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歌樂山下·印象79(之一)
機遇
1979年至今已有整三十年，真可謂彈指一揮間。那年九月初秋，我踏進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畢竟已過30年，夢依稀、發稀疏，兩鬢已染霜。關于79級本科時代的記憶已經變得有些模糊和零碎。近期，同學們說起“三十年”相聚之事，才撇開眼下許多事情，開始在腦海里打撈、搜尋那些已經沉底的陳年往事，模糊的記憶有的又逐漸清晰起來，那時的人與事，不斷在頭腦中閃回、重現和展開，于是便有了下面這些夢囈似的記述。由于是再現，也就無法準確回歸、還原，且已有鄙人現時的無意識加工，故文中之不實之處，還請讀者諸君見諒。
1977年，的確是一個歷史時刻，那年恢復了高考，也恢復了對知識的尊重。一些人已經先我們一步邁入了大學的門坎。而我還沒有醒悟，還在空想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地位。我當時工作的單位還不錯，性質神秘，盡管我只是一名工人，一名正規的二級鉗工，與影視劇中的“潛伏”沒有任何關系。工作環境和待遇都不錯，使自己很難有再搏的心理，更沒有想到恢復高考是一場革命的開始。
1978年我醒悟了，但單位又不同意了，單位性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到了1979年，高考已經成了每一個適齡人的權利，一種新潮，成了檢驗一個人智慧的門坎。舒適恬靜的日子也讓我感覺有些乏味、枯燥，為了追逐新潮和刺激，我把自己逼上了高考之路。經與領導溝通，領導最后同意，并且意外地給了兩周的假期。領導的意見是，如果沒有考上，以后就必須斷了高考的想法。事后有人猜想，按照領導的估計，我考上的幾率很低，不如給個人情，也算是一種人文關懷。這在當時人才所有制觀念下是可以理解的。
1979年高考中的，的確有些運氣。語文試卷中有一個詞兒——肆虐橫行——是我前一天晚上才從報上看到的，據說，絕大多數人沒有得分。數學是我知識結構的短板(那時被錄取的文科考生中有不少數學是零分)，但由于進入單位以后，上了電視大學，雖然沒有學好中學代數，但卻學了大學微積分，沒有想到電視大學所學的微積分在高考中派上了用場。有一道數學題(分值大概是8分)，我并不知道如何運用中學的代數解題，但用微積分公式就非常簡單了，真是所學必有所用。
錄取通知送到單位，單位領導半信半疑，問是否送錯？我沒有參加過任何補習班、輔導班，也沒有聲張，除了我的好朋友及個別領導外，單位其他人都不知道。因為單位家屬子女中還沒有考上的，盡管單位里許多技術人員都是文革前北大清華畢業的高材生。由于單位保密的原因，錄取通知書還給投寄錯了，幾經周轉才到我手里，此時，離開學已經沒幾天了。
雖然我喜歡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這主要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但最終我還是選擇了法律。我母親當時在法院工作，這是影響我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第二志愿是四川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
選擇法學也是幸運的。所謂幸運，即當時中國的法學幾乎就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只要播種就有收獲，無論何種觀點的主張大概都可算是“率先”。法學從廢除國民黨六法開始已經斷裂了幾十年，相比之下法學人才更加緊缺。
難忘歌樂山下·印象79(之二)
▲工地包圍著東山大樓
當時的西南政法學院，其名氣遠不如其旁邊的烈士墓、白公館、渣滓洞；歌樂山山下的人遠遠不如山上的名氣大。
大學對我們來講，是完全陌生的地方，雖然經歷過“文革”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全面壓制，但我還是對大學充滿了敬畏。不過，那時上大學的心境與現在不同——與其說是要踏入知識的殿堂，還不如說是參加了另一場革命。
從楊公橋遠遠地便可以望見“西政”的東山大樓——當時還沒有穿上灰色的“外套”，一身赭紅色，似乎表明法學也是“文化革命”中的“烈士”——由于聳立在東山上，顯得高大無比，雖然僅有五層。好在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非大樓之謂也。
