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真正的合作研究與掛名之間難以判斷，所以相當一些學者會遠離合作撰寫、共同署名。我們這一代以及上一代人沒有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樣板戲，尤其是其中的三大經典：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和沙家浜。許多人甚至能夠非常準確地唱出三大樣板戲中的每一個唱段。《沙家浜》一劇講述的是新四軍的十八個傷病員在沙家浜養傷斗敵的英雄事跡。劇中有一段唱腔是：“我們這十八個傷病員，要作泰山頂上的十八棵青松。”
我是1983年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屆研究生的數量也正好是十八個人，分屬于法理學、刑法學、民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刑事訴訟法學、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專業。我把我們這十八個同學稱為“十八棵青松”，其中還有兩“棵”“女青松”。當然我們這十八個人絕不是“傷病員”（其中年紀大一些的，算是有“輕傷”，留下了無奈歲月所導致的傷痕）。我們仍屬于文革后相對幸運的一代。人們都知道“西政”學生有特點，尤其是新三屆的學生（77、78、79）更有特點，我們這“十八棵青松”亦是很有特點的十八人。這十八個人分別是：邱興隆、何力、胡云騰、舒揚、全理其、張航、黎建飛、孔小紅、趙萬一、夏勇、陳忠林、夏道虎、吳家如、吳衛國、郭明忠、譚世貴、杜利，還有我（張衛平），一共十八人。其中法學博士十人，法學教授十一人，博士生導師七人，獲得“中青年法學家”稱號者三人。
光陰如劍，日月如梭。研究生畢業已經過了近二十個年頭，每一棵青松都經過了無數次的風吹雨打。在經歷數年以后，我常常想起這些同學，其中有的同學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對這些同學有我的評價。因此，我“擅自”“組織”了一個只有一個人的“評獎委員會”，還“擅立”獎項，并“擅自”將各獎項以自己主觀認可之理由頒發給了以下同學。
“最具傳奇色彩獎”、“最具磨難獎”，獲得者——邱興隆博士。
此獎授予邱興隆博士在社會上也許會引起一些爭議，有人認為何力博士也是此獎的有力爭奪者。在此，我保留他人異議，依然將此獎頒發給邱興隆博士。
邱興隆——毛澤東的老鄉——出生于湖南湘潭農民家庭，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1982年考上西南政法學院刑法專業研究生。1987年考入中國人民法學院刑法專業攻讀博士，師從我國刑法學界之泰斗——高銘暄教授。
邱興隆在考取刑法博士后，學術天賦嶄露頭角之時，突然放棄學業，下海經商。不久因錯誤受到刑事指控，被投進監獄。邱興隆對刑罰學有深入研究，本科期間便與張衛平合作（其實我的作用就是提供日文資料）寫出了探討費爾巴哈刑罰思想的論文。后又與當時在中國政法大學就職的許章潤先生合作寫出文革后我國第一部刑罰學專著。極其“難得”的是，邱不僅有理論，也親自實踐和感知了“刑罰”的滋味。毛主席說過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親口嘗一嘗。由于系錯誤追究，邱被釋放，然后顛沛流離，四方飄泊，最終又被錯誤追究，再度入獄，但在獄中并未消極待斃，反而振作起來，重新研究刑法和刑罰理論，在獄中鑄就“刑法理性三部曲”，以及描寫獄中心緒的“黑字”系列自傳體小說。
平反昭雪后，邱再次申請刑法博士學位，遂以優秀論文奪得博士學位桂冠，并成為西南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后又成為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省人大常委，2004年被評為第四屆“十大中青年法學家”，但最近又風云突變（2004年底）,毅然決然辭去法學院院長職務，變為一名律師。鑒于邱興隆博士如此曲折、磨難之經歷，故授予其“最具傳奇色彩獎”和“最具磨難獎”。
獲得提名獎的還有：何力博士、全理其博士、舒揚教授，張衛平教授。他們雖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時代，上過山，下過鄉，何力博士還曾當過兵、扛過槍。何力博士和全理其博士還于外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屬于正宗的“海歸”。但上述人均未有過煉獄之磨難，更未有過“二進宮”，在日本留學期間雖也十分辛苦，但畢竟亦未經歷過如此顛沛流離之生活，榮辱苦痛之巨大起伏，因此最終與此獎無緣。
