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走了，帶著他對“苦命中國”深深的眷戀，帶著他對”一個自由的中國融入一個全球化世界”的無限憧憬，帶著他的“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帶著他早年沒有實現的“大學校長的理想”，帶著他晚年“下輩子作公民課教員”的感嘆。這位不僅因為他的思想，更因為他表達思想的方式和勇氣的當代文化英雄，像一顆劃破夜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異彩，贏得海內外無數的尊重。以一個人短短十幾年的晚年時間，而在中國思想和學術界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實在是極為罕見的奇跡，可以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話題。作為他眾多年輕朋友中的一位，一種無法克制的沖動，讓我在聽到他去世噩耗后的第一時間，把自己所接觸和了解的李慎之追記下來，告慰李慎之的在天之靈，也表達自己深深的悼念之情。
（一）
如果從1982年算起，我成為李慎之先生的非正式學生已經整整20年了。1982年9月，我從長春的東北師范大學歷史學畢業，興高采烈地來到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作研究生。當時的消息很閉塞，除了知道自己的導師是南開大學在該所兼職的楊生茂教授外，其余一無所知，更不知道所長是誰。從比我們早來半年的81級研究生，我們才聽說所長李慎之這個名字，知道他是從新華社來的“老右派”，曾經作過周恩來外交助理。他們談起他來都很敬重，并且說他“很利害”。我們幾個新生當然很想早點領教他的“利害”，因為當時考上美國所的研究生非常不易，個個感覺良好。以為自己已經是半個美國通了。
開學時，按慣例所長應該與新同學見面。但令人失望的是，李慎之不在，他作為中共12大工作報告的起草班子，正在玉泉山（這也是我第一次聽說玉泉山這個神秘的名字，盡管我們當時就借住在北京玉泉路十一學校內）負責起草12大報告的國際部分。幾個月后，他才召見我們。他整個地壟斷了談話過程，容不得我們插嘴和提問，但他的談話讓我們幾個來自省城和京滬的小子確實有耳目一新之感。當時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嘲說，12大報告中寫得最差的部分“是你們所長寫的，這就是國際部分”。接著，話鋒一轉，又指出這部分文字雖差，卻有新意，在黨報告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不再唱國際主義的高調，并明確提出不與任何大國結盟，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當時這一報告被海外認為是，中國拉開與美國距離、放棄毛澤東時代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進行等距離、全方位的外交的宣言。針對這一評論，李慎之直截了當告訴我們，可能全方位嗎？以色列、南朝鮮和南非就夠不到；也不可能在美蘇之間等距離，因為蘇聯還在越南，越南還占著柬埔寨。
雖然后來也有些機會聽他發表宏論，但已經沒有什么印象了。最主要的原因他那時“高高在上”，不僅因為他是所長，更因為是在閱歷、讀書、學問上，我們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不可能成為他的談話對手。他也不把我們看在眼里，覺得我們中外文的底子太薄�，F已聞名史壇的現代史專家章百家，當年是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就半開玩笑、半是抱怨地說，“李慎之要研究生的英文和中文一樣好，文言文和現代文一樣好，誰能做到？”有一次，李慎之曾經向我們解釋他為什么愛好歷史、但上大學卻選擇學經濟的原因：在中學時他就已經把《史記》和《資治通鑒》等史書全讀完了，覺得不再不需要去學歷史了。而我這個大學歷史系的本科畢業生，當時只在《歷史文選》課上都過它們的節選！自然無言以對。他對新時期的留學生評價也很低。一次訪美回來對我們講，他原本對留學生期望很高，但接觸后發現，他們長進不大，更糟的是他們總是在中國人自己有限的圈子活動，結果就是“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F在想來，他的評價過于刻薄，因為你想想，剛剛改革開放、去國留學沒幾年的中國學生，能指望有多么大的進步！后來留學生的成長證明，大部分并沒有像他所說的那樣“三死”，到是國內的學生越來越多地變成了“三死”學生！
