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顧長期疾病折磨，先生置生死于度外，全力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只要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確認是符合實際的觀點，先生就堅持下去，不顧政治權威的任何打壓。先生自己淡泊名利卻十分關心他人。他從不壟斷資料，從不以“權威”自居，無私地向青年朋友提供資料，鼓勵青年朋友進步。不難看出，無私無畏，心中無一點私心雜念，是先生一生事業和成就的精神基礎。
1997年5月25日，太平天國史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走完了九十七年的人生道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六十年中先生撰寫的專著近五十種，發表論文近三百篇，總字數在八百萬以上；搜集、整理、主編的資料總字數在二千萬以上。所有這些論著，極大多數是在五十年代以后完成的。先生在耄耋之年還完成了一百五十四萬余言的傳世巨著——四卷本《太平天國史》。
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支持先生取得如此巨大的學術成就？這里，我從三個方面談一點個人感受。
第一，先生的巨大學術成就是在一生經受病痛折磨的狀態下取得的。
先生幼年就患上神經官能癥，經常頭暈。1925年7月到南京報考大學，考場發病被送到鼓樓醫院，住院治療二十多天。出院時醫生囑咐他說:你的身體太虛弱了，要注意病后休養滋補。8月底，先生從上海乘海船去廣州南歸廣西貴縣。開船后遇到大風，先生暈船虛脫，大吐不止。由此又得了遺精病，一直拖延到1935年才痊愈。先生事后說:“這個病幾乎奪了我的命！”
1928年8月，先生抱病到上海讀書。在上海讀書的潯州同鄉見了先生，對先生說:“你幾斤米都吃不完，還來上海累我們！”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聽了他們的話，知道是怕我死了，要麻煩他們�！�1930年在中國公學畢業時，病情開始穩定。直到1936年4月，他的好友吳晗先生還說他是“病夫”的體質。
1942年11月先生又患上腸胃炎，三天五天或十天八天發一次，水瀉不止。中西醫長期治療都無效果。最后先生閱讀中醫醫書，自己配方，服藥兩年，到1944年4月才治愈。腹瀉治愈不到半年，1944年9月又染上瘧疾。瘧疾長期折磨著先生。醫師對先生說:“瘧疾原蟲跑到你的肝臟中了，吃藥、打針不可能消滅躲在肝臟中的原蟲。到你的抵抗力薄弱時，原蟲跑出來，病又發了。只有你身體健康，抵抗力強，病才能不再發。”
1950年7月先生再度來南京，帶病籌備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年展覽會，隨后又籌建太平天國紀念館，工作緊張，日夜忙碌。
1953年瘧疾好了，但眩暈、偏頭痛、高血壓、失眠卻久治不愈。此外還有便秘、痔瘡、前列腺增生、眼病、牙病等。醫生診斷為神經官能癥狀群病。先生自況:“真正是‘百病侵凌成老大’�！毕壬木薮髮W術成果就是在這樣的疾病折磨下取得的。
勞累的工作，加重了他的病情。1950年12月中旬，先生到南京中華門外大報恩寺遺址進行發掘工作。在現場忙了一整天，黃昏進城回到宿舍又趕寫調查報告，他失去了知覺。房門未關，燈光未熄，第二天清晨送牛奶的工人，找先生取奶票，才發現先生昏倒在床上。先生蘇醒時，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1955年在江蘇省政協學習會上，他的眩暈癥多次發作，大嘔大吐。一個冬天的傍晚，先生下班回家，下了公共汽車，精神錯亂病發了，竟找不到家門。那時路燈很少，只有一爿合作社內有燈光。先生下意識地走進合作社，喪神失魄地站在那里。幸虧同宿舍的一位朋友在合作社里買東西，看到先生，將他帶回宿舍。
先生晚年寫到:“今天我還受有便秘、痔瘡、前列腺肥大、牙病、眼病等等侵凌”，“痔瘡發作，坐不得，就站著寫文章�！庇终f:“夜尿多，要起來四、五次，又睡后神經性皮炎就發作，遍體發癢、更難入睡，只合眼養神，第二天依然工作�！�
先生自己體弱多病，家中親人也有病。師母病了，在北京長期住院，先生還要照顧她。常常是先生先去看師母，再趕回來看自己的病。先生有一女患有癡愚癥，雖有保姆照應，仍需先生親自料理。
先生的學術著作、研究成果就是在上述個人及家人長期受到疾病折磨的艱苦條件下完成的。
第二，先生的巨大學術成就是在堅持實事求是，經受政治壓力和打擊的狀態下取得的。