我算是邱進入“西南政法”后，他第一批認識的人。在開學典禮中我們并肩而坐。記得“西政”沒有正式的禮堂，開學典禮只能在臨時搭建的棚子里舉行。禮堂里也沒有凳子，只能自帶。這個臨時搭建的棚子也成了我們上大課的大教室。這樣的場景有點像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或延安抗日大學。“我叫邱興隆，湖南人，考分354分（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這個分數）。”因為只考五科，這樣的成績就已經不錯了。我現在已記不得我們談了什么，但邱卻給我留下一些印象，雖然談不上深刻——性子有些急。
“最具個性獎”獲得者：邱興隆博士。
“最具個性獎”頒獎辭：
邱興隆博士在頗有發展勢頭之時，卻毅然下海，未聽眾人苦口婆心之勸告。吃飯睡覺均不規律，飯盒當煙缸，白天與黑夜顛倒。不念“西政”“收留”之情，毅然“叛逃”他校，全然不顧田校長之感受；以“重金”拉走“西政”學術“干將”數人，導致“西政”人材“地震”。在成為法學院院長之后，又毅然辭去，干上訟師行當。剛被授予“十大青年法學家”稱號，又突然翻身下海，將法學家“指標”“浪費”。正當世人遺憾之時，未寫就幾篇訟詞，便又重返講臺，“浪子回頭”成某名牌大學教授。總之，來回折騰，特立獨行之個性彰顯；故特將此獎頒給邱興隆博士。但不鼓勵其再接再厲。
此獎有力爭奪者何力、黎建飛、孔小紅、張衛平等，但終因個性不能與邱比肩，故而只能成為該獎提名人。上大學期間，我由于住在三班的寢室，邱是三班學生，因此與邱仍然保持著較密切的聯系。我還曾給他們班做過一次期末考試輔導。邱有一種湖南人特有的執著精神，骨子里有一種好斗的狠勁兒。這種勁頭一旦用在學習上，也是十分可怕的。我經常見到他端著飯盒的手上還夾著寫有英語單詞的卡片，吃一口飯，咕嚕一個英語單詞，估計發言不會準。這樣的精神也必然把他推到更高的階段。我們在研究生階段又匯合了。
進入研究生階段，邱變得更加醉心于刑法的學習和研究，開始嘗試并不斷地將自己的觀點和想法變為鉛字。對于鉛字，邱有一種狂熱的愛戀，邱是我們研究生中最早在雜志上發表學術文章的人。邱與許多青年人一樣急于要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他的作法與眾不同，每發表一篇文章，他就將雜志寄給那些本專業的學術權威們。而我那時還舍不得花幾個錢多買幾本雜志寄給老前輩。經濟學的原理告訴我們，有投入一定有回報。長此以往，相信邱已經在刑法學界老前輩們的頭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邱有一種執著。他曾經在研究生快畢業時就曾發狠式地說過，我一定要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文章。果然，邱到人民大學讀博士生后不久就與周振想博士合作，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文章。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就已經被視為展現學術研究成果的圣壇，學者們均以能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文章為榮。
邱的行為沒有什么規則，生活也很隨便，無拘無束，似乎一輩子只作一件事，在研究生期間就是寫東西。我們那時的研究生大都是在寫作中學習，而不是在聽課中學習，邊寫邊學習，是在用中學，而不是學中用。我當時是研究生黨支部書記，黨支部書記當然要管發展新黨員，要“吐故納新”。至今為止（也將是我一生中），我僅介紹了一個人入黨，這個人就是邱興隆，就是他，最終還是離開了黨組織。關于邱興隆入黨的問題，在黨員會中很有爭議（有的同學看得很準），因為他的言談舉止不是那樣“規矩”，常有些“不正經”的言說，因而就有了不同意見。我的理由是，邱是個努力刻苦學習的同學，生活小節有些不注意，但不是主流，那時的人特別強調主流與非主流、本質與非本質。我估計他那時入黨主要還是從一種虛榮心出發，并非作為一種資本，來對待加入黨組織這一實際上極其嚴肅的問題。在幾次磨難中，他就已經遠離了組織。至今我也不清楚他是否恢復了組織關系。
