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瑞同學的二三事
1978年3月，那是我們北大法律系77級剛報到不久的時候，我和郭明瑞同學就認識了。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他很有軍人的氣質。一天到晚都穿著軍裝，身板很挺，人很魁梧，聲音非常洪亮，性格開朗，說話直來直去，還經常聽到他的笑聲。盡管有很重的山東口音，但我們都聽得懂。由于他比我年長幾歲，我一直稱他“老郭”。
記得我們倆第一次單獨說話，是從農村這個話題展開的。我問他除了當兵之外，是否插過隊，在農村呆過？他說他不是知識青年，本身就是農村里土生土長的孩子。我說，看你原來的工作單位，好像是從教師崗位上考上來的？老郭回答說，擔任民辦教師這不假，從部隊退役后進工廠做工人也對，但高中畢業后就回家務農了，而且因為一直在農村，實際上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干農活。我說，那就有緣了。我也不是知青，從小在農村長大，干農活出身。我還給他看了我手上的老繭。
之后，我們倆雖然不在一個組，(老郭是二組，我是四組)但我們在一起上課，課間一起說話交流，探討許多問題，我從他身上也學到了許多待人接物的方法。如有一次我心血來潮，趁他不注意時從后面摸了摸他的頭。這讓他嚇了一跳，有點生氣了(老郭很少生氣)，說：“你怎么可以這樣？”。當他看見我有點不解的樣子時，便耐心和我解釋，說他們家鄉的風俗最忌諱摸別人的頭，這是行為輕浮、對人不尊重的表現。我聽后馬上向他道歉，說在我們上海，這種行為恰恰是表示親熱和友好。我說，下次我會注意的。
在大學四年期間，老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僅非常艱苦樸素，四年大學一直穿著軍裝，而且非常地刻苦、努力、勤奮。我記得，老郭在當時就對民法情有獨鐘，除了學習其他應該完成的課程之外，他將全部時間都用于民法學習上了。當時，北大法律系的民法老師李志敏在學術上很有造詣，對我們學生也很關心，老郭就經常去李老師那里。大約是在1978年底1979年初的時候，老郭就在李志敏老師的指導下，翻譯了一篇文章——民法學家拉普捷夫的《論蘇維埃經濟法》。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覺得他很了不起，應該以他為榜樣。雖然，我后來也在李老師指導下，參與了一些民法課題的研究，但老郭比我們要更加先知、更加自覺、更加努力。所以，到畢業時，他在民法研究方面已經有了相當多的文獻資料和學術積累，從而理所當然地留在了北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我們這個班共有83個同學，留北大的只有4個人，另外3人是李克強、武樹臣、姜明安)。
雖然我比老郭小了幾歲，但我們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身上都保留了那個時代的特征。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比較深。這種影響，當時在我們身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因為在“文革”中被荒廢了諸多青春年華，故都很珍惜時間，拼命學習，希望把失去的時間抓回來；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很有感情。不僅在農村里就接觸過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而且在四年大學期間，也都拼命地學習馬恩原著，從他們的經典作品中吸取知識的營養(這與那時法學方面的著作還太少也有關系)。我記得，在課下和老郭經常討論一些馬恩經典著作中的某些名句的內涵，這是我們大學生活的主要內容，或者說也是一種樂趣。經常加入我們之間討論的，我記得還有陳興良、王紹光、李啟家等同學。這些學習和討論，雖然現在想起來可能有些幼稚，但對我們以后的學業和人生道路的幫助是無法用語言來述說的。
1982年初大學畢業以后，老郭留在北大任教，我考回了上海。作畢業論文時，我到北京去看望在那里當助教的同專業同學武樹臣，同時也見到了老郭。在老郭宿舍狹小的空間里，到處都是書籍，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教學科研上的勤奮與刻苦。之后的將近十年時間里，我沒有機會離開上海，故關于老郭的情況只是聽說，知道他在當時民法經濟法大論戰的時候非常活躍，撰寫了《論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民法調整的必要性》的重要論文，參加了中國民法經濟法研究會成立大會，后來又與王利明、吳漢東一起編寫出版了影響很大的《民法新論》(上下冊)一書，1985年，老郭離開北大去了新成立的煙臺大學工作，1988年，破格提了副教授，1992年提了教授，同年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趙中孚教授專攻擔保物權。其間又出任煙臺大學法律系主任，最后一直到出任煙臺大學校長，取得了令我們北大法律系77級同學都感到自豪的成就。
