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書法
1873年，梁啟超出生于廣東新會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時代背景：“太平天國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后一年，普法戰爭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清末民初，帝國的衰亡，極權的崩潰，從政治到社會，從生活到心態，從思想到學術，都顯現出一種半新半舊、亦新亦舊又互滲互動的狀態。梁啟超半個世紀中的所有追求與惶惑，困境與出路，誤解和洞見，皆因時代而起。正如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綜其一生，悉于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于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云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
梁啟超以“善變”聞名于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并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諸人的命途，可以明顯地看到時代的印記：1930年代，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是北平知識界有名的文化沙龍，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這個沙龍的核心；抗戰爆發后，梁家兄弟姐妹開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艱辛的日子里，他們也對中國保持著純潔的信念，對于工作保持著最高的熱情；新中國成立，梁思懿、梁思禮從海外回到祖國，同船的一些人選擇了臺灣；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對高層領導說：“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你們遲早會后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時期，梁思成、梁思順、梁思達和梁思莊都受到巨大沖擊；梁家第三代梁從誡畢業于北大歷史系，1994年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兩會上發表有關環保的激烈言論……他們的每一個腳印里，都有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命運的投影，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家族與個體的淚與笑。
我們試圖從紛亂的歷史線索中，還原這個聲望遠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體驗他們的沖突與轉變、困境與出路、理想與現實、希望與失落，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與社會的各種偶然與必然。在豐富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們的故事可以給今天的我們以啟迪，以鼓舞。這或許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梁啟超 雄文橫掃舊世界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于：以中國之大，國情之復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本刊記者 鄭廷鑫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廣東新會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點，病中的梁啟超正在寫作《辛稼軒年譜》，恰好寫到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啟超錄下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這是他的絕筆。
之后，他被送到協和醫院搶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臥佛寺，與發妻李蕙仙合葬。這位一輩子都在探求中國富強之道的“行者”，終于停下了腳步。
他的墓碑是長子梁思成、長媳林徽因共同設計的。墓碑上，沒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跡的文字。梁啟超曾說，“知我罪我，讓天下后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聯，是對此話的呼應：“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后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初識康有為
1890年，在同學陳千秋引薦下，18歲的梁啟超拜訪了33歲的康有為。此時梁啟超已是舉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為卻仍是一名監生。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梁啟超后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給了他當頭棒喝，覺得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學問。梁啟超決定拜康有為為師。
此前的梁啟超，接受的完全是傳統教育。5歲讀《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2歲考中第一名秀才，17歲在廣東鄉試中考取第8名舉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認為他“國士無雙”，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兒嫁給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
這個天才少年，18歲入京會試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買了本《瀛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師從康有為，是“善變”的梁啟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啟超的“善變”是世人的共識，他本人對此也表示認同。
變法前后
對于梁啟超的祖父、秀才梁維清來說，孫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應該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這時他已經不在人世。這一天，光緒皇帝召見了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按清代慣例，舉人得到皇帝召見，至少也能成為內閣中書。
這次會面并不成功。梁啟超不諳官話，將“孝”讀成“好”，將“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比起康有為與光緒幾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非常失敗。此后，康有為一直以君王師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見的鼓舞。這也為后來兩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個伏筆。
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積極參與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
公車上書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梁啟超任主筆，撰寫了大量呼吁變法的文章。兩湖總督張之洞很欣賞《時務報》，說這是“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報紙”。后來，張之洞邀請梁啟超到武昌一游，打開中門迎接，甚至問下屬“可否鳴炮”。在當時，這是接待欽差大臣的禮節。
1840年鴉片戰爭后，封閉的中華帝國被迫打開國門。在強大外力的促迫下，尋求強國之路從此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課題。費正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遠比歐洲革命更為廣泛徹底。歐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傳統之內的革命，雖然連帶產生了經濟和社會體系的轉變，但其變革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面。近代中國“不僅經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就連中國文化也發生了根本的“轉化”。
這種轉化，可以從知識分子對西方態度的轉變上看到：張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務派相信，中國的軍事技術不行，于是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了梁啟超這一代，他們認識到，必須改變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變法”。
費正清在《劍橋晚清史》中說，“康有為政治綱領的目標是一系列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等于一場‘來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國早就不是貧弱的樣子了！”
但是，變法提出的各種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種無用衙門，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允許平民上書言事等等，每一項改革都將沖擊甚至剝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動搖了傳統學者和廣大士紳的思想基礎，因此，變法受到巨大阻撓并以失敗告終，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維新黨雖名為改革派，言論卻過于激進。用革命手段進行改革，連本來可以成為盟友的溫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為甚至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種書生意氣的話。
變法失敗后，政局緊張，朝廷大肆捉拿維新黨。譚嗣同勸梁啟超外逃，因為海外華僑多為廣東人，梁啟超會講廣東話，便于活動。
