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978年2月28日)我們懷著憧憬與夢想，從祖國的四面八方，來到了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度過了我們人生歷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26年前(1982年1月12日)，我們帶著收獲與成熟，離開了母校，奔向祖國各地，展開理想的翅膀，開始書寫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篇章。今天，如同“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入學三十周年慶典通知”中所說：“我們中間有共和國的棟梁，有學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嚴明的執法者，有聲譽顯赫的企業領導人，還有經驗老道、判斷精準的優秀律師！真可謂是群星閃爍，光照神州。”北大法律系77級，我們永遠的精神家園！北大法律系77級，我們不竭的動力源泉！
中國最大的班？
我們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是一個富有感情的班級，也是一個充滿友誼的集體。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大學中最大的班級：我們班共有83位同學，而現在大學中的班級，一般都在30人到50人之間，也有一些大的班級，有60人的。但擁有83名同學的班級，可能就是空前絕后的了。擔任過我們班級的班主任和輔導員，以及給我們講過課的老師也有30余位。他們中有葉元生、孫國華、沙建孫、朱啟超、楊敦先、劉家興、王國樞、羅祥文、王勇飛、楊紫煊、王德意、沈宗靈、龔祥瑞、張國華、李志敏，等等。
我們83位同學中，有4年學習中長期擔任班支部書記的林以翠(因為這個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領導一起出差實在是不方便，故后來在領導的要求下，改名“林棟梁”，取“國家之棟梁”之意)、班長劉和海(當時來讀書時，已經有了三個兒子。班里還有一位有三個兒子的同學是馮殿美)、學習委員傅長祿、生活委員趙國玲，有聰明絕倫、風流倜儻的謝思敏、謝維憲、劉鳳鳴、陶景洲、杜春、趙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陳興良，有“江蘇二顧”顧功耘、顧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給大家帶來無窮歡樂的叢培國，有苦行僧姜明安，有邊走路邊背英語的李克強，有運動健將蘭曉梅、劉德權，有公安局長袁塞路，有學習4年打了4年武術的張恒山，有關心同學細致周到的李華云、牛嘉，有每周必定給其女友一封情書的丘征元，有喜結連理相親相愛終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婦，有班級的小妹妹、當時才17歲的宋健，有外慧、內秀、形象美的嚴冶、翟建萍、蘇巖，還有當時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認的長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下面十六則小故事，只是我對當時的老師和同學的一點零星回憶，也許能夠讓大家對我們當時大學4年生活有一點更為真實地了解。當然，由于時間久遠，回憶錯了的地方，請各位相涉的老師和同學原諒。
師生情
前排左起：蘭曉梅、湯唯、葉元生老師，后排是趙國玲、胡笑梅、宋健、陶景洲(此照中惟一的男同學)、葉小青、戴霞、王月圓等同學
從北大荒來的輔導員葉元生老師
葉元生老師是我接觸到的第一位北大法律系老師。1978年2月28日，經過28個小時的火車折騰，我于凌晨3點多到達了北京火車站，出了車站，看到了對著出口處的北京大學接待新生的攤位，上面一條橫幅，寫著“歡迎新同學”字樣，下面有幾張桌子，幾位老師和同學正忙碌著。我登記好自己的名字，就被安排進入停在邊上的大客車，往北京大學趕。到了學校，迎接我的就是葉元生老師。
接下來的情況，凡經歷過新生報到的人都很熟悉了。同學之間的介紹，和教師的見面，入學教育等，然后就開始了緊張地學習。而在這過程中，葉元生老師就忙里忙外，為我們每一個同學、尤其是外地來的同學做著瑣碎的、但對剛到北京生活的同學來說又是非常重要的服務工作。葉老師當時扎著兩根小辮子，穿著一身舊軍裝，有時腰里還束著一條皮帶，風風火火，動作麻利，效率很高。一看就知道她是從北大荒出來的知青。
