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州市乃福建省會，群山拱翠，流泉碧潭,因州北有福山而得名，又因市內遍植榕樹，綠蔭掩映，秀美宜人，故又被稱為“榕城”。福州民性古樸淳厚，文明久遠，有古隋唐遺風余韻，尊師重學成習，因此也出了不少出類拔萃的人物，古有宋之名相李綱，近有抗英民族英雄林則徐、一代博學鴻儒嚴復、文學巨匠謝冰心、科苑精英侯德榜、高士其、陳景潤等，皆為世人之模范。一九二六年六月，吳家麟先生就在此誕生。父親吳醒黎，是保定軍校三期畢業(yè)生，為國民黨海軍軍官，母親鄭氏，賢惠端莊，相夫教子，頗受人敬重。
幼時的吳家麟隨父母移居廈門禾山炮臺（廈門大學對面），約有三四年，后因父親過世舉家遷回福州，就讀于大同小學。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戰(zhàn)火蔓延至東南沿海，福州也未能幸免。為了躲避戰(zhàn)火，人們大多流徙閩北地區(qū)，學校也搬遷至內地閩清六都，先生一人孤身在外求學到初中畢業(yè)，時日較為艱難，過著清苦的生活，但先生沒有怠荒學業(yè)，仍志氣不衰，奮發(fā)進取。初中畢業(yè)后，先生至寧化從事了兩年多的度量衡堅定工作，由于閩清無場所器械，該工作根本無法展開。當時福建一高官是父親在保定軍校的同窗好友，時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先生于是主動向其尋求幫助，解決了工作上遇到的困難。后來在父親好友的資助下，先生得以繼續(xù)求學，并作為戰(zhàn)區(qū)生就讀于福州高級重學（福州一中高中分部，位于沙縣城內文廟，現為沙縣中學所在地），在高中時期，曾因該班學生與當時的軍警學校學員發(fā)生沖突，被迫搬遷至山上進行學習，在與政府當局交涉之時，被推選為學生代表之一與省政府主席對話，要求保障學生的安全。經過據理力爭，政府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后班級遷回福州東街三牧坊福州高級中學原址繼續(xù)學習。先生以法學為畢生之追求，在年少時對社會知之甚少，更不懂法律為何物，但一次偶然的境遇卻把先生與法學終生連接在一起。在福州高級中學就讀時，學校不遠的地方就是福建省高等法院，法院經常開庭，允許社會旁聽，因一時之好奇，一次，先生走進法院聽審，對法律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法庭上的公開辯論，原告律師與被告律師之間的精彩舌戰(zhàn)讓先生最為著迷。在法庭上，控辯雙方慷慨激昂、爭鋒相對，唇槍舌劍中妙語迭出，其中不乏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舌戰(zhàn)群儒的辯論場面，律師們身著錦繡長袍，風度翩翩，氣宇軒昂，揮灑自如，才思敏捷，時而旁征博引，時而詼諧風趣的形象都令還是高中生的先生為之折服。以至于先生將律師作為了自己以后擇業(yè)的志向，夢想著自己也成為一個像他們一樣的滿腹經綸、博學多識、匡扶正義的雄辯之人。
一九四七年高中畢業(yè)后，先生在父親好友的資助下，專程到上海報考各地的名牌大學，法律專業(yè)自然成了先生的報考重點。發(fā)榜之時，先生被北京大學法律系、復旦大學新聞系、中山大學新聞系、廈門大學法律系作為正取生錄取（當時錄取分為正取與備取，正取為已經正式錄取，是第一批錄取，名字在報紙上公布，獲得獎學金，備取為預備錄取）。由于北京是歷史名城，文化古都，并集中了當時最有名的幾所大學，人文薈萃，文化昌盛，北京大學又是名牌大學，最高學府，雖然北京與先生老家福州相距有數千里之遙，但先生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北京大學法律系。從此，先生就與法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以法治理想的追求作為學術的目標。
二
在先生就讀北大之時，正值國共內戰(zhàn)，國統(tǒng)區(qū)的愛國民主運動風起云涌，北大學生也積極相應，要求實現自由與民主，先生也加入與當局抗爭的行列。民主與自由的種子也深深地在先生的心中扎根了下來。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這是一個為歷史銘記的激情燃燒的歲月，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各方俊杰懷著共同描繪新中國的宏大理想，紛紛云集北京，籌建新政權。一批民主人士從香港輾轉北上，準備參加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幾位學界精英還應邀到北大兼課，先生的授業(yè)恩師張志讓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張志讓先生是江蘇武進人，早年留學美國，一九一五就讀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后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專攻法學。畢業(yè)后又進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后，從事法學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張志讓先生精通英語、德語，學識淵博，對歷史、其它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詩詞都有很深的造詣。張志讓先生曾經在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任推事（相當于最高法院法官），后擔任過復旦大學校長，一九三七年沈均儒等“七君子事件”爆發(fā)，張先生作為律師團首席律師為“七君子”辯護。