盡管李慎之先生當時沒有什么公開著述（我僅看到他和資中筠教授合寫的一篇有關臺灣問題與中美關系的論文，雖然是一篇國際會議的論文，但很有氣勢，有理有據有情），但他的自信、自負甚至是自大可以說在社科院是出了名的。但我畢業論文答辯會上的一個小插曲，著實讓我看到了他為人坦蕩、犖犖大度的一面。當時，我師兄答辯比我早一天，因司機不負責任，害得一個答辯委員等了很長時間。這位委員抱怨了一句，“下次我還不如自己來”。那時的司機是得罪不起的，第二天輪到我答辯時，司機就給以不去接他。我一急之下，找到李慎之，他二話沒說，立即放下手邊的事情，親自去答辯委員的府上接人，并表示歉意。這讓那位答辯委員很是感動，也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要知道，李慎之好歹是個正廳級干部，并已內定出任社科院副院長。而答辯委員只是一個普通教授而已。
（二）
1985年美國所畢業后，我直接考上了南開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后又在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進修和工作。雖然離開了美國所，但與李慎之先生的接觸和深談卻有增無減。
1985年秋，上海復旦大學召開全國第一次中美關系討論會。李慎之到會講話，當時他已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負責社科院的國際片所和外事。會議期間的一個晚上，根據事先約定，我到他的住所拜訪他，與以前一樣，他控制了整個談話，與我大談特談中國政治學的問題與前景。當時他擔任中國政治學學會的副會長，稱中國政治學學會的章程極為民主，但卻沒有可操作性。他甚至認為當時紅極一時的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其實并不懂政治學，但中國沒有政治學家，只好勉為其難，并稱學政治學還是要從亞里斯多德開始。我越聽越覺得有些離題，便打斷了了他的話，說我雖然對政治學感興趣，但主要研究美國外交史。這時他吃了一驚，瞪著眼睛，仔細看了看我，才冒出了一句：“你是任東來呀，我當你是王滬寧呢！原來我們唱一也隔墻戲�！痹瓉�，他那天晚上約好了王滬寧！后來，我把這個故事告訴美國所的金燦榮，燦榮也笑了，并告訴我，在相當的一段時間里，李慎之一直把他叫成了“任東來”�？磥恚钕壬傁胫笫�，加上眼睛高度近視，叫錯人也就在所難免。
八十年代后期，是李先生官場最為得意的時候，官至副部，并添列最高領導的智囊。1986年他來南京參加南京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合作創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開學典禮，我恰好是第一屆的學員。他的高談闊論讓美國學生折服，一位學生想拜讀他的作品。李先生只好坦誠相告，沒有作品。學生又問他什么時候他能夠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李先生哈哈大笑，說“寫出來也不一定能發表，只能藏之深山”。美國學生的漢語沒有好到可以理解這話的程度，實際上我也有些疑惑。我多少感覺這笑聲有些自嘲和苦澀，這畢竟是他的阿奇里斯之踵。在美國所時，我們幾個師友們常常議論，李先生滿腹經綸，見解獨到，傲視一切，但卻沒有東西發表，實在令人遺憾，也招人非議。當然，我們絕不會像美國學生那樣冒然提問，這畢竟不是一個禮貌的問題。在陪同他參觀南京附近的棲霞寺時，他又談起了30年代在該寺的高僧，可惜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于是他便鼓勵說，要多讀書，你現在讀博士這條路走對了。不要羨慕哪些正忙于為中國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策士。只有真正讀好書，才能有所作為，并以自己為例，婉轉地表示：“老人家不是每年總要找我幾次談國際形勢嗎”。我不便多問，自然知道這里的老人家是鄧小平。
很多人都知道，他與鄧小平的聯系始于1979年初隨鄧小平訪美。此后，他一直作為鄧的外交顧問，直到八十年代末。這期間，他還作為趙紫陽的外交助理陪后者出訪美國。我常常不解的是，李先生雖給周恩來作過臨時的助手，但和鄧小平并無淵源。而且，鄧訪美時，李慎之的右派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他自己就回憶說，是在臨上飛機前，新華社才加速給他恢復了黨籍。因此，他何以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成為代表團的一位顧問人員呢？這個謎直到2000年我與中央電視臺一位編導參加一次國際會議時，才得以解決。據這位也參加了訪美代表團的編導講，當時組團時，鄧一個原則，過去周恩來出訪時帶來哪些人，他就帶哪些人。李慎之陪同周恩來參加了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還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外事出訪，故他能夠在尚未完全平反之際成為鄧小平訪美代表團的成員。由于先后為三位領導人效過力，在外交領域，他有時自詡“三朝元老”。
