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8日，法學界泰斗江平教授80華誕之際，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以茶話會的形式，邀請學術界的學人共話友情，共商學術，共謀私權在中國昌明之大業，同時也表達學者們對江平先生的敬佩之情和祝福之意。
江平先生的弟子們為先生的80華誕，精心籌備，江老師的第一位博士生趙旭東教授午宴時宣布為先生敬獻的3份神秘禮物(一位著名書法家為江先生詩詞題寫的書法、中國郵政為江老師特制的以不同時期照片為內容的5套郵票、1930年江老師出生時的報紙《新聞報》)，將生日宴會引向高潮。
江平老師“來生若許重擇業，仍作辛勤一園丁”的肺腑感言，更是讓與會的嘉賓們充滿敬意，江平老師同時把這張題寫80華誕感言的照片送給每位來賓作為紀念。
江老師深情地說：“看到這么多的朋友歡聚一堂，有的從全國各地趕來，有的從臺灣專程趕來，我感到特別高興。回想80年，感慨萬分，應該說我是在那些不幸者之中相當幸運的那些人。為什么說還是相當幸運的一些人呢?因為改革開放以來，22年里，很多當年被劃為右派的同事，有的已經故去了，有的年齡已經非常大了，有的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不可能再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專長，而我算是比較有幸的一個。因為在劃右派的時候比較年輕，給我的處分也比較輕，這樣我就有機會重新回到法學的講壇，來發揮自己的專長和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覺得很感動很幸運的，就是我在我的書里面談到，像我這樣的人失去了22年的光陰，但是這22年光景學校已經補給我了。我現在80歲，如果按60歲退休，我應該補回20年了，如果再干20年我就把失去的光陰都拿回來了。這樣的話，我相信我可以把彌補的時間完全恢復過來。”
“還有，我感到欣慰的就是劃右派期間，對于自己體力是一個非常好的考驗，我覺得自己身體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家族歷史，另一個就是那時候勞動對我的鍛煉。現在除了去年得了一場病，身體稍微有點吃力，但總的來說感覺還好，我完全有信心，希望能夠再過十年，能夠活到90歲是我下一個目標�！�
“我們已經是退出歷史舞臺的人，我有個感覺，我們這一代人的接力棒已經完成任務了，我們應該做的是把接力棒交給在座的各位青年才俊，靠他們來完成建設法治國家的重大使命�！�
■人物名片
江平，1930年12月生于大連，1948年至1949年就讀于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至1956年在前蘇聯喀山大學和莫斯科大學攻讀法律。曾先后擔任過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F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我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因為我沒有認真讀過多少法學名著，也沒有寫出什么像樣的法學專著。
我是一個法學教育家，我以學校為舞臺，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現代法治觀念的，具有民主、自由開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學家。
我是一個法律活動家，我以社會為舞臺，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門、企業等諸多領域為建立現代法治國家助推了一把力。
我這一生中，只向真理低過頭！
本期采訪嘉賓
趙旭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程合紅：中國證監會天津監管局局長助理
孔祥俊：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長
施天濤：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求學
江平老師曾在法律社出版的《我所能做的是吶喊》里談到自己的求學生涯。
他回憶說，1951年前負笈西游，那時不是去歐美國家求學，而是到蘇聯老大哥那里求學。1951年派到蘇聯留學的學生共四百多名，是建國以后第一次派學生去蘇聯。那時的派出非常倉促，出國之前沒有像以后派出的那樣，先經過語言的訓練。7月份集中，8月上旬就出發，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燕京大學校園作短期準備，主要是政治思想的準備和生活上的準備。
