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法學家李光燦教授被人們譽為治學嚴謹的學者。“那么，李光燦教授是哪所著名法學院的畢業生？他早年留學哪個國家？”我帶著讀者對老一輩法學家的關切，訪問了李老。面龐清瘦、精神矍鑠的李老回答說：“我沒上過大學，也沒出國留過學，是道地的土生土長的法學工作者。由于革命的需要，加上個人的志趣，使我歷盡大半生時間從事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工作。有人常說我，您是個老革命，如果從行政這條路發展就好了，但我對自己能從事哲學和法學研究事業，一直引以為榮！”
一
李光燦教授于1918年出生在山東省梁山縣的一個農村。《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筆下的農民革命家晃蓋、宋江、阮氏三雄等豪爽、耿直、嫉惡如仇的山東人典型性格，在李老身上也有所表露。他雖說已是著名學者了，但說話辦事還是直來直去，從不拐彎抹角。我的訪問就從他怎樣自學成才談起。李光燦的家鄉地處黃泛區，一到汛期，往往是百里汪洋，十年九不收。他四歲喪父，有一個哥哥年僅十歲。照說這樣的窮苦家庭是難以供孩子念書的，但好心的親朋發現小光燦有讀書的聰穎天賦，于是靠窮幫窮供其讀了十年鄉塾和一年高級小學，1934年，考取了山東省立第八鄉村師范，即壽張鄉師。為了讀書，他的媽媽和哥哥割愛賣掉家中僅有的幾畝好田。李光燦沒有辜負家長的殷切期望，學習上成為全校的佼佼者，并較早地接受了近代進步思想。他酷愛魯迅、高爾基的作品，進而，對馬列主義著作產生了濃厚興趣，不到半年時間就讀完了《共產黨宣言》、《費爾巴哈論》、《政治經濟學教程》等名著和進步書籍，打開了他心靈上的窗戶，使他展望到一個嶄新的世界。1935年李光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讀書的目的更明確了。李老回顧他們青年時代時說：“書籍就是我的真正大學。我讀書方法是循序漸進，熟讀而精思。”李光燦讀書時有三個好習慣：一是要讀就讀懂，一遍不行就讀兩遍，直到弄懂為止；二是每讀一本必寫心得筆記，幫助加深思考和系統理解原著；三是對重點段落要求能記憶，具體內容甚至能背誦下來。他小時候就養成面壁背書和思考問題的習慣，直到現在他在看書時還保持著這些習慣。
李老深情地說：“我是1937年赴延安在陜北公學學習，1938年考入延安馬列學院。從1939年至1949年的十年中，一直在抗大、華北聯大、中原大學任教。教書十年也是我發憤苦讀馬列著作的十年。”在戰爭年代，能有個安謐的讀書環境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論如何艱難困苦，只要聽到有馬列原著翻譯過來，他非要設法讀到不可。1949年9月，正在中原大學任教的李光燦同志被破格評為哲學教授。
“李老，您是從什么時候起開始接觸法學理論的？”我這樣地問道。
“噢！”李光燦教授深思一下說：“前面說過，我參加革命后，啃馬列主義著作的志趣越來越濃，達到了熾熱程度。但那時條件艱苦，能得到一本名著如獲至寶”。1942年，李光燦同志由于教學的需要，讀到了馬克思著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從而喚起了他對法學的偏愛。接著又研究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和一些外國法學與法制的著作。經過對古今中外的法學進行比較與研究，他逐步地感覺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重要性，心想等到抗日戰爭勝利后，定把別的工作放下，專門研究法學。天下的巧事就是多，建國以后，李光燦同志真的與法律工作結下不解之緣，他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任委員、代理黨組書記和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為董必武同志）辦公室主任等職務。李老饒有興致地回顧新中國法苑的歷史春天時說：“我當時花費力氣最大的是在參加政府組織法、婚姻法、刑法大綱、憲法、選舉法等起草、修改和研究上。還有，在政法委員會領導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革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犯人勞動改造條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暫時辦法》、《私營企業條例》等法律、條例的研究、制定的具體工作。這些雖已成為過去，但我認為能為新中國初期的法制建設事業而盡力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事。”
二