葉老師其實年齡也和我們差不多，但看起來比我們成熟得多，對于我們這些學生，就像姐姐對待弟弟、妹妹一樣地親熱和周到。時隔30年，給我印象還非常深的一件事，就是在我生病之后她對我的照顧。由于不適應北方的飲食，我進校一個月，就得了急性腸胃炎。這種病，看病吃藥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飲食、休息調養。但在當時的北大學生食堂，沒有這種條件。因為我們的早飯是棒子面粥(玉米粥)，中午很少米飯，大部分是饅頭，經常則是由玉米做的窩窩頭。這對我這個從小吃慣了米飯和大米粥的南方人來說，的確是很痛苦的事，對病情的好轉也是很不利的。
看到這種情況，葉老師一方面安慰我，說她以前在北大荒時也得過胃病，這種病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戰勝它，以給我鼓勵和勇氣。另一方面，又說他先生是上海人，所以她也知道上海人不習慣吃棒子面粥和窩窩頭，所以她就以輔導員的身份，積極去和校醫院和食堂溝通，經常給我開病號飯，有了病號飯的條子，就可以在食堂里吃一些軟的、容易消化的面條和大米粥。正是在葉老師的鼓勵和照顧下，我的病情得以控制，身體狀況有了一點起色。
這些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了30年，有些情節可能葉老師本人也已經忘記了，但我無法忘卻，永遠銘記在心里。
書法家李志敏老師
李志敏老師，是我在北大求學期間受到最大影響、得到最多恩惠的一位老師。除了精通英、法、德、俄四國語言，撰寫了《中國古代民法》這本經典的民法史作品，以及民法研究成果和婚姻法課程受到同學們熱烈歡迎之外，他的書法、他的氣質也深深地感動了我。
其實，李志敏老師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1954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分配到了剛恢復成立的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剛開始想在民法專業上有所努力，他在《工人日報》工作的妻子孟昭蓉因心直口快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李老師受到了牽連，他雖仍在北大工作，但孟老師卻被發配回河北唐山。更不幸的是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兩個兒子全部遇難，只留下了一個女兒。所以，當我們入學時，李老師因為和妻子兩地分居，學校分配不到房子，就只好住在集體宿舍里，和我們同在一幢樓里面。
在同學們的印象中，李老師是一個學問豐富、專業扎實、為人謙和、儒雅清高的學者，尤其是他的書法藝術，在當時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對我來說，除了這些之外，還幾件小事使我對他的人格和品德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第一件事是我和兩位師兄在李老師的指導下，于1978年底完成了《試析買賣婚姻》一文，適逢1979年北大舉辦五四科研節，我們就在學術討論會上宣讀了這篇論文。結果有一些與會老師不同意我們的觀點，對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我當時很緊張，會后我就問李老師該怎么辦？李老師很從容地對我說，不用緊張，我們這篇論文資料翔實、邏輯嚴密、觀點不極端，理論界和實務部門的同志已經和他說了，這篇論文質量不錯，可以在高水平的雜志上發表。
研討會之后，我們將這篇文章投給了《法學研究》編輯部，過后不久，就接到了編輯部的通知，說文章寫得很好，將在1980年第2期上刊出。這件小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認識到在學術研究上，不要怕爭論，不要怕被人批評，要有一種自信心，要有自己的立場，不要輕易放棄自己花費了大量勞動而獲得的觀點和結論。
第二件事是過后不久，我自己在看書中有了一些感悟，完成了一篇小論文，讓李老師幫我看一下，把把關。李老師看得很仔細，看完后就把我叫了去。看到他拿出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我心里就有點發悚。果然，平時非常隨和的他，這次非常嚴肅。他對我說，你已經寫了不少文章，我也幫你改過許多次，但你有些錯誤老是改不過來。比如，的、得、地，這三字你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用得不正確；又如，“所謂”的意思就是“所說的”，后面不能再加“的”了，不能說成“所謂的”；還如，每一個小標題之間要有過渡，要有承上啟下的關聯詞，每一個自然段之間應該有內在的邏輯聯系，這樣，寫出的文章才有說服力。
當時，雖然面前沒有鏡子，但我自己感覺到臉上有點發燒，一定是脹得緋紅。心想從小到大，還沒有受到過這么嚴厲的批評。在回去的路上，我有點沮喪。但過后，我越想越感到李老師說的有道理，這次挨批有收獲，對李老師也愈加敬重。當時李老師的批評，直到現在還讓我受益良多。