張先生在蘇州法庭上仗義執(zhí)言，據理力爭，表現出了無私無畏、敢言善辯的大律師風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張志讓先生就擔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曾參與了一九五四年憲法的制定過程。當時張志讓先生還在北大法律系兼課，講授憲法學和新哲學兩門課。吳家麟先生當時是憲法學課的課代表，與張志讓先生接觸很多。在課堂上，張先生淵博的學識、雄辯的口才深深地吸引著同學。張志讓先生性情豪爽，樂于助人，先生雖然事務繁多，少有閑暇，但對同學的生活、學習卻關懷備至，給予了很多鼓勵。在那個年代，師生之間的關系可謂是清如碧水，情深誼長。吳家麟傾慕張志讓先生的學識與風骨，對憲法學課尤其熱衷。在張志讓先生的熱情支持下，由吳家麟先生出面組織了一個學生的憲法學研究小組，開始了對中外憲法問題的探討，這更加深了吳家麟對憲法學這門學科的興趣。吳家麟先生聰敏好學，求知欲很強，在張先生的激勵與期許下，刻苦攻讀憲法學，努力充實自己。
張志讓先生可以說是吳家麟先生進入憲法學領域的引路人，其思想與理論乃至處事態(tài)度對吳家麟先生影響至深。張志讓先生后來于一九七八年因病逝世，享年八十有五。張先生古道熱腸，在極左的年代也經歷了若干的煩惱與波折，但其意志堅定，不畏艱難，為新中國的法學研究與教育作出了重要貢獻。其道德文章，高風亮節(jié)一直成為學界之榜樣。吳家麟先生在學術研究中秉持自由學風，敢于直言，不懼打壓，關懷社會，看來并非偶然。
三
一九五一年，結束了北大法律系四年的學習經歷后，吳家麟先生被選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在選擇專業(yè)的時候，先生又毫無猶豫地選擇了憲法學專業(yè)。當時的憲法學沿用蘇聯的做法，稱為“國家法”。同年底，由于工作之需，先生被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擔任教員，教授憲法學課程。新中國甫一建立，局面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把新型民主作為立國的基礎，皆以法治、立憲視為要領。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制定了《共同綱領》以為國家運作之根本法度，充作臨時憲法之用。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該憲法也標志著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該憲法的制定過程，可謂是新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最富成效的全民立憲主義教育運動。圍繞憲法的全民討論激發(fā)了人民的普遍熱情，啟迪了人民之法治意識，增強了人民的主人翁情感，對我國憲政文化之發(fā)展影響久遠。
吳家麟先生自始就對新憲法給予了極大關注，并深深意識到普及人民基本的憲法教育，對于新中國憲政之生成將至為關鍵。先生身體力行，殫精竭慮，于新憲法正式頒行前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論著《憲法基本知識講話》，積極宣傳新憲法的精神和意義。這是新憲法頒布后第一本系統(tǒng)宣傳憲法的書。這是一本憲法的基礎讀物。書的第一部分介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憲法概念和本質的學說，從階級本質、內容、形式和作用等方面說明了憲法的基本范疇；第二部分批判資產階級憲法的虛偽性的反動本質；第三部分介紹蘇維埃憲法的發(fā)展過程與民主的特點；第四部分分析了人民民主國家憲法的社會主義性質和過渡時期的特點；最后一個部分分析了我國憲法制定的意義與歷史功能。在本書中，先生提出的憲法概念和分析憲法問題的基本方法，對新中國憲法學的建立與發(fā)展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奠定了“中國化憲法概念”的基本性質與特點。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先生在該書中已注意到憲法實施問題的重要實踐意義。先生認為，我們的責任不只是參加制定憲法，我們更要用每一個人的實際行動和工作來保障憲法在正式制定后的實施。任何違反憲法的行為，都是違反人民意志和損害國家利益的。我們要向破壞憲法和不遵守憲法的行為進行不調和的斗爭。這些具有前瞻意義的學術思想在以后的先生學術思想中得到了保持和發(fā)展，到現在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該書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一百二十多萬冊，在全國產生了非常大的學術影響。對于這股熱潮，先生曾滿懷憧憬地呼喊，“現在民主和法治的陽光已經照射出來了，理性的王國已經開始出現了。”
當時，中國憲法學處于新舊法學交替轉換時期，舊的遵循西方立憲理念的資本主義憲法學已基本廢止，而馬克思主義法學尚處于初創(chuàng)摸索階段。在新憲法頒布后，憲法學一時成為顯學，有關憲法學的著述文章在各種報刊中比重較大。其時，具中國特色的憲法學理論還沒有建立起來，因為新憲法不僅在形式結構上主要仿行一九三六年蘇聯憲法，而且在內容上也參考了蘇聯憲法之規(guī)定，甚至部分條文在行文措辭與蘇聯憲法幾無不同。大學的法學課程設置以及名稱也是從蘇聯移植而來，憲法學教材基本是翻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使用的教材版本。承襲蘇聯憲法學是當時中國憲法學研究的實際情形。吳家麟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國家法教研室專門講授憲法學課程，當然無一例外地把很多精力經歷放到研究蘇聯憲法上來，并努力鉆研俄語。后來，先生對法學領域這種現象帶來的后果進行了精辟的反思，“新中國的法學是五十年代從蘇聯移植過來的，帶著深刻的‘左’的烙印。在我們國家，一個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是常見病，多發(fā)病，反了‘左’，往往出了右；反了右，往往又出現了‘左’……‘左’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加上‘左’又是帶有‘革命’色彩，便于拿大帽子來嚇唬人，一反右，‘左’的東西就容易大行其道，暢通無阻。”但畢竟，經過努力，50年代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法制基本原則確立了下來，明確了人民民主的實質內涵，若干法律制度也建立了起來。
