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初到廈大，受命主持了5篇碩士論文答辯。未想到竟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由此想起了一些有關碩士與碩士論文的新舊逸事，謹記于此，以醒后人：
一、碩士論文與我的師兄師姐
山人于1983年本科畢業后考取西政研究生。在我等之前，西政曾招收過四屆研究生。就年齡與學識而論，其中有的應受我尊稱為前輩，但本著“輩分決定論”，他們都應該是我的師兄、師姐。因該4屆累計也就30來人，故對其記憶深刻，對其碩士論文及其答辯情況，也自然不難回憶。
1、第一屆：第一位碩士論文答辯者失敗者與校長之間的等號
西南政法大學（學院）于1979年招收首屆研究生，入校人數為9人。其碩士論文成稿后，在圖書館開專柜展覽，所受到重視程度可見一斑（今天的學界巨子夏勇、賀衛方、梁治平等人是否曾在此柜前駐足，山人不得而知，但山人曾捧著飯碗、掂著腳跟在擁擠的人群中向這9篇碩士論文行過注目禮，是記憶尤新的）其中，有2人未于當年獲得碩士學位。恰好分為兩種情形：一人未獲導師推薦，另一人答辯未獲通過——5名答辯委員中，2人反對，2人贊成，1人棄權。未獲導師推薦者，乃我刑法專業的大師姐，盡管今天早已成為某著名院校的經濟法教授，但始終未能戴上碩士帽，原因在于其一去如黃鶴——終身未再申請答辯。也許她的選擇是對的：告別刑法學的夕陽，沐浴經濟法學的朝陽。未獲碩士學位通過者，為民事訴訟法學泰斗王老先生錫山教授的開門弟子，畢業后留校從事行政工作，第二年更換了導師，重新申請答辯后獲得通過，自此仕途順暢，官運亨通，歷任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處副處長、處長、校黨委副書記、書記與校長，退休后繼續擔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山人雖有與該君長期相處的經歷，且幾為至交，但始終未敢問及，當年碩士論文未獲通過是否是他終身的痛。然多次看到，在王老先生90高齡之后，身為校長的他攜同為教授的夫人在傍晚前往先生家拜望——顯然，他未敢忘記這位當年反對其碩士論文通過但除他之外還培養了顧培東、張衛平（現清華大學知名教授，系王老先生一所帶3位弟子中惟一未在答辯時遭遇來自導師的反對票者）等杰出法學人才的導師。山人不敢妄言，當年答辯未獲通過與后來的官運亨通的強烈反差，是意味著他本不該選擇學問，還是他從自身的受挫中得到了治校的啟迪，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當年答辯未獲通過，并未影響他的發展。看來，做學問先做人，乃至理名言。
（注：在當年獲得通過的8篇碩士論文中，有一篇全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創造了直到1999年底才由山人打破的西南政法大學教師在該雜志發表文章的記錄；另一[篇全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的內刊《未定稿》；前文的作者曾留校擔任副教授職，后留學美國，歸國后辭職至深圳從事律師職業，淡出江湖；后文的作者即著名法律文化兼孔子學者，曾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重慶市社會科學院院長）
2、第二屆：一半歡喜一半愁
在首開殺戒后，西政的第二屆研究生只有2人，又有1人未獲通過，而其導師恰恰是備受西政學子尊敬的張警老先生。另一獲得通過者為今天的知名法律史學家、國家法官學院院長懷效鋒教授。兩人同專業，且同導師，平分了通過與不通過的秋色。就本屆的結果而論,確系喜愁參半。
3、第三屆：吃過反對票的十大法學家
