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海外歸來，他是武漢大學最年輕的教授；2009年辭世之前，他是珞珈山上最年長的資深教授。
精通五門外語，師承法學大家，游學世界各地，締造“武大”法學圣地，歷經劫波，熱心濟世，斯人雖去，風范猶存……
5月30日晚，暮色深沉，微雨過后的珞珈山帶著絲絲涼意。武漢大學法學院門口，99支蠟燭擺成心形，燭影映照下，神情莊重的師生們胸前別著白花，雙手低垂�！皽I水漣漣，流不盡綿綿思念；哭聲片片，訴不完屢屢哀怨……”一位學生哽咽著念起悼詞，動情處，不少女學生失聲痛哭，也有男生別過臉，摘下眼鏡，悄悄抹去淚水。
在這座有著110多年歷史的校園里，九三學社社員、一代法學宗師韓德培先生是最年長的教授，被武漢大學師生深情地稱為“珞珈山鎮山之寶”，再過8個月，他將迎來自己的百歲華誕，師生們甚至已經開始為慶�；顒幼鳒蕚洌欢蠹覜]有等到那一天。5月29日晚9時，韓德培教授因病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溘然長逝，這位不曾退休的資深教授從此安息。
問道董必武
時光追溯到30年前。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他于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韓老又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而此時，“環境保護”對于大多數國人來說還是一個新鮮詞，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
這些布下的點，對武大法律系在全國法學界的地位具有重要影響，試看今日與武漢大學環境法學有關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國家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等等，每一個都有當年韓德培敢為天下先的影子！
為探尋新中國法制建設前景，韓先生曾于書信、面談中三問董必武，并于多年以后與之結為忘年交。
1945年，董必武到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一次演講過程中，有一些受國民黨唆使的中國留學生在會場搗亂，向董老提出種種無理取鬧的問題。韓德培從華文報紙上得知此事后，就寫信給董老，說明這些留學生只是在美中國留學生中的少數，他們不能代表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其行為應該受到譴責。
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他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別會場上的人，我能區別鳳凰和烏鴉。”董老還很明確地告訴韓德培：新中國當然需要法制，沒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學需要理論聯系實際，研究中國的法學就必須聯系中國的實際。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對于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如何適應建設新國家的需要，他心里沒譜。于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董老的回信坦誠依舊：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了解黨的政策，這樣就能把握法學教育的方向；法學教育，我們要學蘇聯，同時也要借鑒西方的經驗。韓德培頓時覺得心里有了著落。
挽回損失上億美元
韓德培造詣最深的領域是國際私法。利用自己的學識，他為我國挽回了上億美元的損失。1981年，我國國民經濟計劃進行了幅度較大的調整，需要終止“文革”后期簽訂的幾個重點工程項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德國等公司提出，終止合同可以，但要賠償100%的經濟損失，還要加上因與中國簽訂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國訂貨的間接損失。賬算下來，多達好幾億美元。
有關部門想到了韓德培。韓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研究國際公法的法學家周子亞先生一道，仔細研究了合同書和國際上有關法律條文，寫出了一份報告。報告引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日、德兩國民法典，充分說明了中國公司不是根本違反合同，不應當承擔100%的賠償責任。報告還指出，對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幫助減輕損失的責任。中方只能“適當補償”，而非對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時的賠償損失”。這份報告有理有據，經過談判，將損失減少了3/4。
老教授的跪拜
“泗上風高文曲星沉悲訊傳天下，五洲學人痛悼賢哲挽韓老；程門雪冷仙山鶴去哀聲震寰中，四海弟子泣承遺志哭恩師”。5月31日，莊重肅穆的武漢大學宋卿體育館，黑紗低垂，體育館正中韓德培老先生的遺像慈祥含笑，音容宛在，學校師生和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前來表達哀思。
著名法學家、武大法學院博導、已72歲高齡的余能斌教授，跪拜在韓老遺像前頓首痛哭，蒼蒼白發的他不顧旁人的拉扶，一聲聲叩響在木制地板上，悲痛的哭聲撕扯著現場每一個人的心�！绊n老是我們全家的恩人，也是我這么多年教書育人的楷模�！�
心情略微平息之后，余教授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1981年5月的一天，70高齡的韓德培先生專程從武漢趕到北京，邀請余能斌來武漢大學執教。為了推辭，余能斌向韓老提出兩項苛刻的條件：一是為他的妻女4人解決武漢戶口；二是為他們解決住房。他以為這樣的條件足以讓韓老放棄邀他來武漢的想法。“這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當然這也的確是我多年的一個心愿，沒想到韓老回去后，僅兩個月就解決了這些�！�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教授是韓老帶的第一個博士生，也是中國有史以來國際私法專業第一個博士。5月29日晚7時，得知韓老病危消息，他立刻買了當晚的火車票從北京趕回。
在黃進的記憶中，韓老提攜后人不遺余力，“我1984年留校任助教，到1993年就成為博導，這與韓老的提攜密不可分，在他那里，有才能的人可以很快進步，他樂于成人之美。”他說，韓老對有利于同事和學生發展的事，比如提職、提薪、獲獎、深造或出國進修等，他盡量支持和玉成。面對學生的急躁，韓老告誡學生要有“三心”，即對自己要有“信心”，干事要有“決心”，成長和發展要有“耐心”。
執教60多年來，韓德培先生身體力行，為我國培養了200多位高級法律人才。而直到90多歲高齡，韓老仍在親自指導博士生，每逢研究生入學復試，他都必定撥冗到場，一待就是一整天。