先生在人民大學講授憲法學課，事先必作精心準備，而且衣冠齊整，因為在他看來，憲法是一門嚴肅的科學，必須從細節(jié)開始就應認真對待。先生講課生動飽滿，風趣幽默，神氣十足，憑著對馬克思主義憲法學的深刻理解和法治概念的精妙，使原本枯燥艱深的憲法學課變得氣氛輕松。是聽先生授課，如沐春風，讓人反復回味，經常博得學生滿堂喝彩。先生還經常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建言獻策。這時，先生在法學界已經是一位嶄露頭角、思想活躍的青年俊才了。由于出色的工作和科研業(yè)績，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國家首批評定高等學校教師職稱時，被評為講師。這段時日，無論對于先生來說，還是對中國法學的整體狀況來說，都是一個充滿期待和陽光的日子。但是后來的事件卻給先生帶來了無法預料的奇災橫禍。
四
山雨欲來，風煙滿樓。一九五七年，是當代中國法治發(fā)展的非常年代。正當先生夢想策劃宏圖，施展才能之際，一場不期而遇的遭遇發(fā)生了。該年發(fā)生的反“右”斗爭使中國走上了“左”傾的發(fā)展軌道，人治思想逐漸抬頭，法律虛無主義盛行，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進程就此中斷達二十年之久。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人們開始發(fā)現黨是不能被批評、不能被監(jiān)督的。以權代法、以言代法之勢無力阻擋。看到這一現象，作為充滿社會責任感的學者，吳家麟先生沒有顧及個人之利害，無畏地提出了批評意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應該加強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領導機關首先在嚴格遵守法制方面作出榜樣”。在同年的一次法學界的整風座談會上，先生談到了人民代表大會建制問題，認為中央有人大常委會而地方卻沒有，主張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這一“犯上”言論成為了吳家麟先生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也注定了先生未來的生活將充滿曲折與坎坷。結果先生因言獲罪，被劃成右派而遭到嚴重批判，并下放農場勞動，客觀上也不允許先生繼續(xù)從事憲法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了。
一個富有朝氣、才華橫溢的學者一下子陷入無盡的政治漩渦中，無法盡心于自己的學術，其身心之磨歷是可想而知的。在當時的法學界，打棍子、抓辮子、扣帽子的行徑盛行，各種帽子滿天飛。與先生遭遇相同命運的知名法學家還有錢端升、王鐵崖、 韓德培、謝懷拭、江平、何華輝等人，他們都因呼喚法治而成為文字獄的犧牲品。反右后的政治空氣是令人窒息、壓抑的，給人所帶來的心理陰影是何等巨大，一時間，弄得人人自危，將假話成性成習，先生不愿為阿諛逢迎之徒，不得不保持沉默。先生下放勞動，北京郊區(qū)鄉(xiāng)村的田間地頭都撒下了先生的汗水，勞動強度特別大，住帳篷，吃咸菜，宛如普通農人一樣辛苦勞作。牢籠可以限制人身，卻無法拘役思想。思想在艱難時刻經受磨礪，而且磨礪愈久，思想之劍久愈鋒利。這些經歷令他對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真實的世界中歷練出了自己堅強的品性。
一九五八年，先生之愛妻湯翠芳分配至寧夏，夫妻被迫分居兩地。一九六一年，政策開始放寬，先生作為家屬離京前往寧夏工作。誰能想到，先生一去就是三十多年，直至先生九十年代末正式退休，才離開寧夏，回到老家福州。可以說，先生把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奉獻給了寧夏這片土地，奉獻給了寧夏人民。初至寧夏，先生被分配到寧夏大學任教，教授形式邏輯、哲學史和說理文寫作課程。雖然與法學和政治相隔較遠，但給自身帶來的麻煩和奉獻也要少多了。應教學之需，先生遂重起爐灶，改換門庭，奮發(fā)耕耘，倒也樂此不疲。雖然迫于當時自己處境以及法學淪為政治斗爭的侍女之大形勢，先生暫時脫離了法學界。但正如先生所說，在“我的感情上一直未能割斷與法律界的聯系，可謂身在邏輯界，心系法律界，我總想能找個機會為法律教育事業(yè)做點貢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貢獻。”在隨后的十幾年講授邏輯課的時間中，先生專注于哲學與邏輯，并發(fā)表了一些相關的文章，也為后來出版的基本邏輯學專著打下了基礎。有鑒于以往法律學科的邏輯教學嚴重脫離法律工作之實際，先生利用通曉法學與邏輯學之優(yōu)勢，致力于探討邏輯與法律相結合的路子，力求做到學以致用。先生在法律邏輯領域所作出的學術貢獻，學術界給予了高度評價。特別是法學發(fā)展初期，先生倡導的法律邏輯學給法學研究的方法注入了邏輯的力量，擴大了法學的社會價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六六年，十年劫難又開始了。頓時，運動如驟雨狂飚，滿目瘡痍，憲法形若具文，法學也棄如敝屣，法治之光亦蕩然無存。