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
嚴格的講，盡管早在幾年前，就開始討論經濟學家關注將蛋糕做大、而法學家則需要面對如果分配蛋糕的問題，也有了吳敬璉和江平兩大巨頭之間的對話，但和經濟、管理等顯學相比，由于主觀客觀的原因，法學似乎仍然只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學科。我們的產出在整個社科領域并不突出，而對關系社會與國家重大問題的發言權顯然有限。
只是，時代的需要以及法律人、法律界的沖動，使得我們這一代人更有意于從幕后走到臺前，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律界擁有什么、需要什么”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作為一份定位于有見識并富有責任感的法制報紙，《法制早報》擬推出“ 轉型中國：法學家的身影”系列報道。思來知往，從我們的歷史、從我們的生活中尋找智慧。人類的見識也許就建立在這種偶然的經驗上，經驗在生活中葆有活力，文明在記錄中得到傳承。
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身處偉大的變革年代，我們常常在揣著實現理想的偉大情懷中迷失，我們也常常虛無的抱怨過去，抱怨我們的“先天不足”。于是《法制早報》編輯部開始了“認識”與“記錄”之旅。記者調查與訪問所提供的信息讓編輯們震驚。原來，我們的先輩在這樣的荊棘叢生中走來。
1978年，撥亂反正正在緊張進行，一群剛剛恢復工作的老法律人開始籌劃編輯《大百科全書》中的《法學》卷，這個時候，張友漁還處于“半解放狀態”，而其他人也大都剛剛從“牛棚”或“農場”回到工作崗位。就是在這種一窮二白的境地，他們編出了《法學》。1984年9月，《法學》卷(第一版)出版。它的出版，改變了我國沒有全面而權威的法學工具書的歷史。
在這樣一部其它任何法學工具書都無法替代的法學辭書后面，凝聚的是一大批法學專家的心血和汗水。一部法學巨著，一群法學精英，他們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他們的背后有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他們又經歷了怎樣起伏曲折的命運？當一群到了“奉獻余熱”年齡的老人，需要克服各種壓力和困難去編纂一本從來沒有的辭書以傳承這種知識傳統的時候，他們有著怎樣的驚心動魄和俠骨柔情？
2006年1月，《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修訂版正式出版。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探尋《法學》卷鮮為人知的歷史，思考法律人的過去、今天、未來。
——申欣旺
他們的百科全書，我們的《新華字典》
“文革”時，一個叫圣馬力諾的歐洲國家送給我國一套他們國家的百科全書，可是那個時候我們什么都沒有，最后只能回贈一本《新華字典》。
這件事情觸動了許多學者的心。因為自狄德羅編纂出版了第一部現代意義的百科全書以后，到20世紀，百科全書已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科學文化水平的標志，但具有上下五千年燦爛文化的中國卻留下了一個令人遺憾的歷史空白。
自古以來，東西方各國的學問家、編纂家都費盡心血尋求用最好的方式編百科全書類型的書。中國從西周起就編了像《爾雅》這樣內容廣泛、門類眾多的書。從魏朝到清朝末年，歷代編纂出的百科全書型的類書，前后有四百余部。
兩百多年前，歐洲開始出版現代類型的百科全書。由法國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者狄德羅主編的法國《百科全書》自17 51年開始出版以來，東西方許多國家都開始編纂出版這種現代類型的百科全書了。據統計，從古至今可以算作百科全書性質的書已有兩千多種，現在全世界仍在發行的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有兩百多種。
一向有編輯類書傳統的中國知識界，也早已把編輯現代型的百科全書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本世紀初葉就曾有人試出過幾種小型的實用百科全書，但這些書都沒有達到現代百科全書的要求。