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先生在廣西主修《貴縣志》。石達開是貴縣人，縣志中當然要寫他的活動。那時，社會上流傳的石達開的遺詩很多，詩篇慷慨激昂，充滿反抗清王朝統治的豪情壯志，在辛亥革命時期產生過良好的鼓動作用。但是經過精辟的考證，先生確定除《慶遠白鹿洞題壁》一首外，其它都是后人偽造的。這件事觸怒了當時廣西的權貴。他們說:“羅爾綱不為家鄉歷史人物增添光彩”，“否認革命英雄的詩篇”，對先生進行打擊和排擠。先生堅持真理，不為權勢所屈，他說:“春秋時有董狐筆，生死尚置度外，縣志可以不讓我寫，偽史料決不能當真史�！焙髞砹鴣喿幼髯C說，世所傳石達開詩二十五首都是高旭為鼓吹革命、弘揚民氣，一夜之間奮筆寫成的。
大家都知道，先生因發表《李秀成苦肉緩兵計考》而遭受到大批判。1963年陳白塵先生要寫一部關于李秀成的戲劇，從廣西藤縣李秀成的故鄉訪問歸來，在南京拜訪先生。先生把《歷史研究》發表批李秀成文章一事告訴陳白塵，并囑咐他要“慎重”�？梢�，先生早已覺察到批李秀成在政治上是有“來頭”的。但是，到1964年正式發動對李秀成大批判時，先生“卻憤然不顧，振筆疾書，寫了《李秀成苦肉緩兵計考》，投入斗爭。”(先生的原話)先生還說:“文化大革命中，要我寫了三年檢討，高可盈尺。我沒有只字說我對李秀成偽降的考證錯誤�！�
可見，先生發表《李秀成苦肉緩兵計考》并不是一次“擦槍走火”式的無意碰撞，而是先生堅持真理，反對謬誤的學術求真精神的大發揚。
人們都知道先生是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一代宗師，但是先生則說:“在我的探索工作中，時間最長的是對《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的探索。”這種探索，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直到八十年代末，長達六十多年。先生精于考證、辨偽和�？保赃@種研究方法研究《水滸傳》的版本和著者取得了重大成果。
“水滸”這個名詞的內含是什么？先生考出“水滸”的出處在《詩經·大雅·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毕壬f:“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因為他有仁德，得到人民的擁戴，在岐山下建立周朝開國的基業。水滸，指古公亶父來岐山時經過的漆、沮兩水的旁邊。”取“水滸”為書名，正是“表明梁山泊與宋朝對立，建立新政權的全書內容”。
先生又考出《水滸傳》原本只有七十回，到“聚義廳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結束，是一部宣揚農民起義的古典小說，著者是羅貫中。七十回原本撰于明朝洪武末年或永樂初年。到正統、嘉靖年間，有人續加受招安、征遼國、征方臘三十回，共成一百回，書名改成《忠義水滸傳》，并刪改了原七十回的一些內容，明萬歷年間袁無涯又添了二十回，稱為《忠義水滸全傳》。先生認為:“今人認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實在只是這些續加‘忠義’的本子，而羅貫中《水滸傳》則是‘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把他‘來做腳底下的泥’�！毕壬终f，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鄭振鐸沒有發現七十回本，就作出《水滸傳》并無七十回本的結論。胡適開始認為有七十回本，但后來認了輸，承認是他的“最大的錯誤”。魯迅在《三閑集》里根據《忠義本》認為《水滸傳》不反天子，受了招安，“終于是奴才”。鄭振鐸的斷案得到魯迅、胡適的同意那還有錯誤！先生翻了這個案。
為了恢復羅貫中撰寫的七十回《水滸傳原本》，先生寫了一篇長達三、四萬字的考證文章。先生說，“要為羅貫中《水滸傳》恢復名譽，就必須落實到恢復原本上來。雖然在原本未發現之前，這個要求是難以達到的。但是，根據我們今天考證的結果，要看出它原來的精神面貌究竟是怎樣？盜改些什么？盜加些什么？刪了些什么？可以說，大體上是可以做得到的�！毕壬隽舜罅康幕謴汀端疂G傳》原本的工作。
1975年，全國報刊發動對《水滸傳》的大批判，先生并沒有因為在批判李秀成時受到沖擊而慎言慎行，對批判《水滸傳》表示堅決反對。他對家人說:“震起撻伐的天威來了”，“我那篇《水滸傳》考證能寫出來發表就好了�！端疂G傳》原本哪里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哩！”先生的親屬聽到這些議論，“立刻大喝一聲:你考證李秀成問題給全國大批判，還不怕嗎？還要唱對臺戲嗎？”親屬的攔住使先生避免了又一次打擊。一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生的考證成果才陸續發表出來。