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識被完全否定，理性遭遇毀壞，大字報、大辯論使社會偏離了正常的軌道，法制教育的大好時光被流逝、荒廢，令人扼腕嘆息。吳家麟被趕下講臺當了農工，干起最臟最累的活。但幸運的是，由于寧夏與政治漩渦之中心北京相距甚遠，受波折相對較小，先生作為先前之“右派”分子，是無資格來參與“全民大辯論”與寫大字報的，從而能夠置身于政治斗爭之外，得以幸免災變。黑格爾說，古希臘哲學家大都成了偷閑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在昏暗的歲月里，先生沒有怠惰時日，相反卻惜時如金，臨池不輟，矢志學術，把寶貴的時間用于鉆研經典著作，積累下了堅實的理論功底。正如先生之言，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底扎實了，對于部門法學，尤其是憲法學的理論研究而言，搞起來就會得心應手，應付裕如了。古人有云：天道酬勤，先生后來在法學研究領域進一步取得的豐碩業(yè)績，靠的就是一個“勤”字。
五
久亂思治，長困望蘇。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劫難終于逝去，國家開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精神指向，重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方針，倡導法治于國家、社會之重要意義，社會面貌煥然一新。無理的禁錮、人為的禁區(qū)被逐步打破，幾近枯竭之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若久旱逢甘霖，枯木逢春，頓時呈現一片盎然生機。一九七八年，我國的第三部憲法頒布。該憲法在總體上以一九五四年憲法為基礎，試圖克服七五憲法之謬誤，但由于“左”的思想仍然存續(xù)，還保留了七五憲法之痕跡，局限明顯。后雖經兩次改正，仍無法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之需。其間，吳家麟先生開始關注七八憲法之誕生，并以筆名“政其武”在報刊雜志上發(fā)表文章，評定國是。
一九七九年，先生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改正，也終于恢復了自己中斷二十多年的憲法教學與研究工作。學術環(huán)境之寬松，政治桎梏之祛除，先生好似飛鳥出籠，魚躍大海，才華終得以顯現。同年，先生晉升為副教授，并被任命為寧夏大學副校長。此時，先生不僅要忙于教學與研究，還要參加校務，所剩空余時間已為數不多。但先生殫精竭慮，執(zhí)著專業(yè)，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積極建言獻策。同年，先生相繼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幾個問題》和《概念要明確》兩篇重要文章，對民主和集中之間的關系問題，民主之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問題，社會主義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之間的區(qū)別進行系統(tǒng)的說明，使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精神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對在社會上存在的民主形式虛無主義態(tài)度進行了批評。前者還被譯為英、法、日、西班牙等國文字，在各國發(fā)行。十二月，匯聚了先生十幾年研究精華和教學心得之第一部邏輯學專著《故事中的邏輯》在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書中，先生以平實、簡易、凝練、準確的語言揭示了豐富、抽象、晦澀的邏輯學思想，其寫法引俗語入文、釋玄語通俗化，深入淺出，娓娓道來，明白易懂，易于接受。其析理縝密，義蘊閎深卻平易而有風致，是為當時難得之佳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法律學科迎來了蓬勃發(fā)展的歷史時期，但由于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劫難之影響，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中斷長達十幾年之久，很多先前的法學資料與研究成果也被付之一炬剛剛復蘇的法律學科中還殘存了一些“左”的思想傾向，面對國外法學的發(fā)展狀況，先生痛感國內法學研究之落后，并且努力地探尋和追索其原因。先生相繼在《西南政法學院學報》和《法學雜志》上發(fā)表了《我國法學為什么落后》（前者刊載第一部分，后者刊載第二、三部分）一文，對造成我國法學落后的根源進行了鞭辟入里地分析。先生指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觀唯心主義、法律取消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封建專制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是造成法學落后的根源所在。因此，法學研究領域要努力摒棄違反實事求是的長官意志，精神萬能和實用主義的觀念，防止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影響，清算封建專制主義流毒，祛除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樹立法律的權威，避免用專政排斥法制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正確處理好學術與政治、階級與真理、革命性與科學性之間的關系。只要這樣，才能為我國法學的繁榮與發(fā)展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局面。