“我是從北京團市委調來的，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革命燃起的激情還難以適應學習要求的冷靜，面對校園的書桌有些茫然。我在燕京大學原來讀的是新聞系，那是我自己選擇的，而現在讓我去蘇聯學法律。新聞像我的性格一樣奔放、激情，而法律卻似乎像冰山那樣生硬、冷酷。在我的腦海里，那像是由一條條僵化、難懂的法律條文構筑起的高峰等待我去攀緣。準備時間很短，第一件想到的事情便是去買幾本中文的法律書以便對專業有所熟悉。誰知這一打算立刻遭到當頭一棒，紀律中有一條就是不準帶任何舊法的書籍。去蘇聯是學習革命的法律，中國的舊法已經完全被廢除，舊法體系也被打爛，舊法的思想更不能繼承，為了免受舊法的毒害，應該是完全重新學起，不準帶舊法的書籍。而當時我們自己又沒有什么法律，更沒有新中國自己的法律書籍。這樣在我們的行囊中能有的書籍就是一本俄語詞典和一本俄語語法，我從此游進了茫茫的法律大海。”
江平老師說，民法課是他去蘇聯學習后立即產生興趣的課程，無奈很多名詞術語不懂，想找中文相對應的詞語，又得不到解答。俄語詞典中是沒有這種法律術語的。所以很多概念仍然只能在俄文中去理解。例如，民法中有一個經常出現的詞叫“Сделка”，詞典中譯名是“交易”，可是翻譯為交易怎么也不通。過了許久之后一個偶然機會才知道這個詞就是“法律行為”。
“我很奇怪，這個詞既無‘法律’的意思，也無‘行為’的意思，怎么叫‘法律行為’呢？等到1956年回國到北京政法學院執教后才知道，原來《蘇俄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如債權、物權、法律行為、要約、承諾等等和德國民法中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我又困惑了，學了半天的蘇俄民法的基本體系、制度怎么和西方國家是一樣的呀！今天想起來，當初確實太幼稚了，以為革命的就是嶄新的，就是與原來的毫無相通之處。其實革命無非就是在舊東西的基礎上取其有益，去其無益，革命怎能否定繼受性，法律又怎能否定繼受性呢？”
江平老師回憶道：“1951年年初到蘇聯時，我是在喀山大學法律系學習的，它的法律系之所以出名是因為列寧曾在那里學習過，至今仍保留著列寧在法律系學習時坐的位子，列寧也就是在喀山大學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捕的�？梢韵胍�，我們能去這所大學是很光榮的，人們都說，那是和列寧前后同學。晚我們一年出國學法律的都派到莫斯科大學，這使我們又很羨慕。由于我們的請求，再加上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實行大赦，喀山社會秩序較前混亂，大使館將在喀山幾所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都轉到莫斯科。這樣我們就在莫斯科大學繼續學習，學習條件比在喀山時好很多，尤其是在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新校舍建成后，它的教學和住宿條件在當時蘇聯全國來說是超一流的。”
江平老師說：“蘇聯大學法學教育五年期間要有兩次實習，必須去法院、檢察院或國家公斷處實習。這些制度都非常嚴格。我記得第一次實習是在基層法院，受益匪淺。由于專業方向選擇的是民法，所以第二次實習去了國家公斷處。公斷和仲裁是同一個意思不同的譯法。國有企業之間的糾紛因為都是在國家計劃下產生的，所以不必到法院，同一個部門系統下的國有企業之間的合同糾紛，由這個部門下面設立的公斷處解決；不同部門系統下的國有企業之間的合同糾紛，由部長會議下屬的國家公斷處解決，這種體制很像行政仲裁。
那時我經常跑書店，每個月總有幾本新的法學著作出版，著作不算貴，但對于我們學生來說還是要省下吃飯錢來買。我回國時一算，也有四箱書帶回來了，都是較為珍貴的專著。5年學習結束了，所有的課程我均獲‘優’，拿到的是莫斯科大學的全優畢業證書。這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次很有意義的攀登。獲取的知識許多都忘了，但5年的社會經驗和人生鍛煉，以及綜合能力的提高令我終生受益。”
吶喊
“我現在的社會使命是吶喊，我現在所能夠為社會做的還是吶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時間內、范圍內、影響力的度上，我盡量為中國現代應該有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做一些吶喊。”
這是江平老師在各個場合經常說的一句話。
“私權之昌明”研討會上，江平老師發言說，“我覺得我們搞民商法的人核心問題是研究私權。私權的昌明才能有中國真正的復興，或者中國的復興是私權真正在人們的頭腦中扎根，但私權在中國扎根要克服很多的艱難險阻。比如說我們最近關于拆遷法的研究，如何保證私人的財產權在拆遷中的利益，我們現在中央關于產業調整結構十大領域中的調整也涉及到私權的保障。中國更多面臨的還是私權從公權中得到解放，私權從公權得到利益的保護。這是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的。”
