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1610—1695）
一、錐刺奄黨，大快人心
江南之春的某一天，一個書生打扮的年輕人，別離了自己的家鄉——浙江余姚，首途奔赴京師。這個青年人名叫黃宗羲，當時才十九歲。算起來，他離開家鄉也有幾次了，而唯獨這回是單人獨馬而行，并且懷著悲憤的心情。眼前的大道，不由得勾起了痛苦的往事。他迅速地整了整肩上挎的書囊，摸了摸暗藏的利錐，猛揮一鞭，向著通往北方的渡口急馳而去。
年輕的黃宗羲為什么要北上進京？痛苦的往事指的什么？讓我們從頭說起。
明神宗萬歷三十八年（16l0年），黃宗羲出生于一個普普通通的讀書人家庭。宗羲七歲那年，他父親黃尊素考中了進士，第二年，被任命為寧國府（治所在安徽宣城縣）推官，一名審理刑獄的法官。當時，政治十分腐敗，民怨沸騰，民變時起，明王朝危機四伏，一些政治頭腦比較清醒的官員，紛紛要求整頓朝政，改革時弊。早在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官員顧憲成因議論朝政被革職回家。他與好友高攀龍等人在他的家鄉江蘇無錫的東林書院講學，評議朝政，很多政見相同的人聞風而至，逐漸形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派，被人們稱為“東林黨”。東林黨人反對最高統治者荒淫無道，反對執政的權臣閉塞言路，反對竭澤而漁地榨取人民，要求改革弊政，減輕賦稅，限制權貴和大官僚地主們的隨意掠奪，以消弭人民的反抗，緩和社會危機。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及其子光宗先后死去，光宗子熹宗（年號天啟）即位。熹宗昏庸無能，把朝廷大權完全交給了大宦官魏忠賢。宦官即太監，古稱“奄（或作閹）”；所以，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奸黨被時人斥為“奄黨”，其中除宦官外，還包括一大批追隨魏忠賢的官僚。奄黨專權，瘋狂地掠奪人民，迫害正直的官員，同要求改革朝政的東林黨人處于十分尖銳的矛盾之中。
天啟三年（1623年），黃尊素來到北京，他這時已升任御史（監察官員）。同年，十四歲的黃宗羲考中了秀才，也隨父親到了北京。黃尊素剛直敢言，又能深謀遠慮，是東林黨的一位重要人物。那時，東林黨的領袖人物如楊漣、左光斗等人，經常到黃尊素家里，，共議時局，商討對付奄黨的辦法。他們常常談到深夜，為了不致走漏風聲，黃尊素屏退了家人，只把黃宗羲留在身旁。每逢這時，宗羲總是聚精會神地傾聽著。他欽佩先輩們那種憂國憂民的精神，而且還了解了朝廷的許多黑暗內幕；他從中懂得了很多道理，受教育很深，這對他的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在這種環境熏染下，黃宗羲從小養成了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性格。
黃尊素不顧個人安危，多次上書皇帝，尖銳地揭露和抨擊魏忠賢的罪惡。他對天啟帝說：國家權歸宦官等幸臣，到頭來會禍移國家，難道陛下連江山社稷的前途都不考慮了嗎？奄黨對黃尊素恨之入骨，天啟五年（1625年）初，找個岔子，將他削職回籍。次年三月，魏忠賢利用他的走卒李實，偽造證據，陷害黃尊素，把他從家中逮捕后押送京城。這年，黃宗羲已經十七歲了。他一直把父親送到了紹興府城。臨別時，父子兩人都意識到，這恐怕是他們的最后一別了。黃尊素抑制著難言的痛苦，囑咐宗羲，一定要認真讀書，要努力鉆研歷史書籍，借以了解古今治亂的情況。宗羲把這些話牢記在心，他深情而又悲憤地望著父親被押向通往京城的大道。
在牢獄中，黃尊素多次遭到毒刑拷打，受盡了非人的折磨，但仍頑強不屈。魏忠賢氣急敗壞，密令爪牙許顯純、崔應元將黃尊素處死。六月一日，黃尊素遇害，時年僅四十三歲。
黃尊素被害的兇信傳到了家中，全家人聞訊痛哭。宗羲的母親悲痛難忍，一時昏了過去，她蘇醒過來后哽咽地對宗羲說：“你要是能安慰我，你就不要忘記你祖父在墻壁上寫的話。”頓時，那幾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又出現在宗羲的眼前。當時，黃宗羲的祖父還在。這位老人為了激勵孫兒為父雪冤，特意在一堵墻壁上寫下了春秋時吳王夫差用以自勵的那句名言：“爾（你）忘勾踐殺爾父乎？”[1]仇恨的怒火在宗羲的心中燃燒，朝廷的黑暗使他難以忍受，他默念著祖父的教誨，下定了鋤奸雪冤的決心。
天啟七年（1627年），明熹宗死，其弟朱由檢即位為帝，次年改年號崇禎。崇禎元年（1628年）的春天，宗羲暗藏鐵錐，帶了申冤狀，悄然離家，直奔京城。他到北京時，統治集團內部已起了變化。新即位的崇禎帝為了挽救王朝的危機，接受臣下的諫言，屏斥奄黨，魏忠賢畏罪自殺，不少東林黨人的冤案平反了，黃尊素昭雪后還被追贈為三品官。宗羲聽到了這些消息，內心十分激動。然而，魏忠賢的余黨仍大有人在，當年直接謀殺他父親的許顯純、崔應元和李實等人就依然逍遙法外，這使他極為憤怒。于是，他上書崇禎帝，揭發了許顯純等人的罪惡，堅決請求立斬兇手，以慰忠魂。崇禎帝看過奏疏后，傳旨刑部，嚴加追究，從速審問。
五月的一天，宗羲出庭對證。他袖藏鐵錐，步入了刑部衙門。大堂上，刀斧手整齊地站立兩旁，那高懸在大堂正中的猛虎巨像，更給人以森嚴之感。當那兩個雙手沾滿了東林黨人鮮血的許顯純、崔應元嚇得面無人色地拖到堂前時，黃宗羲再也壓抑不住心頭的怒火，他沖著許顯純撲了過去，左手抓住兇犯的衣襟，右手舉起鐵錐，刺得許顯純鬼哭狼嚎起來，跪在另一邊的崔應元也嚇得癱倒在地，渾身抖成了一團。
威嚴的刑部大堂，不久前還是奄黨逞兇、正人被害的所在。曾幾何時，這幫歹徒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有誰加以庇護，就會引起公憤。因此，黃宗羲在公堂上痛擊奄黨，連主審的官員也未下令阻止。
直到這時，許顯純還妄圖狡辯掩飾。他說自己是萬歷皇后的外甥，按法律的議親之條，應當減刑。宗羲厲聲質問：“你和魏忠賢狼狽為奸，忠良盡死于你們之手，使國家危在旦夕。難道因為你是皇后的親戚，就可以免你一死嗎？”說罷，他轉過身來，猛揮拳頭，把崔應元也痛打了一頓。案情審完后，許、崔二犯都被定成了死罪。
同年六月，那個對黃尊素捏造罪名的李實，偷偷地托人給黃宗羲送來了白銀三千兩，說捏造罪名的事是魏忠賢冒充他的名義上的奏疏，央求宗羲在對證時不要提到他。宗羲嚴辭拒絕，并立刻上書崇禎帝，指出：“李實在當今的形勢下尚敢公開行賄，他的辨詞誰又能夠相信？”李實最后被判處充軍。還有兩個在獄中下手殺害黃尊素等人的劊子手，仍無人過問，黃宗羲就聯合一批被奄黨殺害的志士的子弟，抓到并且親手處死了那兩個血債累累的劊子手。
