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同志是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延安五老”之一。他將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為國家的繁榮、人民的幸福鞠躬盡瘁。他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橫行時期，憂國憂民，心情抑郁，不幸于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５日逝世，終年八十七歲。
今天，我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起，懷著敬重的心情，紀念謝覺哉同志百年誕辰。
中國人民敬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謝覺哉同志１８８４年生于湖南省寧鄉(xiāng)縣的一個山區(qū)農村。他在青年時期就懷著愛國愛民、救國救民的崇高信念。當時的政府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大好河山為帝國主義瓜分豆剖，人民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謝覺哉同志憂心如焚，鍥而不舍地尋求拯救祖國的真理和振興中華的道路。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他積極擁護，四處奔走，發(fā)動學生和工農群眾，學習革命知識。１９２１年，由何叔衡、毛澤東同志介紹，加入湖南新民學會。他主編的《湖南通俗報》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陣地。他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找到了改造中國的真理，欣然以從，于１９２５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寫信告訴家里人說：“我國在這十年內若不振興，必至亡國，說不定至于滅種，萬不能在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滯。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許黨。”他就是這樣自覺自愿地于四十歲以后踏進“一條偉大而艱險的革命大路”，同時準備為了真理而去經受風雷的試煉和生死的考驗。以后幾十年嚴峻斗爭的事實證明，謝覺哉同志始終不改初衷，在他所選擇的革命道路上，百折不撓，一往無前。他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事業(yè)的一片丹心永垂史冊。
１９２７年，繼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長沙也因“馬日事變”陷于白色恐怖之中。事變前夕，黨組織通知謝覺哉同志離開長沙。但他臨危不懼，仍堅持主持了黨校的開學典禮，并通知長沙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等進步人士迅速撤離，一直到槍聲響了之后，才在硝煙彌漫中，從容不迫地化裝離開長沙。
大革命失敗后，謝覺哉同志不但沒有消沉，反而變得更加堅定。他聯系實際精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有關著作，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掌握槍桿子、沒有政權。他明確認識到必須以革命武裝奪取和保衛(wèi)政權的真理。這是他在革命道路上一次認識上的飛躍。不久，謝覺哉同志秘密來到上海，周恩來同志派他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同黨中央出版部部長毛澤民同志接頭。兩位老戰(zhàn)友異地重逢，毛澤民同志高興地說：“你沒有死？”謝覺哉同志回答：“革命沒成功，死不得呵！”就是為了革命成功，他主編的《紅旗》和《上海報》，無情地揭露國民黨的黑暗和腐敗，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同時大量報道南方數省紅軍武裝斗爭蓬勃興起的消息，教育人民大眾認識自己的力量和使命。文章高屋建瓴，報道有聲有色。《上海報》被黨中央譽為“上海群眾中的權威。”國民黨反動派則進行瘋狂的摧殘迫害，報館被查封，財產被沒收，經理與主筆被通輯，謝覺哉同志幾次險遭逮捕，但他沉著應付，利用敵人的弱點，終于化險為夷。
一個革命者不但要經受對敵斗爭的嚴峻考驗，也要準備經受內部斗爭的嚴峻考驗。內外斗爭雖然不同，但對于一個革命者的黨性的考驗都是重要的。１９３１年秋，謝覺哉同志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任省委政治秘書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后任黨校教務長，并主編省蘇維埃機關報《工農日報》。王明推行“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在根據地內大搞肅反擴大化，謝覺哉同志同意賀龍同志的看法：不要今天說這個“右派”、明天說那個“右派”，一個共產黨員，應當把槍口刀尖對準敵人。為此，他被指責為“一貫右傾”。不久，根據地失陷，謝覺哉同志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槍口，他從容以待，覺得從未有過的清醒和平靜。后經黨中央營救，脫險赴滬，１９３３年轉赴江西中央蘇區(qū)。
