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講話喜歡走來走去。戴著一副眼鏡，脖子上還掛一副眼鏡。面帶微笑，聲音中氣很足。李先生退下來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知道的人說起他來，總是帶著尊重的口吻。他在學術界知名度很高，可是他發表的文字卻很少。這對我來說是個謎。后來在采訪中，他告訴我，他平均一年只寫三篇文章。可謂惜墨如金。但他的文章一出來總是引起思想、文化界的關注。這就更引起了我采訪李先生的興致。他先是表示不愿意和媒介有什么瓜葛。我再三說明我寫作的初衷，他才與我談起他經歷的往事。 —— 邢小群
我一到延安，很多同志就把我當成老干部
我應該算是出身小資產階級。用延安時代的觀念看，不管你是大地主大官僚出身或者貧下中農出身，只要你上過學，就叫小資產階級。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講話中，毛主席說過：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你們不愿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一個人當，我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話里的意思隱藏很深，這才能證明改造的必要性。以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詞就消失了，都變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再后來就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以才會有榮毅仁這種資產階級左派和我這種資產階級右派。
我父親參加過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祖母守寡養大我父親。我沒見過祖母，我姐姐沒見過祖父。祖母出身書香門第，安徽人。祖父是無錫的“米蛀蟲”，是米行里的二貨(二把手)。米行生意本來就小，祖父又是小老板，祖母就覺得嫁到這家里很委屈。所以一定要把我父親培養成知識分子。我父親立志苦學，考秀才沒趕上。因在大柜臺前看書，還被老板狠打過。他在法院里當過錄事；自己辦過在當地算是有些地位的報紙。后來有了穩定的工作，在縣商會當文書，月收入幾十元大洋，仍不能供我們兄弟幾人上大學。他又兼其他縣商會的文書，及上海《申報》、《新聞報》駐無錫的記者，這些加起來一百多元大洋，后來自己也蓋了房子。
我是1923年生。在中學時，遇到一個好老師，是無錫的革命元老。他最早讓我看的是《公民》課本。那是王云五編的一本書，一上來就講憲法：人民的義務和權利。還有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他撕掉封皮給我看，巴金的小說也讓我看，這算是我的啟蒙。后來，我主動找各種屬于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來看。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哲學水平不算高，但是對于一個初中生來說，是相當深刻的啟蒙，從那以后我就對哲學感了興趣。我讀的第二本哲學書，是胡適的《哲學史大綱》，還有一本《中國歷史教程》，很薄，這本書對我非常刺激。它不按中國的朝代講，而是講中國社會五階段論：中國有甲骨文是什么時候；產生鐵器是什么時候；中國奴隸社會是什么時候，于是就覺得這本書學問大極了。我從小讀的古書不少，但沒見過這樣講歷史的。高中畢業時我吐了血。吐血以前，身體已經極壞。后來我有意挑選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來考，都考取了。但還是休學了一年后，才去上大學。選擇到燕京大學是為了異地療養。我學的是經濟。當時，我真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學問。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講經濟的，所以，我學經濟純粹是想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太平洋戰爭爆發，我在燕京大學只呆了一百天。當然，我若不是得了肺病，我在燕京讀書會有一年零一百天。我未婚妻是燕京1940年的學生，學英文；而我是1941年的學生，我們倆是同年考上燕京的。從燕京出來，我就到重慶自流井 蜀光中學教書，和謝韜在一起。教書半年，因宣傳馬列主義，特務要抓我，為了不連累謝韜，我連夜翻墻逃跑。到了成都，找到共產黨，讓我去了《新華日報》。
我未婚妻從燕京出來，先是到張家口去籌備外語學院，然后延安把她調去搞廣播。她去了延安，我也去了延安，但我們兩人事先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去向。我本來是決定去香港的。抗戰勝利以后，(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同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中央計劃由新華日報取代解放日報，就從重慶《新華日報》挑一個精干的班子，到上海籌備。重慶《新華日報》三首長社長潘梓年、總編輯章漢夫、總經理熊瑾玎都去了上海。還有搞國際的喬冠華，搞文藝的林默涵、劉白羽，我和范建亞，也同周恩來一起到了上海。后來內戰了，要撤點，人員兵分兩路，一路去香港，如章漢夫、喬冠華等；一路去陜北。去陜北的是少數。我本來是要去香港的，但他們說你愛人已經去了陜北，你還是去延安吧。章漢夫給了我一張火車票，說明天你就去南京，從今以后，咱們運氣好的話，十年八年再見，運氣不好的話，就永別了。真沒想到共產黨勝利得那么快。我一到延安新華社，很多人就把我看成是老同志，我的平級干部，有“三八式”，我的部下也有很多是“三八式”。