1999年底，我擔任了華東政法學院院長，出外開會的任務一下子多起來了，與同是校長的老郭的接觸也隨之增多了。加上我和老郭都是中國法學會的常務理事、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會員會成員，因此，我們每年都有許多次在一起說話、討論問題的機會，我們之間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做好校長的同時，不要讓自己的學問荒廢。因為我們倆都是嗜學問為生命的人，總想在自己所在的領域能夠有點作為。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看法非常一致：就是學問不能荒廢，但要少搞一點，主要精力應該放在學校的管理事業上，否則就是對不起信任我們、將我們推上校長崗位的教職員工和全體學生，等今后從這個崗位上下來后，再回歸到書齋之中。老郭是這樣認為，也是這樣做的，并且做得非常優秀。煙臺大學作為山東省的重點綜合大學，管理任務異常繁重。而老郭在充分調動下面教職員工積極性的基礎上，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條，這幾年在專業設置、學科建設、教學科研水平、對外合作和畢業生質量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為我們華政學習的榜樣。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如今老郭和我都已經步入了中老年的行列，在校長這一崗位上，我們也都已經工作了許多年。這里，我預祝老郭他英雄本色繼續，在學校管理和學術研究上取得更大的進步。
四組的兄弟姐妹們(一)
左為武樹臣。這是我們上刑事偵查課程穿民警制服拍的照片。
我們北大法律系77級只有一個班，當時分為8個組，我們第四組有同學11人，其中男同學8人，女同學3人。
在我們8個男生中，最為年長者是何山。他1947年出生，復員軍人，北京考生，生活閱歷豐富，為人仗義。他把我們都視為自己的弟弟妹妹，還經常幫助我們設計人生道路，而且所說的都非常有道理，故深得大家的喜歡和愛戴，我們共認他是我們小組的“頭”。
何山酷愛攝影，其作品在各個層次的比賽中都獲得過獎勵，還出過攝影年歷。在他的攝影作品中，我們認為最為珍貴的是1976年4月5日他參加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周恩來總理活動時拍下來的大量照片。老何還有一件事給我印象挺深刻的。那是大一時老何組織我們小組編寫《中國法學通俗講座》，當時在整個圖書市場上，法學類作品非常少見，很多老教授都不敢寫書。而作為我們剛入大學的年輕人要寫書出版，確實是需要夠大膽的。非常可惜的是，我們四組同學的這一本法學處女作并沒有能夠正式出版。
大學畢業時，何山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后來擔任了常委會法工委民法研究室的負責人，為改革開放30年來民事立法作出了重大貢獻。
比何山小兩歲的是武樹臣。他是北京人，插隊到過山西，后來又調到了四川，入學前在一所地區師范學校里擔任教師，拿到入學通知書時，與相愛的女友辦了結婚登記手續。武樹臣讀大學雖然回到了自己父母身邊，但離妻子就很遠了。老武人很樂觀，經常說上幾句笑話，逗大家樂一下。他讀書非常勤奮、刻苦，思維能力很強，討論時經常說出一些結論性的話。他尤其鐘情于中國法律思想史，故深得張國華老師的欣賞和喜歡。老武留給我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成千上萬張關于中國法律思想史資料的卡片，這都是他在閱讀古代法律文獻資料時摘錄的。這些卡片，讓老武成為了全中國手中掌握中國法律思想史資料最豐富的人之一。大學畢業時，他眾望所歸地留在了北大法律系，跟從張國華老師教授中國法律思想史。之后，老武憑借他的勤奮刻苦和手中掌握的豐富史料以及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感悟，在不長的時間內，發表了眾多中國法律思想史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方面的論著，一舉成為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后來，他擔任了一段時間的法律系副主任，并于1997年出任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籌辦奧運會期間，老武還是北京奧組委法律部的主任，為中國舉辦好北京奧運會作了大量貢獻。