西政第三屆研究生為7人，其中6人系本校78級中的佼佼者——提前考取研究生者，其中包括現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江必新、現最高人民檢察院外事局局長葉鋒、現著名刑事訴訟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王衛國\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李建民、首屆十大杰出法學家、身價數億的律師大亨顧培東、四川大學教授楊遂全等。但即使是如此精強的生源，也未能幸免遭遇反對票——雖然本屆最終沒有未通過答辯者，但也有一人吃了反對票。而且，被投票者恰恰是后來的首屆全國十大杰出法學家、當年公認的西政才子顧培東先生，而投反對票者又是其導師，即投過后來擔任校長的大師兄的反對票的王錫山老先生。如果沒有記錯，王老先生直到評議時仍堅持顧的論文不能通過，幸賴答辯委員會主席、外聘專家——著名民訴法學前輩柴發幫教授力挺，顧才得以死里逃生。江湖內外,給過山人許多外號,流傳最廣者莫過于"鬼才"或''怪才".山人始終將此當成街頭議論,未及深究其由來.但受對山人的此等善意的稱謂的啟發,山人倒是覺得對顧先生培東兄該冠之以"奇才"或"全才"始可表達對其的敬重.論才氣,早在大學階段,年齡不算78級中之上層的他,即屬名副其實的早慧,被師兄師姐妮稱為"金童"(另一今天已為某大學法理學教授的師姐被與顧并稱為"玉女").論做官,其曾居四川省體制改革委員會秘書長之職;論為學,其不但曾法學著作等身,以至其法學水平連以孤傲而著稱的蘇力先生也不得不敬畏三分,而且,在經濟學領域,其也曾有一席之地,至少其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所發表的不止1篇論文,都是純經濟學的----有一節插曲也許能從一個側面證明培東先生的學術水準:在辭職做律師之前,其在賓館包房一個月,即寫出了近20萬字的<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一書,而該書至今仍被訴訟法學界奉為上品;論發財,培東兄做律師不到10年,其家產不下數億元.山人與培東兄交往甚篤,礙于面子,未問及當年遭遇導師的反對票是否對其一生有過任何影響,但山人也從未感受到其對其導師王老先生所投的反對票有何記恨,至少,在王老先生以百歲高齡仙逝之時,培東先生仍曾驅車數百里,從成都趕赴重慶悼念.由此看來,反對票與人的人品、成功和能力似無密切關聯.
4、第四屆：輝煌與失落同在
第四屆西政研究生，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14人。只需在GOOGLE中鍵入如下名字，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輝煌：前團中央第一書記、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長周強、前司法部副部長、現廣東省委組織部長胡澤君（女）、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杜萬華、國務院法制局條法司司長青鋒、廣東省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李力（女）、西南政法大學前副校長、現美國某跨國公司中國總代理劉曉星、著名民事訴訟法學家、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大）李浩（民訴）、廣西北海海事法院副院長伍再陽、廣州市番隅人民法院院長莫家齊、廣西律師巨子王熒文、廣東商學院法學院院長院長王學佩、四川大學教授（小）李浩（刑訴）、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朱建華、唐忠民。然而，在今天如此輝煌的群體中，也有人當年的碩士論文未獲導師推薦。未獲碩士學位者也與前述那位大師姐一樣，未再從事原來的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而是成為了母校今天的憲法學教授。而不推薦其參加碩士論文答辯者，也正是其導師，深受梁治平、夏勇、江山、顧培東與我等西政學子愛戴的楊景凡老先生。山人在1999-2001年回母校執教期間，曾與該位當年未通過論文答辯的師兄多有接觸。言語之間，不但未聽到過其對楊老先生當年未推薦其答辯有任何不滿，相反，其所記得的只是先生的栽培之恩。而且，在楊老暮年，該師兄對楊老生活多有照應。由此，山人對該師兄頗懷敬意。
二、碩士論文與我及我的碩士同學與同行
關于山人所在的一屆,即西政第五屆研究生當年與現在的情況，張衛平先生在其《知向誰邊》中有過詳述，盡管有一些失實之處，但總的來說，還算全面。這里還是緊扣主題，只說與碩士論文有關的一些事，以作補充。
1、今天的學者與昨天的學生