除了充當“謀士”外，李先生在這一時期并沒有什么公開的文章發表。不過，在建立和發展中國美國研究這一學科上，他功不可沒。他主持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美國研究所，網羅了一大批杰出的學者展開對美國全方位的研究。他們或者是與他同病相憐的右派，或者是因文革中占錯隊的造反派。當時的美國所可謂群賢會聚，專家成群。據我不完全的了解，治美國經濟的陳寶森教授來自財政部，治美國政治的李道揆教授來自總工會，治軍備控制和防務政策的張靜誼和吳展來自國防研究部門，治美國文化的施咸榮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治美國社會的董樂山來自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此外，他還從人民大學請來當年燕京大學經濟系主任鄭林莊，從南開大學請來美國歷史專家楊生茂作為兼職教授。另外，他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地區研究組織――中華美國學會，出版了后來享譽學術界的《美國研究》。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是他春風得以的時候。他晚年在跟我閑談時，提到他曾經拒絕了兩個仕途上的“美差”。一是，非常欣賞其才氣的胡喬木向中央推薦他擔任中央一個專門負責對外宣傳的領導職務（大概是正部級），他聽說后，立即打電話給胡，表示難以承擔此任。在新華社的工作經歷，使他對這類宣傳工作毫無興趣。二是，有人推薦他代表中國人大，出任世界各國議會聯盟的中國代表，因為他當時擔任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的委員，他也拒絕了。八十年代末以后，他開始了一個真正學者的自由生活。其影響也從狹小的國際事務領域，轉向了更為廣闊的學術和一般意義上的思想領域。
（三）
八十年代末以后，他的副院長自然當不成了。對很多職業官僚來說，這不僅是其政治生涯的結束，同時也是其精神生命的結束，因此是災難性的。但對李慎之來說，他卻因禍得福，開始了其自由思想者的歷程，終于有機會把原打算藏之深山的思想化為公開文字，成為大眾的公共財富，從此，中國數千（或許上萬？）現職副部級干部少了一位，中國沉悶的思想界中多了一位才藝雙全的獨行俠。真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李慎之開始走出了京城狹小的決策圈子，投身到學術與思想的廣闊舞臺。利用參加學術會議之便，他的足跡遍及東北、中原、江南和華南，不遺余力地倡導全球化研究，弘揚自由和法治的主旋律，深刻地闡述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大勢、新中國外交和中國前途等重大問題的獨到看法。就我本人而言，就在1990年開封“全國美國史會議”，1991年北京“20世紀美國與亞洲國際討論會”，1992年上�！凹o念《上海公報》20周年討論會”，1994年“南京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大會”，1995年廣州“中美關系史討論會”，1996年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與21世紀國際討論會”等會議上，聆聽過他的大會發言和私下教誨。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和與他近距離的接觸，他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和貢獻，并產生了范圍大小不等的影響。首先，雖然他已遠離了最高的外交決策，但對國際形勢和中美關系仍然給以關注，并依據自己的“老根據地”美國所，繼續“進諫”。九十年代初，中美經貿關系中的最惠國待遇問題，成為當時聯系中美十分脆弱關系中最重要的一環。一些領導人甚至放出話來，取消最惠國待遇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國可以發展與日本、歐洲的關系，況且，美國也同樣會受到損失。針對這一論調，李慎之曾經用鄧小平的一句話來說明妥協的必要性：“我是會打橋牌，不要以為自己有4個老K就了不起了，別忘了人家還有四個A”。很顯然，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不平衡的，而且，日本和歐洲在對華關系上基本上是唯美國馬首是瞻，沒有良好的中美關系，不可能有良好的中日和中歐關系。在美國所和其他一些機構的努力下，中央終于采取了一些變通措施，維護了中美關系中的最惠國待遇。歷史證明，正是這一關系保證了中美經濟關系在政治關系停滯、甚至倒推的情況下，繼續迅猛發展，最終成為中美關系的防波堤和安全網。