毛主席每天要花時間看我們編的《參考資料》
我原來是新華社國際部的副主任，王飛是主任。我分工管《參考資料》(大參考)和《參考消息》。那時“大參考”的文字量比現在多五六倍，為了執行喬木同志要把新華社辦成“消息總匯”的方針，為了追求實效，我決定《參考資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六十四頁，中午版二十四頁，晚上版三十二頁。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點、中午1點、晚上7點送到中南海辦公桌上。這樣：“一日三參”，還都是老五號字，每天都有二十三四萬字，量很大。《參考消息》是毛主席在江西提倡的，在延安時就有了。但《參考資料》是我們首創的。后來因為江青罵《參考資料》：你們不想想，主席年齡那么大，要拿放大鏡看《參考資料》。從此“大參考”變成了大字。那時星期天是停刊的。江青又發話了：禮拜天主席要看《參考資料》，怎么沒有了?結果，星期天，節假日，都照樣出刊。這句話，執行了二十年。那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去中南海開會前后，常要到國際部了解最新情況，同時也要把中央討論的情況，特別是毛主席講的話，向我吹風，以便作為我們搜集材料的指導。還有“蘇共二十大文集”，出了二十本。這也是我們搞的。
波、匈事件以后，毛主席就想到，他所得到的最多的消息都是從《參考資料》上來的。就派他的秘書林克來找王飛和我。林克曾在我手下工作，1954年秋在《參考消息》選報組組長任上被調到毛主席身邊工作，幫助毛主席看《參考資料》。那時如果在世界上找對蘇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個。那時我年輕力壯，一天十幾個小時地干。毛主席每天都要花時間看我們編的《參考資料》。當然無論什么，他總是用他的眼光看問題，別人改變不了他。蘇共二十大對我們國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對毛澤東來說，非常意外。看了赫魯曉夫報告后，人們的反應有兩個極端，雖然我當時真是睡不著覺，但是我是相信的。因為我看過很多蘇聯清黨文件以及烏克蘭大饑荒報道，尤其看過一本書叫《我選擇自由》。看的時候我還不相信，后來赫魯曉夫報告對其時間、地點都有印證，看來不是什么帝國主義造謠，我相信了；另一類人就不相信。毛澤東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一方面，斯大林曾給中國共產黨出過一些壞主意；另一方面，毛可能很早就意識到斯大林的問題。蘇共二十大報告的中文版，是朱總司令參加蘇共二十大帶回來的俄文稿，由代表團的譯員翻譯的。吳冷西對我說，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書記處幾乎天天開會，這是我黨有史以來從沒有過的，會議主要討論蘇共二十大以后的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策。要求我們國際部搜集全世界對此問題的反應。我和當時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姚臻一起編的《批判斯大林問題集》，在搜集各國的反應方面，可以說是最完備的。其實國際問題一直是新華社的專利，而新華社的國際新聞就靠我們了。參編部和國際部從分工范圍上歸我管。如果說需要把資產階級的新聞經過無產階級過濾，為我們所用，作意識形態轉換，我就是這方面的“意識形態專家”。
中國寫“觀察家”文章也許是從我開始
中國寫“觀察家”文章，也許是從我開始。抗美援朝時在開城，我寫過《開城觀察家評談判局勢》，發回國內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喬冠華說，你行啊，這類文章我是寫了好多年，才學會。我開玩笑說，我資格比你老，我1946年就到延安了。作為意識形態專家，我確實有經驗。1957年以前，周總理重要出訪我都要跟著去。亞非會議，寫丁關于《亞非會議的介紹》；日內瓦會議，寫了《日內瓦會議日記》、《日內瓦會議最后的報導》。這都是捧場，很難寫。周恩來真正的處境，是不能如實寫的。只能把矛頭對準美帝國主義，到底美帝國主義怎么破壞亞非會議，我也不清楚。周總理最大的功勞是壓倒了尼赫魯。尼赫魯很驕傲，把周總理看成比他低半輩。他把自己視為這次會議的教父，老訓人，人家都不買他的帳。周恩來比較謙和。我還直接給總理起草公告。我是外交部的客卿，總理要出國，就找喬冠華，喬就來找我。有時是總理直接點名叫我去。所以我應該算是個紅干部。
