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何華輝教授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每每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想起先生對我國憲法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重大貢獻，想起先生對弟子們、對我本人的諄諄教誨和關懷厚愛，想起先生歷盡磨難，但從無怨尤，樂觀豁達，矢志不渝于教書育人和科學研究，我就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淚眼模糊！先生仙逝十年了，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表達對他的懷念。令我慚愧歉疚的是，由于總是忙忙碌碌，未能如愿。值此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決定召開“紀念何華輝先生逝世十周年暨學術思想研討會”之際，我特意寫下這篇小文章，以表達弟子對恩師的景仰、懷念和追思之情。
一、歷盡磨難，追求真理
何華輝教授一生經歷坎坷，命運起落多舛。他的一生，是矢志不渝熱愛國家、追求真理的一生，是摯愛憲法科學、獻身學術的一生，是光明磊落、默默奉獻的一生，是授業解惑、教書育人的一生。恩師的人生可以說濃縮了他那一輩憲法學人的命運軌跡，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新中國憲法的不平凡歷程。正如他在自撰的《七十抒懷》中所言：“七十人生古來稀，人生憂樂總同棲。挑燈夜讀忘更鼓，踏露晨耕聽曉雞。昂首堂前宣國法，側身階下著囚衣。晚年幸得升平樂，欲引歌喉怯調低。”
先生1925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陽縣，自幼聰明好學，有“江南才子”的美譽。他1947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51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研究生班進行學習與研究，1953年畢業后分配到武漢大學法律系工作。他走上武漢大學講壇時，風華正茂、英氣勃發、才氣過人，成為當時武漢大學法律系幾位最受學生歡迎的青年教師之一。
由于先生的出眾才學，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就獲得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時任武大校長的李達同志的青睞和倚重，李校長在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時，許多章節就由先生撰寫。1957年，正當他雄才初現、抱負初展時，突遭厄運，被錯劃為“右派”。眾所周知，從1957年反右到文革結束的二十年間，是我國學術界遭受苦難的二十年，法學界首當其沖，許多法學教授受到重點批判、殘酷斗爭，被趕下講臺，許多法學院系被撤消，法學教師命運稍好的可能改行去其他院系工作，差的則下放農村，生活的困頓和前途的迷惘可想而知；還有的則被批斗致死，家破人忘。先生被發配湖北沙洋農場勞動教養，蒙冤長達二十二年，妻離子散，漫長嚴冬，踽踽而行。但即使他在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被迫中斷教學研究后，先生也未喪失對事業的執著追求。他以對國家和人民拳拳赤子之心，忍辱負重，在艱苦的逆境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孜孜不倦地從事學術研究，日積月累，斐然有成。1979年他獲得平反，正值武漢大學法律系恢復，得以重返講壇。此時他雖已經五十多歲，身體孱弱，但精神抖擻，意氣風發，全身心地投入緊張的教學科研之中。一開始他就給剛剛恢復的法律系首屆本科生開設《憲法學》，以后又給多屆本科生開設《外國憲法》。他還是全國高等法律院系最早給本科生開設《比較憲法》的老師，《中國法制報》為此曾作過報道。先生于1982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92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培養了大批的優秀人才。他的眾多學生中有的飛赴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國家攻讀博士學位或者碩士學位，有的在國家和地方的法制部門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的已經成為中國憲法學界的領軍人物。先生還曾應司法部、原教育部的邀請在上海、西安、大連、北京等地舉辦的憲法教師培訓班上主講外國憲法和資產階級憲法專題研究。