對邱的評價因人而異，差別很大，很有爭議。陳興良教授作為我國知名的刑法學者，又是邱的師兄、同行，對邱的評價相當高，曾撰文專門評價過邱興隆。我的師兄顧培東先生，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讀法學，但獲得了經濟學教授的頭銜，他對邱的評價也相當高：“邱仔”（邱穿牛仔褲更有“仔”的味道）具有相當大的學術潛力，將來是一個很有建樹的學者。顧培東先生要夸獎一個人比中國足球隊打敗韓國隊還要難，很少能夠從顧的嘴里聽到對一個人的好評，尤其是對同行的高評。邱在出獄后一時面臨著生活上的困難，顧二話沒說給予了有力的資助。但也有人對邱持不同意見，對他頗有微詞。當然即使持有微詞的人對其學術研究能力也不予懷疑，只是對他的行為方式不予認同。邱是不是有點像著名明史學家美籍華人黃仁宇？我不知道，感覺有些同類。
邱是那種頗有個性的人。他的個性集中體現在堅持自己的想法，別人的立場和觀念不予考慮，做事果斷而不計后果。從他在相當的一段時間里披著齊肩長發，就可以看出他與眾不同的個性。美術學院這樣的老師倒是不少，法學界僅他一人。不少人對這一頭披肩長發提出異議，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從背影看邱像是站在舞臺上歇斯底里的電吉他手。尤其是他消瘦的身材，略有一些彎曲的站姿。邱是否就是法學界的一名“搖滾歌手”呢？我感覺他有些像崔健，用紅布蒙著雙眼，彈唱著“紅旗下的蛋”或者“一無所有”。邱雖不算英俊，但他的這種個性往往更容易刺激女孩子。我記得在研究生期間，一位女性可能是因為邱的拒絕而喝下了一瓶白酒，最后被送到了醫院。邱后來知道了此事，我不知邱的真實反應是什么，據說令人意外。
邱離開“西政”一事令我很吃驚，因為邱與我離開“西政”的情形有所不同。盡管我也是出走“西政”之人，并且是在得到好處以后（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這樣認為的）。據說邱出獄后希望回到母校，時任西南政法大學校長的田平安十分康慨地接納了他，并且將其直接破格晉升為教授（邱當時甚至連講師都不是）。但沒有兩、三年，邱還是以學校環境不合適為由執意要離開“西政”。我理解他在“西政”的環境，但他完全不考慮校領導的感受，是我有些不能理解的。如果是我，我是很難做到的。但邱有自己的想法，他有他的道理，別人總是無法理解。
邱是我國最早積極主張廢除死刑的學者之一。在刑法學方面，邱是相當自信的，因為他有親身實踐的獨一無二的資本在身。在論及刑罰方面，恐怕沒有誰比他更有發言權，他的殺手锏是：“你們做過牢嗎？”正當邱在學術研究不斷拓展之時（據我所知他已經準備去美國學習），突然又傳出邱辭去湘大法學院院長，棄學做律師的消息。開始也很吃驚，但想想這就是邱興隆，一個無拘無束的人，一個永遠的怪人。在他身上，什么“人間奇跡”都可能發生。應當承認邱是一個有“爭議”且“爭議”很大的人物。
“最高智商獎”，授予何力博士。
授予該獎的理由是：能夠輕松且準確無誤地說出從廣州到北京鐵路線上四級小站的站名或依順序輕松說出從日本九州到北海道所有小站的名字；高考地理分數97分。他本人認為應當是100分，有二道分值為一分的題，答案可選擇；有一道題，參考答案有錯誤。從小學到中學，每科成績未低于98分。“十八棵青松”中考研成績名列榜首，曾獲得北大百科全書知識競賽優秀選手稱號。該獎的競爭者相當多，幾乎所有這“十八棵青松”均有實力爭奪該獎項，但由于缺乏統一的考評根據，故還是將此獎授予何力博士。廣州大學副校長舒揚先生也建議將此項獎授予何力，其他同學盡管也認為自己應當獲此獎項，但沒有反對何力為獲獎者。
關于智商（IQ）一直是一個有爭執的問題。從1921年起，美國心理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在耶基斯根據陸軍測試方案的結果編纂出一份龐雜的報告之后，智力測試就開始受到人們的攻擊。攻擊者認為智商方案測試的并不是天生的智商水平，而是后天對知識和文化的學習，因而對于主導地位的白人中產階級有利，而對低層階級和移民則產生偏見。智力問題所爭議或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智力或智商在多大程度上是遺傳的或天生的。所謂智力的遺傳性就是指人們之間智力差異有多少來自基因。關于智力或智商的遺傳問題人們一直在爭議。但沒有人否認智力或智商具有先天的特性。今天，持“遺傳信仰”的心理學家們將智商的遺傳性定位在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持后天教養”說的心理學家們認為，智商的可遺傳性應為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不是心理學家，但一個簡單的現象告訴我們這一點，在一個班上同樣的老師授課，學生以同樣的時間學習，方法也一樣，但其學習效果即成績肯定存在著差異。雖然我們不知道這種差異的原因中遺傳因素占多大的比例，但肯定存在，我對此是相信的。