應松年教授說，“政法大學復辦的時候江老師就開課講了羅馬法，西方民商法，傳授私權理論。后來又參加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動，應該說私權的昌明過程，就是江老師不懈地吶喊、追求的過程，也是江老師帶動法學界堅定前行的過程，我想江老師的豐功偉績會永遠記在我們的法律史上。江老師的功績不僅限于私法，作為一個公法學者我記得20年前的一個故事。當時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他提出了新中國應該有憲法統帥之下的新六法，他提出我們已經有了民法，民訴法，刑法，刑訴法，缺的就是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必須加強行政立法。這樣就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請江老師來擔任組長。在這開始，先是想起草一個行政法大綱，在大家覺得很困難，舉步維艱的時候，江老師提出可不可以借鑒民事立法的經驗，先有程序法，當時已經有了民事訴訟法的試行，后有實體法民法通則，他認為這是一個規律。那么行政立法是不是也可以先制定一個行政訴訟法？這個提議馬上得到行政立法研究組全體成員的一致贊成。從1987年起草行政訴訟法，到1989年4月經全國人大通過頒布，江老師的這個提議可以說一語定乾坤，直接關系行政訴訟法的誕生。”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王利明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言道：“我本人沒有正式師從于江老師，但我始終以江老師為學習的楷模，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做人做事上，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始終把江老師當作是我最尊重的老師，當作我學習的榜樣。同時我們民法學界的許許多多的學者大家都是這么想的。江老師是我們民法學界的一面旗幟，江老師的人格魅力始終昭示著我們民法學人在前行，他的學術思想始終是我們民法學發展的動力。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教授真誠地說：“眾所周知，江平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曾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他不僅親歷了新中國法學教育和法治建設的發展歷程，而且為新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治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江平先生學術領域廣闊，他不僅在民商法領域造詣很深，具有崇高的學術威望，而且在憲法、行政法、經濟法、比較法、仲裁法等領域也頗有建樹，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今他雖已80高壽，仍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北京仲裁委員會主任，辛勤耕耘在我校教書育人和法學研究的第一線，熱情奔走在我國法治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沿。江平先生一身正氣、萬丈豪情，他的法學造詣和人格魅力獲得了廣泛尊重，被視為法學界的良心。他在法大有許多名言，比如，‘只向真理低頭’，‘法治天下’，‘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學法律的人需要埋頭于條文的詮釋和學理的探索，但離開了民主、自由、人權這樣的基本目標，法律就會蒼白無力’、‘我所能做的就是吶喊’，‘資產階級大學校長都懂得愛護學生，何況我們……’等等，這些名言在法大學子中廣為傳頌。作為學術晚輩，我為我們法學界有這樣的學術前輩而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感。作為法大校長，我為我們學校有這樣的具有人格魅力的學術大家而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北大副校長吳志攀教授祝福說：“會議主辦者選擇在未名湖畔大益茶館舉辦江平老師80華誕的慶典和論壇，所以我必須代表學校，送上一個我們未名湖的紀念品，作為全體北大師生送給江老師的一片愛心。我們都知道，當年北大法學院解散了，曾經到北京政法學院去暫避一時，當時北京政法學院接納了北大法律系，我們對中國政法大學的這份緣分和恩情會永遠銘記在心。我們雖然沒有緣分作為江老師的學生，但作為江平老師門外的學生，為江平老師祝福。”
回憶
趙旭東教授對記者說，作為法學思想家和教育家，江老師在治學方面的以下特點令人敬佩：第一個就是他的學術高度。他對法學問題的思考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境界和很寬廣的學術視野。同樣的問題，他往往看得更高，想得更遠，尤其對某些法學領域的重大問題，具有高屋建瓴的觀察和把握；第二個就是他的學術獨立。江老師在學術方面不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也不是一個泛泛而談的學者，對許多問題，他都有他自己獨到性或創新性的見解。在很多場合，只要他發言，總能有新的內容和思想，總有與眾不同的觀點和見解，使人感覺到一種新意；第三個就是他的學術寬容。雖然他不人云亦云，但他也絕不輕易地否定他人的學術觀點，相反，對不同的學術見解，他總是持非常寬容或包容的態度，表現出他作為法學大家一種學術民主精神和寬廣的胸懷。同事、甚至他的學生們，與他進行討論和交流，從來不用去揣測或顧忌江老師的態度，不用去迎合他的觀點，不必擔心會冒犯他的權威。