黃宗羲鋤奸雪冤的心愿實現了。這年秋天，黃宗羲扶著父親的靈柩，返回家鄉。黃宗羲錐刺奄黨的動人事跡，轟動了北京城。這是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帶有一定進步傾向的社會力量同統治階級中最反動、最腐朽的勢力之間的一場生死搏斗。人們贊佩年紀輕輕的黃宗羲竟有這么堅定的斗爭決心和過人的膽略，贊揚他申張正義、為民除害的壯舉。
二、發憤為學，聲討奸佞
黃宗羲小的時候，喜歡看書，就是討厭那呆板的八股文。有一次。他買了稗官野史之類的小說，偷偷地看，他母親發現了，怕耽誤做八股文的正課，可他父親卻說：這也可以啟發孩子的智慧，讓他看吧。有了父親的支持，黃宗羲得以縱覽各種內容的圖書，這有助于他能夠跳出八股文的圈子，打開自己的眼界。他聰明好學，又善于思考，隨著年歲的增長，他逐漸發現了科舉制度完全是為了禁錮讀書人的思想，醉心于科舉的人即使做了官，對社會也是有害無利的。
從北京回來的路上，他再次目睹了各地政事腐敗、民不聊生的情景。為了研討經世濟國的實學，他決心遵照父親生前關于讀書人不可不通曉史事的教誨，潛心學史。崇禎二年（1629年）冬，他辦完了父親的喪事，立即有計劃的開始學習。他家藏書很多，他把書籍分門別類，一一細讀。每天天剛亮就起床，夜深了，還不知疲倦地學習，有時直讀到雞叫才去休息。經過幾年的時間，黃宗羲將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實錄等篇幅極巨的史籍全都看完了。與此同時，他還廣泛地研讀了六經、天文、地理、歷法、音樂、數學、佛教等方面的書籍。在這幾年中，他不僅在學術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重要的是，他通過歷史的鏡子，更加看清了當前的政治，更加憎恨那些禍國殃民的歷史罪人！
黃宗羲在成長的道路上，早年得益于他父親的教誨極深。他父親死后，給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老師——當時有名的學者劉宗周。劉宗周出身貧寒，學識淵博。他在家鄉山陰（今紹興）講學，其學說以“慎獨”為主，強調為人要經常檢查自己一切行動的動機，謹慎遵守道德的原則。他還提倡實事求是和親身實踐。宗羲非常敬佩他，常常向他求教。
經過幾年勤奮學習，又得到名師的指點，黃宗羲在二十幾歲時已經譽滿東南了。人們稱贊他“才華出眾”。有的人說他講學時好似“石破天驚”，使人頓開茅塞。有的人預言他將來必以巨著名震于世。許多人前來登門拜訪。面對著這些贊譽，宗羲能夠虛心自持，他懂得學無止境，不能自滿。他曾離開家鄉，遍游大江南北，求師訪友，探討學術疑難之處。遇有藏書之家，更是如饑似渴地借閱抄錄。
黃宗羲不倦地學習，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知識，為的是經世報國，而這時的明王朝卻已愈來愈處于風雨飄搖的危境中了。崇楨帝即位不久，就開始猜疑群臣，獨斷專行，在他一手扶植之下，奄黨的勢力又重新抬頭。那時災荒連年，賦稅卻不斷加重。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以燎原之勢迅速地發展著。滿洲貴族在東北建立地方政權（先稱“金”，后改稱“清”）后，清兵在關外虎視眈眈，待機而動。明王朝已到了崩潰的前夜，而朝政敗壞如故，這使黃宗羲非常憤慨。就在這種情況下，黃宗羲于崇禎三年（1630年）參加了復社。
明朝末年，文人結社之風盛行。黃宗羲所參加的復社是由南方的許多個文社聯合組成的，成立于崇禎二年（1629年），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文社。作為一個文人結社，復社的盛況不僅在明朝絕無僅有，就是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它除了組織集會，討論文章之外，更重要的是繼承了東林黨的傳統，評議朝政，抨擊時弊。這從他們的宗旨“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復社的性質不是單純的文學團體，而是帶有十分鮮明的政治色彩。
聲討奄黨余孽阮大鋮，是復社最大的一次政治斗爭。阮大鋮是魏忠賢的一名走卒，謀害過東林黨人。崇禎初年，奄黨失勢，阮大鋮被削職為民，躲在南京。這家伙慣于看風駛舵，他憑借自己擅長于詩詞歌賦，就利用當時文人結社的風氣，搞起了“中江社”和“群社”，做為他東山再起的活動據點。他暗地收容亡命之徒，卑劣地用美女金錢收買無恥文人，表面上卻裝作正人君子的模樣，講文論道，不少人竟然被他蒙住了眼睛，還以為他已經痛改前非了呢！
黃宗羲深知阮大鋮其人。他曾一針見血地說過：阮大鋮就是將來第二個魏忠賢，崇禎十一年七月，陳貞慧、吳應箕與黃宗羲等人，組織了復社中的一百四十八人，由大家一致推選黃宗羲和顧杲（顧憲成之孫）為首，共同簽名，發表了聲討阮大鋮的《南都防亂公揭》。
在這篇戰斗檄文中，復社人士嚴正揭發：早在天啟年間，阮大鋮就為魏忠賢出謀劃策，“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忠臣共憤”。如今，他又乘國家危難之際，“日聚無賴，招納亡命”，“愈肆兇惡”，還經常恐嚇他人，揚言“吾將翻案矣、吾將起用矣！”真是“陰險叵測，猖狂無忌”。怪不得當初他被罷官來到了安慶后，就有民謠云：“殺了阮大鋮，安慶始得寧。”目前，他潛伏南京，仍與奄黨余孽“交通不絕”，“其惡愈甚，其焰愈張”。大家“戮力同心”，“志在防亂”，要把阮賊早為掃除，以免將來釀成國家大患。他們堅決表示：“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如果有朝一日，阮大鋮“威能殺士”，復社志士甘愿以“一身當之”，“以寒亂臣賊子之膽”。
這篇《公揭》把阮大鋮的丑惡嘴臉揭露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揭文一發表，轟動了整個南京城。跟著，宗羲又聯合遭奄黨害死者的子弟，在桃葉渡舉行大會，用自己的不幸遭遇，痛斥這個無恥敗類。
在復社的聲討下，阮大鋮臭名昭著，人人痛罵。對于復社，他既恨之入骨，又極為害怕。他偷偷地溜到了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起來，以后的五、六年間，始終不敢公開露面。但是，阮大鋮賊心不死，一直在暗中活動，等待時機，圖謀報復。