李光燦教授認為一個人在逆境中生活，不一定都是壞事，情神上的壓抑、肉體上的痛苦，會使人反思，借以嚴肅認真地總結過去、提高和完善自我。
1957年，業已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所工作了兩年多的李光燦，正當他響應黨的號召在所內參加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時，他自己過去寫過的《論共犯》、《讀馬克思的論死刑》和對刑法草案提的書面意見等三篇法學作品也成了“右派”定性的根據。否定別人，自己也被否定。李老回憶那段往事時說：“學術爭鳴，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只有通過理論的探討、爭鳴，來不斷修正、補充和提高自己的認識，才能真正的堅持和發展科學理論。當時，我把康生比作為中國的維辛斯基，是重刑主義者，因而受到沖擊。”反右斗爭后期，李光燦下放到一個貧府的農村，抗旱時，日頭未出來就上工，太陽落山才回村。從山溝里擔起兩桶沉甸甸的水往山頂上干涸的土地上澆灌著，一個來回就是十里地，挑啊、走啊，轉眼間一年過去了，他又回到了哲學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間，李光燦任遼寧大學副校長和黨委常委，運動一開始就把他定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進行大小六十余次的批斗，遭到毒打、抄家和強勞。如果說在急風暴而的政治運動開始時，還來不及多思考的話，那么，以后不久，便有時間作歷史的反思了。反思的結論是“自己在哲學、法學等學術觀點上沒啥錯，而真正的壓史罪人，恰恰是那個康生！”1968年春，李光燦書寫了罵康生的材料而被捕入獄并由“群眾”專政，先后四年零二個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陽光普照神州大地。
中共遼寧大學黨委根據黨中央落實政策的精神，給李光燦同志徹底平了反。1978年，李光燦教授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1984年，他為發揮余熱，使自己在加強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上有所貢獻，應邀赴天津南開大學，創辦了在全國高等院校中第一個走改革開放辦所道路的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
三
山溪為什么會日夜不停地向前流淌，因為它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征帆為什么能霧海遠航，因為它有明確的航標指向。李光燦教授說，從1935年至今，我所以能編寫出近800萬字的法學和社會科學的作品，是因為我心中有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給予我無窮的力量。
李老說，我寫法學著作時，注意到理論聯系實際的基本原則。如《婚姻家庭立法的光輝文獻》、《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刑法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論流氓犯罪集團》等都是就當前理論上或實踐上出現的現實問題。李老充滿自信地說“我今年69歲，在今后10年到15年內，還計劃組織編寫1200萬字的法學著作，其中擬自著200萬字，負責主編1000萬字。”這龐大的編著計劃，能夠如愿以償嗎？親愛的讀者，請您相信，目前已有部分兌現了。例如，李光燦教授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論》（兩卷）業已出版，全書有25位作者，長達110萬字。其中李老自己寫的有20萬字，并獲北方圖書展的一等獎。他還主編了三卷本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作者共40多人，初稿已完成，再經過修改于明年定稿投印。1983年，李光燦與張國華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十三卷本，作者共50余人，約500萬字，現正撰寫中，預計明年先出版一卷（明代卷），后年出五卷，大后年出七卷，即到1990年，全書出齊。據悉，這部《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專著，已列為國家科研重點書目。
洋洋灑灑千萬字，這需要何等的信心和毅力呀！我們相信，憑著李老身體健康狀況和他那自強不息的堅韌精神，尤其是他淵博的法學知識，其今后10至15年的寫書計劃，定會如愿以償。隨著李光燦教授編著的一系列著作的問世，將給我國法學界增添新的生機，也為后世留下一份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