作為一名憲法學家，先生的專業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尤長于中外憲法的比較研究。早在五十年代，他就開始了科研活動。他的關于人民代表大會的小冊子是在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加工出版的。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他參加了吳德峰同志主編的《新憲法講話》一書的撰寫工作。在他平反得以重返教學科研崗位后，積厚薄發，力作迭出，僅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撰寫或參加編著了《憲法學》統編教材、《憲法》——法學知識顧問叢書等七本書籍，其中以《憲法與民主制度》、《分權學說》、《治國安邦的總章程》等專著和合著為他贏得聲譽，后期又出版了專著《比較憲法學》（獲得國家教委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理論與實踐》（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獲得學林廣泛推崇。他還主持過多項國家級社會科學項目。由于他教研成績斐然，被選為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總干事、中國政治學會理事，被譽為新中國憲法學的奠基人之一。
先生在1980年時職稱還是助教，據說是當時武漢大學最年長的助教（時年五十五歲），但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他提升為講師，1982年晉升為副教授，1983年晉升為教授，一躍成為同輩的佼佼者。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活摧殘了他的身體，但沒能摧殘他的意志。在恢復工作后的短短十多年里，他奮力筆耕，佳作紛出，享譽學界，令同行欽佩，讓后學仰慕。我驚嘆先生瘦削、孱弱的身體里怎么蘊涵有如此的創造力、爆發力！我有時反思我們年輕的這一輩，雖然許多人也算位忝所謂學界，生活待遇和科研條件遠比何先生那一輩好，但卻很難取得如何師那樣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影響，也許我們缺少的不是智慧和知識，而是缺乏把學術作為生命的一份執著，缺乏對真理的不舍追求和對事業的奉獻精神。
二、道德文章，飲譽學界
何先生夙性耿介篤實，品行高潔，光明磊落，不唯書不唯上，不諂媚權勢。記得我們弟子們為慶祝何師學術活動四十五周年暨七十華誕，曾出版一本《憲法學研究文集》，武漢大學老校長、著名哲學家陶德麟教授在該書的序言中評價年輕時的何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言辭犀利、英氣勃勃的青年學者。每有爭論，他總是敢于直陳己見，有時力排眾議，不少假借。而每有所發，總是言必有據，決不肯媚俗趨時，犧牲真理。他對教學高度負責，授課時謹嚴生動，要言不煩，當時就深受青年學子的歡迎。……他始終不失赤子之心，淡泊自持，不為利鎖名韁所困，唯學術是從，唯真理是依。他剛正不阿，決無絲毫鄉原習氣。他寧可得罪人，決不作無原則的圓通遷就。”作為何先生的學生，我對陶校長的這番評價深有同感，深以為是。
1983年，我考上了武漢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學專業。初上學時，我不認識何先生，但從第一學期學的《憲法學》統編教材上知道何先生是該教材的參編者。最先使我對先生產生深刻印象是，一次我和班上幾個同學到我班的導師、同時也教我們《中國法制史》的張銘新教授家里請教問題，他的夫人陶毅老師教我們《婚姻法》，當時也在家。記得話題談到何華輝教授時，張老師和陶老師竟然非常興奮，搶著對我們說何老師是一個多么好多么好的先生，說他為人正直忠厚，品行高潔，獨立特行；說他對同事、對學生、對朋友很重感情，樂善好施；說他夫人趙老師對人非常好客，對待學生就象對自己的親生子女一樣。