１９３４年，長征開始了。謝老象許多革命戰(zhàn)士一樣，對黨的命運、革命的前途充滿憂慮：中央革命根據地丟掉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沒有得到糾正。有的同志悲觀失望，基至離開革命隊伍。這時，在紅軍總部后面，有一支特別連隊，這是中央機關縱隊的干部休養(yǎng)連，都是一些年老體弱的同志。其中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和謝覺哉同志。謝老隨身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一直帶到陜北。他認為：印章是紅色政權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艱難，將來總還用得著。過草地時，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還是保存得好好的。對革命前途的憂慮和對革命勝利的信念，就是這樣在謝老身上得到完美的統(tǒng)一。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謝老當時正患瘧疾，聽到這個消息，霍然而起，心中愁云一掃而光，病似乎好了一半。盡管天天發(fā)燒，但一聲令下，爬起就隨軍出發(fā)，咬著牙跟在隊伍后面。毛主席看見了，很擔心，對他說：“看來，前面的路越來越艱難，我們考慮把你們幾位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太好的老同志送出封鎖線，設法轉移到上海等地去工作。”謝老說：“越是艱難越好鍛煉人嘛，你們走到哪里，我們就跟到哪里。”毛主席說：“你的身體已經很弱了，再堅持下去會拖跨的。”謝老說：“寧可拖垮，也不離開黨中央一步。”就是這樣，這些年高多病的共產黨人，在敵人重重的追迫下，在饑餓、疾病的襲擊下，走過萬水千山，走過寒冷的雪山和茫茫的草地。他們和千千萬萬為革命事業(yè)流血犧牲的先烈一樣，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中國大地的希望，是中國人民的光榮！當全國勝利之后，許多青年請謝老講講長征的艱苦斗爭生活時，謝老說：“當時，看樣子是苦，但心里充滿希望，堅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樂。甘與苦都是比較而言。快樂常常不在艱苦之后，而在艱苦之中。”謝老的苦樂觀體現了革命戰(zhàn)士為了人類美好的理想——共產主義，隨時準備獻出一切的崇高堅強的信念。從而有力地說明：一個人有了這種苦樂觀，并且付諸實踐，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
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不久，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謝老被任命為黨中央駐蘭州代表。他風塵仆仆從陜北來到蘭州，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貫徹執(zhí)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方針，堅持抗戰(zhàn)，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發(fā)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同國民黨在蘭州的當權者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使蘭州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得以開展，成績斐然。許多上層人物贊成我黨抗日政治主張，他們的子女有的甚至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最大限度孤立了頑固勢力。同時，謝覺哉同志還恢復了甘肅地區(qū)停頓多年的黨組織，成立甘肅工委，親自幫助工委發(fā)展黨員，在文化、教育、軍隊、工廠、農村建立支部或小組，設立黨的秘密聯絡機關。謝老一再囑咐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了黨的事業(yè)，不惜犧牲一切，以至獻出寶貴的生命。”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漫長的革命歲月里，無論遇到什么樣的生死考驗，他總是以身許黨，越是革命遭到危難的時候，越是發(fā)出光和熱。他不愧是中國人民所敬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人民政權建設的一位卓越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１９３９年９月，謝老從蘭州調回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秘書長和參議會副議長。在此期間，他為人民政權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謝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三制”，即：根據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原則，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廣大的非黨人士參加政權。這種組織形式主要體現在各級參議會，它是代表人民議事立法的機關，是民主主義政權的具體形式，也是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雛型。他認為，團結黨外人士共同抗日，是建設和鞏固“三三制”政權的關鍵所在。當時，有些共產黨員還不善于同黨外人士合作，存在著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作風。對“三三制”的政權組織形式很不理解。他一再宣傳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主張：不能團結黨外人士，不算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有無存在的必要，在能否團結黨外人士，對黨外人士要講真話，不裝、不吹。并在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發(fā)表了重要文章，以提高共產黨員的思想認識。他自己在同黨外朋友共事時，一貫地開誠布公，重視發(fā)揮黨外朋友的作用，讓他們有職有權。遇到重大問題，事先同他們研究，采納他們的合理建議，把陜甘寧愛國民主人士團結在黨的周圍，同李鼎銘、安文欽、李丹生、續(xù)范亭、賀連成、霍子樂、霍祝三等人成了知心朋友。李丹生先生是清朝貢生，為人耿直，經常能從側面反映基層的一些情況。但對解放區(qū)一些事情一時看不慣，不愿同共產黨員接近。謝老同他以誠相交，以禮相待，以完成抗日救亡大業(yè)共勉，后來竟成為至好的朋友。胡宗南進犯延安，謝老在撤離的過程中，時刻關懷著黨外朋友的生活與安全。他親自囑咐辦事人員要把地方民主人士疏散到安全地帶，不能疏散的，隨機關轉移，一個也不能留下，要做到萬無一失。體現了我們黨言行一致的求實作風和先人后己的博大胸懷。