面對外國送來的百科全書，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我們卻只能回贈一本《新華字典》，這無疑是個十分尷尬的場面，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令人慚愧的場面。
姜椿芳和他兩落三起的百科全書計劃
姜椿芳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編輯出版家。在建國之初，他就提議編大百科全書，當時的出版總署曾考慮過他的建議，但因為條件不具備而泡湯。
1958年姜先生又提出開展編纂百科全書這項工作的計劃，但由于歷史原因未能實現，百科全書的計劃再次破產。 “文革”時，姜椿芳遭到迫害，被“四人幫”囚禁在北京秦城監獄。
1975年4月19日，年過60的姜椿芳先生在被囚禁了2407天后，帶著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腹案出獄了。
由于在監獄受到的折磨，他出獄時已經雙目近乎失明，他已經顧不上這些，剛出獄就為大百科全書的事奔走呼吁。
1978年，他根據兩年調查收集的資料寫成《關于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建議》一文。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1978年1月27日出版的《情況和建議》(內部刊物)第二期上。文章發表后，立刻引起注意，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讓當時的出版局局長王匡找姜椿芳，決定讓姜椿芳寫出正式的倡議書送出版局。姜椿芳連夜改寫，由倪海曙抄寫，第二天一早就由倪海曙送出版局，出版局請中科院和中國社科院會簽，聯名向中央提出。
1978年5月，在鄧小平等中央主要領導的支持和肯定下，黨中央批準了《建議》，隨后成立了以胡喬木為主任的總編委會和以他為總編輯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親自為姜椿芳頒發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的聘書。
在得到中央的肯定后，姜椿芳和他的“百科迷”們就正式啟動這一工程。但一切都得白手起家。沒有房子，他們借出版局收發室做聯絡點，沒有資金，他們向出版局借了40元人民幣，作為起步工作的臨時花銷之用。
15年之后，這部共74卷、有66門學科、77859個條目，1.26億字、2萬多名專家學者參加編撰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次屹立在世界百科之林，結束了中國沒有百科全書的歷史。
遺憾的是，姜老沒能看到這部“融古今中外知識，揚中華民族風采”的巨著完成，便于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了。姜老兩袖清風地走了，留下的只是各界人士對他的贊揚。
在向姜椿芳同志遺體告別的靈堂上，懸掛的是趙樸初寫的挽聯：“魔氛谷里捷報遙聞，最難忘萬暗孤燈時代傳聲手；文化園中靈苗廣種，不獨是百科全書事業奠基人。”
《法學》卷框架初稿 零下八度誕生
大百科全書最先開始編纂的是天文學。出版社的原計劃是，社會科學方面先編考古學。后來姜椿芳決定改變計劃，他說：“還是先編法學吧，天文學在空間上距離我們太遙遠了，如果再來一個考古學，那在時間上又距離我們太遙遠了。我們還是先編個離我們近點的吧，現在法制已提上日程，普法要開始了，我看還是先編法學比較好”。
由于自“反右”以來各種政治運動的影響，中國的學術界特別是法學研究一度處于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狀態。在“文革”期間，法律無用論廣泛流行，“要實現共產主義就不能受法律的條條框框的約束”，“要人治不要法治”。
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提出進行法制建設。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雖然法律在當時已經受到了重視，但是剛從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走出來，要編出大百科全書的法學卷談何容易？
當時有一個鄰國的法學界得到中國要編大百科全書的消息后就斷言，中國或許能編大百科全書，但是分學科卷的法學卷是編不出來的。一是由于中國法學長期荒蕪，不可能短時間內編出法學卷，二是根本沒人敢編法學卷，因為法學跟政治的關系十分密切，“法言法語”在之前都是“右派言論”。盡管“文革”已經結束，但是十年浩劫的陰影是短時間內無法忘記的。法學家們不會冒這個險。