由此我感到先生是一個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后來，大約在1985年年底，先生和著名刑法學家馬克昌教授一起去美國、加拿大講學，回國后給我們學生做“美加歸來話法治”的講座，我得以第一次見到何先生。我依稀記得當時的情形，講座地點在老體育館旁邊的一座兩層教學樓里，那天天氣很冷，何先生身材瘦削，穿著深色羽絨服，戴付眼鏡，眼睛很閃亮，慈愛祥和。他給我們娓娓地敘說他訪問美國、加拿大的情形，談域外法治的特色、談自然美景、談人文趣事、談學術交流、談訪問感觸，談得很入神。他語言幽默，談鋒機智，見解深刻，使在場的學生十分折服，他那帶有湖南口音的語音使我更覺親切，我當時就暗下決心要報考他的研究生。1986年上半年那個學期，何先生給本科學生上《外國憲法學》的選修課，選修的學生之踴躍，令教室次次爆滿，去晚了就沒有位子。聽這門課是我的一個享受，我相信也是其他同學的享受。我發現先生的講課藝術很有特色，他從不點名，教風灑脫，誨人不倦。講課中旁征博引，材料豐富，運用貼切，觀點新穎，使人胸襟開闊。可以說從他那里我初步開始領悟如何觀察外國憲法和憲政的科學思維。先生課間喜歡和學生交流，有時看到學生課堂不認真時，眼神立馬嚴峻，不怒自威。有意思的是，先生嗜煙如命，講一段必定就要點支煙，幾乎是接著抽煙，如偶而忘記點煙了，他的思維似乎停滯了，這時講授會突然停頓，教室此時靜寂無聲，大家以為發生了什么事，更加聚精會神望著先生，只見他緩緩拿出煙，劃根火柴點上，美美地吸上幾口，然后在吞云吐霧中再次開講。
古人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本科時聆聽過先生的《外國憲法學》，后又跟隨先生攻讀憲法學的碩士、博士學位，受先生教誨，絕非一日，教澤之恩可謂如岱。我對先生品行高潔的人格魅力、深湛先進的學術思想、嚴謹科學的治學作風不僅耳聞目睹、更有親身感受。比如，他十分強調做學問首先要學會做人，他常教導我們“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一個人能做到無私心雜念，無非分之心，就可以大義凜然。他希望他的學生成為品德高尚、思想進步、忠于國家、熱愛事業的人，成為能獨立思考、不阿附權貴，不講假話的人。我們弟子經常去他家談學問、聊家常，盡管先生曾經遭受過22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卻用常人難有的寬容和理解來看待自己所經歷的劫難，他從來不和學生提及他受過的委屈，總是樂觀地對待人生，豁達地笑談得失。用陶校長的評價，即“從無怨尤，從不頹唐”。
何先生的道德文章，在法學界有口皆碑。不論是在他生前還是仙逝之后，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憲法學界的許多前輩及著名學者，如王叔文教授、吳家麟教授、許崇德教授、張慶福教授、蔣碧昆教授、陳云生教授等對先生學問人品的贊譽敬佩，更是經常聽到同輩學人對先生所表達的景仰。憲法學人都知道，何先生和許崇德教授四十多年的真摯情誼和在學術上的精誠合作是憲法學界的一段佳話。不夸張地說，不僅在憲法學界、在武漢大學，就是在整個法學界，何先生的高尚德修和學術名望也是得到廣泛認可和贊譽的。這里我擷取我所知道的兩件小往事來印證這一點。其一，1991年下半年，著名法學家、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界的泰山北斗、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張國華教授到湖南講學，我有幸陪同張先生去韶山游覽。張先生是個大家，一路上他說古論今，談興甚濃。我記得那天他談了他在西南聯大的求學經歷、文史趣事、學界逸聞，具體的內容今天我差不多都忘記了，但我至今還記得的是，當他得知我是何師的研究生時，神情嚴肅地對我說：“你的導師何老師是個很正直的人，是個真正的學者！”言畢，他又笑著說，他和何師還有一盤未下完的象棋，得找機會再去武漢和何師把這盤棋下完，順便再次品嘗何師的夫人趙老師的廚藝。今天，兩位先生都已作古，但他們之間的相知和友誼，仍使我傾羨不已；其二，1995年11月份，著名民商法學家、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江平教授到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作法制講座，我和《深圳商報》的記者戴先華博士去江先生下榻的銀湖賓館采訪他，當他知道我是何師的學生時，便興致勃勃地講到了他和何師的交往，并激動地提到何師因直陳諫言而被錯劃“右派”的事情，他們那種患難同感的情誼深深打動了我們。說實話，對于先生而言，許多前輩、同行對他的推崇，眾多學生、校友對他的景仰根本不是我這篇文章所能承載的，我只想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表達我的感受。美國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說過：“一個人的凈價值是他在同行中獲得的尊敬的總和”。何師的一生恰好是奧本海默這句話的最好例證。