其次，是他對20世紀歷史的準確判斷。1989年柏林墻的坍塌，促使李慎之重新思考20世紀的人類歷史。1990年秋的開封會議上，他明確地告訴與會的歷史學者，20世紀已經隨著柏林墻的坍塌而結束，而且它不是開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而是1914年薩拉勒窩刺殺事件。針對冷戰結束，兩極世界瓦解，他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一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依然存在，冷戰很難說徹底結束；而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兩分天下，因為二戰后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世界可謂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有從軍事和政治的角度才能講兩極世界，在經濟上，只有一個GATT、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管的西方世界。開封會議展開時，正是第一次海灣戰爭前夕。戰與和，捉摸不定。國內主流看法是戰爭打不起來，但李慎之則在會議上，從當時國際和地區局勢，美國的意圖和薩達姆政權性質幾方面入手，預言戰爭必打無疑。
第三，李慎之可能是國內最早意識到全球化深遠影響，并且身體力行，倡導全球化研究的學者。在1991年太平洋學會紀念哥倫布航行到美洲500周年紀念會上，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全球化的意義，這篇后來發表在《世界知識》的文章，以其宏大的視野、高屋建瓴的論述、言簡意賅的表達和暢快淋漓的文筆，號召人民應對已經到了的全球化大潮。至今我還能記得他那特有的充滿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倫布的航行，科學的全球化始于牛頓的力學，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國大革命，經濟的全球化始于資本主義，信息的全球化始于電腦網絡。他對信息的全球化給以了特別的關注，認為蘇聯的解體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個封閉社會的結果。
第四，對自由主義重新估價和對啟蒙的重新倡導。有人說1998年是中國重新發現自由主義價值的一年。而這一發現是與李慎之那篇著名的論文－－“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分不開的。在文中，他以紀念北大百年校慶為由，以大陸學術界從未有過的贊揚言詞，斬釘截鐵地肯定了自由主義的普世性：“在人認為有價值的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薄笆澜缃涍^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和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價值。發軔于北京大學的自由自由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引進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因為這篇文章，一些左派人士把李慎之譏諷為“中國自由主義之父”。李慎之的確很為自己作為新時期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而自豪。1999年初，我和時殷弘教授拜訪他時，他就表露了這一情緒，并且表示要再接再厲，從“五四”的傳統再發掘出被主流所忽視的個人主義。但后來，我沒有讀到他這方面的文章，卻發現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疏理中，得出了另一個驚人的結論：中國恒故不變的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和它的對稱物－－奴隸主義。在發現自由主義價值和專制主義的遺毒時，他的確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結論未必準確，他的論據未必確鑿，但是他在中國特定語境中闡發這些觀念的勇氣，他對問題的敏銳把握，他擺脫繁瑣的經院式的論證回歸常識的能力卻很少有人超過他。
第五，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極具啟發性的評價和剖析。在這一問題上，他似乎處于一種非常的矛盾。90年代中期，他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參加南大老校長匡亞明主持的中國哲學討論會時，我非常驚訝。他解釋說，他開始研究中國文化問題了，開會是為了以文會友。當時他宣讀的論文好像是《中國哲學與21世紀》，我記得文中有這樣一段典型的“李式排比句”：被哥白尼推到宇宙邊緣的人，被達爾文分解到細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貶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21世紀必將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對人的價值重新發現過程中，中國哲學可以有重要的貢獻。