我的工作單位對我不錯，用“北京吉普”——現在應該叫越野車——把我送到了西南政法學院。在“西政”標志性圓拱型大門處，我遇到了我的第一個同學，是一位女生，也是來報到的。印象中，此人手提一只藤編箱子，給人的感覺有些像抗戰時期奔赴解放區的大學生。后來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張白莉，四川營山人。
我進大學的年齡已是現在研究生們畢業戴上碩士帽的年齡，但在班上，我還只能排在第七位。同班的同學，年齡最大和最小幾乎相差一倍。當時及以后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即我們班有兩位同學第一次一起進教室時，老師還以為是父親把兒子送到了教室，于是便攔住年齡大的同學，語氣和藹但堅定地說：“這是教室，學生進去，大人就可以回去了。”最后還加上一句：“請家長放心，孩子我們會照顧的�！边@個被允許進教室的學生就是我們班上年齡最小的同學，按照法律規定尚屬未成年人，用專業術語講，系無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者。這位“未成年人”就是現在的西南政法大學校長陳彬教授。這位“大人家長”就是陳彬同學的室友———鐘實同學，他一口厚重的湘西口音，直到畢業。今年，我與陳彬談起這一往事，陳說應該屬于“段子”，并非事實。不過這種事，即使是當事人也并非清楚，有些事自己并不比他人更清楚。
班上的同學，不僅年齡差異大，且身份各異———軍人、干部、工人、農民、教師、運動員、應屆畢業生，可謂“品種齊全”，“成分復雜”，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現象。幾年后，這樣的組合就不再有了，只有應屆生和往屆生的劃分。
大學復建，一切都處于建設之中。沒有禮堂，也沒有階梯教室，更沒有體育館，學校是一個大工地。最初，洗臉漱口只能在工地取水。開學典禮在臨時搭建的窩棚中進行，每一位同學提著自己寢室的凳子，排排而坐，真像戰爭時期的抗大或抗戰時期流亡昆明的清華北大。我還依稀記得，坐在我右手邊的人是邱興隆———以后成為傳奇人物的邱興隆同學。
進校報到后，我被分到九班。分班是如何進行的，至今也是一個謎。全班42個同學就這樣從全國各地非常偶然地排列組合在了一起。
第一年，我們年級的同學還住在現在的東山大樓。十幾個男同學住在一個房間，就像剛入伍的“新兵蛋子”。第一個有印象的同班同學是張賢普，江西人，個子高，話不多。畢業至今再也沒有見過，雖然曾在同一個城市有一年的時間。
難忘歌樂山下·印象79（之三）
學習·讀書
小組聚餐
每天，晨曦才露，有的同學就像老家大門前推碾子的驢，圍著圖書館大樓已經轉了好幾圈了。手持黃色封面的許國璋《英語》，圍著破舊的教學樓不停地轉，發音跑調，且帶有濃厚的地方腔。上課時因發音鬧出笑話是經常的事，相聲《學外語》就是對其最形象的描述。無疑，在所有科目中，學外語應當是那時同學們最難的事情。沒有聽力課、沒有外語磁帶，學的就是單詞和語法，典型的“啞巴外語”。“新三屆”許多同學早就過了學外語的最佳年齡，這也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先天不足。我們更不知道我們已經錯過了最富有想象和創新力的時期。
那時的書，只要是書，似乎每一本都是經典，當時許多書都是翻印的(有的還注明“僅供批判參考之用”)。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盜版，極其樸素的灰色或黃色的原紙色封面，十分簡陋的裝訂。也許正是書的稀少，才顯得珍貴，才會如此認真地閱讀。有時選擇太多也是一種痛苦。在本科期間，我印象最深的外國法學著作是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最有意思的話題是意大利犯罪學家、精神病學家、犯罪學之父———龍布羅梭的遺傳犯罪論。
回首當年，坦言之，本科時我們所學的東西大都已經過時，有的完全沒用，甚至是完全錯誤的。我們那時所學的知識還遠遠沒有體系化，夾雜著一些政治口號、蘇式法學并摻合著大陸法系中的理論碎片，現在能夠留在我們記憶中的就更少了。但本科學習過程中的思維訓練，同學之間，同學與老師之間的交流、論辯過程中的思想碰撞，使我們終身受益(往往不在于我們知道了多少知識，而在于學習過程本身，這一過程培養了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正是從本科開始，我們蕩起了理性思考的雙槳，開啟了個人的知性時代。