國內法學家聽到這樣的話，心里憋足了一股勁，下決心要盡快編出能夠代表國家水平的百科全書的《法學》卷。
《法學》卷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很難找齊能勝任編纂任務的法學家。因為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許多法學家都被下放，分散在各地。要想很快召集起來并不容易。
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法學辭典》為《法學》卷解決了這個難題。
1978年，王珉燦、潘念之、關懷、沈宗靈等法學家齊聚山東泰山開會，籌備編寫《法學辭典》。法學家張友漁也到會了，但是由于他當時還處于“半解放”狀態，所以不能出來主持工作，《法學辭典》編委主任的重任就落到了王珉燦的頭上。泰山會議確定了《法學辭典》各部分的編者和責任人，明確了分工。
而《法學》卷的起步工作則源于1979年3月召開的社會科學院法學規劃會議。在這次會上成立了法學卷編委會籌備組。4月，在日壇招待所召開第一次法學編委會籌備組會議。張友漁在會上指定了各學科分支主編。并請各學科主編擬出本學科的條目框架，9月以前陸續收齊。然后各主編陸續提出了框架初稿。
1979年9、10月間，在社科院法學所的組織下，《法學辭典》的編者們帶著各自的稿子來到杭州開會，審定全部書稿。為謹慎起見，法學前輩們對每一個重要條目都進行了認真地討論。他們在西湖旁邊的一個飯店住了下來，時間長達兩個多月。
同時，社科院法學所邀請中國大百科出版社參加了這次會議，《法學辭典》編委會讓出了三天的時間來討論《法學》卷的條目框架。之所以安排最初三天先研究《法學》卷的條目框架，是因為為《法學辭典》定稿的法學家們很多人都是《法學》卷的編委，他們可以在審定法學辭典書稿的工余時間對法學卷框架初稿進行修訂。
在這次會議期間法學家們根據討論意見修訂了《法學》卷的框架初稿，會后出版社的編輯帶著修訂后的框架初稿回到北京。
出版社的編輯是9月去的杭州，那時天氣還比較熱，編輯們穿的衣服比較薄，回到北京已經是10月下旬，天氣驟然變冷。由于沒有準備厚衣服，在北京剛下飛機就感覺到了寒冷，但是手里有了《法學》卷的框架初稿，他們的心里卻是熱呼呼的。當年《法學》卷的一位老編輯回憶說，“下飛機回到家后才知道氣溫已經下降到零下八度了。”
用受批判的“法言法語”
由于“文革”陰影一時難以全部祛除，法學前輩們在語言措辭上十分慎重。在第一次編委會上，有人問在編書時能否用法學術語，張友漁說學術性的辭書一定要用法學術語，即“法言法語”。國際法分支主編陳體強有些擔心，他說：“那可是法言法語啊？！”(此前法言法語就是“右派言論”，是要受到批判的)。
1983年發稿時，有人問“無罪推定”條目釋文是否應當加一些批判。因為“無罪推定”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張有漁說：“資本主義革命初期，反對封建司法專橫是有進步意義的”。張老的話打消了編委們的顧慮，終于沒給“無罪推定”條目釋文加批判。1997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將“無罪推定”明確下來。“還是張老有魄力，畢竟在那個時代做出這種決定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幸虧沒有加”，《法學》卷一位老編輯告訴記者，“如果給無罪推定加了批判，那就鬧大笑話了”。
百科全書不是專著、論文，而是學術性很高、資料性很強、準確性要求很高的辭書。用姜椿芳先生的話說，“用個比喻來說，它是‘濃縮的魚肝油’，量不多，包含的內容卻十分豐富。必要的一點都不能丟，不必要的一點也不要”。找適當的人編適當的條目是提高編書效率的關鍵。
在對法學的各個分支部分作者的選用方面，《法學》卷就基本是“請最適當的人寫最適當的條目。”如曾在中央政法小組法律干部培訓班上講授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的關懷教授就負責經濟法的條目。
由于“文革”期間的精神封鎖、大學停辦、公檢法被砸亂，法學書籍也遭到了破壞。
“文革”結束后的幾年里，國家財政偏重于工和理，進口了一些機械設備，文法卻沒受到足夠重視，進口書籍極少。因為沒有國外的法學方面的書籍，法學家與國外法學割斷了聯系，“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了”。