伊藤博文也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于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東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個日本名字——吉田晉，結束流亡回國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對他的影響和幫助。到他回國的時候，清王朝已經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與改良
20世紀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詞匯，比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憲法”、“組織”等，都是梁啟超最早從日語引入中國的。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他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領袖來接待。在梁啟超的故鄉廣東新會茶坑村，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抗戰時期，掃蕩的日軍經過茶坑村，聽說這是梁啟超的故鄉，就繞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個村莊。
剛到日本的梁啟超，曾與革命派領袖孫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馮自由回憶道：“已亥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他還一度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寫信給老師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的革命傾向后，非常生氣，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表面上，梁啟超聽從老師的話，離開了日本，不怎么與革命派來往，但在心里，逃離康有為的羽翼的想法日漸增長。
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應，回家后頭痛目眩。對于“教父”的這種“弒父”情結，除了政見日漸不同，也由于一個實際原因：經濟。他最終無法獨立，有這方面的原因。
梁啟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賣文維持生計，生活相當清苦。而康有為出逃國外后，聲稱自己持有光緒帝的“衣帶詔”，從東南亞到北美，一路以保皇為名向廣大華僑募捐，大肆聚斂錢財，掌握了保皇黨捐助的百萬美金巨款。梁啟超認為，康對自己的接濟并不充分，對此頗為不快。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后，梁啟超又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大家紛紛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1903年，梁啟超到美國游歷考察數月后，言論再次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完全放棄，從“思想上的遲疑不決”，轉變為“堅定認同改良主義政治目標”。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于：以中國之大，國情之復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聲討袁世凱，討伐張勛，與康有為決裂
梁啟超54歲時留影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立憲成為大勢所趨。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并暗中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做槍手，起草考察報告《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梁啟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
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知識分子大多滿懷憧憬。魯迅曾回憶說，民元之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梁啟超也回國了，并介入政權內部的實際操作，自稱“非國務大臣不做”，兩度出任閣員，先任司法總長，后任財政總長，一戰期間還曾參與外交，從“理論的政譚家”變為“實行的政務家”。
對于梁啟超在民國的政治表現，許多人并無好評。有人說，“任公當財長，任內未能興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認為原因在于，“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國財政史專家賈士毅在梁啟超決意不再做官后拜訪他，梁的一段話可看做他告別政治回歸學術的原因：“從民國二年秋間參加熊內閣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國六年夏天在段內閣擔任財政總長，對于政事都沒有一件收到積極的效果，可說是自己沒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發表什么政論，免得給人家說閑話。”
與袁世凱的合作讓梁啟超背上了“賣朋友，事仇讎”的罵名。起初，他對袁世凱抱有共和及立憲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等到洪憲帝制復辟，他又聯合自己在湖南時務學堂時的得意門生蔡鍔，發動討袁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下臺。
袁世凱宣布稱帝后，梁啟超寫了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知消息后，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后來他回憶說：“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么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
兩年后張勛復辟，康有為是其最依賴的軍師。當康有為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復辟論》，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黨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于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至此，康梁公開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賊啟超”，并在詩中怒斥其為專食父母的梟獍。1927年康有為去世后，梁啟超見他“身后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幾百塊錢，才草草成殮。之后，又戴孝守靈，大哭三日。
“知我罪我，讓天下后世評說”
梁啟超的最后10年，多在書齋與大學講壇度過。這時候的他，已經把精力放在培養“新民”上。對于民主制度建設與民主素質教育孰先孰后的問題，他最終選擇了改造國民性。
一戰后的歐洲之旅，讓他對于西方的態度再次改變。他沒料到，曾讓無數國人艷羨不已的歐洲物質文明，竟在自相殘殺中毀于一旦，陷入“一片沉憂凄斷之色”。在倫敦，他下榻的高級酒店連暖氣也沒有，甚至連火柴與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紙煙的他，自嘆“沒有鉆燧取火的本領”，“只好強迫戒掉了”。
年近50的梁啟超，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試圖從西方的強盛中尋找中國的救亡之路，最終卻感嘆，“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墻腳上筑筑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又想到，東方文化中重視精神文明的傳統，或許可以補救西方過度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試圖從古老的道統中尋找新的藥方。
隨著新文化運動對舊文化的摧毀，向來立于時代潮頭的他，似乎成了新時代的遺老。列文森統計過7年里的《新青年》雜志，“僅發現兩處提到梁啟超”，其中一篇是批判了梁啟超的某篇文章。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屢勸就醫，總嫌“費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癥加劇，小便中時常帶血，才去協和醫院治療。協和當時是中國最好的西醫醫院，卻在梁啟超身上進行了一次失敗的手術。最初的檢查中，醫生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遂以手術割除，但仍未好轉。之后才發現，手術割掉的是健康的腎，這是導致梁啟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啟超在協和醫院病逝。
手術失敗后，輿論一片嘩然，反對西醫的聲音越來越大。梁啟超寫了一篇題為《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的文章，詳述了自己手術的經過，公開為協和醫院和西醫辯護：“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醫史學家程之范說：“梁啟超主要是考慮到當時西醫剛進中國，老百姓對西醫還缺乏認識，如果這時對協和醫院大加鞭笞，最終吃虧的恐怕是老百姓。”
梁啟超的確抱著“愿為眾生病”的想法。他說過，“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里能夠輕輕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作為過渡時期影響最為深遠的人物，梁啟超之死，與譚嗣同的斷頭類似，或許就是一種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維護自己所堅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并為之付出了生命——梁啟超一生善變，但“變”的宗旨和目的卻不變，“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
(參考：《飲冰室合集》，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篇》，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吳其昌《梁啟超傳》，李喜所、元青編著《梁啟超傳》，感謝羽戈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