宗羲三十三歲那年，即崇禎十五年（1642年），他因事來到北京。在京期間，他深切地感到，最高統治集團已經腐朽到了極點，國事已經敗壞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因此，當朝廷執政大臣周延儒準備推薦他出來做官時，他堅決拒絕了，隨后就返回了家鄉。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明王朝覆滅。不久，明將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打敗了農民軍，清王朝定都北京。清朝統治者推行剃發、圈占土地等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清兵所到之處，殺戮很慘。不堪忍受奴役的廣大人民，紛紛掀起了抗清的怒潮。
明朝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投降了清朝，另一部分人則力圖抗清復明，恢復明王朝的統治。這年五月，馬士英等人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監國[2]，接著正式稱皇帝（年號弘光），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南明王朝的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
馬士英是阮大鋮的密友。崇禎年間，他因貪贓罪被奪去官職，與阮大鋮同時閑住南京。他們之間臭味相投，來往十分密切。崇禎末年，馬士英得以復職，就是阮大鋮暗中行賄之力。馬士英因擁戴福王有功，位極人臣，大權在握，引進了一批奸佞之徒，排擠正直的官員，因此剛剛建立的弘光政權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腐敗的小朝廷。當時，有幾首民謠在南京廣為流傳。其一曰：“弘光朝，要做官，非騎馬，即種田”。其二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其三曰：“中書（文官）隨地有，都督（武官）滿街走……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這里面的三個“馬”字都是暗指馬士英。聯系前面所舉有關阮大鋮的民謠，充分說明了人民對他們是何等的痛恨。
把持弘光政權的馬士英讓阮大鋮當了兵部侍郎（次年二月升為兵部尚書）。阮大鋮認為等待已久的時機已經到來，就利用手中的職權，編造了一份黑名單，名曰《蝗蝻錄》（誣稱東林黨人為蝗，復社成員為蝻），開始捕殺以黃宗羲為首的簽署過《南都防亂公揭》的復社人士。首先遭到殘殺的人叫周鐘，因為他不僅積極參與了《公揭》之事，而且他還參加過農民起義軍。他被害時，毫無懼色，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公揭》中的誓言。接著，復社的成員有的被捕，有的被殺，不少人為了避禍，從南京出走。
清軍攻入北京時，黃宗羲還在杭州。福王“監國”的詔書傳到杭州后，他決計前赴南京，上書福王朝廷，提出自己關于重整綱紀、挽救時局的政見。這年夏天，宗羲到達南京，等待他的卻是阮大鋮蓄意策劃的一網打盡復社志士的陰謀。他和顧杲、陳貞慧等人都遭到逮捕。幸而顧杲一個在福王朝廷中任官的親屬從中幫助，設法推遲了案件的提審。拖到第二年即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攻入南京，福王逃至蕪湖被俘，弘光政權至此覆亡。
南京陷于清軍之手的前夕，城中大亂，福王君臣四散逃亡，黃宗羲等人得以乘機脫身，他回到了浙東。這年他三十六歲。他從十九歲起，就同明王朝中以奄黨為代表的最反動最腐朽的勢力不斷進行斗爭。在長期的政治風云中，他越來越認清了整個統治集團的腐朽本質。對于他參加過的復社一類的文社組織，他也感到“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作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李自成農民軍推翻明朝之初，他也同一般封建士大夫一樣，持反對態度。但是，清軍入關，大舉南下，整個政治形勢又起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福王朝廷崩潰了，江南各地人民紛紛舉起反抗清軍的義旗，回到了浙東的黃宗羲，迅速投身于這場斗爭之中。
三、組織義軍，武裝抗清
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占領了杭州。不久，攻占了整個浙西，并攻向浙東地區。
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一度參加過弘光政權，因受馬士英排擠而辭職回到家鄉山陰。他面對福王朝廷覆滅、清軍不斷進攻的形勢，悲憤已極，痛感絕望。山陰陷落后，清政府想利用他的聲譽，勸他投降，他嚴辭拒絕。劉宗周當時避居山間，他為表示對清朝的絕不屈服，終于絕食而死。臨終前，口吟絕命詩云：“留此旬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劉宗周絕食時，黃宗羲曾專程從家鄉趕來看望。老師對清王朝寧死不屈的氣節，對黃宗羲有著重要的影響。
正當殘余明軍節節敗退之際，浙東各地紛紛組織起抗清義軍。五月十二日，正在家中守孝的原明朝官員錢肅樂在寧波首先發難，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有一個賣菜的小販，將平日積攢的一兩碎銀捐出來作為軍餉。還有一個傭工在前額上寫下了“恢復”二字，高呼抗清口號，走遍重要街道。寧波倡義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浙東。六月九日，孫嘉績和熊汝霖也在余姚起義，參加者達幾千人。正在家鄉余姚黃竹浦村的黃宗羲激動極了，他同弟弟黃宗炎一起，變賣家產作為抗清的經費。在他們的感召下，黃竹浦村幾百名青年群眾起而響應，他把他們編成一支隊伍，男的參加戰斗，婦女負責后勤。人們把這支義軍叫做“世忠營”。閏六月，浙東各路義師共迎明宗室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建立了又一個南明王朝的政權——魯王政權。