由于局限于特定的歷史時空條件，七八憲法仍未擺脫“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與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不相協(xié)調，國家修改和頒布新的憲法已勢在必行。五屆人大成立了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憲法之修改，并廣泛征求專家意見。一九八O年十月，有鑒于當時國家政治民主生活中領導干部中存在的民主觀念薄弱，民主作風較差，黨政不分，以至全國人大不能發(fā)揮其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監(jiān)督職能的實際情形，吳家麟先生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指出，必須從體制上進行改革，從思想上提高認識，在行動中發(fā)揮民主，才能使全國人大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一九八一年，先生在《光明日報》上再次撰文，深刻分析了堅持黨的領導與維護憲法尊嚴之間的關系。先生指出，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又要維護憲法尊嚴，應該成為憲法修改之指針，兩者是統(tǒng)一的。樹立法制權威和維護法制尊嚴，首先必須樹立憲法的權威和維護憲法的尊嚴。法治意味著任何個人都要在法律的約束之下進行活動，不承認有凌駕法律之上或超越法律之外的個人的或階級的特權，法律的權威高于個人的權威。為了樹立憲法的權威和維護憲法的尊嚴，除了要有一部比較完備的憲法，使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之外，還要有一套監(jiān)督憲法實施的辦法和制度。各級黨組織和每個黨員都不得有任何違反憲法的行為，而且要帶頭維護維護憲法的尊嚴和保證憲法的實施。翌年，先生還分別在《寧夏大學學報》和《民主與法制》上刊登文章，宣傳新憲法草案的內容與精神，并對新憲法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與認識。此外，先生還以其他方式向新憲法起草小組提出了自己對修憲的建議與看法，他的一些意見和主張以及法學研究成果后來被憲法起草小組所接納。此外，針對國內法律邏輯學研究基礎較為薄弱的情況，先生還著手研究法律邏輯，并嘗試著把形式邏輯應用于司法實踐。一九八二年六月，先生編著的《破案、審案與邏輯》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填補了國內法學界在此領域的空白。后來，該書于一九八四年獲得寧夏第二屆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
八二憲法頒布后，圍繞新憲法的介紹與闡釋，學者們展開了全面而細致的討論，憲法學研究春筍茁壯成長起來，進而枝繁葉茂，一片興旺的景象。當時，國內還沒有一部系統(tǒng)完整而又反映新憲法內容與特色的憲法學教材。主持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工作的王珉燦先生找到了吳家麟，委托先生主編《憲法學》教材。憑著對法律邏輯學知識體系及其意義的深邃認知，吳家麟先生還建議王珉燦先生將《法律邏輯學》列入首批法學教材的編寫系列，并接受王珉燦先生之委托，擔任主編。雖然當時學界對法律邏輯學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對學科對象還不夠清楚，體系還不夠規(guī)范，但先生認為，萬事開頭難，有勝于無，從粗到精總比從無到有要容易一些，可以通過這項工作來拋磚引玉，促進這一學科的更好發(fā)展。這樣，在司法部法律教材首批教材編寫計劃中，先生是唯一主持兩門學科教材編寫工作的學者。同年，先生又被任命為寧夏大學校長，承受的責任更大更艱巨了。面對各種行政上和社會事務方面的壓力和挑戰(zhàn)，同時又要投入到宏大而又艱巨的憲法學教材編寫工作去，先生不得不夜以繼日，不得片刻之停息，廢寢忘食地工作著，經常以辦公室為家，直至憲法學和法律邏輯學教材的問世。
一九八二年九月，由先生主編的高等法學教材《法律邏輯學》在群眾出版社出版，該書首次明確使用“法律邏輯學”這一專業(yè)名稱。先生對該書的寫作，從學科定位、體例安排以及案例的選擇與分析，傾注了不少心血。《中國哲學年鑒（1984）》對該書的評價是：它“系統(tǒng)地闡述傳統(tǒng)邏輯基本原理，聯系法律工作實踐，對偵查、檢察、審判工作中的邏輯問題，進行較系統(tǒng)地分析與概括，為法學研究和法律工作提供傳統(tǒng)邏輯的方法。”這本書后來多次重印，再版多次。一九八八年，由臺灣大學法律系推薦，吳家麟等人對該書做了一些必要的法律名辭修訂，并經林文雄先生校訂后，在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此后，國內各綜合性大學之法律系以及各政法院校普遍開設了“法律邏輯學”課程，法律邏輯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也漸次建立起來，如審判邏輯學、辯護邏輯學、偵察邏輯學之類的著述也相繼問世。一九八三年二月，群眾出版社出版了由先生主編的高等法學教材《憲法學》，該書“以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法律的學說為指導，系統(tǒng)地論述了憲法的本質和發(fā)展過程，介紹了各種類型憲法和各國政治制度的內容和主要特點，并根據我國一九八二年憲法的條文和基本精神作了全面介紹和學理分析。”該書是新憲法頒布后國內發(fā)行的第一部憲法學教材，產生了重大的學術影響，而且作為全國大專院校通用教材之時間也很長，它的體系內容和編排模式成為后來各類憲法學教材之重要范本。由于該書之創(chuàng)造性成就，后來獲得寧夏第二屆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先生還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編撰工作，任憲法分冊之主編并撰寫部分詞條。鑒于先生在法學研究領域之卓著貢獻，一九八四年先生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之殊榮。