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吃飯是比學習更重要的事。因此，作為吃飯的場所———食堂就成為最重要的地方。盡管烈士墓街道上的“邱四”小面館的小面也非常不錯，但依然不能天天食之，特別是衛生難以保障。現在很少有感覺饑餓的時候，也是一種后現代式的痛苦。但常常感到饑餓更是一種痛苦。不到十一點，就已經覺得饑腸轆轆了。此時，知識的接受能力已經大大下降，眼中只有米飯和豬肉最燦爛。我一直質疑學生一上午上4節課這一做法的科學性。但現在依然如此，想來應該有一個什么教育生理方面的實驗驗證一下4節課的科學性。
下課以后惟一要做的就是全速直奔食堂。望著長長的隊伍，心中只有焦慮和煩躁。還沒到取飯窗口，兩眼就直盯著大師傅的菜勺，期望不要在自己打飯時顛上幾下———我們的心總是隨著菜勺而上下翻滾。想來那時心境真是有意思。我們應該感謝黃庭孝老師，他作為伙食團團長發起過一場食堂革命，改變了食堂服務環境，增加了菜品種類，提高了飯菜質量。黃老師手持飯勺的高大形象至今留在我的心間。
現在的學生食堂已經步入了“劃卡”的現代化時期。當然，學生永遠都不會對學生食堂完全滿意，雖然學生食堂也有競爭，但其競爭畢竟不能與學校外餐館的競爭相提并論，自然壟斷是十分明顯的。
難忘歌樂山下·印象79(之四)
模擬審判
模擬法庭審判現場
對模擬審判，那時同學們都很有興趣，與僵硬地坐在教室聽課相比，模擬審判要有趣得多，可以說是一種表演。模擬審判在當時已經被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法律學習的實踐環節。
至今還記得模擬審判的案件是一件故意殺人案。還是刑事案件更具有刺激性，尤其是殺人案，這與現在流行警匪片應該是同一個道理�？赡苁悄挲g和形象的原因，我很幸運地成為我們班模擬審判法庭的審判長，合議庭法官是宦銳和黃春生同學。王人博同學擔任本案的辯護人，有意思的是西南政法學院第一張記錄模擬審判的照片竟是我班模擬審判開庭審判的照片，照片的焦點當然是我這個審判長。當時模擬的程度遠不如現在———沒有法庭，也沒有法官服，更沒有法袍、法槌等“法器”。令人遺憾的是，我最終也沒能現實地成為一名法官。
難忘歌樂山下·印象79(之五)
應付考試
當年的我們在緊張地復習
考試是每一個學生都必須面對的，沒有考試也就沒有學習，和現在的學生一樣，我們那時也同樣將考試作為最重要的戰斗。
老師經常教導我們，考試只是一種形式，目的是促進同學們更好地學習，考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現在我們作為教師依然如是說。基于名譽，絕大多數同學都期望一個好的成績。有一些同學以是否有用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學習、對待考試。對于自己感覺沒有實用價值和意義的科目，從心理上是抵觸的，只要能夠過關，不至于難堪就可以了。猜題押寶是必然的(我經常給別人押寶，但中的不多)，現在的學生似乎也是如此。講究效率是每一個人的理性思考。因此，大部分同學都將考試復習準備時間控制在考前一個月左右，記憶好的，半個月。這個時段大概就是復習的最佳時間段，時間太短記不住，太長又忘了。就像現在人們對付司法考試所總結出來的規律一樣。通過強化復習，提高考試成績當然沒有問題，但對于真正打基礎而言沒有太大的幫助。記得快，忘得也快。對我而言，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在考試競爭中勝出的社會意義�？荚嚫偁幍囊饬x在于強化了作為人的生物競爭性，強化了競爭意識。這種競爭意識有助于今后更廣泛的社會競爭，盡管這會使社會陷入無情之中。
考試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其欺騙性在于給人們一種這樣的假象：考試結果總是給人一種考得好等于學得好，反之則亦然，與種瓜種豆的原理相同。其實，考分的高低與學得好壞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考分的高低具有相當的偶然性。但由于這種假象，對學生的影響非常大。我對外國法制史一直有興趣就與我在本科該門課程考試成績優秀有關；研究生的時候沒有選擇民法專業，而是選擇民訴方向，就因為本科我的民法考試成績一般，自己沒了自信。考試不好打擊了學生的積極性，現在想來是很可笑的，考試有一定的偶然。所以，我現在經常告誡學生不要只看考試成績，是否用心思考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