魯王政權的軍事力量，以原總兵方國安部為首。方部駐扎在錢塘江一帶。原定海總兵王之仁所部駐蕭山縣西部地區。幾支義軍北渡錢塘江，屢次打敗了清軍。但是，由于魯王政權的實際掌權者們大都是一些腐朽的官僚，沒有遠大抱負，他們在剛剛取得一點勝利之時，便自鳴得意，不再進擊，而忙于封官晉爵了。
大敵當前，黃宗羲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不愿追逐官位，只請求魯王讓他以“布衣”即平民的身份，擔負一些實際工作，魯王不準。他終于被任命為監察御史。
那時，方國安、王之仁等仗著自己兵權在手，專橫跋扈。同年十一月，斷送了弘光政權的主要罪魁馬士英偷偷溜進方國安營中，還準備朝見魯王。人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氣憤，紛紛要求立斬馬士英；有的人歷數其罪，要他“自刎以謝天下”。主持政務的熊汝霖擔心馬、方串通一氣，成為大患，認為這不是殺馬士英的時候，應讓他立功贖罪。對此，黃宗羲堅決反對，他根本不相信象馬士英這樣的壞人會痛改前非。馬士英由于得到方國安的庇護，當時未受嚴懲。不過，在黃宗羲和大家的一致反對下，馬士英也未能鉆進魯王政權。
順治三年（1646年）春，有個叫陳梧的明朝總兵在嘉興被清軍打得大敗，渡海逃至余姚，肆行劫掠，民心大憤。當時在魯王政權下負責余姚縣事務的王正中立刻組織了當地的軍隊和人民，殺死了陳梧，陳手下亂兵于是大噪。有的人借口穩定軍心，陰謀趁機加害于王正中。黃宗羲憤怒地指出：陳梧身為敗軍之將，還敢為非作歹，引起眾怒，因此，殺他就是殺賊；而正中守土，“為國保民，何罪之有”？由于黃宗羲堅持正義，上疏援救，王正中才免于被害。
魯王政權初建時，擁有不少的兵力，并在軍事上作了一定的部署。但對于清軍，他們被動應戰時多，主動出戰時少；盡管每日里兵船往來，遠近皆是，由于內部矛盾重重，所以總是處于守勢。如果沒有西起金華、東到寧波的二十萬抗清義軍的有力聲援，這個政權要想維持下去，談何容易！黃宗羲早就看清了這一點，因此，他多次主張以浙東為根據地，聯合其他義軍，向浙西挺進。1645年，他在給總兵王之仁的信中，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王等所部軍隊，每天在錢塘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清軍）有備”，實際上是處于被動的“自守”狀態。而且以目前紹興等三府所據之地，“供十萬之眾，北兵（清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后，恐不能支，何守之為？”他向王之仁等主持軍事的人大聲疾呼，“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今浙江蕭山縣北，為錢塘江之門戶）直趨浙西！”他還積極建議派兵攻擊長江口的崇明島，擾亂清軍后方，以緩和浙東的戰局。這些在作戰中爭取主動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但是，魯王政權的實權操縱在方國安和王之仁手中，他們在軍事上指揮無能，政治上也腐朽得很，黃宗羲的提議根本得不到重視和實行。
順治三年（1646年），黃宗羲根據當時的局勢，又提出由海寧收復海鹽，直取濱臨杭州灣的海口重鎮乍浦。這個新的進攻之策得到熊汝霖、孫嘉績等人的支持。起初，熊汝霖按照黃宗羲的計劃率部西進，并攻下了海鹽，然而由于軍力單弱，未能繼續前進，只好返回。這時，孫嘉績將他率領的火攻營全部交與黃宗羲指揮，黃宗羲又聯合了王正中，兩軍共三千多人。這年五月，他們改變路線，先由海路進入太湖，又聯合了太湖附近的抗清義師。百里之內的民眾，天天送來酒肉慰勞他們，戰士們群情激奮，決心狠狠打擊清軍。隨后，這支義軍由太湖出發，直奔乍浦。迫近乍浦城時，大批清軍已在杭州一帶集結，正準備渡過錢塘江，直攻紹興。清軍大隊離乍浦不遠，黃宗羲和王正中的義軍在兵力上處于明顯的劣勢，因此只能中止進攻乍浦之舉。
這年，浙江大旱，錢塘江江水過淺，有的地方水涸沙漲。而負責守衛錢塘江南岸的方國安卻依恃錢塘天險，不做認真的戰斗準備。五月二十七日夜晚，清軍從北岸順利地策馬過江。北岸清軍的火炮一打到方國安的營地，這家伙嚇得面無人色，并對部下胡說“這是天意，老天爺要奪咱們飯碗啦！”帶頭不戰而逃。六月一日，清軍攻占紹興。從紹興出逃的方國安，劫持魯王同行，妄圖把魯王作為投降清朝的見面禮。途中，看守者突然得病，魯王才得脫走，從海路轉移，在閩浙沿海地區活動。不久，方國安和在他軍中的阮大鋮都投降了清朝。
浙東各地相繼被清軍占領，戰局急劇惡化，魯王政權大受挫折。在這危急的時刻，黃宗羲毫不動搖，毅然率部進入四明山，堅持斗爭。四明山位于浙江寧波府和紹興府之間，與天臺山相連，方圓八百余里，四周高山環繞，峻嶺起伏，地勢非常險要。山中到處是密林，有的是沃土，義軍在此處安營，既可以防守，也能夠耕種自給。黃宗羲選擇了四明山作為抗清根據地，率領自愿跟隨他的五百余名戰士，在四明山的杖錫寺安下了營寨。
在黃宗羲于四明山結寨前后，浙東出現了許多支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義軍，其中以王翊領導的四明山西北的大嵐山的義軍力量最強。王翊自稱“大嵐洞主”，治軍嚴明，能夠團結廣大群眾，深得老百姓的擁護和支持。黃宗羲非常欽佩王翊的軍事才能，后來曾在《四明山寨記》一書中高度贊揚了這位義軍領袖。王翊也十分敬重黃宗羲。以王翊部為主的四明山義軍曾出擊上虞、新昌、奉化等地，打得清軍閉城戒嚴。
再說魯王從紹興逃出后，輾轉浙閩沿海一帶。順治六年（1649年）七月，魯王由閩入浙，駐于臺州（今臨海）東面海邊的健跳所。黃宗羲得知后就離開四明山，來到了健跳所。魯王晉升他為左副都御史（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的副長官），這當然只是一個空頭官銜而已。那時清軍不時追擊，魯王及其左右常常不上岸，就住在船中。黃宗羲抓緊空隙時間，在船中講學，給《授時歷》、《泰西歷》、《回回歷》三部歷書作注；后來一度回家看望親人。十月，魯王到了舟山，又將黃宗羲召至舟山。
黃宗羲曾提出舟山、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清軍）南北之援”的作戰計劃，并推薦王翊“總臨諸營，以捍海上”。不過這些建議，對于兵力不多而又存在內部紛爭的魯王政權來說，已無法實行了。順治七年（1650年）秋，清軍分兩路大舉圍攻大嵐山，四明山義軍失敗（王翊在第二年被捕后犧牲）。次年七月，清軍攻占舟山，魯王雖被臣下救走，但所部非死即散，魯王政權從此瓦解。黃宗羲只得回到家鄉一帶隱蔽起來。