何力與我曾是中學同學。在我印象當中，他的各門成績平均應當是98分以上。關鍵不在于成績好，而是何并不是一個用功的同學。這一點害了不少班上的同學，使人相信后天的努力是多余的。上課畫小人，或與別的同學說話，常被老師點名，但老師又不忍心對他進行批評，通常是說：何力同學，請不要影響別人。何力的最大問題在于，和何力在一起玩的同學，往往成績都不好。因為他總是玩，如果你要是和他一起玩，成績必然下降，而他的成績依然飄紅。有的同學私下在討論這小子是不是晚上12點以后在被窩里打著手電在學習。
我相信遺傳，他的幾個哥哥也相當聰明，當然我也相信后天的教養。他爸爸是新華書店的經理，當時，書店工作人員的親屬看書很方便，可以將書帶回家，書店里有塑料書皮，包著就可以了。我相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弗洛依德說一個人的某些潛意識是由小時，甚至哺乳期的經歷所導致的。也許何力的這種經歷養成了從不買書的習慣。我的印象當中他似乎沒有書架，即使到了復旦大學開始教學和研究。因為他的書少，所以根本用不著書架。他的說法是，圖書館這么多書，為什么要買呢？如果人人都這樣想的話，無疑是對所有出版商致命的打擊。
何力能輕易說出廣州到北京鐵線上的車站站名，不是僅僅說出廣州、韶關、郴州這樣一些三級站以上的名字，而是所有車站。這是在他讀初中的時候。地理是他的最愛。高考地理97分，他認為應當是一百分，之所以是97分，是因為參考答案有問題。正是因為他的智商相當高，雖然當兵已經幾年，但仍然以絕對高分進入北大，他報考的專業是圖書館專業。他不買書，只在圖書館看書，這是否是他選擇這一專業的唯一理由呢？雖未必是唯一的理由，但一定是重要的理由之一。最終何力未能如愿考取圖書館專業，而是進入了法律系。那時的人相當單純，完全沒有考慮專業與經濟收入之間的聯系。選擇專業就是興趣或特殊心理所致。
我在下鄉時，湊巧與何力下鄉的地方不遠，可能相距也就是十里地左右。有時候他會到我小屋里聊聊天。一次何力和另外兩個同學來到我的寒舍小坐，我得招待他們，于是大家動手做面皮。因為那時胃口大，所以煮得多，但沒有更大的盛飯工具，只好用我的面盆，盛了一大盆放在地上，大家便呼呼地吃開了，當時的情景與養豬場沒有多大差別。這個面盆也是既洗臉，又洗腳，當時還沒有物質條件能夠做到“手腳”分開。
可能是為了加入農村知青宣傳隊，他開始學拉二胡。大概幾個星期后，我就聽到了他拉的二胡獨奏曲——“揚鞭催馬送糧忙”，其實那時根本就不需要“揚鞭催馬”，因為沒有多少糧食，送公糧一點也不忙。倒是有一種“江河水”（悲涼的二胡獨奏曲）的味道。那時在農村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夠一年四季吃上干飯，而不是三天兩頭老喝粥。何力后來成了一名野戰軍的戰士，但并沒有經常扛槍，而是拉小提琴。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何手中的民間樂器——二胡突然之間變成西洋樂器小提琴。何力學什么都快，但似乎忘得也快，讀研究生時早已將“江河水”和“梁祝”忘得差不多了。
何博士的英語口語不能說很好，但單詞量巨大，令人驚嘆，如有生詞請問此君。不過何沒有能夠去英語國家留學，最終去了完全不相干的日本。我和他在日本京都時，還騎著自行車在京都街上飛跑。何后來從京都大學轉到關西學院大學，最終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由于太聰明，因此他根本不在乎專業界線。研究生期間學外國法制史，京都大學期間跟隨日本有名的民法學家北川善太郎學民法，后又轉到關西學院學習國際關系，以后又轉為何種專業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到復旦大學后，教授和研究的是國際經濟法。原打算到清華，他說：你們清華法學院缺什么我就講什么。
何在經濟（錢）的問題上特別不同一般，我極少見到他的口袋里有錢，哪怕一分錢。問到為什么不帶錢時，他會奇怪，帶錢干嗎？對他而言帶錢真的沒有用——不抽煙、不渴酒，不吃零食，不買書，幾乎不買任何東西。所有東西都是由家里人（母親或夫人）掌管。在日本沒有見過他喝飲料。“自來水可直接飲用，為什么要喝飲料呢？”何力如是說。在我知道的范圍內，他從未向任何人借過錢，當然，任何人也別想從他那兒借到錢。他對待花錢的心態對他的事業我認為有影響。早在1987年,何就寫出了《歐洲共同體法研究》的書稿，大約有二十幾萬字，我印象中應當是當時中國內地第一本研究歐洲共同體法的專著。書完稿后，交給學校科研處，那時人們的心理是一種“公有制”心理，研究成果交給學校出版，出版補貼當然也要由學校承擔。可能是學校沒有錢，因此，此書的出版一直被擱置起來。我建議他自己掏錢，那時只需要1500元左右就能夠出版（現在15000可能都不行），不過那時的1500元可能比現在的五萬元甚至10萬元都還要珍貴。我的看法是，有投入必有收獲，肯定是有回報的，這是經濟學的原理。