1981年，在刑法分支定稿會上，人們發現代曾慶敏審稿的曾昭瓊“失蹤”了。大家到處找他都沒他的蹤影，一位跟他比較熟的編輯想到他認識圖書進出口公司的領導，有可能去了那里。后來果然在圖書進出口公司找到了曾昭瓊。原來他正同公司領導人說需要外國法學書籍的事。公司方面表示，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口所需的書。這位編輯馬上打電話給王岷燦，說這邊有情況需要他出馬解決。
1982年，由曾昭瓊擬訂所需書目，司法部出錢，圖書進出口公司搭橋，第一批國外的法學書籍進口到了中國。這幾千冊書在當時竟被當成藝術品在美術館展出。后來這批書歸于中國政法大學，許多學校都羨慕其“發了一大筆洋財”。
1981年底，《法學》卷全部稿件基本收齊(后來增加的國際經濟法稿件除外)，而在此之前，各分支學科已分別審定完各分支學科的稿件。
為討論最后定稿，1982年7、8月間，法學家們聚在一起先后在香山、黨校審定全卷書稿。在討論時，常有思想和觀點的碰撞。
對于中國法制史單是中國刑法史還是應包括多種部門法史，爭辯非常激烈。潘念之聽取各方意見后，決定改變原來中國法制史只編纂刑法史的情況，擴大框架，補充組稿。結果出書時中國法制史分支除歷代法規及刑法史外，還收有行政法史、民法史、經濟法史、訴訟法史，老法學家們看了都比較滿意。
在編寫法學人物時，潘念之不贊成將在世的法學家編入，認為在世人物選取的標準不好把握，而大百科全書的總編輯姜椿芳堅持要上在世的人物。
后來潘念之同意了編入在世的法學家，但不同意把自己編入，姜椿芳多次登門拜訪才將他說服，同意把自己列入“當代中國法學人物”里。
關于是否將彭真選入法學人物，當時也有許多不同觀點。因為彭真既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同時又是法律方面的專家，是否該以法學家的身份出現在《法學》卷里呢？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最終還是把彭真作為“當代中國的法學人物”列入了《法學》卷。
最初確定當時在世的法學家入選的有十一位，陳體強是其中一位，但是書還沒出版，1983年，陳體強就逝世了。后來只好把他列入逝世的法學人物里去了。
8月，在黨校會議上，編委們集體審定重點條目、疑難條目、交叉條目。
因為考慮到國際私法是以沖突法為主，會上決定增設國際經濟法分支。
這年12月，為補充國際經濟法的稿件，潘念之在上海組織召開了全國第一次國際經濟法學術討論會。在這次會議上，大家不僅領略了潘老在學術上的大家風范，也領教了這位法學大家在生活上的“小氣”。
對于外地趕來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潘老為他們安排了臥室。而對于本地人，潘老毫不客氣地讓他們晚上回家去住，第二天開會時再來。在吃飯方面，法學所內部的工作人員只能吃“工作餐”，參加會議的人才能吃會議餐。
這次會議定出了國際經濟法選條框架，會后陸續約稿定稿。
1983年11月，《法學》卷全卷定稿付排。從1979年9、10月的杭州會議形成框架初稿到此時全卷定稿付排，在法學精英們幾年如一日的努力奮戰下，《法學》卷全卷稿件在經歷了一千五百多個日日夜夜后終于塵埃落定。
我們應當繼承的榮譽和光環
1984年9月，這是在中國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進程中無法抹去的歷史坐標——共有200余位法學界的專家學者參加編纂、條目共計1073個、字數達236萬字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法?法學》卷第一版在歷盡坎坷之后，正式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
在法學教育恢復時間不久、法學專業的書籍和辭書極其缺乏的當時，這本辭書為當時我國法學教學與科研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貢獻。許多法學院校都將它作為法學老師們必備的教學工具，幾乎是人手一冊。
199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邀請了多位法學大家為各分支卷的主編進行了全面審閱、增補與修訂。2006 年1月，《法學》卷修訂版正式出版。修訂版全面介紹了國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訂情況，全書共有1484個條目，約23 8萬字，涵蓋了法學的所有部門法。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修訂版問世，是現在這一代法學家許多人集體努力的成果，它是又一個歷史空間成果的匯總”，修訂版主編江平說，“老一輩法學家給予法學卷的榮譽和光環應當一代代繼承下去。”