何先生的科研創作既勤且深，而且時有創新，文筆優美。這一點也是憲法學界的幾代學人人人稱頌和獲得公認的。他發表的《也談人權問題》、《實行法制就要擯棄人治》、《論憲法監督》、《淺論三權分立》、《建立新的比較憲法學芻議》、《中國憲法之特色》等重要論文具有廣泛影響。他與許崇德教授合作撰寫的《憲法與民主制度》、《分權學說》這些在憲法學界、政治學界較有影響的論著中，不乏真知灼見。如《分權學說》一書，以十分洗練的文字對三權分立這樣一個眾說紛紜的資產階級憲法原則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對其理論溝稽淵源，對其實踐運用多方考察，是一本用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學觀對資產階級憲法原則進行科學分析研究的力作。他的代表作《比較憲法學》在體系和內容方面創新開拓而卓然一家，該書對我國比較憲法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及研究方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對于建立新的比較憲法學體系作了開創性的嘗試，被學界譽為我國比較憲法學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成果。尤為可貴的是，他的不少論著不為時諱，透露著他的率直和對真理的追求，確實時文如其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患有哮喘、肺氣腫等，他又嗜煙如命，我經常見他邊抽煙邊吃“痰咳凈”、“京都念慈庵“。武漢的秋冬寒夜對他的身體嚴重不適，他晚年更是行走不便、足不出戶，那個時代又沒有電腦等便利的寫作條件，先生的所有論著是在稿子上一筆一劃寫出來的。我親眼見過他的一些手稿，是題頭印有武漢大學字樣的稿紙，上面字跡工整、筆力遒勁，令我驚奇的是，他的文稿很少有涂改，幾乎是一氣呵成，文字干凈、精練、優美，沒有任何廢言贅語，看得出是經過深思熟慮才下筆。先生曾多次對學生說，要趁著年輕時多讀書、讀好書，只有打下扎實的基礎，以后做科研時才能駕輕就熟。
何先生在教學科研之余，還致力于中外法學交流。1985年，他應邀去美國、加拿大講學，在耶魯大學、新澤西州州立大學、渥太華大學等校講授中國憲法。1986年他作為中荷交流計劃的中方學者，在荷蘭鹿特丹大學、萊頓大學等六所大學法學院講演中國憲法的專題。他在國外講學期間，處處注重維護祖國的榮譽與尊嚴。先生曾提到，1980年，發生了荷蘭向臺灣出售潛艇的事件，為了表明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我國不得不在1981年作出中荷外交關系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的決定。在整個改革開放初期，荷蘭與中國的交往、交流都比較初步，不少荷蘭人對中國和中國人了解很有限，有的甚至存在較大的偏見和不友好的舉動。有一次何先生去海牙的一所大學講學，沒想到對方接待他的人很傲慢，以挑釁的口吻提出何先生在演講中到底是準備使用荷蘭語、西班牙語、英語還是法語，本來先生準備了一個英文講稿，看到對方言語不恭，他馬上表示說：“我這次演講打算用中文。”對方竟說：“用中文演講在這里沒有先例”。先生反問：“請問在這里用荷蘭語、西班牙語、英語還是法語演講的先例是誰創立的？”對方沒有想到何師會如此反問，一時語塞，半晌才說：“那些先例現在已無從查考”。先生馬上聲言：“請你記住，用中文在這里演講的先例是由中國武漢大學的何華輝所創”。對方這才意識到自己禮數不周，理虧之下，只好依從何先生用中文演講的決定，并臨時找了個翻譯。在荷蘭，還曾有一個國際人權組織派記者采訪他，他根據馬列主義理論以及黨和國家的政策，義正詞嚴地闡述了我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同時也駁斥了采訪者對中國人權問題的一些無理責難。先生的智慧和骨氣由此可鑒。