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哲學是一門極富“真理性”、最具“群眾性”和最能適應“時代性”的哲學，強調中國哲學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只有“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才是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墒牵�2000年發表在《戰略與管理》的重頭文章，他卻把中國文化傳統概況為一言以蔽之的專制主義。這樣的跳躍實在是讓我像張召中評論薩達姆慘敗那樣“看不懂”。
這一跳躍或許與他的文人本質有關。他對中國文化常常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受，一方面醉心于其哲學部分精通簡要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卻痛恨其道德部分的偽善虛假及政治部分的專制暴虐，他顯然無法把這兩者統一起來，只能根據論題的需要，突出不同的側重點。
（四）
1990年代后期，李慎之在出訪德國時不慎中風。這次中風對他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在此之前，他身體尚好，思維極端敏銳，講話底氣十足。但此后，雖然思維依舊敏銳，但行動開始不便，雖有拐杖相伴，但上下臺階顯得困難。在體會到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鄰近后，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現“病廢之身”，“氣血已衰、身患廢疾”的悲嘆，其文字似乎也沒有90年代中期談古論今、縱橫天下的氣勢和單槍匹馬、主動出擊的論戰姿態，其中洋溢的相信進步、崇尚理性的樂觀主義情緒也有所削減，流露出很多的無奈和深深的失望，顯示了一種奮斗和戰斗后的疲倦，表達出一種個人難以挑戰制度，現存難以擺脫傳統的苦悶，于是有了下輩子“再當一輩子中學公民教員”的感嘆，于是有了那篇膾炙人口、讓無數網民感動落淚淚、難以自制的《風雨倉惶五十年》。這篇感人的自述可能是中文網絡世界中最有影響的一篇文字，在雖然它沒有文字版出版，但它必將成為千古名篇！無數的網民由此知道了中國還有一個李慎之１，于是，李慎之完成了在短短的十年生涯中的第二次身份轉變，從一個思想家成為一個虛擬網絡世界中的大眾明星。這大概是他寫作這篇文章時所根本沒有想到的。但卻證明了十年前他自己的論斷，信息化改變了世界。
李慎之雖然沒有大部頭的著述，但接觸他的人無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學識所觸動。一位自持才高、我行我素、頗有爭議的社科院中年學者一再要和李慎之“過招”，難以擺脫后，李慎之與他深談了一次，結果，此公逢人便講，“李慎之的學問遠在錢鐘書之上”。害得李慎之只好說，此公“走火入魔”。實際上，李慎之確是錢鐘書在社科院為數不多的可以對話的知己，這既因為他們是無錫同鄉，也是因為他們對中西文化有著共同的旨趣。由于他們密切的關系，胡喬木有一次因為錢鐘書修改自己舊體詩的事情發生誤會，還請李慎之從中斡旋。
不過，除了錢鐘書外，還有一位學者贏得李慎之的佩服。他就是已故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榮渠。在為后者身后文集所寫的序中，他坦言：“仔細披閱老友的遺作，我的心情越來越深重。我得承認我對榮渠的了解是不夠的，只是通過讀他的文章，我才進一步認識到他的價值。當代中國據說正在經歷著一個文化繁榮時期，可以稱文人學者的人真是車載斗量；各種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棟，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歷史眼光研究當前中國之第一大課題－－現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見者又有幾人？榮渠未能盡展所長而猝然辭世，使我不能不為中國學術感到深深的悲痛”。
從這番真誠的話語中，可以感受到李慎之的是個充滿感情的人。很少有他的這樣的干部能夠保持自己的純正率直的天性。作為性情中人，李慎之的喜怒哀樂，總是溢于言表。正如他自己所評價的那樣，“我李慎之有時有一種二桿子脾氣”。有時很難相信，他這樣的人居然能夠在30歲不到就成為中共的高干：行政11級的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他告訴我，這與他來自“延安”有關。作為末代“延安人”（1946年才到延安），他躲過了延安整風的審干和清查，而且比白區的干部更受重用。他玩命地工作，負責新華社《參考資料》（俗稱大參考）的編輯，為中央提供“一日三參”，由于在1950年代中期蘇聯批評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中提供的信息全面深入，深受最高領導的贊賞。自恃領導的贊賞，他便有恃無恐，加上沒有經歷過運動，更把知識分子的脾氣帶到了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提出了“大民主”的理論，最后成為“欽定”右派。回顧萬事，他概括萬千，告訴我：“我李慎之說一句不會右派，說十句不會右派，可是，我說了上百句！”