黃宗羲從組織世忠營開始，投入了武裝抗清的斗爭，在浙東人民心中贏得了崇高的聲望。清朝統治者從順治三年（1646年）下半年直到順治十三年（1656年），多次用指名捕拿、懸賞訪緝、畫像通緝等手法，妄圖逮捕黃宗羲。為了避開清軍的追捕，黃宗羲有時藏匿于草莽之間，有時奔走在山野之間，有一次，由于疲勞過度，竟昏倒在沙灘上。他的親屬也受到株連而流離失所；八口之家在艱難的環境中病故了一半。家中房舍有一年又兩次遭火。幸運的是，他在友人們的熱誠幫助下，終于沒有落入清軍之手。他自己曾深有感觸地寫道：“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還沒有完）”。
在這種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黃宗羲依然沒有放下手中的筆。從順治四年到十八年（1647—1661年）間，他寫出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海外痛哭紀》、《四明山寨記》、《舟山興廢》、《紹武爭立紀》[3]、《賜姓（指鄭成功）始末》等書，真實地記錄了南明時期的抗清斗爭史，頌揚了抗清義軍及其領袖，揭露了南明小朝廷的腐朽和無能。此外，象《春秋日食歷》、《授時歷故》、《新推交食法授時歷》、《西歷假如》、《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割圓八線解》、《測圓要義》等著作，又給我國天文、數學的發展增添了新的財富。在激烈動蕩的年代里，黃宗羲以非凡的毅力和廣博的知識，為祖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貢獻，值得后人學習。
到了順治十八年（1661年），包括浙東在內的全國范圍的抗清斗爭已接近尾聲。許多義軍將士和抗清志士犧牲了，黃宗羲在詩文中多次懷念和贊頌他們。清初統治者經過十幾年的軍事鎮壓與政治“招撫”，統治逐步穩固了。這在當時的廣大知識分子中引起了不同的反應。有些人歸附了清朝，有些人躲進了深山或者干脆削發為僧，進行著形式不同的消極抵抗。還有一些人，他們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已經確立的事實，看清了因十分腐朽而終于覆滅的明王朝已不可能恢復重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出于對祖國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探討經國濟世的實學，整理和研究祖國的文化遺產，總之，在一條新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了。這些人中，黃宗羲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
四、勤奮著述，抨擊君權
（一）最后的三十年
1661年，順治帝去世，清朝入關后的第二個統治者康熙皇帝即位。康熙八年（1669年），十六歲的康熙帝親自執掌政權。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發展社會生產的重大措施，清初社會開始走向安定和發展。這時，黃宗羲業已進入晚年。多年的艱難曲折的經歷和廣博精深的學識，使他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危害及其罪惡本質有所認識。他既不留戀已經覆亡的明王朝，也不向新建的清王朝屈膝。他避居鄉間，致力于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努力講學，培養后進，勤奮著述，直到逝世。
當時，黃宗羲已經是一個極有名望的學者了。然而，他絲毫沒有自滿。他曾經深有感觸地說：“我年輕時，拜劉宗周為師，那時，我很喜歡氣節剛勁的人，而同時又免不了受科舉惡習的影響，因此，所學的知識太浮淺了！多年的患難經歷使我受到深造。如今，心中的很多疑問都找到了答案。所以，我真為過去所掌握的學問深感悔恨！”
黃宗羲在講學中著眼于啟發學生的思想，給他們指出研究學問的正確途徑。康熙四年（1665年），后來成為著名學者的萬斯大、萬斯同兄弟等二十七人拜他為師，跟他學習。兩年之后，他在紹興把中斷了二十多年的劉宗周講學處——證人書院又恢復起來，多次在此講學。他指出，明朝人講學，大都抄襲孔孟語錄的糟粕，而不以《詩》、《書》、《禮》、《易》、《春秋》、《左傳》等經史為根底，造成有書不看、專事空談的壞風氣，這種風氣必須改變。他對自己的學生提出了明確而嚴格的要求：必須先把《六經》研究透徹，同時要認真鉆研歷史；既要廣泛讀書，又要認真領會書中的內容。只有這樣，才能知道事情變化的原因，經過自己的不斷實踐，逐步了解社會并為社會作出貢獻。除了經學和史學，黃宗羲還為學生講述數學、歷法等自然科學。他的學說深受人們歡迎，在東南一帶大為流傳。二十余年間，拜他為師的學生多達一百多人，請他講學的人也越來越多，甚至當地官員也出面邀請。他到過寧波、海昌、石門等處，積極傳播他的學說。他通俗易懂地解釋了學問的概念。他說：“每個人在實際中用得著的就是學問。有些人為了前人的一句話，費盡心機，穿鑿附會，那是非常糊涂和愚蠢的。”他又說，至于那些做官的，他們的真正學問應該在于“愛民盡職”。這一論點，對于腐敗的封建吏治來說，無疑是一個有力的鞭笞。
黃宗羲堅持講學，誨人不倦。清朝初年不少有成就的學者出自他的門下。其中，以萬斯同、萬斯大、閻若璩等最為著名。萬斯同是有名的史學家，康熙年間，以布衣的身分參與修撰《明史》，并負責復審已寫成的稿件。他的哥哥萬斯大則跟黃宗羲學經學，是一位有成就的經學家。康熙三年（1664年），著名的抗清義軍領袖張煌言遇害，棄骨荒郊。萬斯大在老師的贊助下，冒著危險，將張煌言的尸骨安葬在杭州的南屏山下。另一個學生閻若璩，提出了對古書要大膽懷疑、考證要力求確鑿的主張，成為著名的考據學家。
在黃宗羲的學生和好友中，有些人仍在著書立說中傳播反清思想。清初統治者為加強思想統治，窒息反清思想，大興文字獄，輕者處死，重者滅族。由于文字獄的牽連，黃宗羲的學生呂留良死后遭到戮尸梟首；好友陸圻則被抄家，后查明無罪釋放，不得已當了道士，不知所終。黃宗羲對此極為憤慨，他的“如此江山殘照下”，“藥籠偷生憶陸圻”之類的詩句，就是有所指而寫的。
晚年時的黃宗羲，是世所公認的一位德高望重、譽滿全國的大學者，深受當時廣大知識分子的敬重。同時代的大思想家顧炎武、陳確等人，同他有書信交往，對他都非常敬佩。一位學者曾經這樣評價他：“黃先生論學如大禹開山導水，脈胳分明，真是吾輩的北斗星啊!”