第三件事是一年以后，李老師編寫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論婚姻家庭法》的著作，當時出版比較困難，他就讓我在暑假回上海時，去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問問，可否在該社出版。回到上海，我就去找了該社的一位編輯室主任。聽說是北大來的學生，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當我說明來意，將李老師書稿的大綱和部分樣章給他看時，他就問我這是否是國家或省部級課題，或是否有經費資助，李老師是否是教授等。我說這是李老師個人多年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國家和省部級課題，也沒有經費的支持，李老師還沒有評上教授。聽到這些，他的態度明顯變得有些冷淡。離開時，我就問了，你們的態度如何？書稿能否出版？他告訴我，他們還要商量商量。回家后我就馬上把這個信息告訴了李老師，他說那就等一等吧。一直到暑假結束，我們仍然沒有得到出版社方面的回復。
臨回北京前一天，我又去了出版社，但沒有能夠見到這位主任，他手下的一位編輯出來接待，我對他說，如果你們確實對此選題不感興趣，那就把大綱和樣章還給我，我再交還給老師。他很客氣地說，他們主任關照了，這個選題他們在考慮，并沒有說不能出。這給了我一點安慰。回到北京后，我把情況詳細告訴了李老師，他聽后也很無奈，說，那我們就再等等吧。一個學期過去了，仍然沒有什么消息。
過寒假回上海時，我又去了該出版社，這次仍然沒有能夠見到這位主任，但編輯告訴我一個好的信息，說主任在北京開會，李老師可以到主任住的賓館去見他詳細面談。我馬上將此消息告訴了李老師。那天晚上，李老師就按照約定的時間去了該主任住的賓館，但賓館的人說他出去了，李老師一直等到9點多，足足一個多小時，仍然沒有見到這位主任的影子。第二天我和李老師通電話時，他沒有多說什么，就告訴我不要再去出版社了，書稿就先放著吧。
這件事情對我刺激很大，當時我的一種很強烈的感受是，在中國，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是多么沒有地位，在事業上要有所成就將有多么艱難。我想，今后如果想從事這一職業，那么就準備好坐冷板凳，被人折磨，以及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心態。也是從那時起，我對出版社的某些頭頭少了一些信任，多了幾分警惕。
李老師對我的學業的幫助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但我卻沒有能夠很好地回報他。1982年我考回到上海，在華東政法學院讀外國法制史研究生期間，老師來過幾次上海，有的是講學，有的是與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的同行交流書法藝術。但我當時限于財力，都未能好好地款待老師。
1984年我作研究生畢業論文調研，到了北京，也去拜訪過老師。老師還是如同我在北大讀書時一樣，對我進行輔導，幫助我收集資料，并親自將其中的一些法語的資料翻譯成中文，供我寫論文時參考使用。回想起老師的這一切無私的行為，我都會感動的不能自制。
最令我痛心的是老師從發病到去世時間不長，而這一段時間，我正好在日本進修，等我1994年底回國時，老師已經仙逝西去，我未能見上老師最后一面，留下了終身的遺憾。我的這些情感，至今連在師母孟昭蓉老師面前都不敢說，因為怕她傷心。
今年剛好為了紀念我們北大法律系77級入學三十周年，同學們都說可以將這三十年來的一些最深的感受寫出來，所以我就撰寫了上述文字，以慰老師在天之靈。
善良靦腆的由嶸老師
何勤華、由嶸老師、湯唯（左起），1984年1月在福建泉州開元寺
由嶸老師，來自云南，1932年出生，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是外國法制史學界的元老，長期擔任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的副會長。他為人善良、靦腆、坦誠、寬容，與世無爭。我認識由老師是在聽了他的《外國法制史》課程之后的事情。
我記得在第一節課上，由老師就帶了一卷世界地圖，在給我們講解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時，由老師就以地圖為中心，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發展，講述法典的制定原因、主要內容和基本特點，形象、生動，我們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對外國法制史的興趣，就是從聽由老師的這門課開始的。考試的題目，是《羅馬債法以及對中國的啟示》，我寫了有一萬多字，這大概在同學中是算篇幅最長的了，雖然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自己主要是東拼西湊一些資料，并沒有什么新的觀點，但由老師給了我一個“優”，使我深受鼓舞，對外國法制史也更加喜歡了。