“搞研究、出成果，還要自己掏錢出版，哪有這個道理？”何力如是回答。這樣，這本書的書稿現在可能還靜靜地躺在“西政”科研處的文件柜里，也有可能已經當廢紙賣掉了。其時，如果此書出版了，單是獎金就應該不止1500元。而且此書會使他在最短的時間里獲得更大的名譽，會帶來更大的無形資產。我的第一本專著就是自費出版的，花去了1500元，但我所得獎金就超過3000元，回報率200%。何力是否天生不擅長經濟算計，這也是遺傳所致吧？
何進入北大，成為季衛東的同學，也是季衛東很好的朋友，我通過何認識了季衛東。在我寫碩士論文時，季衛東給我寄來了許多資料，我心里至今還十分感激季衛東先生，也要感謝我的老朋友何力先生。
“最具同情心獎”
此獎授予陳忠林博士。陳忠林當然也可以當之無愧地接受“最不愿拋頭露面獎”，不過因為沒有此獎項。
獲獎者：陳忠林，重慶市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3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刑法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執教，幾年后留學意大利佛羅倫薩學院，獲博士學位，國務院學科評審委員會委員，現任全國人民大會代表。
授獎詞：在他人處于困難境地時，能夠給予他人盡可能的幫助，最好地表現了人類所應當具有的同情心。在十八棵青松中雖然有不少有力競爭者，但均因為在一件事情上沒有表現出與陳忠林博士如此深刻的同情心而被淘汰。具體事件是：當時的研究生宿舍是兩人一間，四人一個套間。沒有人愿意與邱興隆“同居”，因為他的生活太沒有規律，誰都怕，還隨時提出問題，讓你回答。包括我，即使支部書記也不愿意。這時有人“勇敢”地站了出來，此人就是陳忠林。
陳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內向、沉默的人，喜歡下圍棋。下圍棋的人大多不太喜歡表現自己，可能是因為圍棋對弈時人需要始終處于靜靜地思考狀態之中。陳作為北大的本科生考到“西政”，與何力一樣，完全是由于愛情的力量（相信現在不大會有北大的本科生考到“西政”，除了北大之外，沒有多少選擇）。對現時而言，愛情的力量在人們行為決策中的份量已經變得越來越小了，人們變得越來越實際。
陳博士對任何事情都是很專一的，這種專一有時也表現出一種固執。陳是堅持自己的信仰和觀念的，只要自己認定的事，一定要堅持到底。他常與別人持不同意見，表現出一種北大傳統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他的研究領域算不上廣泛，寫的東西也算不上多，但他寫的東西一定是該領域中最堅深的部分，是最基本的部分。我記得他的博士論文是《犯罪要件研究》，他認為在國內，人們對犯罪要件問題沒有吃透，而他的論文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實質，是解決刑法學中這一“歌德巴赫猜想”級問題的鑰匙。
陳的品格是同學們認可的，沒有世俗的營銷心理，沒有貪圖便宜的作為，一切都十分坦然，有點韓國棋圣——石佛李昌鎬的意思。陳雖然也有“動一動”的念頭，但最終沒有能夠跨出“西南政法”之門。后來他成為法律三系的主任，系改院，又成為院長，他自己堅持認為這些職務不是其堅守“陣地”的理由。
“最佳成功人士獎”，授予夏勇博士。
提名候選人資料：夏勇，湖北人士，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法律專業，1982年留校執教，次年考取西南政法學院外國法制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后又考取北京大學法理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現任國家保密局局長。“十大中青年法學家”。
授獎詞：夏勇博士以最短的時間，在學術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以其人權理論研究獲得社會廣泛認可，成為“西南政法”著名校友，且在各方面還有極大的上升空間。故將此獎授予夏勇博士。
夏勇是西南政法七八級的，七八級也是西南政法最優秀的一屆，可以大膽地斷言，前無史者，后無來者的一屆。由于83年考研究生的大都是七九級的應屆畢業生，與七八級不能相比。西南政法曾有這樣的說法：“精七八，溫七九，傻八零”。現在看來這是一種“相對論”的觀點，即使是“溫七九”，亦有不少出類拔萃的人物，“傻八零”也有若干優秀人才。