1952年讓我當了幾天打虎組長，就忽然調我去朝鮮，以紅十字會名義去交換俘虜。在談判沒結果時，又被組進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團，到蘇聯和東歐考察。一個多月后電報來了，說朝鮮又要動了，讓我回朝鮮，調查戰俘情況。在朝鮮還有兩個人和我一塊調查，一個叫潘方，曾是和朱總司令一起的人；一個是賀秉宣，六十五軍軍長。我們調查的這些人都被刻過反共抗俄的字。那里的情況，給我刺激很大。我曾回國向蕭華匯報戰俘情況。我說我有一種感覺，覺得戰俘不容易回來，因為共產黨認為戰俘是丟人的，是犯錯誤的。蕭華聽了哈哈大笑，說中國人哪個不想家啊。我又一個人返回朝鮮，傳達他們的思想。又給俘虜做解釋工作。什么是解釋工作呢?兩個印度兵夾著一個我們的戰俘來，我們的首長對他說：你是受了欺蒙的，你們刺了幾個字不是你們自己的責任。回去以后，該怎么樣就怎么樣。那些人還是表示不回來。金日成和彭德懷的《告被俘人員書》是我起草的。但是美國人是拿來錄音機對他們的戰俘講話的。他們對俘虜說：你們回去是什么什么樣的待遇，我們有國家法律，我們會按法律辦事；你們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你們的工資到回去那天去領，都攢在那里了；如不回去就全沒有了。結果他們的人都走光了。后來只有一個人沒回去，現在在山東濟南，娶了中國的老婆。這對我又刺激很大。我覺得一個法制的國家，是講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戰俘。賀秉宣作了大量調查，就如何改變我們的戰俘觀等問題寫了本書。朝鮮戰爭的美國戰俘，回去照樣當將軍，甚至當到中將、上將。中國的戰俘一回來就完了。而他們在朝鮮是進行了英勇的斗爭的。我們對戰俘太嚴厲了。
我被打成右派，是和我提出“大民主”有關系的
你知道嗎?我被打成右派，和我提出“大民主”有關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23頁有這樣一段話：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講法很形象化，他們就借用這個話。
這段話說的就是我。毛主席封我是司局級干部，其實我當時的職務是處級，因為我是十一級干部，相當于司局級。當時新華社社長不過是司局級，因為過去它隸屬于新聞總署。1982年，我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胡喬木把我叫去，向大家介紹說：“這就是當年主張‘大民主’的李慎之。”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波、匈事件后毛主席派秘書林克到新華社國際部向王飛和我征求意見時，我和王飛大談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在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聯系吳冷西對我講過的一些話：“毛主席說我們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我就對林克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于民的五年計劃”；“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小學中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者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我們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院；革命勝利以后就是要搞點改良主義……”我這些都是針對毛主席的話引發出來的。我以為自己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沒想到真是南轅北轍。后來吳冷西對我說，毛主席的原話是說：“大民主就是上大街。是對敵人的。我們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我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要上大街。我是說過，我們現在是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但是確實沒有說過“小民主不過癮，要搞大民主”的話。我的所謂大民主，是指國家在大政方針上應該有討論的權利與自由。什么是小民主太多呢?這也是有針對性的。當時是建國七年后第一次大規模的調資定級工作剛剛過去。那次調級，我一方面堅決反對上級領導給我個人的提級，另一方面又對幾乎天天都有人到我辦公室，甚至到我家里來訴苦的現象十分反感。來的人都說自己什么什么時候參加工作，現在級別是多少多少，別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時或比他還晚參加工作，現在級別是多少多少，我以為一個人自己到上級面前伸手要求提級是豈有此理的事倩。而且這樣的結果，幾乎人人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調級，半年不太平。此外，分房子啦，調工作……一概是如此，待遇一點不能少。那些愛整人的人，在這些問題上是整不了人的。我的小民主太多，就是這個意思。我心里想的大民主太少，是指制度問題，而毛卻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我們這一代人從小一方面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有民主理想。原來認為社會主義就是高級的民主，共產主義是最高級的民主。這個錯誤，恐怕從馬克思開始就是這樣的。他們覺得公有制還有什么不民主?后來吳冷西還專門找王飛和我傳達：“主席說，這兩個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評他們。”又說，“這不僅是幾個人的思想問題，而是一個思潮。”林克知道了毛主席的講話內容，又來找我，問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話傳錯了，頗有歉意。我沒覺得和他有什么關系，只是再次聲明，我根本沒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針對小民主而說的，而且是因為敵人已經被打倒了，我們才可以搞大民主。他聽了我的話，又去向主席解釋了一遍。主席說，“他們主張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什么不同。”