對于新頒布的憲法，先生給予了熱情洋溢的評價。在先生看來，該憲法的通過和實施“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為全民族之繁榮，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為此，先生于一九八三年在《法學評論》等刊物上發(fā)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對我國新憲法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呈現出的重要特點進行了分析和論述，認為新憲法是階級性與科學性有機地統(tǒng)一，其科學性具體表現于完整性、準確性、現實性、全面性和規(guī)律性五個層面，并將其稱為“一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法”。但先生在同年的《論新憲法實施的保障》一文中指出，只有從制度上給予憲法切實地保障，新憲法才不至于淪為具文，才有實在的意義，高度關注了憲法實施的理論與制度建設問題。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飛速發(fā)展，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權力的過分集中，尤以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之現象為嚴重。這也是國家政治運作中行之多年的習慣做法，并且成為了一種不易更變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意識。這種現象所帶來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效率低下，機構臃腫，個人專斷是它的必然伴隨物。面對這一情況，先生于一九八六年相繼在《法學》《政法論壇》《寧夏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指出實行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之關鍵，認為黨的領導不是包辦代替，力主黨政分立，各司其職，實行決策之民主化。先生在另外兩篇文章《確立法制思想，堅持依法治國》（當年發(fā)表于《政法論壇》）《論法治》（當年發(fā)表于《百科知識》）中對當時在法學界存在的“法律唯工具論”提出了質疑，并從依法治國方略這一最高層面對法律的價值和功能進行了深入分析。先生認為，在人與法的問題上，應當樹立人服從法的觀念，樹立法律的權威，防止以權代法、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現象出現。為此，還得妥善處理好黨與法、政策與法律、人情與國法、改革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先生是當時較早提出“依法治國”這一概念和術語的學者之一。一九八六年五月，先生與愛妻湯翠芳合著的《說理文概論》在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的文風與寫法也從一個側面反應了先生淵博之學識，深邃透徹之哲理。該書不事雕琢，平實淺近，語言嚴謹通達而富自然之美感。后來該書于一九八九年獲寧夏第四屆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
在新憲法頒布六周年之際，先生應《人民日報》之約，于一九八八年發(fā)表了《怎樣使紙上的憲法變成現實的憲法》一文，對六年來執(zhí)行現行憲法的經驗以及存在的主要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先生指出，制定憲法不是為了裝潢門面，更不是為了糊弄人民，而是為了對國家的富強和人民之幸福起到真正保證作用。其關鍵就在于如何使憲法之各種規(guī)范切實貫徹于實際生活之中，即把“紙上的憲法”變?yōu)?SPAN lang=EN-US>“現實的憲法”。要保障憲法之實施，必須設有監(jiān)督憲法實施之機構以及監(jiān)督憲法實施之機制。后來，先生為紀念現行憲法頒布八周年而作的《論設立憲法監(jiān)督機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九九一年發(fā)表于《法學評論》）一文中呼吁，鑒于我國現行的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監(jiān)督憲法實施的憲法保障機制存在著若干不足，有必要在全國人大之下設立憲法監(jiān)督委員會作為專門之憲法監(jiān)督機構來保障憲法之實施。由于在教學、科研上之卓越成績，一九八九年，先生被評為全國歸僑、僑眷優(yōu)秀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先生思維敏銳，獨扦個性，勇于打破陳規(guī)，不迷信權威，不囿流俗。早在一九八一年，針對于當時政法學界以及社會上存在的“競選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競選”的流行觀點，先生在《“競選”小議》一文中就對這一思維進行了批駁，認為社會主義民主與競選并非是互不相容的，差額選舉與競選是相輔相成的，我國實行的差額選舉制實際上為開展正當的競選活動提供了可能性，只有實行差額選舉，才會有真正的競選。