我屆同學18人，有3人至今未有聯系，其情不詳，余者現況如下：夏勇（前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現國家保密局局長）、胡云騰（前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現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譚世貴（海南大學校長）、夏道虎（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舒揚（前廣州大學副校長、現廣州社會科學院院長）、吳衛國（重慶市城管局副局長）、陳忠林（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趙萬一（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張衛平（清華大學教授）、何力（復旦大學教授）、全理其（日本某大學教授）、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民忠（原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現事專職律師業）、邱興隆（前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現廈門大學教授）。本屆同學就現況而論，論從政，遠無第四屆輝煌，只有6人擔任副廳級以上職務，但論做學問，在西政研究生史上可以說空前絕后：有8人相繼獲得博士學位（國內5人、國外3人），11人有教授職稱，至少7人有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何力與全理其這兩位留日博士，是否取得了這一符號，有待查證；舒揚與譚世貴因所在單位沒有法學博士點，也許無法獲得這一符號。但必須說明的是，他們4人的水平，絕對足以讓其獲得這一符號）；在前四屆共計40位“全國十大中青年大學家”稱號獲得者中，我屆同學3人榜上有名，占獲獎者總數的近1/10（關于十大中青年法學家是否名副其實，人們盡可以持懷疑態度。但值得關注的是，至今所評出的五屆共50位“十杰”中，沒有哪一屆缺了西政研究生出身者：第一屆有顧培東、夏勇；第二屆有江必新、卓澤淵；第三屆有吳大華；第四屆有譚世貴、邱興隆、左衛民；第五屆有孫長永，共計9人，占獲獎者總數的近20%。這也許又是一種“西政現象”）！而且，尤具特色的是，包括職位最高的夏勇先生在內的6位副廳級以上的同學中，竟有4人系學術官員或由學術官員出身！寫到這里，山人突發奇想：假如當年的這“十八棵青松”（張衛平語）在今天組建一個法學院，其師資的綜合勢力，完全可以與大陸現今的任何一個法學院相抗衡！
鑒于不同專業，關于本屆同學的碩士學位論文及其答辯情況，許多已無記憶，但記憶由新的是，在今天如此豪壯的學術群體中，當年的碩士論文答辯上，同樣有人遭受了來自本學科導師的反對票。盡管最后仍然獲得了通過，也盡管反對票只在一人身上出現了1次，但其具有強烈的表征意義：它宣示著生命不息，搏殺不止！西政的學術充滿殺氣，西南的碩士是被殺出來的！
（注：本屆遭遇反對票的同學，是山人很敬重的一位師兄。今天已身在曹營心在漢。正式身份仍然是西政的講師，實際早在其妻舅麾下大展宏圖，開發房地產。山人曾問及其既已下海，為何仍要當母校的老講師，他很堅定的說：我是西政人，不夠教授水平，當個講師還是合格的！）
2、國家保密局長的當年：夏勇先生二、三事
在我屆研究生同學中，夏勇先生是典型的學而優則仕。在1998年前，夏勇未擔任任何行政職務，而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與博士研究生導師。但自1999年擔任法學研究所副所長（副廳級）開始步入仕途，至2004年以42歲的低齡擔任國家保密局局長（副部級）的要職，期間僅5年！在研究生期間，山人與夏勇先生交往較多，對其碩士論文的寫作等情況，知之不少。記憶最多深刻的有二、三事。
夏勇所攻讀的專業是外國法制史，但其碩士論文選題似乎超出了其專業槽而更多地屬于憲法學領域——關涉的是新聞權問題。為碩士論文的寫作，夏勇曾遠赴武漢、上海與北京等地收集資料，費時數月，耗資上千元（相當于今天的萬元以上）。山人曾有幸參觀過夏勇從不同地區郵寄回校的資料，記得大都是民國時期的資料與英、日文資料的復印件。而且，夏勇為消化所查找到的日文資料，還自學了日語。
