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我幾乎完全被身邊各種瑣碎的事務性工作纏繞，以至于與外界越來越疏離。周枏先生去世，我竟然毫無所知，直到政法大學陳夏紅君向我詢問關于周枏先生的情況，我才知道先生已與于四月十五日駕鶴西行了。哀痛之中，這些年來與周老交往的一些舊事又一一浮現于眼前。
我和周老于1982年在廈門相識。當時外國法制史年會在廈門舉行，周老攜夫人同往，我當時正在廈門讀書。那次會上我認識了許多法學界的前輩和后來在學界頗有建樹的同輩。因為我當時的主攻方向是羅馬法，所以和周老、武漢大學的盧干東先生談得尤其多些。后來我做畢業論文調查，曾往上海周老的寓所向他求教。周老那簡陋而且顯得委屈的住所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象，使我深深感到中國知識分子，老一輩學者的不易，不過同時也感到他們人品的偉大。周老住的那坐小洋房原本是有身分的人才能住得，所處的地段也很好。他原有一層之宅，對一個學者來說也可謂足矣。但文革時期卻被分割去了多半，所剩只是小部分。聽說直到周老去世，始終是在這間蝸居陋室中安身，但卻傳大儒之道，授一代之學，解學子之惑。回想二十年前在周老家中面聆諄諄教益的情景，如同昨日，不由感慨萬端，唏噓不已。
周老和我當初報考廈門大學羅馬法專業的導師，已故陳朝璧先生是同時代的法學界前輩，都曾留學于比利時魯汶大學。后來周枬先生寫《羅馬法原論》，可以看出許多資料是來自法文文獻。同樣，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陳朝璧先生《羅馬法原理》也有這個特點。我于周老在廈門相識之后，便有了學術上的往來。其間最獲周老教益的是他對我論文的悉心指導。可以說，周老在羅馬法方面對我的碩士畢業論文的指導以及提出的問題，最為深入具體，使我頗得啟發教益。我的論文初稿完成之后，曾分別寄給周老和蘭州大學的吳文瀚先生求教。不久，我便收到周老非常細致具體的答復，對我修改論文幫助甚大。1984年我進行論文調研時，又專程去上海周老家中面聞教益。記得那天和周老談了很長時間，我們很談得來，共同的話題很多。末了，周老夫婦堅持留我吃飯（午飯或晚飯已記不清楚了）。周老夫人做飯很細致講究，營養構成都是根據周老健康的需要配置。可以看出，她照顧周老非常用心。不過，為了我這個晚輩客人，她那天顯然特地多做了幾道菜。現在回想起來，這都是很珍貴的記憶。
我從廈門大學畢業到北京后，一段時間內還和周老有書信往來。可惜都沒有保留下來。周老出《羅馬法原論》時曾想讓我幫忙看看校樣，可是由于我不久之后就去了澳門政府工作，故終未能夠幫助周老。現在想起，還頗有愧疚之感。驚悉周老仙逝消息后，檢閱保留的舊日信函，居然真的發現了兩件周老給我的書札。睹物生情，愈感喪師之痛。
我和周老最后一次見面是1994年秋天在北京，當時政法大學和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合作舉行研討會，我正好從澳門回京參加了此次會議。我知道周老也來參會，即去拜訪他，見面之后我們都十分高興。周老特意送我他的新著《羅馬法原論》，并認真地給我簽名，而且簽完了一冊還要簽第二冊；周老夫人看到周老手有些發顫，便說簽一本就行了吧。至今我閱讀周老這部書，每每看到他顫動的筆跡，就能清楚地想起當時的情景。記得當時會后我還陪著周老去了商務印書館編輯陳森先生家中取了稿費。只可惜當時我回京匆匆，又是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所以沒有能夠好好照顧周老夫婦，直到今天還有些遺憾。比起1984年他們老夫婦在上海對我的款待，我的確慚愧未能盡晚學之禮。對我來說，周老是一個曾經給我傳道授業解惑的前輩師長，盡管我近些年與他疏于聯系，但我從內心里尊敬他。每次看到他贈的書，都自然會想起他曾經給我的教益和幫助。
周老的《羅馬法原論》凝聚著周老畢生的心血，是他留給后人們的寶貴學術財富。周老想寫這本書由來甚久，只是一直沒有條件成就。記得我在上海拜訪他時，他就談起過這本書的事情。這本著作所以出得較晚，是因為周老想在資料、體系及立論上達到突破。事實上，他最后實現了這個目標。凡是讀過周老《原論》的人都會發現，周老著作的文字、資料和體系都比既有的羅馬法學著作進了一大步。我個人認為，像周老的《羅馬法原論》這樣的專著，以前沒有，今后也很難再有。因為這不是一天兩天的積累可以完成的，更不是什么樣的學者都可以完成的，他是一個老一輩學者畢其一生所完成的不朽文化功業。后人讀這本書時，都應該能夠感知這中的心血與功力，寄托與期待。
周老仙逝，這雖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使然，但聞此不幸消息，仍然悲從中來，哀思不已。因為不僅我本人又失去了一個前輩師長，而且還使中國法學界又失去了一個有時代烙印，但卻人品高尚，德高望重的學者。可以說，周老的去世帶走了一個羅馬法學的時代，因為與他同時代的羅馬法學家們都已先他離世，而他則是最后一位，但卻是一個頗具象征意義，頗有代表性的一位。如今他走了，這個時代也隨他而去，但他和他那個時代的羅馬法學家們的貢獻與風范將永久地留存于歷史。
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