后來先生更是在《論差額選舉》一篇文章中切中要挈地指出，沒有差額的選舉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選舉；我們必須解放思想，勇于沖破競選這一“禁區(qū)”，從“作繭自縛”“畫地為牢”中解放出來，揭掉貼在競選上面的資產階級標簽，破除“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競選”這一根深蒂固的偏見。先生敢為人先，勇于打破舊俗之主張令人側目，并引起學界之共鳴。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一直都把“議行合一”看成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組織的普遍原則，并將之與資本主義之“三權分立”相對立，以此作為姓“資”還是姓“社”的區(qū)分標準，并與“民主集中制”相混用。先生于一九九二年在《中國法學》撰文，對“議行合一”學說進行了深刻反思，并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議行不宜合一”之主張。先生從巴黎公社是怎樣實行議行合一的、為什么巴黎公社要實行議行合一、馬克思和列寧是怎樣肯定議行合一的、議行合一的利弊何在、我國政權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還是議行合一、議行合一與議行統(tǒng)一是否相同等六個方面論證了議行不宜合一。先生強調指出，議行合一原則不僅不適用于我國，也不適用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議行合一是一種機構集權制，是一種過時的政治體制，是封建制國家政權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不應加以宣揚和提倡的；一百多年的實踐經驗證明，此路不通，局部的實驗也是不成功的，此口號不宜重復。先生的之論證條分縷析，環(huán)環(huán)相扣，層層深入，邏輯嚴密，具有很強之說服力，這一創(chuàng)新性論說被學界認為是我國憲法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大發(fā)展。
先生自七十年代末伊始，為高校校長十余載，雖有大量的行政事務、科學研究組織工作，社會活動不斷，但這一時期卻是他一生于理論研究方面結出累累碩果之高峰期。據不完全統(tǒng)計，至一九九四年，先生在各種報刊上先后發(fā)表了近一百篇學術論文，先生涉獵極廣，范圍所及，涵蓋了哲學、邏輯學、法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問及原因，先生回答說，行政任職是暫時的，但是專業(yè)卻是永遠追求之目標。古人云：七十曰老。一九九六年，先生已是古稀之年，身體不如從前，且諸病纏身，方自教學第一線引退家居，但先生仍執(zhí)著追求，不斷學習，繼續(xù)鉆研學問，為一字追根,為一意探源。用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以后先生在一些重要法科類刊物上仍有大作出現，影響甚著。針對我國憲法實施之機制不暢，法治觀念薄弱，憲法權威未昌之實際，先生在《法商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文章，對憲法實施難之原因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認為欲解決該問題，并確保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成之關鍵就在于確保法律之權威，樹立憲法至上的觀念。先生雖已屆八旬，現賦閑在家，頤養(yǎng)天年，含飴弄孫，仍翹楚期盼憲法學理論研究之進步，并予以無私支持，也常為一些新論舊說秉燭夜思，輾轉反側。
六
先生從事憲法學教育與研究凡四十余年，并以憲政和法治為畢生之信仰，并為此嘔心瀝血，躬耕不息。先生當初之所以選擇憲法學，正是因為憲法與民主、法治之不可割斷的內在聯系。先生為國家民主之發(fā)展，法治之暢行鼓與呼，并甘當該事業(yè)之鋪路石，雖歷經風雨，且屢遭坎坷，波折不斷，但即使在最為失落之際仍始終不改其志，先生性格之剛毅堅韌足令后輩肅然起敬。先生之宏毅寬厚，有大學者之風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
先生曾身居高校之要津，擔任校長前后十幾年，并擔任過自治區(qū)人大常委，行政級別已然不低，以先生在學界與教育界之崇高聲望，升遷易如就地俯拾，但先生卻無意仕途，敝屣榮耀，沉溺于學術，把自己完全排除在世俗的名利場之外，與學界有些同仁追名逐利者截然分別。先生在擔任寧夏大學校長期間，事無巨細，事必躬親，興利除弊，統(tǒng)籌規(guī)劃，為學校校園建設貢獻良多。先生還明確學校定位以及未來發(fā)展之方向，重視學校基本學術理論的研究，皓首窮經，孜孜不倦，在校園倡導積極向上之學術風氣，并用自己的行動，為全校師生作出了表率。在先生的親自帶動下，全校師生科研活動遂蔚然成風。
先生多年經營校園建設，謀求學校之發(fā)展，至退職之時年逾古稀。先生為法治之昌盛，人權之保障戮心戮力，費了畢生的心血，對于弱者權利之保護尤為關注。每逢不平之事，先生即挺身而出，仗義執(zhí)言，義無反顧。一九九五年，寧夏長關縣職工黃德全的女兒黃靚至當地一醫(yī)院做闌尾切除手術，因醫(yī)院玩忽職守，麻醉發(fā)生差錯，風華正茂的女大學生黃靚一去不返，令其父母肝腸寸斷。而醫(yī)方卻隱瞞事實，逃避事故責任，并多方拉關系，走門路，令醫(yī)療鑒定不實，欠缺公正，致使受害人家屬之權益難以維系。先生聽聞案情，被激怒了，雖然社會活動和著書講學已令他忙得不可開交，本無精力辦案，但先生拍案而起，毅然接下案子，義務為其打官司，最終為受害者討回了公道。先生強烈的正義感、深切的博愛精神和社會良心正是他為弱者打拼，關懷社會的動力所在。