與山人一樣，夏勇的碩士論文成稿于1986年的春節期間。那個寒假，整個研究生宿舍幾乎人去樓空，但有兩間宿舍的燈幾乎總是徹夜長明——一個是夏勇的，另一個是山人的，我們都在做著一件事，即寫碩士論文。因不同專業，我倆很少就論文進行過討論或溝通。但在我倆之間發生的一件事，至今難以忘懷。一天深夜，不知是寂寞難忍，還是不耐饑寒，抑或是酒蟲作怪（夏勇的酒量究竟有多大，很多故友都說不清，但有一則傳說似可作為考證其海量的一個參考系數：據說，夏勇先生曾當著其所帶博士研究生之面，豪飲近1斤五糧液后，手舞足蹈、一字不漏地背下了滇池長聯！），披著軍大衣的夏勇敲開了山人的門，帶著幾分詭詐地問山人：喝酒嗎？山人回答道，想是想，那么晚了，到哪里無買酒？夏勇回答說，胡云騰房間里酒菜俱全。一句話提醒了山人：夏勇與胡云騰同一個套間，但不是同一個房間。在胡云騰回安徽老家過年前，幾個同學曾痛飲一頓，好象還剩下了半瓶“綠豆大曲”，而且，還有些吃剩的花生米與鹵菜之類的沒有扔掉。因此，山人問夏勇，胡云騰是否給夏勇留下了鑰匙。夏勇答道：沒有鑰匙，但胡的房間的窗戶沒有關，可以從他的房間的窗戶爬過去。山人實地考察一番后，認為爬窗戶的方案可行。于是，從夏勇房間的窗戶爬出，緊貼墻壁，一腳跨到胡云騰的房間的窗臺，爬了進去（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后怕。要知道，我是在離地
記憶中，夏勇的論文打印成冊后曾送我一份，但我沒有仔細拜讀過，后來我考取博士后，轉送給了與我同一屆的新聞學博士生李海龍，李對該文評價很高。大概是在研究生畢業后不到兩年，夏勇的碩士論文全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其責任編輯是今天的著名法理學家張志銘先生。夏勇因而成為在該雜志發表論文的第三位西政研究生出身者，其碩士論文因而成為了在該雜志發表的第二篇出自西政研究生之手的碩士論文。
3、我的碩士論文與答辯
我的碩士論文選題形成于研究生二年級，題目是一次“搞掂”的。記得我們當時的培養方案中即有“開題”環節，自己選好題目，征得導師同意后，在教研室全體老師參與下做開題報告，獲得通過后，才算定題。我們這屆刑法專業共5人，我的選題為刑罰功能論、陳忠林的選題為犯罪構成中的因果關系、胡云騰的選題為刑法中的情節、全理其的選題為刑事責任年齡、杜利（該同學畢業后分配至甘肅社會科學院工作，后與大家失去聯系）的選題為類推。
就我而言，以《刑罰功能論》作為碩士論文選題，得益于對大量英文論著的閱讀。因為在我的論文之前，刑罰的功能尚是中國刑法學界的一個陌生概念，我對該問題的認識源于英美學者的相關論述。在我們所處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正是系統論、控制論與信息論勃興的時代，我對系統論作為方法論的興趣相當濃厚，因此，我的碩士論文《撩開懲罰的面紗——刑罰功能論》，在研究方法上有著明顯的系統論的印痕，即我雖然致力于對刑罰功能本身的揭示，但更多的是在此前提下著力于對刑罰功能結構的考察。論文成稿后長達12萬余字，因為嚴重超出學校關于碩士論文字數的上限，不得不部分自費打印。在學術資源的把握上，山人至今仍堅持閱讀外文書刊，在研究方法上，山人始終堅持系統結構的分析，正是早在研究生期間即已形成的風格。
我們的碩士論文答辯之場景，其正式與激烈程度遠勝于現在的任何一場博士論文答辯。記得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由2名外校專家與3名本校教師組成，分別為中南政法學院的曾憲信、江任天教授，本校的鄧又天教授（山人的導師，當時尚未實行導師回避制）、董鑫教授、伍柳村教授，由曾憲信教授擔任答辯主席。一場答辯歷時一個上午，所提出的問題不下20個。有許多提問現在已回憶不起來了，但有兩個問題，至今印象深刻。一個是由董鑫教授所提，為“蘇聯關于刑罰功能論的研究狀況如何”？另一個是由曾憲信教授所提，他針對我文章中所引證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句話，追問我恩格斯在上下文中是怎么說的。這兩個問題是我當時沒有回答上的。因為盡管我國刑法理論來源于蘇聯，但我不懂俄文，因而對蘇聯的相關研究一無所知。至于《反杜林論》，我雖然粗讀過，但除了引證的那句話，上文與下文如何，我確實沒有印象，而我們那個時候的論文答辯是不允許帶資料的，我因而也無法現場查閱。答辯完后，我曾專門請教過董、曾二教授，董教授的答復竟是，他也是因為不知道才問我的！董教授說，其50年代雖然作為研究生跟過蘇聯專家，但沒有聽說過刑罰功能的概念，不知近年有無新的發展，所以才問我。曾教授的回答更令我刻骨銘心，他說，之所以問我這個問題，是考考我讀書是否認真，不看上下文，簡單地引證一句話，有可能誤解原作者的真實思想！之所以在20多個提問中，只有這兩個我記憶深刻，是它們讓我體會到了兩個道理：其一是，答辯老師完全有資格提出自己不懂的問題，因為答辯本身可以是教學互長的過程；其二是，斷章取義的讀書方式，是學術之大忌。
