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國誕生后創立的第一所正規的高等法學教育機構，被譽為中國法學教育的“工作母機”和“法學家的搖籃”，成為引領法學教育的重鎮、凝聚國內優秀法律人才的平臺和溝通中外法學交流的窗口。
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迎來了建院60周年。60年來，人大法學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60年來，人大法學院匯聚了一批學術大師，培養了一批法律人才。繼北大77級校友何勤華、何山在本報連續刊載“北大77級的回憶”、“老照片的回憶”，西政校友張衛平連續刊載“西政———印象79”之后，本報將推出“口述歷史”欄目，由人大法學院的一批法學界老前輩、中青年法學家、學者為我們獻上精品文章，敬請讀者關注。
■人物名片
孫國華，男，1925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理論專業博士學位點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務委員會委員。
中國人民大學法理學博士點的創建人和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1985年，孫國華教授就《對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認識》為中央書記處授課，人稱“中南海講課第一人”。
□孫國華
人民大學有光榮的歷史，那也是我們人大法學院的歷史。人民大學是陜北公學的延續。陜北公學創辦于1937年7月，1948年8月，中央決定陜北公學等四校聯合成立華北聯合大學。期間1945年11月到1948年8月，晉冀魯豫邊區也成立了一個大學，叫北方大學。1948年8月，北方大學和華北聯合大學合并，成立了華北大學，1949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
要知道陜北公學也好，華北聯合大學也好，北方大學也好，華北大學也好，實際上都是一個綜合性的“面向進步青年的社會性大學”。所以我們人民大學一向是這樣的，人員來自各方面，然后有分有合。魯藝合并到陜北公學來了，各方面的人才都結合進來，可以說工農文理醫都有。像現在的理工大學實際上是從原來延安分過來的，現在的音樂學院是從華北大學分出去的，戲劇學院、舞蹈學院、外交學院、外貿學院，都是從人民大學分出去的，實際上我們是“母機”，我們的法律系也是起了“母機”的作用，現在包括北京大學法律系、西南、中南、華東，老師、干部基本上都是我們這里培養出去的。
三校合并成立中國人民大學
北平剛一解放，1949年的1月31日，我去西直門迎接解放軍先頭部隊入城，在西直門換崗，解放軍有六七十號人進城住在鐵獅子胡同一號，我們一直陪著他們走，一路唱歌，那個場面是很感人的。
解放前，我在朝陽大學學習，也叫朝陽學院。因為193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有一個指示，你要叫大學必須有三個學院，當時朝陽只有政治系、法律系、司法組、經濟系，還不能成為一個大學，只能夠一個學院，所以從1937年朝陽大學就改叫朝陽學院了。我在司法組學習，解放那年正好3年級了。實際上在朝陽那3年我并沒有很好地學習，主要的精力是搞學生運動。本來我是不想學法律的，我是想學音樂的，因為要考一個公費的，司法組是公費，我和我的好同學(喜好音樂的)說好了，第二年就轉到北師大學音樂。但是第二年我走不了啦，進步學生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我在學生運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就一直留在那里。
1949年11月，中央就有要辦中國人民大學的意見了。1949年11月劉少奇寫信給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提議以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及中國政法大學三校合并為基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9年12月11日作出決定，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并中國政法大學，從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抽調部分干部成立中國人民大學。
那時候的系主任是何思敬，朱世英同志任系副主任。何老原來是中山大學的教授，是中共黨員，曾經參加過國民黨，后來他到了延安，在陜北公學院也任課。毛主席到重慶談判，他是法律顧問，毛主席說他是中國第一流的法學家。
解放后，據說是周總理問何老，你愿意做什么工作？何老說我還是愿意到學校工作，搞一些研究，后來就到了人民大學，1949年上半年，法律外交教研室開始在鴉兒胡同，后來就搬到百米斜街。中國政法大學要合并到人大，一部分到中央政法干校，新法學研究院基本上歸政法干校管，在海運倉平行的一個胡同里有一個地方；二部三部來了人大，當時我還想去搞音樂，組織上也同意了，我就來人大報道，到人民大學文工團。
華北大學有三個團，一團、二團、三團，一團、二團比較偏重文藝創作，或者戲劇或者音樂舞蹈，但也沒多大區別，需要什么搞什么。我就到了三團了，我到人大報名時接待我的是劉一心，行政事務部的副部長，正部長是鮑建章。