三、關愛學生，慈嚴如父
何先生對學生有著深沉的摯愛和殷切的期望。他竭心盡智，授業解惑；他無私扶持，獎掖后學；他對學生既重學問，更重人品，對他們既熱情扶持，又嚴格要求。凡是有利于學生發展成材的事，他都盡心盡力。同時對他們的為人治學又要求極嚴。他對我，對其他弟子的關愛，使我們如沐春風，如霈雨露，至今每一想起仍不免心潮激蕩，久久難平，不能忘懷。
1986年上半年，我已決定報考先生的研究生，打聽到先生住在武漢大學南山區的四十畝地，我前去拜訪他。初次近距離見先生，我不免有些緊張，先生非常慈祥，臉上笑瞇瞇的，鏡片后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讓師母趙宗荃老師給我倒茶、削水果，親切地問起我為什么想讀憲法研究生、是哪里人。不一會兒，我們就相談甚歡了。我記得我沒有坐多長久，當我起身告辭時，何先生可能聽到我說話時鼻音很重，讓我先等等，然后對師母趙老師說：“老趙，你給平學找點感冒藥，他可能感冒了”。頓時，我感到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涌動。
1987年，我如愿考上先生的研究生，1992年又重回先生門下，攻讀憲法學博士學位。后來，我被指定做先生的科研秘書，與先生的接觸和交往更加頻仍，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先生對在我成長進步上付出的拳拳愛心。早在1988年，先生用自己的科研經費資助我去外地調研地方人大制度。為了讓我盡早得到了學術訓練和成長，在我讀碩士期間何師就讓我參加由他主編的國家教委《外國憲法》教材的編寫任務，撰寫“埃及憲法“一章，雖然該教材后來因故未能出版，但我一想到自己一無名小卒，卻能參加到當時這樣一本編寫和審稿的都是名人大家的教材項目中，如羅豪才先生、許崇德先生、張正釗先生等，我就為自己所獲得的機遇和鍛煉而激動。1990年我碩士畢業回湖南工作后，曾多次回武漢去看望何師，何師總是問起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情況，鼓勵我爭取回來讀博士，甚至為我盡早考回來而安排其他一些師兄在我之后再報考。我記得每次離開先生家，他總是送我到樓梯口，含笑不語，目送我離開。1991年何先生又讓我參加他主持的國家七五社科規劃課題，使我有機會第一次參加國家級社會科學課題的研究工作。1994年，先生又用自己的科研經費資助我參加在四川成都舉行的中國憲法學年會，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如此重要的全國性學術會議，由此結識了憲法學界的許多前輩和著名學者，得到了他們的提攜和指點，開拓了自己的學術視野。我記得很清楚，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著名湘籍法學家、《中國法學》的主編郭道暉教授推薦我代表我們所在的小組上大會交流發言。我相信，即使在今天，在讀的博士生、碩士生都難得有機會在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年會上發言。何先生的這些關愛給我在學術成長所帶來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記得那次去成都，我曾給先生提出博士畢業后想去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跟隨王叔文所長做博士后研究的想法，請先生給我推薦，先生二話沒說，馬上動筆寫信。先生當時身體很虛弱，動筆寫字比較困難，寫一張紙的信箋要休息好幾次，但他仍十分認真地、一筆一劃地寫好。這里是他信箋的原文：
叔文同志：
您好！
我因患哮喘行走不便，不能來成都參加年會，失去一次和您見面敘談的機會，深感遺憾。您和我彼此之間有一筆債權債務：我曾答應您，向您推薦一個最好的博士生在您的博士后流動站工作和學習，接受您的培養和教導；您曾答應我，到家里吃一頓便飯，評品我愛人的烹調技術。
現介紹鄒平學前來拜見您。小鄒明年畢業，他品學兼優，特別景仰您的道德文章，多次向我表示愿意師從您繼續深造。特為奉函推薦。
我的另一個博士生李言靜在海南工作，我擬為他在海口進行學位論文答辯，時間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想請您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您公務繁忙，不知能否抽身屈就？希望您能撥冗赴瓊，順便還我“一頓飯“的債務。