康熙皇帝親政之后，勵精圖治，力謀使清王朝的統治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廣大人民經過幾十年的戰亂，也迫切要求安定與統一。康熙明白，抗清武裝斗爭雖已過去，但許多漢族知識分子還是以明朝為正統，對清朝仍心存敵視。象黃宗羲這樣的人，品德高尚，學識淵博，是學術界和人民心目中極有聲望的人物。如果能爭取這類人為清政府所用，這對于安定社會、振興文教，將有極重要的作用。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以“詔征博學鴻儒”的名義，命令中央和地方三品以上的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并將由他“親試錄用”。結果確實網羅了一批知名之士，但是卻沒有爭取到象黃宗羲這樣出類拔萃的杰出學者。原來下詔征召博學鴻儒后，朝廷大臣葉方藹當面向康熙帝舉薦了黃宗羲。黃宗羲在京的學生陳錫嘏聞訊后大吃一驚，他深知老師根本不愿做清朝的官，如果硬逼的話，定將導致不堪設想的惡果，所以就代為力辭，這件事才算作罷。
兩年以后，主持編修《明史》的大臣徐元文又向康熙推薦了作為杰出史學家的黃宗羲。康熙帝立即命兩江總督和浙江巡撫以禮相聘。黃宗羲提出要給老母守喪、自己又年老多病為理由，辭而不往。康熙知道不能勉強要求黃宗羲正式參加官修《明史》之事，就下了一道特旨：凡黃宗羲所有論著和他搜集的明代史料，由地方官抄錄送京，交給史館。
對待清朝皇帝的再次征召，黃宗羲的做法是非常得體的。他雖然絕對不愿當清朝的官，但修纂《明史》是有關祖國歷史和文獻的一件大事，他對此寄予了頗大的關注。康熙十八年，他的得意門生萬斯同應徐元文之召到北京參加修《明史》，他表示支持，還把一部分有關史料交給了萬斯同。這一次，他自己雖然辭而不赴，但當徐元文延請他的兒子黃百家進京參與修史時，他同意了。他在給徐元文的一封信中曾寓意深長地說：“現在我已經讓我的兒子跟你們一起修《明史》，這樣，你們總可以把我放過了吧。”黃宗羲盡管沒有直接參與編修《明史》，卻為此作出了不少貢獻。由于他史學造詣極深，對明代史事十分熟悉，所以每逢修史中遇到重大疑難問題時，史官們總是通過書信請他指教；有時派人千里送稿，求他審正修改，才算定論。對此，黃宗羲每次都不辭辛勞地給與詳切的答復。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黃宗羲八十一歲了。康熙帝問朝廷大臣徐乾學：“國內有誰博學多聞，文章好，可以充當顧問的？”徐答：“以臣所知，只有浙江黃宗羲，臣弟元文曾經奏薦過。”康熙帝就說：“可以將他召至京師備顧問，我并不要他做官任事，如果他什么時候想回家鄉，立刻可以派官員護送他回去。”徐乾學接著說：“他年事已高，恐無來意了。”康熙帝聽罷，感到人才難得，很是嘆息了一番。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康熙在對待知識分子方面確有獨到之處。同時，也反映了黃宗羲在不接受清政府征聘時的苦心。他始終不向清廷屈膝，但出于對祖國民族的歷史責任感，他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中，為修纂《明史》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同時，由于康熙帝尊重黃宗羲的意愿，不相強迫，所以黃宗羲在晚年得有一個不受干擾的環境，專心從事著述。
為了保存明代的重要文獻，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黃宗羲就開始搜集整理，并定名為《明文案》。隨后，又著手寫宋、元、明三朝學術思想史。這幾部書所需的資料極為廣泛，黃宗羲家的“續鈔堂”是聞名浙東的藏書樓，藏書雖然不少，但尚嫌不足。黃宗羲為了掌握更多的文獻而四處走訪，或則借閱抄錄，或則設法購回。東南地區特別是浙東、浙西地區著名的私人藏書處他幾乎都走訪遍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曾到寧波范氏天一閣閱書，后來還寫了一篇《天一閣藏書記》。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以七十四歲的高齡，還在江蘇昆山徐乾學家的藏書處“傳是樓”，查閱了多達三百余種的文集！
在各地訪書時，黃宗羲遇到了不少的老友，他們大都在明末參加過抗清斗爭。如今，時過境遷，久別重逢，真是感慨萬千。黃宗羲除了到一些前輩、故友的墓前悼念之外，還為他們撰寫傳記。從抗清的領袖人物張煌言、熊汝霖、王翊、李定國到一些普通的平民百姓，他都不惜筆墨，為他們樹碑立傳，以志“追思”。這些為數不少的傳記，是研究明末歷史的一批重要文獻。
黃宗羲在晚年，仍然精力充沛。當時就有人說他“六十如少壯”，做起學問來還和年輕人一樣。他不僅有驚人的記憶力，而且對自己要求依舊十分嚴格，自己規定了一天必須讀完的卷數，不完成就不休息。他專心著作，冬夜冷氣襲人，就把腳放在土爐旁，再披上一床被子，邊看邊記；盛夏，驕陽似火，就披上一件麻織的衣服，端坐桌前，勉力寫作。他在詩中寫道，“年少雞鳴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雞鳴”；“一生將計數千載，百里還看九十行!”這些感人之句道出了他對待著述以苦為樂的情感，也反映出他在晚年為完成著述而只爭朝夕的精神。
黃宗羲從八十三歲開始，經常患病，體力也大不如前了。他憑著頑強的毅力，堅持著述。第二年，他在《明文案》的基礎上，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著作《明文海》。此書共有四百八十二卷，參考了明朝各家文集二千余種。黃宗羲為此前后費時二十六年，指出：“非此不足存一代之書”。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黃宗羲八十六歲。他在病重時寫了遺囑，囑咐家人說：“我死后，即于次日安葬，就用平時穿的衣服入斂，一被一褥，不作佛事，不作七七（人死后四十九天，為亡者設齋修福），凡是紙旖、紙錢之類一概不用”，以后祭掃也“不可殺羊”。他說：這些都是“流俗無禮之至也”，必須“一概掃除”，黃宗羲對待后事的安排，明白地體現了反對迷信舊俗的進步思想。
這年夏天的一個夜晚，黃宗羲在書房里寫作時受了一點風寒，就病倒了。七月三日這天，這位明末清初的偉大學者與世長辭了。
黃宗羲留給后人的大量著作是他畢生心血的結晶。據初步統計，黃宗羲一生的著作共有六十余種，一千三百余卷，內容涉及史學、政治、哲學、經學、數學、地理、天文、歷法、音樂、詩文等許多方面。從五十三歲直到逝世前夕，是他一生中著述的高峰時期。《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最有影響的著作及他本人的文集《南雷文定》都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后來的大史學家全祖望對著作等身而成就極大的黃宗羲推崇備至，說他能以“百年閱歷，取精多而用物宏”，寫出的書“如山如河”，“固當炳炳百世”。這種評價是公正的。下面，我們介紹黃宗羲的兩部主要代表作——《明夷待訪錄》和《明儒學案》。
（二）具有光輝思想的《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成書于康熙二年（1663年）。全書分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等十三個部分。它是黃宗羲唯一的一部政治專著，是他結合自己幾十年斗爭實踐研究歷史和明代政治所作的總結。
“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是貫穿于全書的指導思想。在封建社會的末期，這種見解有其突出的進步性。作者從這一思想出發，無情地揭露和鞭笞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罪惡。
黃宗羲的進步政治思想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歷史實際有緊密的聯系。明朝滅亡的歷史，使他初步看清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惡本質。清兵攻占各地時的暴行，加深了他對封建統治者殘酷本性的認識。正當各地人民反抗清初殘酷統治之時，腐朽的南明王朝反而成了抗清斗爭的絆腳石，這種鮮明的對比深深印入他的心里。他思考著社會動亂的根源。在數十年的斗爭風浪里，他看透了封建統治者的猙獰面目。在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壓迫面前，他察覺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禍害。黃宗羲在《原君》篇中憤怒地寫道：“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話真是痛快淋漓，一針見血！身處封建君主專制的絕對統治之下，敢于如此尖銳地抨擊君主專制制度，這正是黃宗羲光輝思想的突出表現。
黃宗羲認為，上古時代“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國君不僅從屬于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為他們服務。所以，“凡君之所畢世經營者，為天下也”。而現在呢，情況就顛倒過來了。“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君主們為了爭奪天下，使用了各種殘暴手段，“屠毒天下之肝腦，寓散天下之子女”，目的就是為了“我（指帝王）一人之產業”。及至奪到政權以后，又“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并且妄想把皇帝的寶座傳之“萬世”。總之，以“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這就是帝王們的所作所為。對此，黃宗羲慨然發問：“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7”難道設立國君的目的本來就是這樣的嗎？