正如谷霽光先生所說:“這一研究，了結了《水滸傳》的著者和原本問題聚訟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復《水滸傳》著者和原本的本來面目外，澄清了《水滸傳》是非界線的混淆，而且對于研究梁山泊農民起義的深遠影響，對于研究封建社會中兩種文化的發展，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理論意義�！瓲柧V同志是善于獨立思考的，他的《水滸傳》研究，正是他善于獨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而獲得輝煌成就的一個典型范例�！币舱缦壬约嚎偨Y《水滸傳》研究時所說:“為學貴獨立思考，應敢于打破框框，掙脫一切‘緊箍咒’的束縛�！�
第三，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生活儉樸，被人稱為布衣學者，卻十分關心他人福利，幫助他人進步。
據谷霽光先生1985年回憶:“他在北京居住前后三十年，只陪朋友的父親聽過一次京戲，許多名勝古跡都沒有去過，至今還沒有游覽過古城，日日夜夜，埋首斗室，出門不辨方向�！�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他全家住在南京，家庭開支大，經濟相當拮據。有一次中華書局寄給他兩千元稿費，他不接受，退回給出版社。出版社再次匯給他。最后他以黨費名義交給黨支部。先生在南京工作期間主編出版大量資料，他堅持只署單位名稱，不注明主編姓名。應屬于先生的稿費，他分文不取，全部留給博物館。先生九十歲這一年，又把《困學記》一書稿費一萬多元捐給貴縣圖書館。這時師母年逾八十，臥病在床，因自付醫藥費，家庭經濟十分拮據。
太平天國紀念館建成后，江蘇省文化局熱切期望先生出任館長。先生堅決不接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人民日報》發表先生的一篇文章，編輯在先生的名字前加上“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頭銜，先生見報后十分焦急，立即寫信給報社要求更正。
先生關懷后輩成長，鼓勵后輩進步的事例很多。桂林博物館梁碧蘭女士因陳列事連同自己寫的一篇文章向先生請教。先生熱情地對待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作者的請求，并復印了三十多頁史料寄供參考。梁碧蘭感激之至，表示“終生受益，永志不忘”。安徽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員徐川一在《安徽史學》上發表文章，對先生的太平天國科舉制的一個不同論點提出不同意見，先生看到這篇文章后，又寫了一篇文章，贊同徐川一的觀點，寄給《安徽史學》。先生在文章中說:讀徐文后“感到心曠神怡，我感謝他對我的幫助”，并請學術界以他為“的”開展批評。不久《光明日報》與《文匯報》相繼發表專論，贊揚先生這種“以我為的”、虛心求教、修正錯誤的精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南京大學歷史系青年師生希望復制先生在南京圖書館摸底編纂的八百萬字資料。先生慷慨答應，無償提供。這為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太平天國史打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先生對青年學子的熱情鼓勵和教導成為一段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
從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看出:不顧長期疾病折磨，先生置生死于度外，全力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只要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確認是符合實際的觀點，先生就堅持下去，不顧政治權威的任何打壓。先生自己淡泊名利卻十分關心他人。他從不壟斷資料，從不以“權威”自居，無私地向青年朋友提供資料，鼓勵青年朋友進步。不難看出，無私無畏，心中無一點私心雜念，是先生一生事業和成就的精神基礎。
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我深深地懷念這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