我的碩士論文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應該算是成功的。陳興良教授在我獲得碩士學位15年后的一句話，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外界的公正評價，即刑罰功能論是山人對刑法學的一項貢獻，因為正是在山人之后，刑罰功能論才由陌生走向了成熟，甚至被引入了刑法教科書之中。就學術進路而言，山人正是以刑罰功能論為敲門磚，磕開了刑罰哲學大廈之門。因此，至今為止，對于碩士論文中的主要觀點，山人仍然極為診視。
4、碩士論文答辯：兩節聽來的當年的故事
山人在1986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后，即考取高銘暄教授的博士生，離開了西政。對于師弟、師妹們中是否有如往屆一樣，因導師不推薦或答辯未通過而未獲碩士學位者，或者是否吃過反對票，不甚知道。但在離開西政后不到1年，曾聽到過刑法專業的1位師妹與碩士論文有關的一節故事。該師妹臨近畢業之時，已身懷六甲，但仍然堅持完成了碩士論文。然而，其導師董鑫教授認為其論文未達到碩士論文水平，擬不予推薦答辯。該師妹痛苦萬分，以致不顧流產的危險，哭得死去活來，最終甚至當眾在寢室的地上打起滾來！也許是念及這位師妹的特殊情況，董鑫教授最終作出了讓步，讓其對論文進行修改后，勉強推薦答辯，并獲得了通過。山人沒有詢問過培養了熊選國、胡云騰等優秀人才的董鑫教授，學術標準與人性標準發生沖突時應該如何選擇，但可以斷言，董鑫教授最終的讓步，是基于善良的人性而做出的。在刑法上，孕婦犯了死罪尚應免死，一個孕婦的碩士論文雖差，但不判處“死刑”，無疑也是應該可以理解的。
研究生期間，山人與外校同人交往甚少，對于他們是否也如西政弟子一樣，在碩士論文寫作、評審或答辯過程中受到嚴格要求，不得而知。但有一節也是聽來的故事，似乎也能反映對碩士論文的嚴格要求，并非西政的特產，而是當時全國性的大趨勢。1987年下半年，為博士論文的寫作，山人外出收集資料與調研。第一站是武漢，吃住在研究生時的同窗、時任中南政法學院講師的夏勇先生家。經夏勇先生介紹，認識了研究生比山人低一屆、自中南政法學院畢業后留校任教的N君。聊天中得知，N君在碩士論文答辯過程中也遇到過很大的麻煩。原因在于，其碩士論文主張“殺人罪是行為犯，而不是結果犯”，遭到了答辯委員會主席、新中國刑法學泰斗之一的馬克昌老先生的盤詰、追問與批判。山人未敢問及該君答辯時是否遭遇了反對票，但N君后來的三次考博經歷，似乎證明了碩士論文答辯不順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在研究生畢業的當年，其報考馬克昌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初試成績名列前茅，但因復試不合格而被淘汰；在山人的力勸下，其第二年改報高銘暄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又因初試專業成績距及格差1分而落第。此時N君已心灰意懶，幾乎放棄考博的念頭，山人曾給其以鼓勵，而且，曾向高老力薦，在第三年，N君終于如愿以償，考取了高老的博士研究生。此后，N君留學日、德，并留校任教，其學術水平與地位得到了國內乃至國外學界的公認，尤其是其在將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引進中國方面所做的貢獻，在我輩學人中，恐無出其右者。有感于N君今日的成就，山人常私下追問：當年碩士論文答辯的受挫，與N君2次考博落榜之間有無關聯？當年的受挫與今天的輝煌之間是否又有因果關系？
三、碩士論文與作為研究生導師的我及作為我的學生的研究生
山人于