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了，人民大學養這么一個文工團，是業余的還是專業的？你說業余的吧，你得拿國家的供給，你說專業的吧，人民大學又沒有這么一個專業，不是像人家戲劇學院、音樂學院，我那時候也鬧情緒，本來想去那里學習學習，也沒學成。就在這個時候，蘇聯專家要來，法律系要找學過法律的人當研究生。我的檔案都在學校里，而且我們也歸研究部管。研究部一看我是學過法律的，又是地下黨，就要了我。
人大法學院的四個發展階段
那個時候，蘇聯專家來了，第一批專家研究法理的，叫謝米里亨，是白俄羅斯人，他和夫人都來了，而且他是法律系蘇聯專家的組長。
當時中央給人民大學的辦學方針是兩條，叫做理論與實踐相聯系，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劉少奇同志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講了這么一段話，他說“人民大學是新中國第一個新型正規的大學，是以前沒有過的大學，中國將來的許多大學，都要學習中國人民大學的經驗”。當時文科的主要內容是馬列主義、經濟、法律。我記得當時很多老先生都到人民大學來聽課，像吳恩裕、龔祥瑞、芮沐、王鐵崖等先生，用的教材是蘇聯教材，像法理，當時叫做“國家與法權理論”，這個是把蘇聯的教材翻譯過來的第一本，教材最開始是活頁，因為來不及把整本書翻譯過來，之后重新校訂才印成這么一本教材，后來又翻譯過一本更新的，然后就自己寫了。但當時就很注意結合中國實際了，如講到了董老講的加強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環節是依法辦事，依法辦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們在教材里又加了個“違法必究”，后來又有了“執法必嚴”。
要研究人大法學院60年，我認為分為四個階段比較合適。
第一個階段：籌備階段，1949年12月到1950年9月(正式開學)。
第二個階段：全面學習蘇聯階段，1950年9月到1956年八大。
第三階段：1957年到1962年。我記得反右那一年就沒有招生，我還清楚地記得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是我們這里的學生，是1953年入學的，因為崇拜李希凡、藍翎，故其筆名叫“林希翎”，在文藝理論方面發表文章，得到文藝界領導的贊賞，包括吳老也給她批一間小屋，以便其寫作。在反右當時，她成了全國學生中有名的大右派，法律系的學生與她有牽連的有些也被劃為右派。隨后，1958年也招生很少，1959年更少了，到1960年也就只招一個班、幾十個人了。1961年、62年兩年沒招生。
第四個階段：文革期間和這后30年。回想這些年，走過來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走過來了，要辦成一件事，真正的要辦成一件事，是要付出的，而且這個付出也是有意義的。
有生之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覺得我們法學院現在好像大了，紅樓夢有一句話，大有大的難處。大元他們還是很兢兢業業的，包括讓我們來講講也是給我們一個機會，很感謝。在我有生之年，能做多少做多少。如果哪一天閉眼的時候，我也很安心，有了好的接班人，我們人民大學法學院一定會越辦越好。
我覺得我們法學院今后要搞好，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革命的團結，要正確地看待我們的經驗、教訓和歷史。總結這一段歷史很有意義，歷史當中有些同志難免在一定時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要更寬厚一些。我還是很同意郭影秋校長的意見，在文革之前郭校長來到人大，我已經去搞四清了，我聽說人大法律系鬧得很厲害。郭校長專門派他的夫人林靜同志(監委書記)到法律系來調查，結果認為不是那么回事，他提出要“團結為主向前看”。后來很快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郭影秋當時當了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學生把他揪回來斗，這是他的一條罪證，說他是“階級斗爭熄滅論”。
馬克思主義是要講階級的，要有階級分析的，但要看什么情況，要如實地認識問題，非得找一個敵人？多找幾個朋友好，還是多找幾個敵人好？我看多找幾個朋友好。看到誰都像是敵人，這有什么好處啊？和外國人一起，我覺得也是多拉幾個朋友好，不要一見面就說人家是帝國主義分子，這還怎么說話？人家搞人家的資本主義，咱們要搞社會主義，當然是不一樣了。問題是，哪些地方可以相通，哪些地方可以不一樣。人家搞人家那一套，講波斯納法經濟學，法經濟學講的是資本主義那一套道理，里邊是不是也有一點可用的呢？說了半天，你講的是資本主義道理，我問你到底他的東西給我們有什么借鑒有什么用，沒有？一點沒有？這有什么進步？這個思想容易僵化，這怎么前進啊？
我很同意黨中央現在提的方針，從小平同志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現在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我們要以這些理論成果為指導，我覺得法學院還是很有潛力的。別人說我們排名排在前邊，我也不管你，我還得好好努力，不要因為排在前邊就飄飄然了。別人不給你排在前面，那也沒關系嘛，你不排在前面，我實際在前面，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前面，你真的在前面，人家不給你排在前面，你還是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