謝老關心“三三制”政權的鞏固和民主制度的健全問題。他在《參議會發(fā)言提綱》中，建議把參議會改為人民代表會議，要求“運用民主到人民大眾的各個生活部分里去”，使“人民大眾有權實行管理自己的生活，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活。”毛澤東同志看到后，給謝老寫信說：“此件很好”、“關于參議會改為人民代表會議，我想對內對外都是會有好影響的”。建國以后，從推廣老解放區(qū)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發(fā)展到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它成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謝老的這個建議，是很寶貴的，也是有遠見卓識的。當全國人民親身受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破壞人民民主的痛苦之后，更能體會到這個建議的重大意義。
謝老非常重視基層政權的建設。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各級政權組織由于“左”傾路線的破壞，人民還沒有真正當家作主。因此，黨中央決定在保安縣進行縣、鄉(xiāng)兩級政府的民主選舉，由謝老主持這項工作。
陜甘邊區(qū)、陜北革命根據地是王明路線失敗后保留下的最后一個根據地，謝老對此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說過：“沒有陜甘邊區(qū)、陜北根據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便沒有立足之地；而沒有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來到陜甘邊區(qū)、陜北，這個根據地也就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斷送了。”要鞏固這個根據地，必須搞好基層政權建設，有了人民政權，才能保障人民的權利。他帶領劉景范同志深入發(fā)動群眾，先在兩個鄉(xiāng)試點，進行直接的、普遍的、無記名投票選舉，選出群眾最信任的人當代表。試點經驗在全縣范圍內推廣，正式成立縣工農政府，這便是陜甘寧邊區(qū)第一個由人民群眾直接選舉產生的縣級人民政府。這個成功經驗隨即又推廣到整個陜甘寧邊區(qū)。他認為由人民直接組織政權與管理政權，這樣的政權才是鞏固的、有力量的。
新中國成立后，謝老擔任第一任內務部長，他在抓全國地方各級政權的建設中，提出許多重要的意見，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他強調指出，在舊政權的廢墟上建設好人民的新政權，中心是建立和健全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這是我國各種制度中的基本制度，它既利于充分發(fā)揚民主，又利于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他重視區(qū)、鄉(xiāng)政權建設，認為人民民主制度必須深入到區(qū)、鄉(xiāng)，生起結實的根來，才能使整個社會建設有力地前進。
謝老常說：我們搞革命就是為了建立人民政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為人民辦事，和人民同甘共苦。這是他的座右銘。他出任內務部長碰到的頭一件大事，就是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qū)遇到了特大水災。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在長年戰(zhàn)亂中，強改河道，炸毀堤防，焚殺搜刮，大大減弱了人民抗災的力量，使災害更趨嚴重。加之建國伊始，百廢待興，財政拮據，物資缺乏，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成立了中央救災委員會，董必武同志任主任，謝覺哉同志任副主任。謝老執(zhí)行中央指示，夜以繼日，孜孜不息。他要求內務部和各省、市、自治區(qū)民政部門的同志，認識到這項工作是鞏固新政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讓人民從戰(zhàn)勝災害中具體感受到黨的溫暖，看到新政權的力量。他希望災區(qū)的黨政負責人要象過去領導人民戰(zhàn)勝國內外敵人那樣地頑強堅定，高度發(fā)揚為人民負責的精神，任何對救災的疏忽，對人民的生死存亡掉以輕心，都是一種罪惡。他工作細致，對每一筆救災款的發(fā)落都親自過問，并督促各地的災區(qū)一定及時把救災款發(fā)到災民手里，幫助他們重建家園。最終，較順利地戰(zhàn)勝了百年未遇的災害。災區(qū)人民發(fā)自肺腑地說：“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沒有的好政府。”
建國初期，嚴重災害幾乎年年都有，謝老強調各級民政部門的領導干部要深入災區(qū)，同災民同命運、共呼吸。他本人曾先后兩次去山東，三次去河南，還到河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陜西等省、自治區(qū)，協同當地政府視察災情，慰問災民，就地解決問題。