山人2001年調入湘潭大學后,因原來的一位外聘碩士生導師聘期屆滿,其所在帶的2000級2位研究生轉入山人名下。該2生的碩士論文初稿經山人審閱后認為，其中的一篇從選題到內容均不錯，盡管其中有一重要觀點與山人的觀點相左，但尚能自圓其說，山人評定為優秀并推薦參加答辯，順利獲得通過。另一篇選題雖有一定意義，初稿從觀點到邏輯，均成為問題，山人對作者提出了限期重寫、是否推薦答辯待重寫的情況而定。后經半個月的重寫，山人認為具有可改性，在予以重大修改后，推薦答辯，也獲得了通過。前一論文的作者畢業后留校任教，其碩士論文曾獲湖南省百篇優秀碩士論文獎，其于2004年考取山人的博士研究生，今年答辯通過，獲得了博士學位。后一論文的作者，順利走上了工作崗位，現供職于浙江某市公安局。此外，山人還指導了2名2000級全日制法律碩士，兩人的碩士論文，受到與法學碩士論文同等要求，其中有一人的碩士論文可稱之為上品，山人評定為優秀，答辯委員會也一致認為優秀。該生畢業后最初任職于某直轄市市委宣傳部，后調入某高校任教，去年已晉升為副教授。另一人的碩士論文山人評定為良好，答辯順利通過。該生最初通過公務員考試，供職于某省級機關，去年調入某中級人民法院，任助理審判員。
山人指導2001級法學碩士研究生2人、全日制法律碩士研究生2人，其中有2人的碩士論文山人評定為優秀，評審專家與答辯委員會一致評定為優秀。該2人畢業后一人作為湘潭大學死刑研究中心專職助理留校，同時考取著名法理學家汪太賢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今年畢業并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另一人作為山人即“湖南省芙蓉學者特聘教授”的專職助手留校工作，在山人于2004年離開湘潭大學任專職律師后，其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刑法學家胡云騰教授，頗受胡兄賞識，已在學界嶄露頭角。另兩人的碩士論文經修改后由山人推薦答辯，獲得通過。該2人現分別任職于某高校與某市級人民檢察院。
山人指導的2002級法學碩士研究生3人，未指導該屆全日制法律碩士研究生。該3人的碩士論文，山人評定為1篇優秀，2篇良好，答辯委員會的評審結果與山人的評價完全相同。該3生于畢業的當年全部報考博士研究生，且成績斐然，其中1人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山人的恩師高銘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升格成了山人的師弟，備受高師寵愛，且發展勢頭強勁。另有人1人，報考山人的博士研究生，考試成績名列同專業考生之第一，但最后被湘潭大學法學院以荒唐之極的理由拒之門外——其所報考的導師是山人，但山人已走，故不能錄取！該生在山人所創辦的律所邊擔任律師助理，邊復習，1年后以優異成績考取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師從高銘暄教授，升格成了山人的師妹，現已獲北京師范大學推薦，將作為聯合培養生于明年春天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修。還有1位，雖然系高齡女生，但考博成績也上了預選線，僅因指標有限而落選，現任教于某校，已獲講師職稱。
山人指導的2003級研究生系最多的一屆，包括法學碩士4人、全日制法律碩士3人。該7人中雖然只有1人有法律教育背景（但該人僅為法律專科），也盡管最終沒有1人報考博士研究生，但其碩士論文總體說來還算過的去。其中有2篇被答辯委員會評定為優秀，系湘潭大學刑法專業僅有的2篇優秀碩士論文。另有1篇，雖然答辯委員會評定為良好，但在山人看來，其確屬優秀。另外4篇（主要是法律碩士的論文）雖然質量勉強，最終也比較順利地獲得了通過。該7人中，現有4人在高校任教，2人在民辦公司任職，1人在市級人民檢察院工作。
山人所指導的2004級也即在湘潭大學的最后一屆研究生共4人，也許是最失敗的一屆（原因也許在其剛入校僅1個學期，山人即離開了湘大，未對其盡到導師的職責）。其碩士論文中，有1篇因距答辯要求太遠，山人未予推薦答辯，作者自然也未能順利畢業并獲碩士學位，另3篇，山人雖推薦了答辯，但最終竟同樣被答辯委員會評定為中等。而且，該4生至今均尚在為工作的著落而奔波。此外，該4生中雖有2人報考了博士研究生，但最終無一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