法學精英們的一千五百多個日日夜夜
杭州會議后，《法學》卷框架又進行了多次修訂，最后以第五稿定稿。
為了又快又好地完成《法學》卷紛繁復雜的編寫工作，編委會和各分支編寫組的專家學者們分工協作，埋頭苦干。
王珉燦是當時最忙的幾個人之一，他那時身兼數職，先后在中科院法學研究所、中央政法小組、司法部工作，負責的事特別多。一方面要主持《法學辭典》的后期工作，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卷編委會副主任，同時還負責組織編寫高等學校法律教材。
編委會副主任潘念之先生具體領導全卷編纂工作，因為他在上海，幾年來靠打電話或者寫信到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輯部指導工作。在《法學》卷開第一次會時潘老已經耳聾，只能靠他的妻子幫他寫便條給他來掌握會議內容。在審稿時，潘老經常熬夜。1982年，已經80歲高齡的潘老患了膀胱癌，那時腿腳已經很不靈便，不能坐太長時間。審稿時便將雙腿平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將稿子捧在胸前看。
為了在確保質量的情況下按時交稿，法學家們不得不犧牲休息時間。很多人都是既要搞好教學科研又要編法律教材，還要編《法學》卷。關懷教授說，那時大家都幾乎沒有周末和假期的概念。工作時常常會忘了幾點，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生物鐘完全被打亂。
李浩培是周總理請到外交部的法律顧問，逝世前是國際法院的法官，是《法學》卷國際私法的主編，有人說李老像“ 中國的康德”。他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步行上下班。但為了寫百科全書的稿子，他凌晨兩點就起來撰寫條目釋文，交稿非常守時守信。他的右手在一次下樓梯時摔傷了，無法寫字，他便用木版夾住手腕繼續工作，別人勸他先休息，他說：“我答應了的條目，就要按時完成。”
被譽為“中國行政法學的‘普羅米修斯’”的王名揚是《法學》卷的特約編輯，幫助《法學》卷責任編輯解決學術上的文字處理問題。那時王老住的地方還是郊區，沿路有許多狗。一次編輯找他研究書稿，談到很晚，告別時正擔心路上的安全，卻見他夫人、女兒抱著大衣等在大門口，他們三人一同把這位編輯送到了公交車站。當時的那位編輯現在已經是白發蒼蒼的老人，但是她還記得20多年前王老一家帶給她的感動和溫暖。本來她是要坐車回家的，但是因為心中涌起了一股力量，她改變了路線，回到了編輯部的招待所審改稿子直到深夜。
法學家們為編《法學》卷不計個人名利。但和以前的一些法學家們編纂辭書時不要求署名的情況相反，《法學》卷在編纂時曾有一件“搶”著要當主編的事。相關人物便是法學家王鐵崖和陳體強。因為王鐵崖當時要負責《國際法年刊》，百科全書法學卷的全部國際法稿件都是由陳負責審定的。
最初出版社請陳體強擔任國際法主編時，他很謙虛，帶著《法學》卷的責任編輯三次訪問王鐵崖，說主編一定要鐵崖來當。全部稿件審定好后，在發稿前陳體強卻要求自己當主編，他對法學卷責任編輯說：“還是讓我上主編吧，全部稿件都是我審改的，如果有錯誤應當由我負責，如果作者不滿意也應對我有意見。”可惜，他說此話不久就逝世了，這個意見他沒有能當面同王鐵崖講，所以最后主編上寫的是他們倆的名字，王后來對法學卷的責任編輯說：“體強打電話告訴我，要同我談百科全書的事，但后來因為事情耽擱沒談成，我想他很可能就是要談主編署名的問題。”
是什么力量使得這些老一輩法學家以如此嚴謹和負責的態度投入到《法學》卷的事業？
“法學卷不等同于一般的辭書，它的解釋應該是最權威的解釋，容不得半點粗心。20年前那時，能成為《法學》卷撰稿人是很高的榮譽，多少人希望成為作者卻可望而不可及。當時的老一輩的法學家們也以此為榮。他們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將他們的專業知識與領悟凝聚成簡短的條文文字，確是字字珠璣。”盡管二十年過去了，曾擔任《法學》卷民法分支主編，后來成為《法學》卷修訂版主編的江平教授，在向記者談到老一輩法學家時仍是十分崇敬。
(本報實習記者王淑娟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