中國證監會天津監管局局長助理程合紅回憶說，作為江平老師的學生，曾有幸兩度直接跟著江老師學習。感受最深的是他作為民法學家的那種知行合一與人文情懷。
“一次是1989年到中國政法大學讀民法專業碩士研究生，江老師給我們講民法總論。記得他當時給我們講民法作為市民法的私法原理，特別是給我們講起的民法中應有的人本文化與人文精神，在那時聽來真是振聾發聵；第二次是1998年跟著江平老師讀博士，并兼任他的學術秘書。作為秘書，我的一項工作職責就是幫助整理、收發大量的群眾來信。這些來信者主要是個人、有的是單位，來自全國各地，絕大多數是認為權利受到損害、得不到公正處理，遇到了法律難題，慕名來信申述情況、請求幫助。對于這些普通群眾來信，江老師不論有多忙，總是要抽出時間，仔細認真、不厭其煩地一封一封看，一封一封回。對于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都要嚴格、清楚地說明白所反映的法律問題之所在，努力作到答疑解惑，從來沒有因為來信者的社會地位或者事情瑣屑微小而厭煩、輕視。記得他曾經就此與我們談起，這些來信者大多屬弱勢群體，但也是一個公民、有自己的權利，來信就是信任，來信講的事情對他們都不是小事。作為學者，雖然沒有權力直接解決他們的難題，但是，就自己所學、所能給來信者以專業上的幫助、道義上的支持、乃至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在盡一個法學工作者、尤其是民法學者的本分。他還勉勵我們，要把所學習的民法知識與民法的這種人文精神結合好，將來在工作中把法律理解好、運用好。”
91級博士生、現任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的孔祥俊對記者說：“我是江平老師的首屆博士研究生，有幸親歷江平老師的言傳身教，終生受益。江平老師在立德、立言和立功三方面，都堪稱我們的楷模。江平老師襟懷坦白，高風亮節，寬容大度，寵辱不驚，其高尚的人格和優良品德，尤其令人稱道和嘆服。
江平老師是法學教育家，他非常善于循循善誘和因人施教，非常注意激發學生的潛質。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我在碩士生階段有幸選修江平老師教授的外國民商法課程。當時期末考試方式是寫一篇論文。江平老師不僅認真評閱每個學生的論文，而且給每篇論文都寫出針對性很強的評語。”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施天濤教授很感慨地說：“一個人一生能得一名師而教導之，何其幸也！我獲得了這樣的機會，而且是我國法學學子眾所景仰的江平教授。1993年秋我拜入江老師門下，成為江門第三屆博士研究生。從此，與江老師結下了不解的師生之緣。
我原本一普通法學青年教師，是江老師的指導、栽培、提攜、關心和呵護使我這個平凡又平庸的朽木成為一名對社會的有用之才，實在是恩同再造。老師的為學為人深刻地影響了我：老師淵博的學問是我學之不盡的知識寶藏；老師高尚的人格是我人生的光輝榜樣。
今值老師八十華誕，除了將我的一片敬愛之心獻給老師外，學生能做到的就是：繼續向老師學習，為中國的法學教育事業，為中國的法制建設做一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學生希望向老師表達的是：如果有來生的話，我仍愿有幸能成為您的一名學生。”
基金
江平老師總結自己的一生為22年的順境、22年的逆境。
他說：“在逆境中，可以說除了生命，我能喪失的都喪失了；在順境中，我想不到的東西現在也得到了。逆境時，我想主要是鍛煉自己的意志，這一點我經歷過了，所以我現在比較達觀；在順境中，我也想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回報社會。我這樣做不是嘩眾取寵，不是標新立異。在70歲的時候，就想給社會一點回報。我沒想到捐了一點錢后，很多人都來支持。臺灣的王澤鑒先生慷慨解囊捐了20萬元；國內的律師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給予了支持。最后，我所能報答社會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慶賀江平老師80歲生日除了“私權之昌明”主題研討會外，另一個主題就是“江平法學基金十周年慶典”。為此，有心的趙旭東教授等人還專門做了一本“江基金”10周年畫冊。
翻開江平法學基金畫冊，每一個定格的畫面，都能讓人感覺到里面一種迎面而來的力量。或是奮力疾呼，或是娓娓教導，每一張照片，無不飽含江平先生的那種呼之欲出的力量，那種學貫古今的智慧，那種堅定不移的信念。
江平先生身上，那種法學大家的智慧與才華讓我們深深欽佩，而他那鞠躬盡瘁奉獻國家和回報社會的赤誠之心，則更是讓我們深深感動。在八十年風云人生中，他為了中國法學事業和法治事業而吶喊，而奮斗。他用自己高尚的人格，激勵著我們這些后輩，在追求回報社會，法澤天下的道路上，不斷求索，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