大學期間，由于我和老武同在一個專業，加上在大學宿舍時又是睡上下鋪，故我和老武關系極為融洽，在一起話也特別多。我記得1993年10月，老武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做訪問學者，我當時也在東京大學法學部做訪問學者，我去看望他，在早稻田大學附近的一家小吃店中，我們兩個人談了整整三個多小時，那時老武對我說的最多的話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有了自己的想法，卻沒有能力將這些想法付諸實施，而寶貴的時間就在這痛苦之中慢慢地流逝了。
四組的兄弟姐妹們(二)
右為鳳鳴。拍照時我們的臉和手臂上都涂了紅墨水。
比武樹臣小、比我大一歲的是莊宏志。關于小莊，我在入學之后的日記中是這樣描述的：1米83的高個子，大眼睛，臉色紅潤，充滿青春活力，一表人才。他高中畢業后，插隊去了北京郊區，后入北京市公安學校學習，又去了北京市昌平法院工作。人比較老練，理解能力強，性格開朗，學習很認真，喜歡運動，有時帶一點孩子般的天真爛漫的氣質。
大學四年，小莊學習非常地刻苦，尤其是外語，比我們幾個同學明顯好出一截。畢業時，他申請到了國外研究生，先去日本，后來又去了美國，學成后又去了新加坡發展，從事律師業務。數年前，他回到中國，在上海浦東開了一家“宏志律師事務所”，業務基本上以新加坡與中國的企業為中心，事業進行得還挺好。
比我年齡小、又同是1957年出生的有三位兄弟：顧雪挺、劉鳳鳴和徐杰。顧雪挺來自江蘇，個子很高。他特點是生活極其有規律，準時起床，按時去圖書館，準時吃飯，按時鍛煉，準點睡覺，且每天如此。他的第二個特點是信件特別多，而且一接到信立馬就回，從不拖延。第三個特點是他每晚睡覺前必須要做半個小時以上的從頭到腳的全身按摩。我們宿舍的人都一致認為他的這個生活習慣非常好，有益于身體健康，但沒有一個人能堅持學他的這種習慣。因為我們都感到自己肯定是無法堅持下去的，可見雪挺的毅力之強。畢業之后，雪挺先留在北京工作，后來去了珠海，現在珠海政協擔任秘書長的職務。
劉鳳鳴來自甘肅定西，他的家鄉是全國一個最為貧困的地區。但他非常陽光，從來不怨天尤人。我在日記中對鳳鳴的描述是：中等身材，很勻稱，微黑的四方臉，大眼睛，一頭烏黑的頭發，喜歡唱歌，愛好運動，為人熱情、忠厚，性格開朗。由于鳳鳴是插隊知青，我們兩人都有在農村生活的經歷，所以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可以說，在我們組，我們倆是無話不談的。
鳳鳴很有孝心，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這一點。那是在我們入學后不久，鳳鳴的母親因病不幸去世。當時他非常痛苦，雖然那時沒有大哭，但很少說話了，情緒也非常低落。我們大家很擔心，但再怎么安慰他都沒有用。他平時有點大大咧咧，對吃和穿都不是十分在意，但他在思念母親方面表現得十分細致。我們發現，每當他母親的祭日，他就會買一點母親生前喜歡吃的奶糖、水果、點心等，擺在床靠墻的一側，面朝家鄉，默默地祭奠。這種情況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鳳鳴很愛美，尤其是喜歡和保護他那一頭濃密的烏黑的頭發，這是他經常要花費時間修理的對象。在當時比較匱乏的物質條件和不發達的技術水平之下，我們都照不起彩色照片，于是就在自己的黑白照片之上(主要是臉和手臂上)，涂一點紅墨水，就成了一張彩色照片。經過了三十年，我還保存著這張和鳳鳴在未名湖畔的合影，也正是我們當時這種“創造性勞動”的成果之一，也是北大77級法律系男生除了讀書以外，富有愛美之心的最好例證。
鳳鳴進入大三之后，學習的爆發力顯現，各門課的成績名列前茅，還被選為班長。由于成績好，鳳鳴畢業時也申請到國外的研究生，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讀書，之后留在那邊當了律師，幾年后也“殺回”了中國。現擔任美國微軟公司中國“大中華地區”副總代表、法律總顧問。
聰明、機靈、英俊，盡顯示在小陶的這張照片中。
徐杰是浙江的考生，他的父親是臺州地委書記，但他沒有一點高級干部子弟的架子。他個子很高，身材勻稱，人很清瘦，臉雖然比較黑，但戴了一副寬邊眼鏡后，顯得很有讀書人的氣質。徐杰很活躍，喜歡聊天，也愛開玩笑。
徐杰是個性情中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畢業分手之前的那個晚上，他拋開了生活和感情中的各種煩惱，無所顧忌地豪飲，結果喝得酩酊大醉，還把鳳鳴弄得因喝酒過量而休克，令我們全組的人驚慌不已，至今回想起來還很后怕。徐杰畢業后回到了浙江。在法院經歷了各個崗位，包括去魯迅的故鄉紹興市擔任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現在是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