精通五門外語，師承法學大家，游學世界各地，締造“武大”法學圣地，歷經劫波，熱心濟世，斯人雖去，風范猶存……
5月30日晚，暮色深沉，微雨過后的珞珈山帶著絲絲涼意。武漢大學法學院門口，99支蠟燭擺成心形，燭影映照下，神情莊重的師生們胸前別著白花，雙手低垂�！皽I水漣漣，流不盡綿綿思念；哭聲片片，訴不完屢屢哀怨……”一位學生哽咽著念起悼詞，動情處，不少女學生失聲痛哭，也有男生別過臉，摘下眼鏡，悄悄抹去淚水。
在這座有著110多年歷史的校園里，九三學社社員、一代法學宗師韓德培先生是最年長的教授，被武漢大學師生深情地稱為“珞珈山鎮山之寶”，再過8個月，他將迎來自己的百歲華誕，師生們甚至已經開始為慶�；顒幼鳒蕚洌欢蠹覜]有等到那一天。5月29日晚9時，韓德培教授因病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溘然長逝，這位不曾退休的資深教授從此安息。
問道董必武
時光追溯到30年前。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他于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韓老又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而此時，“環境保護”對于大多數國人來說還是一個新鮮詞，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
這些布下的點，對武大法律系在全國法學界的地位具有重要影響，試看今日與武漢大學環境法學有關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國家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等等，每一個都有當年韓德培敢為天下先的影子！
為探尋新中國法制建設前景，韓先生曾于書信、面談中三問董必武，并于多年以后與之結為忘年交。
1945年，董必武到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一次演講過程中，有一些受國民黨唆使的中國留學生在會場搗亂，向董老提出種種無理取鬧的問題。韓德培從華文報紙上得知此事后，就寫信給董老，說明這些留學生只是在美中國留學生中的少數，他們不能代表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其行為應該受到譴責。
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他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別會場上的人，我能區別鳳凰和烏鴉。”董老還很明確地告訴韓德培：新中國當然需要法制，沒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學需要理論聯系實際，研究中國的法學就必須聯系中國的實際。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對于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如何適應建設新國家的需要，他心里沒譜。于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董老的回信坦誠依舊：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了解黨的政策，這樣就能把握法學教育的方向；法學教育，我們要學蘇聯，同時也要借鑒西方的經驗。韓德培頓時覺得心里有了著落。
挽回損失上億美元
韓德培造詣最深的領域是國際私法。利用自己的學識，他為我國挽回了上億美元的損失。1981年，我國國民經濟計劃進行了幅度較大的調整，需要終止“文革”后期簽訂的幾個重點工程項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德國等公司提出，終止合同可以，但要賠償100%的經濟損失，還要加上因與中國簽訂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國訂貨的間接損失。賬算下來，多達好幾億美元。
有關部門想到了韓德培。韓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研究國際公法的法學家周子亞先生一道，仔細研究了合同書和國際上有關法律條文，寫出了一份報告。報告引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日、德兩國民法典，充分說明了中國公司不是根本違反合同，不應當承擔100%的賠償責任。報告還指出，對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幫助減輕損失的責任。中方只能“適當補償”，而非對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時的賠償損失”。這份報告有理有據，經過談判，將損失減少了3/4。
老教授的跪拜
“泗上風高文曲星沉悲訊傳天下，五洲學人痛悼賢哲挽韓老；程門雪冷仙山鶴去哀聲震寰中，四海弟子泣承遺志哭恩師”。5月31日，莊重肅穆的武漢大學宋卿體育館，黑紗低垂，體育館正中韓德培老先生的遺像慈祥含笑，音容宛在，學校師生和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前來表達哀思。
著名法學家、武大法學院博導、已72歲高齡的余能斌教授，跪拜在韓老遺像前頓首痛哭，蒼蒼白發的他不顧旁人的拉扶，一聲聲叩響在木制地板上，悲痛的哭聲撕扯著現場每一個人的心�！绊n老是我們全家的恩人，也是我這么多年教書育人的楷模�！�
心情略微平息之后，余教授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1981年5月的一天，70高齡的韓德培先生專程從武漢趕到北京，邀請余能斌來武漢大學執教。為了推辭，余能斌向韓老提出兩項苛刻的條件：一是為他的妻女4人解決武漢戶口；二是為他們解決住房。他以為這樣的條件足以讓韓老放棄邀他來武漢的想法。“這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當然這也的確是我多年的一個心愿，沒想到韓老回去后，僅兩個月就解決了這些�！�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教授是韓老帶的第一個博士生，也是中國有史以來國際私法專業第一個博士。5月29日晚7時，得知韓老病危消息，他立刻買了當晚的火車票從北京趕回。
在黃進的記憶中，韓老提攜后人不遺余力，“我1984年留校任助教，到1993年就成為博導，這與韓老的提攜密不可分，在他那里，有才能的人可以很快進步，他樂于成人之美。”他說，韓老對有利于同事和學生發展的事，比如提職、提薪、獲獎、深造或出國進修等，他盡量支持和玉成。面對學生的急躁，韓老告誡學生要有“三心”，即對自己要有“信心”，干事要有“決心”，成長和發展要有“耐心”。
執教60多年來，韓德培先生身體力行，為我國培養了200多位高級法律人才。而直到90多歲高齡，韓老仍在親自指導博士生，每逢研究生入學復試，他都必定撥冗到場，一待就是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