盡管我覺得我也小有名氣，但還是經常遇到學界有人不認識的。此時最令人氣憤，居然不知道我是誰，后來才知道，自己名氣太小了，知名度僅限于民事訴訟法專業。以后，凡是遇到不認識我的人，我就會介紹說：“夏勇是我的同學”。不過有點遺憾的是，總要補上一句，是研究生時期的同學。誰都知道本科的同學是“最值錢”的，一到碩士，更不要說博士，“輩份”就完全亂了，本科低了好幾個年級，在博士期間反而成了師兄，特別不開心。有的學生與自己的本科老師同為博士生，輩份就更亂了，愈加郁悶。
在圈內，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夏勇的。我向別人介紹，我是夏勇同學，有的人眼神中有一種我乃“神仙”的鄰居似的。著名企業管理實務家，《水煮三國》（遺憾的是，據說此書有剽竊之嫌）的作者成君憶，在《水煮三國》一書成名后，又出版了《孫悟空是個好員工》所謂現在流行的勵志類書籍，此書又登上排行榜，再次獲得巨大的成功。在此書中成君憶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神仙的鄰居”。說美猴王比秦始皇的運氣好，歷盡千辛萬苦之后，遇到了一位樵夫。美猴王把這個樵夫當成了神仙，然而此樵夫并沒有像梁任所寫《述異記》中“觀棋柯爛”的樵夫——王質。美猴王遇到的這一個樵夫沒有能夠像王質那樣成為神仙，而是成了神仙的鄰居。神仙的鄰居竟然是個凡人，真是耐人尋味。成君憶提出的問題是：“想想看，你是不是那個樵夫呢？”真是可怕的問題，也許你的鄰居已經成為神仙，而自己卻成了神仙的鄰居。我想作為凡人的神仙的鄰居與作為鄰居的神仙的分化總是在不經意之中完成的，沒有一貫的努力，沒有始終向上的追求，就有可能成為神仙的鄰居，而你的鄰居卻已經成為神仙。在碰到陌生人時我們只能說我是神仙的鄰居，以此安慰自己，但畢竟只是鄰居而不是神仙。
不能說夏勇就是神仙，這有吹捧神化的嫌疑，雖然夏未必一定是神仙，但我肯定曾是他的鄰居。卡耐基說過，成功的人，95%以上是有堅定目標的人。因為目標堅定，才能夠始終如一，堅持下去，最終做到鐵棒磨成針。卡耐基的話肯定是對的，夏的成功就是卡耐基先生此語的具體事例。夏勇先生是一個有堅定目標的人，對于他而言，成功只是時間和實施的問題，就像中國乒乓球隊要拿冠軍一樣。
夏勇的每一步選擇都透著一種智慧和精算。雖然夏并不精通橋牌，但他具有橋牌高手一樣的計算能力。相比起來，我選擇民事訴訟法專業在當時無疑是一種誤算，而夏勇選擇的是外國法制史。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中國中青年法學家當中許多有名的人物都出身外國法制史或外國法制思想史專業。賀衛芳、何勤華、高鴻均、梁志平等響當當的人物，他們是如此。其中一個道理是中國法治的進程一定是向西方法治學習和模仿的過程，外國法制史和外國法制思想史則給國人提供學習和模仿、了解西方法治和法治理論變動、發展的知識。研究外國法制史、思想史很自然地就站在了法學學科的前沿，很容易成為領軍人物，至少也是一個排頭兵。賀衛方也許不服氣。如果不是他當年研究外國法制史，他不可能成為今天的賀衛方。依我的觀點，學習外國法制史、思想史、外國法學的人最容易成為法學界中的“神仙”，因為這些領域“仙氣”最重，真氣最足。人才成就是要講究“氣場”的，有些專業最容易成為這些“神仙”的鄰居。
現在想來，夏勇的選擇真是高瞻遠矚。這還不算，夏又躍龍門考上北大法理學博士，出身變得更為“高貴”，“中產階級”身份已經基本擺脫，而且師從法理學界甚至法學界口碑極佳的學者——沈宗靈教授，出高徒的條件已經具備。進入法理學研究的更高層次，雖然“仙氣”已經很重，但還不是人人能夠成仙。夏此時再次顯露橋牌高手的遠瞻能力。
研究題目和方向——“人權”。這是相當大膽的選擇，能夠選擇這樣的題目，尤其顯示了夏的智慧與膽略。人權問題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當時許多人均認為人權研究無疑于學術研究中的雷區，研究人權等于“自殺”，千萬碰不得。否則，即使不喪失生命，也會弄得缺胳膊少腿的。但正應了那句話——藝高人膽大。夏大膽切入這樣敏感的話題，敢于踏入雷區。從人權概念入手，從史的角度，探究其本意所在，從中推論諸多結論，把中國人權的研究在理論上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敏感話題容易觸動人們的神經，也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正是如此，相應地更容易帶來更大的社會效果。人權問題，西方關注，中國也應關注，中國有自己的解釋，中國不能對人權沒有看法，不能簡單地說，你們說的人權我們不懂。我們也懂，但我們有自己的理解。事實上，夏勇的博士論文《人權的概念》一書一出，就使他獲得極大的聲譽，可以說是聲名鵲起，我們感覺一夜之間他成了人權方面的理論權威，頗有“空降”的感覺。再見到夏勇博士，已經能夠明顯感覺他口鼻間有一股“仙氣”。回頭仔細想想，如果沒有夏勇若干年對外國法制史的精心研究，能有如此成就嗎？神仙其實也是慢慢修煉而成的，鄰居也是如此。如果我那時選擇了外國法制史，我是否有可能成為“神仙”呢？也許有可能已少了一條腿了。我的體會還是那句話——“無限風光在險峰”。