之后，我和由老師接觸就很多了，也多次去他家請教問題。由老師的愛人李老師，在北大法律系圖書館工作，也是一個極其善良靦腆的人，見到我還沒有說話，臉就先紅了，然后就熱情地為我倒水泡茶。我和由老師說話時，她常常坐在邊上看著我們，當我偶爾不專心聽，回過頭看她一眼時，她馬上臉一紅，就轉過臉去。由老師夫婦感情甚篤，相親相愛，直至今日。李老師身體比較弱，已經好多年不能起床了，由老師就放棄了一切交往活動，包括放棄參加他心愛的外國法制史年會，專心照顧李老師。
由老師治學態度嚴謹，專業功底扎實，是我國英美法研究和日耳曼法研究領域的奠基人之一。我大學畢業后考華東政法學院徐軼民老師的外國法制史專業的碩士，是由老師推薦的，因為他與徐老師是多年好友。由于是學生，又是同一個專業，這些年來，我和由老師接觸一直比較多。可以說，在外國法制史領域里我的每一個進步，都與由老師的提攜、幫助有關。
充滿激情的孫國華老師
2007年11月，和孫國華老師攝于董必武法律思想研討會(杭州會議)上
孫國華老師，是我們法學基礎理論(當時稱“國家與法的理論”)課的第一位任課老師，其他幾位，一位是羅玉中老師，他當時是年輕的助教，講課非常認真，后來長期從事科技法的研究，擔任過《中外法學》的主編，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的院長，這次我們入學三十周年的慶典，羅玉中老師也來了，和我們坐在一桌，聊得非常開心。
另一位是姜同光老師，當時的職稱是講師，課講得也非常好，邏輯性非常強，同學們也很喜歡他。但他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參加過北大、清華兩校的寫作班子(筆名“梁效”)的活動，所以后來就離開了北大法律系，現在在哪個單位工作我們都不清楚。這次北大法律系77級入學三十周年慶典時，同學們編印“慶典手冊”，在“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任課老師名單”中，也沒有他的名字，我感到十分傷心。因為就我的接觸和感覺而言，姜老師是一個不錯的人。
現在我們將話題再拉回到孫國華老師身上。孫老師當時給我們上課時，也已經五十多歲了(孫老師1925年出生)，但他精力十分充沛，聲音洪亮，講話中氣特別足，且激情澎湃，才華四溢。
講起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法學觀和基礎理論來，如數家珍，幾乎不用看講稿。我們同學當時私下里都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專家，孫老師是當仁不讓的第一人。尤其可貴的是，孫老師的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經歷三十年，至今沒有發生什么變化，他對此的信仰是堅定的，執著的，也是真誠的。1978年夏天，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恢復，孫國華老師回到了人民大學，以后，他不太來北大，我們看到他的機會就很少了。
和孫老師接觸比較多是工作之后，由于我從事的外國法制史的教學與研究，和馬克思主義法理學關系密切，以及國內一些重大的法學基礎理論研討會，我和孫老師都參加了，所以，我們就會經常見面，交談的機會也很多。當然，開始幾次，一方面由于孫老師教過的學生比較多，對我印象不深；另一方面，本科畢業我考入華政讀研究生后，一直到畢業留校，將近有十多年時間我埋頭于書齋，基本上沒有出過上海，和學界聯系很少。所以，開會見到孫老師時，我都要自我介紹一下。
后來，見面次數多了，我和孫老師就比較熟悉了，談話的內容也就越來越豐富了。我對孫老師最為欽佩的，一是他對學術，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執著；二是他的開朗的性格，堅強的體魄，80多歲的人，還騎自行車；三是對事業、對生活、對學生的充滿激情，唱歌跳舞，各種活動都積極參加。這些，都是我們所應該好好學習的。
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界的雙璧
張國華，湖南人，1922年11月1日出生，1995年12月21日去世。在青年時期，他先后就學于中山大學、湖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和北京大學，學過建筑、機械、政治和法律，最后任職于北京大學法律系。
張國華：學生歡迎的老師
關于張國華老師，可能會有許多同學的回憶文章，因為他擔任過法律系的系主任。所以我這里的敘述就稍微簡略一點。