１９５５年夏天，謝老來到山東省惠民一帶重災區(qū)調查災情。他沿著黃河南堤，在烈日之下，行程三百六十里。有一天，他不要當地干部陪同，走進一戶人家。這家老小七口人，正圍著吃飯，見來人不是當地干部，慌慌張張把飯藏起。謝老拉住老人的手，風趣地說：“我們還沒有吃飯哩，讓我們在你家吃一頓飯吧。”老人有點難為情，推說飯不夠了，另外再煮點。謝老說：“我們吃不多，剩多少吃多少吧。”老人只好端上來，那是棉花籽和紅苕面拌在一起的飯，實在難以咽下。他見謝老吃下去了，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謝老安慰老人說：“困難是暫時的，黨和人民政府一定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要挺起腰，戰(zhàn)勝困難。”臨走時，還要了一點飯包在手帕里帶回去給同志們看，并教育民政部門的同志要“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群眾解愁。”
謝老不忘人民的冷暖，不忘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兢兢業(yè)業(yè)地為人民服務，不愧是我國從事人民政權建設的一位卓越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謝老是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各個革命時期都參與立法工作。他在中央蘇區(qū)擔任中央工農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時，就起草過《勞動法》、《土地法》和《婚姻法》等法規(guī)、法令，體現了處處為民的司法觀點，對鞏固和發(fā)展中央蘇區(qū)起了重要作用。長征到達陜北后，謝老擔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司法部長，邊區(qū)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在總結中央蘇區(qū)司法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領導司法人員，創(chuàng)造了一套新的法規(guī)和審判形式，制定出適合邊區(qū)的單行司法條例，有力地保護了人民群眾的權利，打擊了反動勢力和犯罪活動，維護了革命秩序，保證了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為我國革命政權創(chuàng)立了人民司法制度的雛型。
從延安時期起，在立法問題上，就存在著兩種觀點的爭論，有一種主張認為：在共產黨還沒有成套的法律之前，應沿用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謝老針對這種觀點。嚴肅地指出：體現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意志的法律，是必須廢除的。我們的法律不是對舊的修改，而是形式和內容的全部改造，不沖破舊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來，這就是“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依據這些原則，謝老對憲法、民法、刑法和訴訟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和主張。
抗戰(zhàn)勝利后，黨中央批準成立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謝覺哉同志任主任委員。就在這個革命根據地第一個法律研究會里，他首先組織對國民黨“五五憲章”本質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則，不能抄襲模仿，而要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符合人民實際需要的憲法。茲后，在轉戰(zhàn)陜北期間，他組織法委會人員，起草了《新民主主義憲法》、《民法》、《土地改革法》以及《懲治戰(zhàn)犯條例》等法規(guī)，為迎接全國解放做了大量的立法準備工作。
“運用法制，要人才。”長征到達陜北后，謝老便創(chuàng)辦司法講習班，以培養(yǎng)和提高司法干部的業(yè)務水平。１９４８年，他擔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長時，主持開辦了幾期司法干部的訓練班，培養(yǎng)縣以上的司法干部。他不辭辛勞，親自編寫教材，給學員們講課。這批學員在新中國成立后都成了司法骨干力量。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及時地提出，要抓好大學教育，謝老積極為高等法學教育物色骨干。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原朝陽大學的基礎上，開辦了新中國第一所法律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謝覺哉同志兼任校長。這所大學雖然因一些客觀原因，不到一年就停辦了，但他為興辦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院校，培養(yǎng)高級人才，進行法學理論研究，摸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謝老重視法制，提倡立法，一貫主張依法辦事，人民法院應該獨立行使審判權，反對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和以言代法的現象。他一再指出：“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法制就談不上什么民主”、“干部成份雖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風中，可以變?yōu)閴母刹俊⑿聬喊浴！睆娬{審判時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反對逼供信。