在批判了君主專制之后，他進而說：現在天下的百姓怨恨他們的君主，“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他明確地提出這樣的問題：“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在黃宗羲的筆下，從來被認為至高無上的“天子”，被剝掉了神圣的光圈；“天子”并不是什么神權天授，不過是普通的“一人一姓”而已。因此，他進一步提出了“向使無君（假使沒有君主）”這一根本否定帝王的大膽設想。這種設想在當時雖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畢竟是一種非常卓越的思想，它提出于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時期，猶似在漫漫的長夜里出現的一道劃破天際的閃光。
對于那些僅僅為君主和王室效忠的臣僚，黃宗羲辛辣地斥之為皇帝的“仆妾”。他們從“君之一身一姓”出發，“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窮兇極惡地為皇帝“敲剝”天下百姓，以求得君主的歡心。黃宗羲認為在這樣的君臣手中所掌握的法律，必然是“一家之法”，而根本不是“天下之法”。他們利用這種法律來“桎梏下人之手足”，結果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也就是說，壓迫（桎梏）人民的封建法律愈繁密，最終將激起人民的反抗。他直截了當地說：這種法律實在是“害天下”的“非法之法”！總之，黃宗羲尖銳地提出了法律為誰所用的問題，揭穿了封建君主利用法律來圖其“利欲之私”，明白地表達了反對壓迫人民的封建法律的思想。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有力地鞭撻了束縛思想、窒息人才的科舉制度。他認為為這種制度服務的所謂學校純屬是“富貴熏心”的勢利場。他鄙視那些以皇帝之是為是、以朝廷之非為非的讀書人，對有真才實學但卻被埋沒于“草野之間”的人們則深表同情。
君主專制之害，在當時怎樣才能加以改變呢？黃宗羲認為最重要的是制定“天下之法”，廢除“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他主張皇帝不必擔負實行法律的具體責任，而把這種責任和權力交給德才兼備的宰相。因為“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宰相不僅應和天子以平等的地位討論國家大事，而且經過宰相批準的決定，就可以下達執行，不必再通過天子“御批”，從而也可避免奄黨挾持天子以把持朝政的危害。至于天子的過失，宰相得以規勸批評，使“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在君臣關系問題上，黃宗羲摒棄了歷代相承的“君為臣綱”的舊傳統。他指出：“天下之大，非一人（指帝王）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指群臣）”。君主應該“以天下萬民為事”。同樣，出仕為官，也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
應當指出，黃宗羲用丞相之權來限制君權的主張仍然沒有超出封建政治制度的范圍。但是，他明白地提出做官的目的“非為君”，而是“為萬民”，這打破了千百年來的封建君臣觀念，是一種含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思想。
黃宗羲還提出一種監督政府的制度，這涉及他理想中的新型學校。他提出，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負責人“太學祭酒”，要推擇當世大學者擔任，其地位與宰相相等。每月初一日，皇帝、宰相及其他大臣都必須到校聽祭酒講學。皇帝在聽講時“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也就是說，皇帝要以普通學生的身分坐在他們中間，而祭酒得以率直地對朝政的缺失提出批評意見。黃宗羲認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所以應該“公其非是于學校”。至于地方學官，他認為不可由政府選派，而應由地方“公議”，請著名學者來擔任。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學校講學，地方官也“就弟子列”。講學時，對“郡縣官政事得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于眾，向民眾公布官府的錯誤。總之，無論在中央或地方，要借助于學校議政，發動輿論，來削弱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黃宗羲提倡的這種學校，實際上是一種監督政府的議政機關。主持這些學校的著名學者，仍然是封建的知識分子，一般來說，不可能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同所謂“宰相傳賢”，把希望寄托于個別“賢人”的主張一樣，都反映了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在猛烈抨擊封建君權、封建法律、封建專制主義和要求一定的民主權利等方面，都顯示了他的極其敏銳的政治眼光和敢于大膽批判舊傳統、舊制度的斗爭精神。明清兩朝，厲行以皇權為核心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黃宗羲在明清之際，斷然提出了抨擊這種制度的先進的政治主張，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并對以后的反專制斗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還提出了“工商皆本”等先進的經濟思想。
在中國封建社會早期，強調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這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到了封建社會后期，這種“農本商末”的觀點就顯得過時了。黃宗羲對這種過了時的傳統觀點，對于什么是“本”和“末”，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衣食上鋪張浪費，婚喪時奢侈宴祭，生活中迷信巫佛，這些“皆不切于民用”的東西才是“末”，必須“一概痛絕之”；而“工商”同農業一樣，“皆本也”，都是國家經濟的根本。為了發展工商業，他提出要統一貨幣，“使鈔（紙幣）與錢不相離”；主張開設寶鈔庫（相當于后來的銀行），以金銀作為紙鈔的基金，隨時可以兌換，使市場上“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這些看法和主張，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擴大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是我國近代先進的經濟思想的先聲。
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人民所擔負的賦稅和勞役極其沉重。黃宗羲有針對性地提出：要均平土地，減輕賦稅，講求“民富”。雖然這同明末農民軍的“均田免糧”的戰斗口號有著極大的差別，但這些主張體現了社會向前發展的要求，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明夷待訪錄》一書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總的說來，黃宗羲的政治經濟思想，表明他是站在時代的前列的。然而他的先進思想，在當時是無法實現的。《明夷待訪錄》這個書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古代卜卦名稱），含有由晦而明之意。黃宗羲認為自己的學說能把國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學說的實現卻有待于“明主”的求訪采納。同時代的大思想家顧炎武讀過《明夷待訪錄》后，給予極高的評價，說是實行書中的主張，“百王之敝以復起”，歷代王朝的衰敝可以改變，國家可以振興。顧炎武同時指出：“古代君子所以著書待后（有待于將來），有王者起，得而師之。”這等于是說，黃宗羲的理想雖然是能夠做到的，但是只能寄希望于將來。
（三）《明儒學案》及其他
《明儒學案》是黃宗羲論學的代表作。“學案”是指學術思想史。這部著作，對明朝三百年間各個學派學術思想的發展經過，每個學派的時代背景、代表人物、學說宗旨及其前后變化等，作了介紹和評論。黃宗羲早就決定撰寫宋、元、明三朝的學術思想史。康熙十五年（1676年）首先完成的《明儒學案》，由于種種原因，開始只有手抄本流傳，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有一個叫賈醇庵的人才將此書刊行于世。那一年，黃宗羲已經八十三歲了，他聽到了這個消息非常興奮，不顧重病在身，讓他的兒子黃百家記下了他為本書口授的序言。
《明儒學案》的內容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將明朝學術思想的發展，按學說宗旨、學派系統，分門別類的加以排列，共立學案十九，敘及學者二百余人。他用簡練的語言，概括每個學派的宗旨，對它們的學術思想，有綱有目地加以剖析。對內容復雜的學術思想史，闡述明晰，條理井然，這是黃宗羲在學術史上的一大貢獻。
第二，為了寫好《明儒學案》，黃宗羲搜集了大量的明代學者的著作。在撰寫過程中，對每個學者的生平事跡，反復核實，力求確鑿，并分析了這些學者一生中思想變化的原因。黃宗羲用發展的眼光來考察學術思想的演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綜合歸納等科學的研究方法；這是他在研究水平上高出于許多前輩和同時代學者的重要原因。