他晚年曾經對人回憶說，被開除黨籍后，“好象是離開了娘的孩子”，一想起自己是右派“就會掉眼淚”。他還自作多情地給毛主席寫信：“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署名一個黨內右派分子”。在回復新華社為他平反、并贊揚他光明磊落的正式公函時，他居然會寫下這樣的文字：“我沒有你們說得那么好，我的極其嚴重的錯誤就是我曾承認了我沒有犯過的罪！”�？梢姡麜陌V氣，不論是反右的當年和平反的以后，都不曾有絲毫的改變。
有的人對祖國的感情總是想用語言來表達，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實際上，在常常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對祖國的赤子之心，有時卻會不經意中，意外地流露從來。內心敏感、閱歷豐富者常會有這樣的體驗。一次李慎之告訴我，70年代末他第一次到日本訪問，在下榻的酒店中，看到日本婦女跪在地上，一絲不茍地擦洗地板時，觸景傷情，流下熱淚。他解釋說：“我不是為日本婦人的苦難而落淚，而是為我自己的民族失去了這樣的敬業精神而傷感”。他還轉述過這樣的一個故事：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時期，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第一次訪問中國。周恩來接見了他，在會見后送客時，周恩來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說：“竹入君，我們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闭f罷轉身就走。竹入告訴李慎之，他當時分明看到周恩來的眼里噙著眼淚。李慎之記述到：“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訴這句話的時候眼淚閃著淚花。今生今世，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句話”。這就是李慎之對養育過他的祖國的情感。在李慎之的內心世界中，他有著與他同時代人一樣的憂國憂民的情懷，但是，他卻能超越狹隘的民族情感，從融入世界文明社會的角度來審視祖國的文化。正如他所說的：“我是一個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國文化首先是哲學會在下一個世紀有一個大的發展。不過，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中國文化自己必須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陳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長處，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與自己對立了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曾經贊揚羅榮渠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愛國者”，這或許也是對他本人的最好評價。
李慎之另一位好友是擔任過外交部長的喬冠華。這兩位惺惺惜惺惺的才子，50年代曾經有過密切的交往。80年代喬冠華在落魄中，李慎之常去看他。喬冠華去世時，李慎之寫的挽聯一直掛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50年代，他們從政時曾經相互傾訴各自的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說，他最想成為一個大學校長，辦好一所大學；喬冠華說，他最想成為一張報紙的主編，辦好一張報紙。遺憾的是，這兩位“把一生交給黨的”知識分子，卻無法實現他們心儀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好一所大學的愿望也降低到了“下輩子作中學公民課教員”，我不知道這是李慎之個人的悲哀，還是一個民族的悲哀。現在，李慎之已經隨他的好友而去，他們總算有機會在另一個世界中盡情實現他們在現實世界中沒能實現的理想。
2003-04-22－23深夜凌晨草于獲悉李慎之先生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