張老師非常敬業，對工作十分投入。他擔任系主任的那幾年，是北大法律系最為風光的時期，在全國法律教育中完全處于領頭羊的地位，在課堂上，張國華老師非常受學生歡迎。他雖然個子不高，但講課時聲音洪亮，中氣很足，充滿了激情。而且，他在講壇上，還經常手舞足蹈的，肢體語言特別豐富。他的語言十分精練，但論述充分，論證嚴密，給我們的感覺是，他的話再多一句，就是羅嗦；而若少一句，就不能完整。至于張老師的博學、深刻，以及對史料的掌握，對人物和思想的深入分析等，都是處于上乘、超一流水平的。就因為如此，張老師憑著個人魅力，就將我們班上一些優秀的學生都吸引過去了。
武樹臣、李克強等都是張老師的崇拜者。老武最終走上了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與張老師不無關系。克強也曾一度想從事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而我自己，開始本來也是對民法、婚姻法感興趣的，因此那時和民法教研室的李志敏老師接觸最多。但是，在聽了張老師(包括饒鑫賢、由嶸、蒲堅老師)的課以后，有開始對法律史感興趣了。
饒鑫賢：興趣使然的老師
饒鑫賢(1923-2003)，湖南人，早年畢業于南京國立政治大學，從事地下黨工作。
饒老師的風格與張老師不一樣，他講話一直是慢慢的，聲音是細細的，語音語調起伏不大，而且因為身體一直比較弱，所以他上課時大部分時間都是坐著講的。所以，聽饒老師的課，需要慢慢品味，才能感覺到其中的豐富內涵，感受到他的淵博學識，以及嚴密的邏輯性。與張國華老師不同的另一個方面，饒老師并不是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科班出身。他原來是南京市中級法院的法官，負責審理刑事案件，后來對中國法律思想史感興趣了，才來教這門課程。
他的大兒子饒戈平，在北大法律系讀國際法研究生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后來他在國際法研究方面成就突飛猛進，現在已是中國國際法學會的常務副會長了。他的小兒子饒方，畢業后分配在《中國法學》編輯部，我們也有過多次接觸。饒老師喜歡下圍棋，是一個修養很好、非常儒雅的人，給人的感覺就是一位謙謙君子。饒老師到后來身體狀況不太好，尤其是雙腿走路比較困難，坐的時間長了，站起來的時候也很吃力。所以，他每次出席學術會議，師母一般都是跟著去的，以便照顧他。
張、饒兩位老師雖然都已駕鶴仙去，但他們開創的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專業，已經發展得越來越壯大。他們當時一手培養起來的“四大金剛”：武樹臣、李貴連、張銘新、段秋關，都已經是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界的泰斗級人物了。他們的再傳弟子，更是已遍布全國各行各業。因此，兩位老師若有知，應該可以欣慰怡然了。
不是冬天也圍著圍巾的蒲堅老師
蒲堅老師給我們開設的是中國法制史課程。當時，給我們講授中國法制史的老師共兩人，還有一位是法律系副主任肖永清教授———但這次我們77級舉行入學30周年慶典活動時，在打出來的小冊子上任課老師的名單中，將肖永清老師給遺忘了，這是非常遺憾的。我記得，當時肖老師講授秦漢法律，蒲老師講授其他各個朝代的法律。
蒲老師的講課深入淺出，論證嚴謹，說話平和，語言也比較幽默。但給我們印象最深的還不只是這些，而是他那從冬天開始一直到夏天天氣已經很熱時，仍然圍著的那條圍巾。這不是為了裝飾，也不是為了給學生增加有知識的感覺，而是因為蒲老師的嚴重的支氣管炎。
應該說，蒲老師當時年齡也不算太大，也就五十來歲吧，但他體質比較弱，尤其是嚴重的支氣管炎，讓他吃足了苦頭。他和我們說話時，就能聽到很急、很重的喘氣聲。我記得當時我對中國法制史比較感興趣，因此，經常向他請教一些問題，同時，由于肖永清老師兼了系里的行政工作，所以有些應該由肖老師輔導的問題，我也會向蒲老師提問。但看到蒲老師說話這么吃力的樣子，我往往是見了他面也不敢提出來。然而，蒲老師為人很堅強、很樂觀，他不管這一套，喘氣管喘氣，說話照說，講課照講，輔導也照樣輔導。這經常令我非常感動。
大學畢業以后，大概有十多年的時間，我一直沒有機會去北京，也沒有出席中國法制史年會的機會，所以與蒲老師沒有見面的機會。但從北京的同學那里，經常聽到一些有關他的情況，說他學術成果不斷，身體也越來越硬朗，一年之中圍圍巾的日子越來越少。聽到這些，我感到特別的欣慰。1995年我擔任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以后，出外開會的機會多起來了，與蒲老師見面的機會也多起來了。我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中國法制史年會。