我們小組男生中年齡最小的是陶景洲。他來自安徽界首，父母是縣里的干部，姐妹很多，就他一個男孩，加上長得英俊，全身透著靈氣，因此深受家人喜愛。入學后我們班級的同學也都喜歡他。小陶人極其聰明，高考時分數很高，進來后每門課的成績也都是“優”。他書看得很多，也有點雜，因此，小陶的知識面比較廣，不像我當時主要閱讀的就是法律方面的書籍。小陶還有點小資情調，非常講究整潔，從頭發到鞋子，都要追求完美。
我記得，當時我們課下談論最多的話題，不是學習，也不是國家的政治大事，而是愛情。我們宿舍同學中就小陶有收音機，當時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每天中午播放劉心武的小說《愛情的位置》，小陶、我、鳳鳴、徐杰(有時何山、雪挺和老武也會加入)就圍繞在他的收音機旁邊，津津有味地收聽，聽完后就開始討論，然后就帶著“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情滿足地進入午睡的夢鄉。在該小說連播的那段時間，聽廣播成了我們每天中午的必修課。而在這種討論中，小陶的觀點往往最為深刻，也最富有浪漫情趣。
小陶因為崇拜龔祥瑞教授，同時也對西方憲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在快要畢業時，他加入了龔教授的憲政研討小組，讀一些西方憲政名著，幫助教授做一些憲政資料的翻譯。畢業時他考上了出國研究生，去了法國留學。在拿到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之后，先去了法國建設部擔任法務顧問，后來從事律師業務，加入了美國高特律師事務所，成為合伙人。現在一所歐洲最大的律師事務所擔任合伙人。在我們班的同學中小陶和鳳鳴(包括一組的叢培國)律師業務做得最好，每次班級搞活動，他們做出的“貢獻”也最大。
最后說一下我們四組的女同學。在我們讀書的那個年代，女同學特別少，我們83個同學中只有17個女生，我們小組有3個女同學，已經算多的了。她們是王月圓、翟建萍和湯唯。王月圓是來自武漢的學生。她皮膚很白，很文靜，性格溫和，學習也很用功，平時很愛笑，笑起來時美麗的眼睛就瞇成一條線，整個臉就像一朵綻開的白玫瑰花似的。月圓畢業時分配去了司法部，后來當了律師。
翟建萍，北京姑娘，圓圓的臉，五官輪廓非常分明，一頭烏黑的頭發，梳一條很粗的大辮子。小翟性格細膩，做事很認真，學習成績也很好。當然，與當時絕大多數女同學一樣，小翟也非常注意整潔，喜歡照相。我們組愛好攝影的何山曾給她拍過一張特寫，至今還是我們班同學公認的一張“美女照”。小翟現在是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的著名律師。
湯唯，來自新疆，是湖南支援新疆建設的知青的子女。當時她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可愛的小姑娘，性格開朗、活潑，話也比較多，很討人喜歡。1980年下半年，我們去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實習，我和湯唯分在同一個法官手下作助手。這位法官長期從事婚姻案件的審理，經驗豐富，為人正直，帶教我們時一點也不含糊。但讓我們常常感到尷尬的是，當時我和湯唯都還沒有談過朋友，更沒有婚姻生活方面的經驗，所以有時法官在詢問男女當事人的隱私問題時，我們作記錄時就會感到很不自在。每當這個時候，法官就會用眼示意我們不要害羞，要擺出審判員的架子。我記得在半年中，我和湯唯共協助法官審理了13件離婚案。其中不乏讓我們感到憤怒、悲涼、無奈、可笑的內容。大學畢業時湯唯分配到了新疆大學法律系，曾擔任過法律系代主任，后與丈夫一起調到山東，在煙臺大學法學院任職，現在已是煙臺大學法學院的院長。
“北大法律系77級四組”的稱呼，雖然是三十年前求學時使用的，已經成為歷史，但它的內涵是一個來自全國各地，由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的風華正茂的年輕人組成的學習集體。四組的兄弟姐妹一直保存在我們的記憶里，無限的真情，無限的遐想。
北大法律七七級，作為中國恢復高考制度、開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歷程的象征性符號，它也將永遠保留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直至生命的終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