我注意到一個現象，即名氣越大的人，其書著每頁的字數越少。一是因為字號大，二是行距寬。原本出版社要從成本考慮，每頁字數越少，成本也就越高。如果名氣夠大，也就無所謂了。夏最近出版的一些書同樣版型，字數已經比我們出的書要少200~300左右。
忽然聽說，夏成了國家保密局局長，多少有些令人為之詫異。但我相信夏的判斷，雖然他沒有學過橋牌。
獲“最佳成功人士獎”提名獎的有：胡云騰博士、譚世貴博士、舒揚教授
他們均在相應領域取得優異的成績。例如：胡云騰博士，本科畢業于安徽大學，83年考取西南政法刑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后又考取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博士研究生，師從刑法學界泰斗高銘暄教授。全國刑法研究會秘書長，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正廳級）。胡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面頗有才華，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亦相當有能力，屬于適合行政管理和學術研究“雙肩挑”的人物。其學術研究既有理論深度，又有相當的務實程度。但由于部門法所限，盡管其影響已經大大跨越其研究領域，但畢竟受到一些限制。最終建議授予提名獎。也望其能以之作為鼓勵，再上一層樓。
“女青松”獎：同時授予班上僅有的兩位女性：孔小紅博士、張航教授（排名不分先后）。
孔小紅，廣西人，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83年考取該校法理專業研究生，師從盧云教授，1987年考取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是這一批“青松”當中第一個成為法學博士的“青松”，也是最早在法理學研究方面嶄露頭角的女性。當其學術研究和學術影響如旭日東升之時，棄研下海，在商海中游曳。
張航，四川人，但與一般四川女孩在各方面均有所不同。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83年考取該校訴訟法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師從王洪俊老師。畢業后分配至四川大學，時任川大法律系副主任，后來隨丈夫去了美國，據說已經完全脫離了法學這一行當。
授獎詞：二位女性以其天天向上的精神十分優秀地完成了學業，并在工作事業充分體現女性自強不息的意志力的同時，又能在人生之中突顯中國傳統女性吃苦耐勞之美德。
據我們年級許多同學傳言，本年級中最刻苦努力學習者當數上述二位。二位所在班上的同學也進一步證實的確如此。有同學說，晚上最后離開教室的學生當中一定有張航同學，甚至就只有她的身影。張在學校期間只有一件事——學習，學習再學習。
因為在本科時，不是一個班，因此不知道她是不是班干部，給人的感覺應當是學習委員。到了研究生階段，也同樣是學習、學習再學習。說話得體、穩重是她的基本特點，話不多，絕不像有些女孩子那樣咄咄逼人，如果從政，一定是黨的好干部，是一棵好苗子。只可惜去了美國。
有一次見到一位老教授，問我知道張在美國干什么嗎？我回答不知道，老教授十分氣憤地說，你知道嗎，張在美國給一位老太太當保姆。一個中國的法學副教授，居然做這種事！后來我聽說，張實際上在幫一美國老太太看房子，這樣也就免了房租，是一個挺好的方法，既陪了老太太聊天，彰顯人文關懷，又能學習外語。在那個時代，出國哪有不打工掙錢的，并不管你在國內是什么，不可能像現在有的小孩，花著父母親的銀子在國外讀書。
孔小紅在我的印象中是單純的人，雖是廣西人，性格卻有四川人的一面，嗓門也比較大，性格開朗。學習上也是“懸梁刺股”般忘命。一篇關于中國法理學回顧與展望的文章在《中國法學》上連載，使其學術影響亦有“空降”之感。盡管是與他人合作，但已經能感覺到她學術發展的恢宏前景。
一個人往往會在別人都認為應當繼續沿著原來的軌跡前行時，自己卻突然拐彎走向了另一條路。孔就是這樣一個人。有一種觀念認為，她看破了學術紅塵，愿意走更為實際的路。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正是由于對中國法制看得太深，而感知自己作為的無用，而放棄作為之努力。當然這兩種觀點的區別不并明顯，或者說有內在聯系。“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最刮目相看獎”：建議授予譚世貴博士。