專祝近好！
華輝
1994年9月12日
這封信的復印件以及由師母代筆的一些信我一直都珍藏至今，睹物思人，我腦海里就會浮現起在武漢大學求學的寶貴時光。說心里話，除母校厚重的學風、桂園的花香、楓園的紅葉、東湖的碧波和珞珈的翠綠令我縈懷外，最令我感恩不忘的還是跟隨何先生的歲月和點點滴滴，還是對先生的那份追思懷念！先生對我的恩德始終是我事業不竭的動力！盡管后來由于考慮家屬工作安排等因素，1995年畢業時我改變了從事博士后研究的意向，去了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但有機會一定要重返學術的信念始終不變。我在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期間，每天忙于行政事務，難以掌握學術動態，與學術漸行漸遠，但在工作近7年后的2001年年底，也是機關正在考慮提拔我的關鍵時候，我毅然決然回到深圳大學，從講師干起，這個抉擇是與先生對我的巨大影響和精神感召分不開的。
其實，先生對學生的恩德又何止于我！他對每一個弟子、每一個學生都是一視同仁。不僅對自己招收的碩士生、博士生關愛有加，就是對任何來訪的學生，他都是來者不拒，招呼師母熱情接待，只要能幫忙的他總是有求必應。所以在武漢大學法學院，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招收的碩士、博士，都喜歡去他家里，或向他請教學問、咨詢考研，或陪他下象棋，陪他看電視體育節目，或請他寫出國留學或者考研、就業的推薦信，甚至去他家改善伙食。只要有學生來，何先生和師母都會把家里好吃的東西拿出來招待學生。先生對物質享受不在乎，生活簡樸，自己的工資大部分用于治病，有時還用于幫助學生。許多武漢大學法學院的學生都品嘗過師母的廚藝。我記得刑法學家馬克昌先生的得意弟子胡鷹博士（現為深圳市寶安區法院院長）曾經和我提過，他有次去馬先生家請教問題，到了吃飯時間他準備告辭，馬先生要留他在家吃飯，他脫口而出，說不了，他要去何先生家吃飯。說完后他自己覺得說得不妥，怕馬先生誤會他的意思。其實他并非在兩位老師之間有什么軒輊，只是因為他經常到何先生家吃飯，就象習慣上回家吃飯一樣。
先生還能走動的時候很喜歡去迎接新生的地方看看，我好幾次在迎新現場見到何老師。他的記憶力驚人，他和馬克昌先生自美國講學回來，回到北京機場，武漢大學法學院的北京校友去機場接機，他竟然一一叫得出學生的姓名，讓師兄師姐們既驚訝又感動。值得反思的是現在的高校，不少老師與學生的感情生疏、關系淡薄，甚至出現一些為人不齒的現象。“德高為師，學高為范”，從何先生身上，我們是不是可以獲得一些啟發和教益呢？
先生性格剛正耿直，疾惡如仇，眼睛里摻不得半點沙子。他對弟子的關愛不僅體現在多方面關心幫助他們的學習、生活、事業、就業等，還體現在對弟子的嚴格要求。他始終把做人放在做學問之前來要求弟子，一旦發現弟子在做人處世方面的不足，便會很嚴肅地提出批評，甚至采取旁人難以理解的嚴厲方式予以責難。他批評弟子時，眼神非常嚴峻，話語雖不多，卻透露著無形的震撼力和說服力。但丁說過：“道德常常能彌補智慧的缺陷，但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空白！”今天看來，先生要求弟子們“做事先做人”、“做人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正直做人，認真做事”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啊！
先生晚年，為避免武漢的嚴冬對他身體的傷害，一般總是在秋天飛去海南居住，來年春暖花開時再回珞珈。我1995年博士畢業那年，他決定不去海南過冬，我聞之心里擔憂，打電話勸他還是去海南。他說出行很不方便，麻煩太多的人，決意在武漢過冬。我聽后心情沉重，為先生的身體而擔憂。也就是這年的冬天，先生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未再起。上蒼如此不公，弟子畢業分別竟成師生永訣！我永遠記得江城這個大雪紛飛的日子——1996年的元月17日，恩師何華輝教授永遠離開我們，離開了他一生摯愛的憲法學事業！弟子們永遠失去了一位在治學和為人上指點迷津的導師！
今天雖然歲華不與，哲人長逝，但何先生的正直為人、摯愛學生、嚴謹治學、品質高潔、寬闊胸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何先生為之奮斗的中國憲法學，已經傳薪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