對日本外制史有很高的造詣，精通日、俄、英文，是楊景凡先生多年的同事和朋友。
2、所謂“臺灣問題”，指林向榮先生早年赴臺灣求學的一段經歷，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一度被當作重大的歷史問題被懷疑、審查。林向榮于1948年考入臺灣大學文學院哲學系，赴臺北求學，并在臺灣大學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青年組織，參加進步的學生運動。1949年3月，林向榮先生轉入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由于他在臺大的這段歷史一時得不到證明，在歷次運動中長期被懷疑，文革中更是無端被扣上了“國民黨特務”的帽子，遭受了極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楊景凡先生籌建西南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邀請林向榮先生到教研室任教，并力排眾議，自任介紹人介紹林向榮先生參加中國共產黨。1986年，由于林向榮先生在臺灣求學期間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直接領導人尚健在，他在臺灣的歷史得以證明，才最終落實了政策，享受離休待遇。
附：楊景凡先生簡介
楊景凡先生，四川渠縣人，教授，碩士生導師，我校法律史學科創始人，復辦后首任教研室主任，時任校科研處(加掛研究生處牌子)處長、校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國法律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學科高級職稱評審專家組成員等。
先生乃川東地下黨員，在西康一帶從事軍閥部隊的策反工作，極獲成功。西政建校時主動膺命，棄官從教。有獨立見解，又秉性剛直，從不違心說話做事，為此吃了不少苦頭，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對象，“文革”更是第一批打倒的“牛鬼蛇神”。“文革”中，西政被宣布撤銷，先生不顧個人安危組織上告上訪，開展護校斗爭。對教師的教學、科研和學生的學業要求報嚴，但對他們的生活無微不至，自已在家從不問柴米油鹽，但卻主動考慮教師、學生的生活細節。復辦之初，知張警先生將到校，年屆60的他親自帶楊和鈺老師去磁器口替張先生買煮飯的煤炭爐子并背回來。研究生顧培東、江必新結婚，原想在學生宿舍因陋就簡。他認為學生宿舍不能作新房，不能開這個頭，同時向后勤部門借了一套東山剛修好的教師宿舍給他們作臨時新房，并親自為他們操辦喜事。先生在師生中享有極高的威望，有很強的感召力、親和力和凝聚力，所領導的法史學教研室內得人心、外有形象，人才濟濟，碩果累累，一時稱盛于全國法史學界。在計劃經濟時代，政法專業屬絕秘專業，按黨校性質辦學，教師不評職稱。1979年，學校自建校以來第一次評了首批副教授4名，楊先生為其中之一。其余三人是黎國智、周應德、羅世英。這以后多次評高級職稱，先生均以自己不夠教授水平謝辭。1988年楊先生已退休，按政策可以評為教授，且不占學校的高級職稱指標，但他仍以水平不夠推托。后來是評委會“強加”給他一個教授頭銜。這事曾在學界傳為美談。
好讀書思考，治學嚴謹，德高望重，慎撰文，精招生。1979-1986年的8年中只帶了三名研究生：愈榮根、胡澤君、唐忠民。
有合著《論孔子》(內部印行)、《孔子的法律思想》傳世。先生鶴駕周年時，學生和家人將其部分論文、讀書筆記、日記等收錄于《景凡文存》。
2001年逝世，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