獲獎者：譚世貴博士，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83年考取該校訴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師從王洪俊教授。現任海南大學校長，獲第四屆“青年法學家”稱號。
授獎理由：在本科和研究生以及工作早期絕對默默無聞，而今成為一校之長，且還有極大發展空間，著實令人刮目。連本科同班同學也會問：此人是誰？
譚世貴出身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最窮的山區和最窮的家庭（根據自傳）。在學生期間，他常常被認為是少數民族，其實他是漢族。我們這個年級，同學之間年齡差異很大，他在班上應當是年齡最小的一層。可能是由于年齡小的原因，他很少表現，在他所在的班，沒有人會認為他將來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在研究生期間也是如此，默默學習，也不大參與研究生們的激烈討論，偶爾搭上兩句，也只是為他人搖旗，提供一些可有可無的論據。看看譚現在的樣子，我一直試圖在他過去的生活中尋找一點線索，一點能夠說明令我們刮目相看這種狀態生成的原因和理由，想知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搜尋的結果，依然不是太清晰，但有一點，譚的勤勉和待人的平和應當不可置疑。
在他做了海大校長以后，我們在一塊兒吃過很多次飯，從未見過他以公款買單，從未“彰顯”過校長的派頭。這樣的人現在的確不多。有不少人一旦“翻身”便顯現盛氣凌人的樣子，完全忘記了過去。列寧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眾所周知，重慶這個地方夏天似火爐，冬天也并不暖和，冬季細雨綿綿，陰涼潮濕，比北方的冰天雪地還難受。不知是誰的規定，南方不能裝暖氣設備，一直到現在人們也習慣于室內不裝暖氣設備。屋內屋外一樣涼。好個譚世貴，冬天不穿毛衣，貼身一件背心，外面一件單衣過冬，棉衣自然就更不上身了。是否真的感覺不冷，則不得而知。譚一年四季也從不用熱水洗澡，堅持冷水浴，即使在寒冬臘月。這一與眾不同的生活習慣，是否可以說明他這一塊鋼鐵是如此煉成了呢？是否與禪宗打坐的修煉有同樣的功效呢？據說，在沒有當校長時，譚作律師從來是騎自行車辦案。為此，譚獲得海口市優秀律師稱號。
我們班上有許多人后來都非常有成就，在行政方面也做得不差，例如現為廣州大學副校長的舒揚教授，但與譚不同的是，舒在本科期間就已經頗有影響，寫過獨幕和多幕話劇，文筆也好生得了，龍飛鳳舞后輩傳誦，說出話來，余音繞梁。一見面，你能就感覺他是個才子，點子多得不得了，如果將其放入“海”中，一定是個點子大王。舒也極負夸張能力。一次，到我家隨便坐坐。我當時住在學校一間原來農民自建房子里，其中有一間可能有十七、八平米，舒逢人便說，張衛平的房子好寬喲，可以打羽毛球（公正地講，單就打這一點，再小也可以，不過想想，羽毛球場地有多大，舒將其夸大了多少倍），從此可以看出，舒的確是具有文學天賦。他現在走到這一步，完全在人們的預期之中，因此，對其不能用“刮目相看”一詞。
譚世貴不同，單從相貌氣質風度上看就有令人刮目的巨大轉變，從現在的外形氣質絕對很難與那時的譚聯系在一起，此“譚”已非彼“譚”。教研室開會學習，譚始終坐在角落，一副饑寒交迫的樣子，很難聽到他的聲音，即使說話也是小得幾乎聽不見。現在好家伙，西服領帶，鼻梁上一副金絲眼鏡，隨時洋溢著既自信又謙和的微笑。但有一點依然沒有變，即使冬天到北京，也絕不穿大衣或羽絨服之類的東西，在海南就更不需要了。
再如全理其博士，也是極其聰明的人。本科四川外語學院英語專業，83年考取“西政”刑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利用一次短暫的在日學習的機會，把在日的幾個月的學生生活變成了十幾年，甚至是永遠。沒有人像他這么有膽識，這樣精明過人，在日本成功地完成了博士學業，要知道在日本獲得法學博士是非常之難。全在幾年前突然又殺將回國，在社科院法學所作了研究員，后感不適，又突然殺回日本，在某大學供職，過著悠閑自在的生活，非常滿足自得，并沒有像一些人那樣“毅然而然地拋棄國外優越的物質生活”。回國期間，曾就中國刑法修改及刑法理論發表過論文，刑法業內人士不得不嘆服全博士理論功底之深厚，長城城墻轉拐處不能比之。不過全現今的表現亦不能用“刮目相看”加以形容，因在人們的預期之中。“最刮目相看獎”應當與他無緣。如果說“最聰明獎”，相信全博士與舒博士均是最有力的爭奪者。