前面只是說我被打成右派的背景。如果說關于大民主，毛主席說過批評的話，但說過后，他可能就忘了。有些人傳言我是“欽犯”，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右派。這是誤會。我只能說這三個字深刻地留在了他印象里。我不是“欽犯”。而定我右派的材料第一條罪狀，我萬萬沒想到，是說我企圖利用內參影響中央。我大為驚訝!批判會上沒有人這么說。況且，我主持的每天三本書毛主席是表揚的，說新華社的工作做得很好嘛。
我自認為是黨的寵兒，是中央機關的先進工作者，很有黨性，和黨赤誠相見。但也有人說我的右派言論是最多的。當然，我說話也沒邊兒。因為我從沒有經歷過運動。我覺得我的背后是吳冷西，吳的后面就是毛主席呀。我們黨有個傳統，就是黨報總編輯可以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這也是從從蘇聯那里學來的。鄧拓原是《人民日報》總編，他雖是新聞界的老前輩，但對國際問題不熟悉；況且從江西時代起我黨國際消息的來源就完全集中在新華社手里，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開會問到國際上的最新情況時，鄧拓同志實在是心中無數。后來由吳冷西代替鄧拓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吳冷西不但領導著當時掌握全部國際消息來源的新華社，而且曾任《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的國際部主任，因此在中央會議上能夠做到有問必答。吳冷西在那時是我見到的頭腦和口齒最清楚的人，他一去毛澤東就喜歡上他了。他的國際問題高參是誰?是我。我們國際部主任王飛同志搞過運動，比較緊張。他是老延安，我是1946年才去的延安。我不以為然，不認為我犯了錯誤，隨后就同周恩來出訪亞歐十一國了。后來我想，為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這兩句話，理所當然得當右派。
右派不說平反說擴大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在擴大化里。反右開始是1957年6月8日，但是處理、降級、放逐、開除黨籍都是1958年3月以后。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是后期擴大化，所以有的人都是后期擴大進來的；有的人還是后期補課進去的，一直補到1958年年底。新華社黨委除一個人外，都不同意劃我右派，說明我人緣還算好。但由不得你。說到后期處理，也很有意思，像我們這些所謂掌握政策機密的人，明天早上要批判了，今天晚上還有人來問我，這個問題該怎么看?
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了我，你已經不是共產黨了。真好像是離開娘的孩子。我給毛主席寫了匿名信：“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署名一個黨內右派分子。說明我對黨的感情吧。我當了右派，降了六級。以后，大約有一兩年多的時間，一想起來就會掉眼淚。自己給自己做工作，總是從內心說服自己：就假設你錯了。王蒙寫的《失態的季節》，說的就是那時的右派整右派，真是左得厲害。一直到大躍進，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戲了。我就對自己說了八個字：削肉還母，剔骨還父。
大躍進失敗了后，從此我一直是以批判的眼光思考問題
1973年總理點名讓我回北京，我當時在干校。周總理把新華社軍代表張紀之找去，說，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讓他出來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讓他工作嘛。張紀之不知道李慎之是什么人。
1978年3月，胡喬木忽然干了一件大膽的事。我當右派后，是不與他們來往的。溫濟澤找到我說，你趕快寫個報告，檢查一下，要求重新入黨。對這個問題，我很早就考慮過了。如果有一天這個事件要平反，我怎么想?第一得宣布我是冤枉的，把黨票還給我。后來是我要隨鄧小平出訪美國，臨上飛機前，新華社加速給我辦完了恢復黨籍手續。以后出國多次，我都填寫是共產黨員。美國很混賬，你去美國，他總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是共產黨員，就歧視。你不寫，按美國法律，就是隱瞞。我前后都填寫是。后來新華社支部還給我寫信，說我光明磊落。我回了一封信說：非常感謝，我也沒有你們說得那么好，我的極其嚴重的錯誤就是我曾承認了我沒有犯過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