先生才思敏銳，卓爾不群，在學術研究中力戒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尊敬權威而不盲目崇拜權威，珍視自己獨立思考之習慣。古人云： 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先生主張學思結合，提倡獨立思考，認為多想出智慧，只有獨立思考，才能對當前事務作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即使在政治劇變，運動頻發(fā)，多想會引火上身，招致災禍的年代，先生也從未放棄獨立思考的特點。先生崇尚學術自由，服膺學術之真理。先生對那個受極左思想統(tǒng)治的年代仍記憶猶新，因而對學術自由之意義有著自己深切體會。先生在一本書的自序中提到：“對于法學工作者來說，如果沒有學術自由與之配套，獨立思考就只能是無法實現的空洞許諾，這正如思想自由需要表達自由相配套一樣。重要的是，一定要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適當分開，對學術探討與輿論宣傳也要有不同的要求。‘宣傳有紀律，學術無禁區(qū)’嘛！”
先生從教四十余年，應聘為全國多個法政院校兼職教授，并以培養(yǎng)憲法學和法律邏輯學人才為己任，曾多次應邀為司法部、教育部主辦之高校法律系教師進修班學員講授憲法學與法律邏輯學課程。先生言傳身教，潛心育人，誨人不倦。先生慈眉善目，和藹可親，但在學術上對學生要求卻極為嚴格。先生經常教導學生博覽群書，篤信“業(yè)精于勤，亦荒于嬉，“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系焉”，認為一個人才能、品性之高下，事業(yè)之成敗皆與其讀書休戚相關。“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先生經常鼓勵學生不斷地吸收新的知識，方能進步不止，認為法學的智慧深藏于卷帙繁雜、浩若煙海的法學典藏、著作之中，只要勤懇奮進，耐心挖掘，定能從中獲益。先生指導學生論文，從擬定題目，設計論文框架直至最終完成，皆一再細心揣摩，為學生傳授、解惑、釋疑、改正，學生無不感到受益匪淺。先生所帶學生，現今大多活躍于學界、政界、教育界、法學界乃至企業(yè)皆，有些已經嶄露頭角，甚至成為學界頗有名氣的學者，如行政法學界名家章劍生、法理學名家孫笑俠、杜力夫等人。先生與學生相處，平易近人，親切隨和，經常透著長者的慈祥。先生對學生遇事慈嚴相濟，嚴而不苛，愛而不溺，深得學生之愛戴。先生對自己的為人處世之道曾經做過一短評：“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做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待人真誠而不虛偽，敢講真話而不隱瞞觀點；直來直去而不拐彎抹角，直言不諱而不吞吞吐吐；不追求豪華享受，不涉足舞榭歌臺；不作金錢奴隸，不取不義之財；不趨炎附勢，不阿諛奉承；對困境報現實主義態(tài)度，少吃后悔藥，不怨天尤人；對未來持樂觀主義精神，不悲觀失望，戒消極頹唐。”這既是先生對自己學術思想和理想人格期許的一種表達，又是對后輩學人之諄諄告誡，足令莘莘學子們作為箴言警句而銘記。
先生風度翩翩，溫文爾雅，一九五六年五月與愛妻湯翠芳結婚。夫人既是先生最親愛的妻子，又是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兩伉儷相濡以沫近五十年，其間，夫妻情愛雖歷經風雨滄桑，但始終紋絲不動，且情意更濃。先生與夫人相識、相知、相識于人民大學。當初，一個是在法學界脫穎而出、抱負理想的青年學者，一個是年輕漂亮、性格開朗、能歌善舞且優(yōu)雅智慧、多才多藝的活躍分子，志同道合、心意相通使他們幸福地結合。然而，天有不測之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五十年代的反右斗爭，先生因對我國法制建設提出一些意見而被錯劃為右派。兩人的關系面臨嚴峻的考驗。組織竟也對先生的婚姻伸手，派人去做新婚的妻子的思想工作，強迫她與先生劃清界限，并且為她列出了兩條路可供選擇：與先生離婚，可保留團籍，抑或保持與先生關系，開除團籍。湯老師遠在香港的父母也讓她至香港定居。但夫人深知此時先生最需要自己，不忍離深愛的丈夫而去，惟愿與先生長相廝守，同甘共苦。在層層壓力面前，不肯屈服，就是不與先生分手。先生后來在回憶起那段艱難的日子時，對愛妻的感激之心仍溢于言表，“如果那時她棄我而去，那么我就不會有今天，甚至不會活到今天。在二十多年的艱難歲月里，她承受了一般婦女所承受不了的重大壓力，平素爭強好勝、不落人后的她，在那些年里不得不低下頭來走路，夾著尾巴做人。因為她理解我，相信我，同情我，深深地愛著我，所以不僅不嫌棄我，還無微不至地關心我，照顧我。我們倆相依為命，相濡以沫，相親相愛，相互鼓勵。雖然那時外面的世界是‘風刀霜劍嚴相逼 ’，而我們的小家庭卻幸福溫馨，春意融融。真摯的愛溫暖了我的心，成為我得精神支柱。”這足見先生與愛妻情意相投，互尊互愛，情深似海。湯老師支持先生研究憲法、弘揚法治，自己在家獨攬家務，相夫教子，默默耕耘，在先生繁忙之際，還經常為先生搜集和整理材料，修改抄寫文稿，先生有今日之成就，夫人實在功不可沒。
吳家麟先生作為學者，一生勤勉治學，筆耕不輟，著述不倦，雖飽盡社會滄桑，命運坎坷曲折，但艱難潦倒不足奪其志，屢遭貶謫不足易其心，剛毅執(zhí)著不足顯其質，始終為中國法治之昌盛、憲政之隆興做著自己不懈的努力。先生一生的命運反映憲法學在中國之命運，同時也是整個國家與社會命運之縮影。以往不薦，來日可追，對先生的人生歷程的認識和回顧，對于后輩深刻理解我國憲法學的發(fā)展歷程將大有助益。同時，先生嚴謹之治學風格，博大精深之學識涵養(yǎng)，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不計個人利害得失之品性，不汲汲于榮名之意志，足以為后輩同仁之師表、典范。希望先生于未來生涯仍能為我國憲法學之發(fā)展繼續(xù)揮灑心力，在此真誠祝福吳家麟先生福壽無疆，安寧美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