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作為學生后來成為同事， 20多年來趙先生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話就是：“活到老學到老。”這不是他教育別人的話，而是他要求自己的座右銘。無論什么時候你看到他，他都是在學習、研究、寫作。在他那里，沒有節假日的概念。他對時間的珍惜已經到了吝嗇的程度，為此他也得罪過不少人。結果他的朋友就剩下那些與國際法的教學和研究有關系的了。
趙先生 70歲就退休了，但是他不但沒有從國際法的研究中退下來，反倒比以往更忙了，出版的東西更多了。他的《國際法基本理論》、《當代國際法問題》和《海洋法問題研究》都是在他退休之后出版的著作。作為晚輩的我，想到曾經有過“退休之后好好享受一下人生”的念頭時，不禁感到內疚。我們中國的國際法研究還很落后，需要像趙先生這樣具有奉獻精神的人，無私地去工作、去努力。
趙先生對國際法的教學非常認真。我們上他的課時他已經60多歲了，但是他從來沒有坐著上過課，而且一站就是3個小時。作為晚輩，我們不得不佩服。我當老師以后也養成了站著講課的習慣。年輕的時候還不以為然，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地體會到當時趙先生真是很了不起。記得他給我們開過兩門專題課：“海洋法”和“國際法基本理論”。他備課非常認真，從來沒有想到哪說到哪的現象。那些我們讀起來都困難的拉丁術語，大部分他都能熟練地背給我們。而作為晚輩的我，除了那些由兩三個字組成的那種極簡短的術語外，其他就背不下來了。
無論多忙，趙先生的著述都是自己完成的。作為他的學生，無論在學習期間還是在留校當老師之后，大家極少有被趙先生“抓關差”的情況。這是趙先生的學生都公認的事實。我們見到趙先生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圖書館，包括北大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趙先生一般都是自己查找資料，后來因為他當了國際海洋法法庭的法官工作加倍繁忙，所以才不是親自查找而是多數由趙師母幫助做這些工作。據說，偶爾也會找學生幫忙。但是，趙先生一般都會把報酬親自交到學生的手里，這讓學生非常感動。想想現在學術界的不正之風，一些學者在學生撰寫的文章上署名甚至剽竊他人的成果，趙先生的行為令人欽佩，他給我們這些為人師表者樹了好榜樣。
趙先生生活的儉樸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他在買書上卻肯花大錢。十幾年前，有一次我在北大圖書館前遇到他，趙先生手中拿著一本厚厚的英文原版新書。那是他剛剛花了1000多元人民幣在圖書館買的。要知道1000元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特別是在幾乎沒有科研經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趙先生的行為感染了我們，視書為寶、并不惜花大錢買書成為我們北大國際法學生的傳統。
趙先生對學生非常好，與他接觸的學生不會感到任何的壓力。他對我們所取得的成績都看在眼里并適時地予以表揚和鼓勵。每次到他家里看望他，他都會介紹正在研究的課題，有時會把近期發表過的文章或書贈給我。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接到趙先生書稿中關于政策定向學派的一章，他要求我認真閱讀并提出修改意見。當時我真是有些“受寵若驚”，學生怎么能改老師的書稿呢？但是趙先生鼓勵我說：“你是研究這個理論的，你比我了解得多。”趙先生的鼓勵使我增強了繼續研究這個理論的信心。現在想起來，有這么好的老師我是多么的幸運！我一直以趙先生為榜樣，努力像他那樣對待學生，但是我做得還很不夠。
趙先生將畢生精力都獻給了國際法的教學與研究。他不僅是一位“活到老學到老”的學者，還是一名“活到老工作到老”的“工作狂”。他從1992年就被診斷患上了嚴重的腎病，但是他從未間斷工作，更沒有因為身體的不適影響他按時到坐落在德國漢堡的國際海洋法法庭履行其法官的職責。
趙先生雖然離去了，但是他為國際法的教學與研究的認真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將永遠鼓舞我們這些晚輩們！
（作者白桂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