那次會議，由西南政法大學的陳金全老師(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承辦，是最近幾年各種學術年會中最為浪漫的年會之一。我們在重慶西政校本部報到之后，當晚就登上了長江游輪，會議在游輪上召開，順著長江一直開下去，到巫山縣登陸，繼續開。由于第二年三峽工程要開工，巫山縣就要被永遠地淹沒在水底，所以我們出席會議的代表都拍了許多的照片。在巫山，開過閉幕式之后，我們就各奔東西，回家的回家，繼續去旅游的繼續旅游。我、王立民(華政副校長、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和蒲老師等幾個人，就一路去了小三峽和小小三峽，最后在宜昌分的手。在這幾天中，蒲老師與我無話不談，從家庭到學術，從教研室的同事，到自己的學生。盡管我們年齡相差有三十余歲，但我們之間沒有一點代溝的感覺。我感動于他的為人豁達，堅強，心態好，對學術的執著；他也肯定了我這些年的努力，認為我為北大法律系爭了氣，為我們這個班級贏得了榮譽。
在回上海的路上，我對立民講述了蒲老師的過去，我們都很感慨：任何事物都沒有恒定的時候，社會在變，人也在變，人的身體狀況也在變。中青年時期身體好的人，如果不注意，年紀大了以后，身體也會垮掉；反之亦然。蒲老師就屬于中青年時期身體比較弱的人，但由于他豁達，堅強，心態好，加之注意保養，結果身體反而越來越好。在小小三峽漂流時，他比我們年輕人玩得都更要歡快。
從1998年至今，又過去了整整十年。如今，與蒲堅老師同輩，甚至比他年齡還小一點的法律史學者都紛紛謝世。然而，蒲老師則仍然非常健康地活躍在學界，這真的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看來，下次再見到老師時，我一定要向他請教如何保養身體的問題了。
儒雅清高的沈宗靈老師
沈宗靈老師
沈宗靈老師，個子不高，人也比較清瘦，一口帶有濃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在我們法律77級的任課老師中，沈老師是比較晚講授的一位，是我們在讀大三時他登場的。當時，他給我們講授了選修課《現代西方法律哲學》。
在我們讀大二、大三(1979、1980年)時，由于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所以對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包括法律哲學，都還是非常陌生的。既沒有教材(北大張宏生老師主編的新中國第一部統編教材《西方法律思想史》是1983年出版的)，也沒有參考書(沈宗靈老師的《現代西方法律哲學》是198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館中雖館藏有一些西方法學大師的作品，如狄驥的《憲法論》、格老秀斯的《國際法典》(《戰爭與和平法》的節譯)等，但數量非常有限。所以當沈老師在課堂上系統講授西方各位法學家的法學作品和法律哲學思想時，受到了同學們的熱烈歡迎。
由于我在讀大學之前，曾在鄉政府機關工作過三年，受到過快速記錄的基本訓練，所以，在沈老師的講課過程中，我幾乎將其每一個字都記錄了下來。可以說，我的聽課筆記，是當時全班最為齊全的。它不僅為當時班里的其他同學所利用，而且還讓后來華政的法理教研室的一些老師受益。
1982年我畢業考入華政讀研究生后，給我們上課的一位法理老師向我借了這本沈老師的講課筆記，進行備課，寫出講稿，然后再給我們上課。當然，平心而論，沈老師的講課內容我雖然是全部記錄了下來，但對西方法學家的法律哲學思想當時尚未能深刻理解和領會。
沈老師平時話不多，也不茍言笑，比較嚴肅。給人感覺是比較清高，非常儒雅，但他為人非常誠懇，非常熱情。他專注學術創作，惜時如金，但對我們學習上的要求一般都能予以滿足。當時，我曾去過他家里幾次，向他請教一些法理學學習上的問題。每次，他都會放下手中的活，耐心地回答我的各種問題，包括有些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幼稚的問題。
畢業以后，由于我和沈老師從事的不是一個專業，所以在學術會議上見面的機會不是很多。偶而有過幾次，也只是遠遠地點點頭，就算是打過招呼了。有時我怕他忘記了我的名字，上前握手時剛要自我介紹，他就會馬上說：“我知道，你是何勤華。你導師徐軼民老師最近身體好嗎？”弄得我非常感動。到北京出差時，我也曾去過沈老師家中幾次，他還是老樣子，埋頭于編書、寫書之中。有時，也會和我談談國外法哲學界最新的一些動態，對有些法學家作出一些他個人的評價。
沈老師是1923年出生的，現在已經是一位85歲的老人了，也曾有過一次小中風，但他身體恢復得還不錯，思維也非常清晰。作為一位留學美國的正直的法科知識分子，他在1957年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劃為“右派”，但他對此看得很平淡，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也是一個正在轉型的國家，在政治上出現一點波折，都是正常的。
我愿將這一篇小文獻給他，祝沈老師身體健康，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