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7日，師生們都上街迎接解放軍去了，武漢大學的校園空空蕩蕩。而武大的校長周鯁生也沒有閑著，他居然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主動去找“四野”。這讓那些對他去留疑慮的人，終于放下心來。
“他是唯一一個解放時留在大陸的比較著名的大學校長，”2009年4月，在接受筆者采訪時，中國著名的美國史研究專家、武漢大學劉緒貽教授就以這樣一句話開始了他對周鯁生的回憶。
在60年前，劉緒貽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那就是地下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武漢大學分會教授支部書記。
他的這一回憶是否準確呢？筆者查閱資料：北大的胡適走了，清華的梅貽琦走了；余者，或學校在1949年不如武大著名，或校長不如周鯁生著名。但浙大校長竺可禎應算例外。
1949年春，白崇禧對周鯁生說：“武大有500個共產黨員，你要好生注意。”周鯁生回答：“武大有幾名共產黨員還差不多，說武大有幾百名共產黨員，那根本不可能。”回到學校，周鯁生即找來學生會中的兩名黨員學生，轉述了這番談話，然后說：“不過我希望你們注意一下，你們的《武大新聞》最好不要往工廠里送！”《武大新聞》是武大學生會的刊物，非常之“紅”，比如1949年4月21日的頭版頭條新聞就是：《各路共軍源源南下 渡江之戰一觸即發》。
事實上，“武大有500個共產黨”之說，不是空穴來風。武漢當時地下黨人數最多的單位就是武大，有中共黨員80多人、外圍組織成員300多人。因此武大成為敵人的重點目標。
周鯁生盡量周旋，保護共產黨學生。1948年，國民黨“特別刑庭”傳訊18名學生，周鯁生三管齊下：派人派車護送學生出庭；令法律系組織辯護委員會；又疏通拘留所，保證被抓學生不受虐待，最后18名學生安全脫險。
地下黨對周鯁生也是大力爭取。1949年3月，適逢周鯁生六十壽辰，武大學生在黨組織的發動下，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會，給他贈送了馬列著作、朗誦詩歌、獻祝壽辭。用意很明顯，希望在國民黨策劃武大遷校、校長去臺的關鍵時刻，周鯁生能保留下武大，自己也留下來。
周鯁生態度明朗。他在全校師生員工團結應變會上說：“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遷校，大家要群策群力，團結聯防，互助應變。”他還多次明確表示，他一定不走，他一定要堅守在學校里，保護好學校，“等待移交給新來接管的人”。
到了1949年10月，周鯁生等人還在籌組“武漢新法學研究會”。這一切都表明，無論事前還是事后，他都下定了決心，留下來。
在解放后的最初幾個月里，許多人、事都有待觀察，周鯁生具備的這種能量、手段、影響乃至人脈資源，使得年輕的接管者不得不小心地對待他，甚至有戒慎之意。就像他主動去找解放軍一事，劉緒貽回憶：“他也真的見到了林彪；可是他不是我們的人，所以軍管會來了，還是找我們。”
武漢大學軍代表、接管組組長朱凡寫于1949年的《武漢大學接管工作總結》：“×××在思想上是保守與落后，他雖以國際法見著，但與其說他是一個學者，不如說是一個政客。他政治手腕厲害，靈機應變，飽有經驗，非那些書呆子可比。所以我們不把他做學者看，而作為政客來看。”在當時的武大，只有周鯁生同時滿足×××的幾個條件。但是說周鯁生想當大官是不確的，因為1949年，國民黨請他當教育部長，他拒絕了。而他的武大校長，也當得很辛苦——1947年3月，周鯁生曾在全校大會上報告說：“學校經費每月只有一千一百余萬元，而2月全校僅水電費一項就開支二千六百萬元”。
劉緒貽告訴筆者，解放后，周恩來曾經希望武大校長繼續由周鯁生擔任，但是包括劉緒貽在內的很多人都不贊成。他說：“現在看來這有點‘左’了。”
1950年4月，新華社發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頃任命周鯁生（教授）、梅汝璈（曾任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為外交部顧問。”從此周鯁生離開了武漢大學。
此后他到京，在外交部條約委員會（條法司前身）辦公，還兼任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當時，共和國面臨著建交、處理舊的條約、參與國際組織等一系列外交課題，其中涉及大量法律問題。周鯁生在使用“志愿軍”名義抗美援朝、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文字的斟酌、中緬劃界等問題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他還是中國1954年憲法的顧問，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的董必武，稱贊周鯁生為1954年憲法“作出了很大貢獻”。1956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緒貽說：“他能留下來，主要因為他的思想。梅貽琦人品那么好，就是因為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所以走了。”
周鯁生晚年對女兒說過：他畢生所學，都是致力于廢除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早在1925年，周鯁生在“國立武昌大學”演講，他談到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三種方案，第一種就是“像俄國那樣發生革命”。1949年的周鯁生想必清楚，個人進退事小，中國的曙光已經出現。（漢網-武漢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