１９５９年，謝覺哉同志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當時，法院工作正受到“左”的影響，許多正常的法律程序被一些人看成是舊法而被批判。法院正常審判制度也被代之以搞群眾運動的方法辦案，甚至出現電報報案之類的做法。不少審判人員產生了“寧左勿右”的思想情緒，不敢堅持中央規(guī)定的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造成辦案質量下降，錯案增多。謝老到最高人民法院后，頂住了“左”的思想，先從解決電報報案入手，提出電報審批，案情不能詳述，即使有問題也難以發(fā)現，這是對人民不負責的態(tài)度，也是違反法院組織法規(guī)定的，他說：“殺人一定要慎重，一個人只有一個腦袋，殺掉了就不能再安上。”他果斷地向中央請示要求立即廢除電報報案審批制度，很快得到中央批準，實行報案同時報送案卷的規(guī)定。謝老強調院長、副院長等領導干部要親自看一些案卷，辦幾件案子，便于從中了解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這是提高辦案質量的關鍵。他以身作則，帶頭閱卷，使一些重大疑難案件得到正確的判處。有一件八年的冤案就是在他看卷后發(fā)現，親自主持糾正的。當被平反的“犯人”寫信來道謝時，他認為法院讓人家白白坐了八年牢，不僅不該接受感謝，倒應該向人家道歉。他對審判員說：“從冤錯案的數量來看只是很少數，但對一個被冤判的人來說卻不是百分之幾，而是百分之百呀，要好好總結教訓。”并對判了錯案的同志循循善誘，使其牢固地樹立為人民高度負責的觀念，懂得“知過能改即圣賢”的道理。謝老徹底為人民負責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深深地教育了法院的同志們。
謝老提倡從上到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認為這是避免冤假錯案的重要條件之一。他不顧年事已高，在任期四年內，共視察了十八省、市、自治區(qū)的七十一個高級、中級和基層人民法院，每年平均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工作。有的同志擔心他的健康，勸他少外出視察，法院工作掛個名就算了。謝老卻不贊成這種說法。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里，是不能靠‘名’吃飯的，我個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是務實，黨和人民既然委我以重任，我就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后，他給劉少奇主席寫了一封長信，詳細地報告全國法院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的干擾，并提出擺脫“左”的干擾急需采取的具體措施，受到黨中央的重視和支持。在這基礎上，１９６２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關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文件具體規(guī)定了司法工作應遵循的程序、執(zhí)法的原則，審判的作風以及司法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法律等等，發(fā)給全國司法人員人手一冊，各級法院很快便恢復了正常秩序。謝老排除“左”的干擾，敢于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堪稱法學界和司法工作者的楷模，他那種如中流砥柱般的堅持真理的精神，值得后人學習和發(fā)揚光大。
謝覺哉同志是人民的公仆、干部的榜樣。他一參加革命就做領導工作，但他艱苦村素，從來不搞特殊化，不謀私利。他經常談到舊中國是個“官國”，到處是貪官，使舊中國長期愚昧落后，任人宰割。他認為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官，必須自覺地清除舊社會留下的“官風”。有個縣委曾為照顧他，專修一小段公路。謝老知道后非常不安，說：“修車路，不是對我的尊敬，而是對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說謝胡子是個官，是個架子很大的官。”他對子女要求很嚴格，不允許搞特殊化。群眾贊譽他當官不象官，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謝覺哉同志博學多才，對法律和教育有獨到見解，對新聞宣傳也有真知灼見。他參加革命就辦報紙，有著豐富的經驗，把新聞工作同革命工作熔為一體。六十誕辰時，董必武同志以詩稱譽他“傳家絕業(yè)詩千首，報國多方筆一枝。”但他一貫謙虛謹慎，從不多談自己。就在花甲之年，還寫了《六十自訟》，嚴格地解剖自己。他一生勤奮好學，活到老，學到老。
謝覺哉同志關心青年，誨人不倦，是青年一代的師表。他說過他一生最希望、最歡迎的就是看到青年一代走到自己的前面，對青年一代寄予厚望。
謝覺哉同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剛正不阿，以誠待人。晚年，他寫過一首詩：“行經萬里身猶健，歷盡千艱膽未寒，可有塵瑕須拂拭，敞開心肺給人看。”可以說，這是謝覺哉同志一生的寫照。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中國人民過上高尚、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現在，我們正在奮發(fā)圖強，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努力奮斗，謝老畢生以求的這一天，一定會到來。中國人民對這位誠摯的公仆是十分敬重和愛戴的，并且會永遠地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