第三，黃宗羲師承姚江學派的劉宗周（世稱蕺山先生），姚江學派的創始人為明代中葉的學者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所以他論學奉陽明，蕺山為宗。不過，他對王守仁和劉宗周不做無原則的推崇。對他們的學說中他認為不當之處，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對王陽明十分強調“去人欲、存天理”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不以為然，因而批評說：陽明先生經常譏諷宋代理學支離破碎，而一到實際中自己卻在“重蹈覆轍”。總之，他能比較全面的看待自己所屬的姚江學派，而對其他各派學說，也能比較客觀地加以記述和評價。這正是一種可貴的實事求是的學風。
《明儒學案》在刊印之前，就已引起許多學者的重視，彼此傳抄。康熙三十一年刻印問世后，清代學者推崇備至。著名史學家全祖望就認為這本書是有關整個明代學術的巨著，“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就連禁書極嚴的清朝統治者在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也收錄了此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然對此書價值有所貶低，說它在學術上存門戶之見，但也不得不承認該書對于考見各派學術的源流得失以及明末黨派之爭，有借鑒作用，“亦千古之炯鑒矣”。總之，《明儒學案》是我國第一部內容比較完整系統的學術思想史專著，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研究明代思想史、哲學史、學術史的必讀之書。可以說，黃宗羲是學術思想史這門科學研究領域內一位有創見的先行者。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和其他著作中所反映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長期以來，思想界關于理（精神）、氣（物質）的爭論非常激烈。黃宗羲明確指出：從古到今，天地之間“無非一氣”。又說：“理為氣之理，無氣則無理”；“理根于氣，不能獨存”。這即是說：天地萬物從根本上說都是“氣”即物質的；而精神則來源于物質，精神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他認為“氣自有條理”，意即物質具有自身的規律性。又進而說：“氣無窮盡，理無窮盡”；“物無窮盡”，“日新不已”。總之，在他看來，物質運動是沒有止境的，因此人的認識同樣也是沒有止境的。
我們也必須看到，黃宗羲在哲學上還未能完全擺脫唯心主義的束縛。他對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只是部分地有所批判，而未能從根本上與之對立，就是突出的例證。因此，他的哲學思想有時就出現了矛盾的狀態。當然，我們也不能脫離歷史條件去苛求他。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黃宗羲，具有明顯的唯物主義傾向和關于物質不斷地運動變化的觀點，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反復強調“學貴踐履（親自實踐）”。他一貫反對空疏之學，極力提倡“實踐為主”。這種變革現實的實踐，是他政治、哲學等方面學說的根本，對于清初學術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他“為萬民，非為一姓”的政治思想聯系起來，他的學貴實踐的觀點更顯示了重要的意義。
黃宗羲在寫完了《明儒學案》后，便開始編著《宋元學案》。可惜，這部著作只完成十七卷時，他就離開了人世。接著，他的幼子百家續修了一小部分。乾隆十一年（1746年），浙江鄞縣人，大史學家全祖望接過了《宋元學案》未完成的遺稿，全力以赴地加以修訂。當完成全書十分之六、七時，全氏不幸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病逝。此后，黃宗羲的玄孫黃璋和他的兒子繼續努力，編就了八十六卷的《宋元學案》稿。其后，學者王梓材將幾種底稿合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補，編定為百卷本，由馮云濠出資刊刻。在黃宗羲死后一百四十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馮氏刻本刻成印行，這是《宋元學案》最早的刊本。這部經幾代人持續努力才底于成的巨著，終于問世了。
黃宗羲撰寫《宋元學案》時，在編纂方法上比《明儒學案》又有所改進。在宋、元兩朝每個學案之前，先列一“表”，介紹了師生、師友的關系和各派的支流，使讀者對該派的師承脈絡一目了然。在各個學案之后又有“附錄”，搜集了同時代人及后人的評價，包括肯定的和否定的各種意見。這是一種客觀的記述方法。總之，黃宗羲在學術的內容研究上不斷深入，在編纂方法上也不斷有所創新。
在史學領域內，黃宗羲能夠不斷做出重大貢獻的關鍵性原因，在于他具有卓越的史學思想和研究方法。這大體上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其一，他在研究史學時態度端正，目的明確。他曾說過，撰寫歷史，必須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按實編年，不炫耀文彩”。更重要的是，他并非為研究而研究，而是著眼于總結歷史，把治史同“萬民之憂樂”聯系起來。其二，他治學的方法是廣搜博采，不靠傳聞，重視史料的甄別。他所經常運用的一個重要的方法，是綜合歸納法。他為寫好《明文海》、《明儒學案》等書，搜集上千種著作，擷取有關內容，經過對比分析，深入一步，加以綜合歸納，積數十年努力而后成書，就是明證。其三，他研究史學時，沒有單純停留在政治史、學術史的范圍之內。他不僅考訂史實，還旁及地理、天文，數學等方面，并且都作了比較深入的鉆研。因此，他才能在研究上既有深度，又有廣度，在撰寫一朝專史時，從各方面提出自己精湛的見解。其四，他十分重視內容文字的組織和編排即編纂方法。他的歷史著作都顯示了條理明晰、結構縝密、體例嚴謹的特點。其五，對待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他能從當時歷史實際出發，加以分析觀察，因而能夠得出較為客觀的結論。
綜觀黃宗羲一生的重要著作及其政治、史學、哲學等方面的思想，他不僅開創了良好的學風，而且，他的很多著作都成了后代人研究的楷模和先導。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偉大思想家，也是清代史學的奠基者。
黃宗羲逝世后一個半世紀，鴉片戰爭發生了。此后，各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對中國發動猖狂的侵略戰爭。隨著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古老文明的中國一步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境地，民族災難日益深重。這就使堅持封建專制反動統治的清政府的腐朽無能的本質暴露無遺，從而也就證明了黃宗羲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所具有的重要歷史意義。
甲午中日戰爭后，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為了挽救中國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主張自上而下進行變法，改革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黃宗羲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學說及其名著《明夷待訪錄》，就是維新派進行宣傳時所經常引用的。梁啟超曾說：“我們當學生時代，《明夷待訪錄》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光緒年間，他和他的朋友曾將此書“私印許多送人，作為宣傳民主主義的工具”。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一再介紹黃宗羲等人進步的政治學說，大量印發《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以有助于宣傳反對君主專制，動員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總之，歷史的進程表明，黃宗羲的光輝思想及其《明夷待訪錄》在中國近代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斗爭過程中，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
黃宗羲在明末清初之際，始終堅持了崇高的氣節。他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為本民族的學術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勇敢地抨擊反動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正是作為啟蒙思想家所具有的特色。他的著作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注釋：
[1]吳王夫差的父親闔廬，在同越王勾踐作戰時傷重而死。
[2]在君主外出、因故不能親政或君主亡故的情況下，由近親代管國事、行使皇帝權力者，稱監國。
[3]唐王朱聿[钅粵]于1646年在廣州建立南明政權，年號紹武；同年，桂王朱由榔在廣東肇慶建立了又一個南明政權。該書敘及這兩個小朝廷互爭帝統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